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收拾走人？老张瘫了你就撤了？＂邻居王婶子挡在楼道口，眼里满是责备。

＂收拾走人？老张瘫了你就撤了？＂邻居王婶子挡在楼道口，眼里满是责备。

我抬头直视她，提着行李的手却微微发抖。

我叫林秀梅，今年65岁，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

昨天，我从相处了十五年的张大伟家里搬了出来。

街坊邻居都说我无情无义，可谁又知道我这十五年是怎么过来的呢？

那是2005年初春，我在社区老年活动中心学习剪纸时认识了张大伟。

他是退休工程师，头发花白却梳理得一丝不苟，穿着整洁的格子衬衫，说话慢条斯理，笑起来眼角的皱纹像扇子一样展开。

我们都是丧偶多年的人，聊天时常能碰出共鸣的火花。

＂秀梅啊，你看这剪纸多有意思，一张红纸，几下剪刀，就成了喜气洋洋的窗花。＂他站在我身后，认真地看我手里的作品。

我那时剪了一对喜鹊，他说好看，我就把成品送给了他。

＂人老了，最怕的就是孤独。＂一次在活动中心的茶水间，张大伟端着搪瓷缸子，轻叹道，＂有时候半夜醒来，屋子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才知道什么叫举目无亲。＂

我点点头，眼眶有些湿润。

自从老伴五年前因肺病去世，我虽然有儿女，但他们各有各的生活，常常一周也见不上一面。

偌大的房子，只剩我和墙上老伴的照片面面相觑，连收音机里的老歌都听得我心酸。

＂我家老头子走的那年，我天天对着他的老烟袋发呆，后来才慢慢缓过来。＂我拿小手绢擦了擦眼角。

就这样，我们开始频繁约在一起喝茶聊天，有时候在单位分的老小区里散步，看着身边的柳树从光秃秃变得郁郁葱葱。

有一天，我们在小区的石桌旁下象棋，张大伟突然提议：＂林大姐，咱们年纪都不小了，要不搭个伙过日子吧？AA制，互相有个照应，又不耽误各自的财产。＂

我愣了一下，手里的棋子差点掉地上。

＂这年头还有人提AA制搭伙呢？不过，倒也是个办法。＂我努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心里却有些忐忑。

就这样，我们约定好了：不领结婚证，各自的财产归各自所有，日常开销AA制，家务事分工明确。

他负责买菜、修理家电，我负责做饭、打扫卫生。

搬到一起的第一天，我们就遇到了麻烦。

他住的是单位分的两室一厅，比我那个筒子楼的一室户宽敞多了。

我刚把缝纫机和几件换洗衣服搬进去，他儿子张明就气冲冲地找上门来，满脸通红地指着我：＂爸，你怎么能随便带个女人回家？妈去世才几年，你就——＂

张大伟沉默片刻，严肃地说：＂我和林大姐是商量好的搭伙过日子，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的事我自己会安排，你不用操心。＂他的口气很坚决，是我从未见过的强硬。

张明砰地一声关上门离开了，整个楼道都回荡着他的脚步声。

我的女儿小芳知道后也不高兴，甚至几个月不来看我。

＂妈，你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人家儿女那么反对，以后有你受的。＂她在电话里劝我。

我只能苦笑：＂妈这把年纪了，就是想找个伴说说话，又不是真结婚。＂

直到有一次小芳突发高烧，我正好去菜市场不在家，张大伟二话不说开车送她去医院，还陪着等检查结果，她的态度才慢慢软化下来。

＂张叔叔人还不错，＂她后来悄悄告诉我，＂就是太节省了，医院饮水机旁边的纸杯他都舍不得用，非得从兜里掏出自己带的搪瓷杯。＂

我笑了：＂那是他们那一代人的习惯，不浪费。＂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宛如一部老式录音机，缓慢而有节奏地转动着。

清晨，我们一起去社区的小广场晨练，他打太极，我跳健身操，然后一起去菜市场买些新鲜蔬菜。

中午，我做一荤一素一汤，他总是夸我的红烧肉炖得烂香，连骨头都能嚼碎。

下午，各自参加自己喜欢的活动，他去棋牌室和老友下象棋，我去活动中心跟着老师学习画画和剪纸。

晚上，在阳台上喝茶聊天，有时下盘象棋，他总是让我三个子，还是经常赢。

夏天的夜晚，我们还会搬张小板凳到楼下乘凉，和邻居们闲聊家常，听老李家的收音机里播放评书。

每到月初，我们都会把家里的开销算一算，各自掏一半。

虽然有点算计，但也让我心里踏实，毕竟我们说好了，搭伙不是依靠，各自的尊严都要保持。

张大伟有一个老怀表，是他父亲留下的，铜壳都磨得发亮了。

每天晚上九点整，他都会拿出来看一眼，然后准时收看新闻联播。

这个习惯一直保持了十五年，风雨无阻。

在我眼里，这个怀表就像他的为人——靠谱、有规律，就像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大多数人一样，踏实肯干，从不喊苦。

张大伟的爱好不多，就爱看看报纸，侍弄阳台上的几盆花草。

我给他织了一件毛背心，他每到冬天就穿，一穿就是好几年，直到袖口磨出了毛边也舍不得换。

五年前，我们一起去了趟黄山。

那是我们搭伙后第一次出远门，坐着火车，带着老式热水壶和装满咸菜馒头的食盒。

山顶上，晨光熹微，云海翻腾。

他突然牵起我的手，轻声说：＂秀梅，和你搭伙这些年，我很满足。＂

我笑着点头，心里却有点酸涩。

搭伙，终究只是搭伙。

但我还是感谢命运给了我这样一个晚年伴侣，让我不至于太过孤单。

＂老张，你说咱们这样，算不算是白头到老呢？＂我半开玩笑地问。

他笑而不答，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

回来后，我把黄山照片洗出来，贴在客厅的墙上，每天都能看到。

那些年，虽然生活简单，但也算充实。

有时候小区里的老太太会打趣我：＂林大姐，你这个晚婚晚育哟，都六十多了还找了个伴儿。＂

我总是笑笑：＂什么晚婚，就是互相有个照应。＂

去年冬天，变故突然发生。

那天清晨，窗外下着小雪，我起床准备煮小米粥，发现张大伟没起床，很是反常。

推门一看，他瘫在地上，嘴歪眼斜，说不出话来，身下一片湿漉漉的，是失禁了。

＂老张！老张！＂我慌忙叫着，心跳得像擂鼓一样。

拨通了120，又跑到楼下喊了一声，好几个邻居闻讯赶来帮忙。

医生说是脑溢血，幸好送医及时，保住了性命，但左半身瘫痪了。

从那天起，我的生活彻底改变，像是从春天一下子跳进了寒冬。

照顾一个瘫痪病人并不容易，更何况我自己已经65岁，腰椎间盘突出多年。

每天要帮他翻身、擦洗、喂药、换尿不湿，还要准时量血压、定时吃药。

刚开始时，我还能应付，但随着时间推移，我越来越力不从心。

腰痛得直不起来，膝盖像针扎一样疼，手腕也因为长时间用力而肿胀。

晚上躺下时，全身像被车碾过一样，却又睡不着，生怕他半夜有什么状况。

张大伟的脾气也变得暴躁，像是变了一个人。

有时候我稍微慢了一点，他就会发火，甚至摔东西。

＂你是不是故意的？＂他歪着嘴，含混不清地吼道，＂这么点事都做不好！＂

我知道他是因为病痛和失去自理能力而痛苦，所以只能忍着，就像当年带孩子时那样。

他的儿女们偶尔来看看，带些水果和营养品，但从不会多留一会儿帮忙。

张明工作忙，常常是来去匆匆；女儿张丽住在外地，一个月能来一次就不错了。

有次我无意中听到他们在阳台上小声议论：＂爸这房子怎么办？要不卖了换钱给他治病？＂

＂那个林阿姨会同意吗？她住了这么多年，肯定把这里当自己家了。＂

＂她算什么？又不是我们妈，凭什么有发言权？当年爸就不该让她搬进来。＂

我站在门外，手里端着刚熬好的中药，心里一阵发凉，像是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来。

药碗里飘着苦涩的气味，恰如我此刻的心情。

那天晚上，我翻出了结婚三十多年的老伴的照片，默默流泪。

＂老林啊，你在天上看着我，我这是何苦来哉？＂我对着照片喃喃自语。

转折点是在一个月前的傍晚。

外面下着小雨，我正在给张大伟换尿不湿，他的腿不太配合，我急着想快点弄完去煮饭，可能动作有些粗鲁。

＂你轻点！你以为我想这样吗？＂他突然大发雷霆，声音震得窗户都在颤。

我也累得不行，一整天没合眼，情绪上来了：＂我天天伺候你，连口好气都没有，你以为我愿意啊？＂

他冷笑一声，眼神里全是轻蔑：＂林秀梅，别忘了，你本就不是我妻子，只是合住的租客。＂

＂我用不着你可怜！叫我儿子来，他会照顾我！＂说完，他用没瘫痪的右手猛地一挥，把床头的水杯打翻在地。

那一刻，我像被浇了一盆冷水，浑身发抖。

十五年的感情，在他眼里就只是租客关系？

那句＂合住的租客＂像一把刀子，深深地刺进我的心里。

第二天，我去找了老姐妹王桂兰倾诉。

她听完直摇头：＂秀梅啊，这些年你吃亏了。你没名没分的，人家生病了你照顾是情分，不照顾是本分。＂

我苦笑不已：＂当初是说好了AA制搭伙，可谁能想到后来会这样？＂

从王桂兰家出来，我顺路去找了个律师咨询，无意中得知张大伟早在病倒前就立了遗嘱，他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儿女，对我只字未提。

这也就罢了，毕竟我们说好了各自的财产归各自所有。

让我心寒的是，他一直瞒着我这件事，就好像预料到有一天会变成今天这样。

回家的路上，我在小区的长椅上坐了很久。

初春的风还带着寒意，吹得我浑身发抖。

十五年的朝夕相处，到头来我连个知情权都没有。

一位老邻居路过，看见我，关切地问：＂秀梅，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老张身体好些了吗？＂

我勉强笑笑：＂好多了，能说话了。＂

＂你也不容易，这么大岁数了还照顾病人，真是难为你了。＂老邻居拍拍我的肩膀。

我心里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那晚，我翻出了张大伟送我的围巾——在我们搭伙第五年的生日礼物。

围巾是淡蓝色的，上面绣着两只小鸟，挨得很近，却各自朝向不同的方向。

现在想来，这似乎就是我们关系的写照：看似亲密，实则各自为政。

＂林家的闺女，命真苦啊。＂我想起小时候村里人常说的话，不由得苦笑。

养儿防老？自己的儿女都忙，更何况是别人的。

那几天，我反复思量，夜不能寐。

最终，我决定离开。

并非不负责任，而是实在撑不下去了。

我联系了张大伟的儿子，把情况告诉他，并表示我会帮忙找一个专业护工，但我不会再继续照顾下去。

张明一听就急了：＂你怎么能这样？我爸病成这样，你就要走？这些年你住我家的房子，用我家的东西，现在拍拍屁股就走人？＂

＂张明，我和你爸只是搭伙关系，不是夫妻。＂我尽量平静地说，＂这十五年，每个月的开销我都出了一半，你爸的房子我一分钱没少给，连水电费都是算得清清楚楚的。＂

＂我已经尽力了，但我也有自己的身体和生活要顾。＂我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张明还想说什么，被他妹妹拦住了：＂算了，让林阿姨走吧，爸爸的事我们来想办法。＂

临走前，我把这些年攒下的一万八千块钱放在张大伟的床头柜上，够请护工三个月的费用。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你收下。＂我对张大伟说。

收拾东西时，那只老怀表滴答作响，仿佛在嘲笑我十五年的痴心妄想。

邻居王婶子知道我要走，特意来劝：＂秀梅啊，你怎么能在这时候走呢？老张这么多年对你不薄啊！＂

我苦笑道：＂婶子，你只看到表面，谁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最后看他一眼，他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神复杂，有愤怒，有不解，还有一丝我读不懂的情绪。

＂张大伟，这十五年，我不后悔。＂我的声音有些哽咽，＂但现在，我要为自己活了。＂

说完，我拎起行李，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是去年冬天的事。

面对王婶子和邻居们的指责，我只是沉默。

他们不明白，在那个看似温馨的家里，我其实一直是个局外人。

我付出了真心，却换来＂合住租客＂的定位；我耗尽心力照顾他，却连一句谢谢都难听到。

回到我原来的老房子，一开门，满屋灰尘，冰冷潮湿。

我花了一整天打扫，才让这个许久无人居住的小屋重新有了生气。

晚上，我躺在自己的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脑海里全是这十五年的点点滴滴。

第二天，小芳来接我去她家住。

＂妈，我早说过，那种没名没分的关系不靠谱。＂她一边开车一边数落我。

我只能苦笑：＂谁能想到后来会变成那样？人老了，都想找个伴说说话。＂

小芳叹了口气：＂算了，以后就跟我们住吧。＂

＂不了，我还是住自己的小窝自在。＂我拒绝了，＂要是一天到晚看着你们小两口亲亲我我，我这老太婆多尴尬啊。＂

如今，我在老年大学学习国画，每天过得充实而平静。

画梅花、竹子、小鸟，用笔墨抒发内心的情感。

偶尔遇到社区的老熟人，他们会告诉我张大伟的情况——他的病情有所好转，能坐轮椅出门了。

听到这些，我会点点头，然后继续自己的路。

并非不关心，只是那段路我已经走完，没必要再回头。

三个月后，我在菜市场意外遇到了张丽。

她一改之前的冷淡态度，主动和我打招呼：＂林阿姨，好久不见，您气色不错啊！＂

我笑笑：＂托福托福，你爸还好吗？＂

＂好多了，＂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您走后，我们请了专业护工，爸爸情绪好多了，还能自己动手吃饭了。＂

她犹豫了一下，又说：＂林阿姨，爸爸他...其实挺想您的。有时候护工阿姨做的饭他不爱吃，就说不如您做的好。＂

我心里一颤，但很快平静下来：＂人都是这样，失去了才知道珍惜。＂

＂我妈走得早，爸爸一个人带大我们。＂张丽突然说，＂他其实是个很要强的人，生病后最受不了的就是被人看不起，所以脾气才那么差。＂

＂我明白。＂我点点头，＂每个人都有自尊心，尤其是你爸爸那一代人。＂

分别时，张丽塞给我一个信封：＂这是爸爸让我转交给您的，说是您留下的钱，一分不少地还给您。＂

我愣了一下，没接：＂钱是我心甘情愿留下的，不用还。＂

＂那您收下吧，就当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张丽坚持道。

我没再推辞，接过信封，转身走了。

回家后，我打开信封，里面除了钱，还有一张纸条，歪歪扭扭的字迹，显然是张大伟强撑着写的：＂秀梅，对不起，是我糊涂了。那句话我不该说。十五年，谢谢你。＂

看着这几个字，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

前几天，小芳来看我，带来了一盒点心。

她欲言又止，最后还是问道：＂妈，你真的不后悔吗？＂

我笑了笑，摸着那条已经有些褪色的围巾：＂人生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选择和后果。＂

＂我选择为自己而活，这没什么不好。＂我轻声说，＂我们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不是吗？＂

小芳点点头：＂妈，您过得开心就好。＂

转眼半年过去，我的生活重新步入正轨。

窗外的银杏树又黄了一季，飘落的叶子像一只只蝴蝶，轻轻地落在地上。

我站在窗前，突然明白：年老之后，自尊和相互尊重，比依赖更加重要。

而真正的感情，无关名分，只在乎彼此是否真心相待。

昨天，我在老年大学看到一则通知，要组织去北戴河旅游。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报了名。

生活总要继续，不是吗？

那些年的陪伴与付出不是毫无意义，它们塑造了今天的我——一个懂得爱己、敢于选择的女人。

生活从不完美，但总有值得珍惜的片段。

我不后悔那十五年的搭伙人生，也不后悔最后的抽身而退。

。

在回家的路上，我买了一盆小小的君子兰。

春天到了，是新的开始。

来源：留住美好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