摘要：黄庭坚在人书合观视野下对苏轼书法的讨论，是书法品评史上的范例。黄庭坚所描述的苏轼择笔、执笔、运笔方式与书写状态，和苏轼的书迹构成相互印证的关系。黄庭坚对苏轼书法渊源的分析有细密的脉络，展现出苏轼书法取法的多种可能。因取法、风格与境界的不同，黄庭坚将苏轼书法划分

黄庭坚笔下的苏轼书法

—— 一个品评的范例

邓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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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庭坚在人书合观视野下对苏轼书法的讨论，是书法品评史上的范例。黄庭坚所描述的苏轼择笔、执笔、运笔方式与书写状态，和苏轼的书迹构成相互印证的关系。黄庭坚对苏轼书法渊源的分析有细密的脉络，展现出苏轼书法取法的多种可能。因取法、风格与境界的不同，黄庭坚将苏轼书法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在黄庭坚看来，苏轼书法具有“天然”“笔圆”“韵胜”的特点与价值，而这与苏轼的“忠义”“学问文章”“天资”密切相关。黄庭坚以苏轼书法为宋代第一，并将其列入书法史中的经典谱系。

关键词：黄庭坚、苏轼、书法、品评、韵

苏轼（1037—1101）与黄庭坚（1045—1105）之交谊在师友之间，人品上相互敬重，在文学、艺术方面也惺惺相惜。对于书法，苏、黄互有评说，而黄庭坚对苏轼书法的品评文字更多一些，其中的肌理也更丰富。苏、黄的书法艺术和书法观念有很多相通之处，也各有特点，世人艳称的“树梢挂蛇”、“石压蝦蟆”的逸闻便可说明二者趣味的相异。[1]在二者相通而又相异的张力下，分析黄庭坚是如何品评苏轼书法的，既能深化对苏轼书法艺术的了解，又能深化对黄庭坚书法观念的了解。

作为一个品评的范例，黄庭坚对苏轼书法的论说也显示了重要的价值。广义的书法品评可针对古今的一切书法现象，比如今人对王羲之书法的评说亦可称为书法品评；而狭义的品评指的是对同时代的书法现象的评论，并因此与书法史的研究区分开来。黄庭坚对苏轼书法的讨论属于狭义的品评，这些讨论并不流于泛泛的赞誉，而是清晰地展现了书法品评的诸多层次，也展现了黄庭坚独到的艺术洞见和“修辞立其诚”的品评态度。

后人研究前人的书法，如果没有可以凭借的记载，便只能通过传世书迹去体认作者的技法。书迹是可见的，而古人如何择笔、执笔、运笔是不可见的，由可见处体悟不可见处，就像姜夔所说“余尝历观古之名书，无不点画振动，如见其挥运之时”。[2]然而，对这不可见处的想象，往往生出许多歧见来。如果同时代的人对书家的技法有比较逼真的描述，那么这些描述就和书家的书迹产生相互印证的关系，而且，同代人的描述对后人的揣测能够产生限制的作用。

苏轼行书《治平帖》 故宫博物院藏

作于北宋熙宁年间，苏轼时年30余岁

黄庭坚对苏轼如何择笔、执笔、运笔有比较清晰的描述，这些文字让我们隐约看到苏轼是如何挥洒笔墨的。黄庭坚记述道：

苏翰林用宣城诸葛齐锋笔作字，疏疏密密，随意缓急，而字间妍媚百出。[3]

东坡平生喜用宣城诸葛家笔，以为诸葛之下者，犹胜它处工者。平生书字，每得诸葛笔，则宛转可意，自以谓笔论穷于此。见几研间有枣核笔，必嗤诮，以为今人但好奇尚异，而无入用之实。然东坡不善双钩悬腕，故书家亦不伏此论。[4]

或云东坡作戈多成病笔，又腕着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5]

宣城诸葛氏擅制有心笔，笔毫粗短而健。[6]苏轼选择诸葛氏所制短锋笔，和执笔方式是有关的。“东坡不善双钩悬腕”和“腕着而笔卧”说的是一回事，不善“悬腕”，便是“腕着”，即将腕安放于桌案上；不善“双钩”，则为单钩，而单钩执笔，笔管与纸面一般不会垂直，故呈“笔卧”之状。这样执笔，为了便于挥运，捉笔的部位必然很低，如此便以短毫为宜。“腕着而笔卧”导致字形“左秀而右枯”，因为如此执笔，写字的左边时，空间较为宽裕，写字的右边时，空间较为逼仄。至于苏轼的运笔状态，黄庭坚称其“随意缓急”，虽着墨无多，但神情呼之欲出。

关于苏轼择笔、执笔和运笔的情形，前两段是黄庭坚主动的记载，后一段中的“东坡作戈多成病笔，又腕着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是黄庭坚转述他人对苏轼的批评。黄庭坚的出发点是为苏轼辩护，所谓“虽其病处，乃自成妍”，不过对于“腕着笔卧”、“左秀右枯”的现象本身，黄庭坚是认可其真实性的。

苏轼行书《新岁展庆、人来得书帖》

作于北宋元丰四年，苏轼时年44岁

描述是力求客观的，但选择哪些内容进行描述则出于描述者的价值判断。在北宋，高桌椅广泛使用，不同于唐以前的矮几；制笔的工艺也发生变化，无心笔渐渐流行。在这种环境下，书家们对于择笔、执笔、运笔见仁见智，苏轼、黄庭坚、米芾便各有不同。择笔、执笔、运笔，并不仅仅是个人习惯的问题，而关联于对传统笔法的体悟。身处唐宋之变的关键节点，黄庭坚选择双钩、高执，用“无心散卓”，使转如意，并认为真知笔法者才懂得吴无至所制“无心散卓”之佳处，也才知道诸葛笔之短处。[7]从择笔和执笔方式看，黄庭坚与苏轼大有不同，甚而恰恰相反。在描述的层面，黄庭坚敏锐地察觉并清晰地描述了苏轼的择笔、执笔、运笔状态。在评价的层面，黄庭坚将苏轼的用笔方法视为“病处”，但认为这一病处无伤大体，甚而别有可观。

除了用笔特征，黄庭坚还记述了苏轼的书写状态：

东坡居士极不惜书，然不可乞。有乞书者，正色诘责之，或终不与一字。元祐中锁试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义味。真神仙中人！此岂与今世翰墨之士争衡哉？[8]

苏轼或乘兴而书，纸尽方罢；或酒后挥洒，戏笔皆有意趣——黄庭坚描述苏轼的书写情状，真如传神写照。

苏轼行书《题王诜诗帖》 故宫博物院藏

作于北宋元祐元年，苏轼时年49岁

文艺品评有描述、解释和评价三个层次。描述即对可见事实的陈述，包括对艺术作品的描述，也包括对与作品相关的外部事实的描述。黄庭坚所描述的苏轼择笔、执笔、运笔方式以及书写状态，是后人神往的隐藏于作品之后的事实，它们和传世书迹构成相互印证的关系。通过黄庭坚的描述，结合苏轼本人对执笔、运笔等的讨论[9]，苏轼的传世书迹便愈发生动起来。

黄庭坚对苏轼书法渊源的讨论展现了细密的思路，而这种细密，也由于“渊源”或“取法”这一艺术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对苏轼书法的渊源，黄庭坚有如下议论：

东坡少时规模徐会稽，笔圆而姿媚有余；中年喜临写颜尚书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晚乃喜李北海书，其毫劲多似之。[10]

在黄庭坚看来，苏轼的书法可分早年、中年、晚年三个阶段，早年取法徐浩，中年取法颜真卿，晚年取法李邕，这三个阶段因取法对象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关于苏轼对颜真卿的取法，黄庭坚曾说苏轼大字“多得颜鲁公《东方先生画赞》笔意”。[11]除了颜、苏书法的相似性，黄庭坚还记述了苏轼所临颜真卿法帖：“东坡先生常自比于颜鲁公，以余考之，绝长补短，两公皆一代伟人也。至于行草正书，风气皆略相似。尝为余临《与蔡明远委曲》《祭兄濠州刺史及姪季明文》《论鱼军容坐次书》《乞脯》《天气殊未佳帖》，皆逼真也。此一卷字形如《东方朔画赞》，俗子喜妄讥评，故具之。”[12]苏轼也认可自己的书法与颜真卿相似，他说：“潘延之谓子由曰：‘寻常于石刻见子瞻书，今见真迹，乃知为颜鲁公不二。’尝评鲁公书与杜子美诗相似，一出之后，前人皆废。若予书者，乃似鲁公而不废前人者也。”[13]苏轼书法相似于颜真卿，而且苏轼切实地临摹过颜真卿法帖，颜、苏的渊源关系自是毫无疑问的。

颜真卿行书《祭侄文稿》

那么，苏轼是否曾经取法徐浩和李邕？苏轼本人的态度是：“昨日见欧阳叔弼。云：‘子书大似李北海。’予亦自觉其如此。世或以谓似徐书者，非也。”[14]苏轼认可自己的字像李邕，而并没有说自己取法李邕；至于徐浩，则连相似都不认可了。

黄庭坚的另一些论述严格地区分了“学”某家和“似”某家，他说：

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15]

中年书圆劲而有韵，大似徐会稽；晚年沉着痛快，乃似李北海。[16]

东坡晚年书，与李北海不同师而同妙。[17]

其中所论，约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学甲而似乙，是因为甲乙之间有渊源关系，学《兰亭》而似徐浩当属此；另一种是，学甲而似乙，但甲和乙之间并无师承关系，学颜、杨而似李邕当属此。

那么，黄庭坚是否完全改变了苏轼取法李邕、徐浩的看法呢?并非如此。在崇宁四年（1105年）五月（黄庭坚在这一年去世），他依然谈到苏轼对李邕、徐浩的取法。黄庭坚说：

此一卷多东坡平时得意语，又是醉困已过后书，用李北海、徐季海法，虽有笔不到处，亦韵胜也。[18]

李邕《云麾将军碑》拓本

上海图书馆藏宋拓本

看来，对于苏轼书法与李邕、徐浩的相似，黄庭坚有两种分析，一种是苏轼直接取法于李邕、徐浩，一种是苏轼取法他人转而与李邕、徐浩相似。若依苏轼自己的说法，前一种看法似乎不能成立。不过“取法”的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对于作品的理解，并不能全然以作者的意见为尺度。倒不是怀疑苏轼隐瞒自己学习李邕、徐浩的经历，而是书家对前贤的取法常常发生在潜移默化之中。由于无迹可寻，所以取法者本人在谈及自己的取法经历时都可能忽略掉。即使苏轼从来没有临摹过李邕、徐浩的书法，也有可能在心领神会之中将他们的手法化于笔下。黄庭坚说：“古人学书不尽临摹，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则下笔随人意。”[19]除了临摹，心领神会同样可以产生取法的效果。苏轼对徐浩书法是叹赏的：“徐家父子亦秀绝，字外出力中藏稜。”[20]所以无法排除这样的可能，即苏轼用李邕、徐浩之法而不甚觉察。黄庭坚的两种叙述看似有所矛盾，实际上将苏轼书法取法的多种可能性展示出来了。

黄庭坚还记述了苏轼鲜为人知的一些墨迹，它们展现了苏轼书法的别样面貌：

东坡此帖，甚似虞世南《公主墓铭》草。余尝评东坡善书，乃其天性。往尝于东坡见手泽二嚢，中有似柳公权、褚遂良者数纸，绝胜平时所作徐浩体字。又尝为余临一卷鲁公帖，凡二十许纸，皆得六七，殆非学所能到。手泽袋盖二十余，皆平生作字，语意类小人不欲闻者，辄付诸郎入袋中，死而后可出示人者也。[21]

苏轼的书迹还有似虞世南、柳公权、褚遂良者。究竟是苏书取法于诸家，还是仅为相似，不得而知。至少，黄庭坚的记述提供了苏轼书法取法的另外一些可能。

对分期的讨论和对取法的分析是结合在一起的，苏轼早年、中年、晚年取法不同，书法风格便有异。各个阶段伴随着取法、风格的变化，苏轼书法的艺术水准也在不断升进，黄庭坚的以下两段品评便总结出苏轼书法是在何时变得炉火纯青的，也让分期的时间节点变得更加清晰：

此帖安陆张梦得简，似是丹阳高述伪作。盖依旁《糟姜山芋帖》为之，然语意笔法皆不升东坡之堂也。高述、潘岐皆能赝作东坡书，余初犹恐梦得简是真迹，及熟观之，终篇皆假托耳。少年辈不识好恶，乃如此。东坡先生晚年书尤豪壮，挟海上风涛之气，尤非它人所到也。[22]

东坡先生书，浙东西士大夫无不规摹，颇有用意精到、得其髣髴，至于老重，下笔沉着痛快，似颜鲁公、李北海处，遂无一笔可寻。丹阳高述、齐安藩岐，其人皆文艺，故其风声气俗，见于笔墨间，造作语言，想像其人。时作东坡简毕，或能乱真，遇至鉴则亦败矣。不深知东坡笔，用余言求之，思过半矣。东坡书，彭城以前犹可伪，至黄州后掣笔极有力，可望而知真赝也。[23]

文中提到苏轼任职彭城（徐州）以前与任职黄州以后两个阶段。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在彭城（徐州）任知州，时年42至44岁。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知湖州，七月因乌台诗案入狱，后贬至黄州。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轼到任黄州，时年45岁。看来，大约苏轼45岁时是一个分水岭，此前的书法尚有人模仿乱真，此后的书法“下笔沉着痛快”，“掣笔极有力”，“尤豪壮，挟海上风涛之气”，则是作伪者难以追及的。

黄庭坚以下这段跋文集中表达了对苏轼书法艺术价值的看法：

东坡简扎，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今世号能书者数家，虽规摹古人自有长处，至于天然自工，笔圆而韵胜，所谓兼四子之有以易之不与也。[24]

在黄庭坚看来，苏轼书法的可贵之处在于“天然”、“笔圆”、“韵胜”。

相较于那些长于“规模古人”的书家，黄庭坚更为推重苏轼的“天然自工”。黄庭坚论书并非不重古法，然而他认为书法之法是流变而不滞的。“士大夫多讥东坡用笔不合古法，彼盖不知古法从何出尔。杜周云：‘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以为律，后王所是以为令。’予尝以此论书，而东坡绝倒也。”[25]黄庭坚以律令比拟书法的法度，律令在前王、后王处有所不同，书法之法同样如此，正是书法史上的天才不断为书法立法。苏轼亦曾借张融之言“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评价黄庭坚书法。[26]黄庭坚“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27]的态度，和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的观念是全然合拍的。

黄庭坚行楷《送四十九侄诗》（局部）

黄庭坚常以“笔圆”称赞苏轼的书法，这里的“圆”并非与“方”相对，而是强调其浑厚的质感。黄庭坚称赞颜真卿所书《东方朔画赞》“笔圆净而劲”[28]，又说“苏子美似古人笔劲，蔡君谟似古人笔圆”[29]。“圆”和“劲”在黄庭坚的书评中经常一起出现，二者虽相近而又有所不同。黄庭坚说“笔法虽欲清劲，必以质厚为本”[30]，“清劲”与“质厚”，大体相当于“劲”与“圆”。“圆”和“劲”又是可以兼备的，在黄庭坚眼里，颜真卿书法如此，苏轼书法亦如此：“中年书圆劲而有韵，大似徐会稽；晚年沉着痛快，乃似李北海。”[31]与“圆”相反的是单薄，正如同代米芾所说：“又得笔，虽细为髭发亦圆；不得笔，虽粗如椽亦褊。”[32]

在形式或技巧的层面，黄庭坚欣赏苏轼笔法的“圆”。不过，在黄庭坚眼里，苏轼的书法并非没有瑕疵。“虽有笔不到处，亦韵胜也。”[33]“……大字多得颜鲁公《东方先生画赞》笔意，虽时有遣笔不工处，要是无秋毫流俗。”[34]“翰林苏子瞻，书法娟秀，虽用墨太丰，而韵有余，于今为天下第一。”[35]诸如“有笔不到处”、“有遣笔不工处”、“用墨太丰”，以及上文所说的“腕着笔卧”、“左秀右枯”，皆是指陈书写技巧或书写形式的瑕疵。看来，黄庭坚对苏轼书法可谓“爱而知其恶”。

上述这些瑕疵都属于技巧的范围，而在黄庭坚看来，比起技巧的“工”，作品中的“韵”更加重要。可以看到，他常用“虽……”来陈述苏轼书作中的瑕疵，然后语气一转，便盛赞苏轼书法的“韵”。而“温润”、“娟秀”、“豪壮”[36]等便是对苏轼书法之“韵”的多角度的阐发。

黄庭坚认为“凡书画，当观韵”[37]。与“韵”相对的是概念是“工”，“若论工不论韵，则王著优于季海，季海不下子敬；若论韵胜，则右军、大令之门谁不服膺。”[38]“工”和“韵”二者之间的关系大概类似于“工夫”和“天然”。略有不同的是，早期书论对“工夫”和“天然”并无明显抑扬，但黄庭坚明确地把“韵”视为书法艺术的首要因素，而把“工”视为次要因素。

苏轼行书《题林逋诗后》

与“韵”相反的概念是“俗”，有韵即不俗。得于韵还是失于俗，和作者的胸次、修养密切相关。“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静矣。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尽功也。”[39]又云：“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40]简而言之，若要书不俗，需得人不俗。黄庭坚极称苏书之韵，也深知苏书之韵源于苏轼其人：

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它人终莫能及尔。[41]

东坡书如华岳三峰，卓立参昂，虽造物之炉锤，不自知其妙也。……此公盖天资解书，比之诗人是李白之流。[42]

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数百年后必有知余此论者。[43]

苏轼书法之所以具有造化之妙，在于其无与伦比的人格、学养和艺术天资。

除了以“天然自工”、“笔圆而韵胜”阐发苏轼书法的艺术价值，黄庭坚还对苏轼书法的历史地位做出了明确的判断。

黄庭坚认为苏轼书法为宋代第一，正如前引《跋东坡墨迹》所云“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黄庭坚进一步在书法史的视野下评判苏轼的书法艺术地位。

首先，黄庭坚对书法史的经典谱系进行了大胆的阐发，即以颜真卿、杨凝式作为遥承二王的典范。他说：“余尝论右军父子以来，笔法超逸绝尘，惟颜鲁公、杨少师二人。立论者十余年，闻者瞠若。晚识子瞻，独谓为然。”[44]“余尝论右军父子翰墨中逸气，破坏于欧、虞、褚、薛，及徐浩、沈传师，几于扫地。惟颜尚书、杨少师尚有仿佛。”[45]其实苏轼也对颜真卿、杨凝式二人极力推许，苏、黄二人对书法史深有共识，只不过黄庭坚将这一道统谱系表达得更简练、更明确。

其次，黄庭坚将苏轼视为继承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杨凝式这一道统的当代典范。他说：

折冲儒墨阵堂堂，书入颜杨鸿雁行。胸中元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风霜。[46]

自平原以来，惟杨少师、苏翰林可人意尔。不无有笔类王家父子者，然予不好也。[47]

比来苏子瞻独近颜、杨气骨，如《牡丹帖》，甚似白家寺壁。百余年后，此论乃行尔。[48]

晚识子瞻，评子瞻行书当在颜、杨鸿雁行，子瞻极辞谢不敢。虽然，子瞻知我不以势力交之而为此论。[49]

无论是认为颜、杨超越诸家直继二王，还是将苏轼归入这一书法艺术道统，都是惊世骇俗之论。黄庭坚毫不遮掩对苏轼书法的推崇，就像他毫不讳言苏轼书法中的瑕疵。他的发论全然出自对书法史的洞见，“不以势力交之而为此论”，并自信这一看法终将获得历史的承认，“百余年后，此论乃行尔”。

杨凝式草书《夏热帖》

黄庭坚是苏轼书法经典化历程中的关键人物。同样，因为他的品评，《黄州寒食诗》被后人视为苏轼的代表作。黄庭坚评曰：“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50]

宋代书法，“苏、黄米蔡”最富盛名。而谁是有宋第一，历代评者见仁见智。苏轼本人追随欧阳修的意见，认为蔡襄“独步当世”[51]，苏轼恐怕主要是在前辈书家中做出选择。明代董其昌独尊米芾，“吾尝评米书，以为宋朝第一，毕竟出东坡之上，山谷直以品胜，然非专门名家也。”[52]又云：“米于前代书法盘旋甚深，非苏、黄所及也。”[53]董其昌强调的是“专门名家”，即看重对笔法传统的深入继承。清代康有为则尊崇黄庭坚，尤其看重黄庭坚的行书和榜书：“宋人书以山谷为最，变化无端，深得《兰亭》三昧。至其神韵绝俗，出于《鹤铭》而加新理，则以篆笔为之，吾目之曰行篆，以配颜杨焉。”[54]“……次及宋人书，以山谷最佳，力肆而态足也。”[55]黄庭坚取法《瘗鹤铭》，笔有篆意，力肆态足，在追摹篆隶笔意、尊崇南北朝碑的碑学视野下，黄庭坚成为古意日薄西山时难得的守护人。

黄庭坚草书《诸上座帖》

不同于以上置评者，黄庭坚以苏轼为宋代第一，并且配享颜、杨，是在人、书合观的视野下得出的结论。人书合观，既非强调“专门家”的态度，又非根据书法之外的标准讨论书法，而是看到人、书之间的内在关联。人、书关联的纽结处正在于“韵”，“论人物要是韵胜为尤难，得蓄书者能以韵观之，当得仿佛”。[56]书法作品中的韵，固然是书写形式所透露出的，但这韵的由来，则常出于字外的修养。

苏、黄二人相互爱重，在同甘共苦的人生历程中心心相印，他们紧密的交往不但没有妨碍书法品评的公正，反而让书法品评在人书合观的视野下愈显深刻。黄庭坚对苏轼用笔特征、书写状态的描述，对苏轼书法渊源的细密分析，都是局外人难以做到的。而对苏轼“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的亲切体证，也让他坚定地将苏轼书法归入书法艺术之道统。苏、黄之间的交游成全了黄庭坚对苏轼书法的品评，正是因为二者的交游为君子之交，而黄庭坚的品评为肺腑之言。品评的对象虽近在眼前，而一心秉持的是历史的标准。

面对当代的艺术现象，多见这样的态度：“今人说了不算，历史说了算。”而事实上，今人并不在历史之外，后人也不能全然代表历史。公正的评判是一种理想，需要今人和后人的共同努力。黄庭坚对苏轼书法的讨论，便是一个书法品评的范例，这些讨论照亮了苏轼书法中的“韵”，而且深深地影响了后人对苏轼书法的理解。

参考文献：

[1]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东坡尝与山谷论书，东坡曰：‘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蝦蟆。’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

[2]姜夔.续书谱［A］.历代书法论文选［G］.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394.

[3]黄庭坚.跋东坡书帖后［A］.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G］.四部丛刊初编·上海涵芬楼影印宋乾道刊本.下同.

[4]黄庭坚.跋东坡论笔［A］.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G］.

[5]黄庭坚.跋东坡水陆赞［A］.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G］.

[6]黄庭坚《笔说》：“宣城诸葛高系散卓笔，大概笔长寸半，藏一寸于管中，出其半，削管洪纤与半寸相当。其捻心用栗鼠尾，不过三株耳，但要副毛得所，则刚柔随人意，则最善笔也。”山谷别集卷六［G］.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黄庭坚《书吴无至笔》：“有吴无至者，豪士，晏叔原之酒客。……作无心散卓，小大皆可人意。然学书人喜用宣城诸葛笔，着臂就案，倚笔成字，故吴君笔亦少喜之者。使学书人试提笔去纸数寸书，当左右如意，所欲肥瘠曲直皆无憾。然则诸葛笔败矣。许云封说笛竹阴阳不备，遇知音必破，若解此处，当知吴、葛之能否。”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G］.

[8]黄庭坚.题东坡字后［A］.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G］.

[9]苏轼云：“把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欧阳文忠公谓余，当使指运而腕不知，此语最妙。方其运也，左右前后，却不免欹侧，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绳，此之谓笔正。”苏轼.书所作字后［A］.东坡题跋卷四［G］.

[10]黄庭坚.跋东坡自书所赋诗［A］.山谷题跋卷九［G］.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174.

[11]黄庭坚.题东坡大字［A］.山谷别集卷十一［G］.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黄庭坚.题欧阳佃夫所收东坡大字卷尾［A］.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G］.

[13]苏轼.记潘延之评予书［A］.苏轼文集［G］.北京:中华书局.1986:2189.

[14]苏轼.自评字［A］.苏轼文集［G］.北京:中华书局.1986:2197.

[15]黄庭坚.跋东坡墨迹［A］.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G］.

[16]黄庭坚.跋东坡书［A］.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G］.

[17]黄庭坚.跋东坡与李商老帖［A］.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G］.

[18]黄庭坚.题东坡小字两轴卷尾［A］.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G］.

[19]黄庭坚.跋与张载熙书卷尾［A］.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G］.

[20]苏轼.墨妙亭诗［A］.朱长文.墨池编卷第十三［G］.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390.

[21]黄庭坚.跋东坡叙英皇事帖［A］.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G］.

[22]黄庭坚.跋伪作东坡书简［A］.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G］.

[23]黄庭坚.跋东坡思旧赋［A］.山谷别集卷十［G］.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黄庭坚.题东坡字后［A］.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G］.

[25]黄庭坚.跋东坡水陆赞［A］.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G］.

[26]苏轼.跋山谷草书［A］.苏轼文集［G］.北京:中华书局.1986:2202—2203.

[27]黄庭坚.题乐毅论后［A］.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G］.

[28]黄庭坚.跋翟公巽所藏石刻［A］.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G］.

[29]黄庭坚.跋舅氏李公达所宝二帖［A］.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G］.

[30]黄庭坚.与朱和叔书［A］.佩文斋书画谱卷三十三［G］.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黄庭坚.跋东坡书［A］.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G］.

[32]米芾.自叙帖［A］.群玉堂帖卷八［G］.

[33]黄庭坚.题东坡小字两轴卷尾［A］.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G］.

[34]黄庭坚.题东坡大字［A］.山谷别集卷十一［G］.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黄庭坚.跋自所书与宗室景道［A］.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G］.

[36]“东坡先生晚年书尤豪壮，挟海上风涛之气，尤非它人所到也。”见黄庭坚.跋伪作东坡书简［A］.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G］.

[37]黄庭坚.题摹燕郭尚父图［A］.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G］.

[38]黄庭坚.书徐浩题经后［A］.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G］.

[39]黄庭坚.跋周子发帖［A］.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G］.

[40]黄庭坚.书缯卷后［A］.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G］.

[41]黄庭坚.跋东坡书远景楼赋后［A］.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G］.

[42]黄庭坚.跋东坡书［A］.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G］.

[43]黄庭坚.跋东坡墨迹［A］.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G］.

[44]黄庭坚.跋东坡书［A］.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G］.

[45]黄庭坚.跋东坡帖后［A］.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G］.

[46]黄庭坚.题子瞻枯木［A］.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五［G］.

[47]黄庭坚.跋东坡书［A］.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G］.

[48]黄庭坚.跋东坡帖后［A］.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G］.

[49]黄庭坚.跋李康年篆［A］.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G］.

[50]黄庭坚.苏轼寒食诗帖跋.传世墨迹本.

[51]苏轼.论君谟书［A］.苏轼文集［G］.中华书局，1986，第2181页。

[52]董其昌.评法书［A］.画禅室随笔卷一［G］.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5.

[53]董其昌.容台别集卷二［G］.明崇禎三年董庭刻本.

[54]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论书绝句［M］.书法出版社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间刻本.2022:278.

[55]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学叙［M］.康有为以黄庭坚书法为宋代第一，亦见：“宋人数寸书，则山谷致佳。”（广艺舟双楫·榜书［M］）“宋人之书，吾尤爱山谷。”（广艺舟双楫·行草［M］）

[56]黄庭坚.题绛本法帖［A］.豫章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M］.

作者简介

邓宝剑，1976年生于河北宣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获文艺学专业博士学位。致力于美学和书法史论的研究。现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书法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著有《玄理与书道——一种对魏晋南北朝书法与书论的解读》等。

来源：书法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