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境内的高校复杂多样，既有在解放区干部学校基础上创办的革命大学，又有借鉴苏联经验建立起来的高等学府，还有南京国民政府遗留的部分公、私立大学，以及接管过来的教会办的院校。很显然，当时我国的高等教育是很不发达的，也造成国家建设所需人才十分缺乏。周
又到一年一度高考时，笔者不由得想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来高等教育考试走过的极不平凡的历程。
促进统一规范施行全国统考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境内的高校复杂多样，既有在解放区干部学校基础上创办的革命大学，又有借鉴苏联经验建立起来的高等学府，还有南京国民政府遗留的部分公、私立大学，以及接管过来的教会办的院校。很显然，当时我国的高等教育是很不发达的，也造成国家建设所需人才十分缺乏。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曾感慨地说：“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不论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还是巩固政权方面，我们都需要人才。”因此，下大力抓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工作摆在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位置。
为实现教育上平稳的衔接与过渡，1949年全国高等学校仍沿袭过去的单独招生方式，各大学自主命题，自主招生。1950年5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布了新中国第一份高校招生考试文件《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零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要求各大行政区教育部门“根据该地区的情况，分别在适当地点定期实行全部或局部高等学校联合或统一招生”。如统一招生有困难，各大行政区可“在符合本规定之基本精神范围内，允许各校自行招生”。这项规定的主要意图是促进高等学校招生的统一性和规范化。但由于单独招考操作上的惯性，该年度的招考方式仍五花八门，既有校际的联合，又有大区的统一，还有学校的单独招生。但总的来看，1950年的招生考试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大部分学校一次招生即招满足额。1951年，实行以全国大行政区范围内的统一招生方式。
由于各高校招生结果极不平衡，条件好的高校生源充足，其他学校多次招考仍不足额。成绩好的学生常被几所大学同时录取，新生报到率高低不一。加之各校办学质量和社会声誉高低有别，单独招考造成许多高校招生不足额和新生报到率低的局面。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方便考生参考，更为了克服新中国成立之初教育工作的不健全状态，使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纳入国家计划轨道，1952年6月12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招收新生规定。明确规定自该年度起，除个别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单独招生外，其余所有高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国家对招生名额实行严格控制，考试环节统一操作。对报考条件、考试科目、考试时间、政审标准、命题标准等全部作出规定。1952年，新中国首次全国统一高考时间为8月15日至17日。自此，全国统一高考制度正式形成，进入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录取的高考新时代。这种招考制度一直持续到1965年。
取消考试，推荐与选拔相结合
1966年5月文革开始时，正面临着一年一度的高考。是年4月6日至14日，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座谈会明确提出：高等学校取消考试，要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新办法。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传播了这次会议的精神，并提出废除高考制度，“要彻底把它扔到垃圾堆里”。
7月24日，《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从此，“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就成了那个时期大学录取的方法。但当时各地方的政府陷于瘫痪，招生未能也无法按时开展。从1966年起，中国内地所有大专院校均停止招生，教师与学生被下放劳动，高等教育陷入全面瘫痪。1970年，为落实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到1972年，全国大部分高等学校才陆续恢复“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办法，于是“工农兵学员”登上了大学的舞台。
从1970年到1976年，按照上述十六字方针，全国招收工农兵学员共7届94万人。由于废除了招生考试，这些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加之当时学校管理难以到位，特别是“工农兵”被推荐到大学，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学习，而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种本末倒置的指导思想，使大学教育进入了严重的形式化、政治化怪圈。
1975年，邓小平受命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领导开展全面整顿。9月26日，他与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同志就当时的大学招生方法和教学质量谈话时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他还清醒地看到，教育上的“危机”是一个民族的严重危机。一个轻视教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为此，他要求教育部搞一个汇报提纲，并进行恢复高考试点。也就是在这次谈话之后，按照邓小平的设想，通过考试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一批优秀学生到大学深造。
然而，邓小平的意见遭到了“四人帮”的猛烈反对，这些正确主张没能得到落实。
推倒“十六字”方针高考再次开启
1977年8月4日，再次复出的邓小平提议并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请来了包括中国科学院吴文俊、童第周、叶笃正、王大珩，中国农业科学院金善宝，北京大学周培源、沈克琦，清华大学何东昌，复旦大学苏步青，武汉大学查全性，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上海交大吴健中，南开大学杨石先在内的30多位专家学者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进行座谈。提高教学质量、改革招生制度、为振兴科学教育献计献策是这次座谈会的主要议题。
会上，查全性教授言辞激昂地抨击现行招生制度埋没了人才、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坏了社会风气和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等问题。他说，大学的招生工作是培养人才的第一个环节。从武汉大学5年来招生的情况看，按照文革时期确定的“十六字”方针招收的工农兵大学生文化基础相差悬殊，质量没有保证。广大群众包括大学里的教师，对“十六字”方针非常不满。大家说解放前上大学靠钱，新中国成立后17年上大学靠分，文革中招收工农兵上大学靠权。群众对一些党的干部利用特权招收自己子女入大学非常气愤，说“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因此“十六字”方针不推倒，招生质量得不到保证；“走后门”不正之风不刹住，党风不能端正；高考不走上正道，读书无用论的社会风气不可能得到根本扭转。查全性教授的发言切中要害，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大家纷纷发言支持查全性的意见。
邓小平听完大家的发言和意见后，当即表态说：“同意恢复高考制度，十六字方针必须推倒，高考从今年开始。”邓小平问大家：“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大家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儿。”邓小平果断地说：“既然大家要求改，那就改过来。”接着问坐在一旁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你们教育部的那份报告送出没有？”刘西尧回答说：“上午刚刚送出。今年恢复高考恐怕来不及，因招生工作会议已开过了。”邓小平坚定地说：“那还来得及，把送出的那份报告追回来，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召开一次招生工作会议就是了。”邓小平又说：“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今年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了。这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遵照邓小平的上述讲话，8月13日至9月25日召开了全国第二次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一年内开两次招生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的。但由于“左”的思想还束缚着许多人的头脑，因此会议争论十分激烈。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一是现在是否可以像文革前一样通过考试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二是在文革中考试被说成是 “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对贫下中农专政”，现在是否可以恢复实行了十几年且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考试；三是政治审查中如何克服唯成分论的影响，贯彻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四是招生中如何贯彻阶级路线与择优录取的关系。邓小平就上述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对于为什么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而不再必须先去劳动两年，他说：“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9月19日，他还同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进行了谈话，提出“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他还十分严厉地要求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不要成为阻力”，并再一次重申：“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
邓小平还在教育部的送审稿上关于招收新生的政治审查条件一段亲自写上自己的意见。他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就可以了。”并再次强调：“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这样，会议报告便确定了当年的招生政策，这就是《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
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恢复高考的问题。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至此，恢复高考的决策尘埃落定。
一代年轻人命运的转折
1977年10月2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都以头号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所有第一时间听到这一消息的人们，都流露出兴奋和喜悦的表情，大家奔走相告。高考给无数青年，尤其身在农村的青年们带来了巨大希望。他们要找回被十年文革耽误的青春。不少人在心里反复说，这下有希望了！有希望了！就连那些曾经地位极其低下，甚至被称为“五类分子”子女的知识青年，也可以参加高考。这点燃了他们心中的希望之光。一些曾经的工农兵大学生，也加入了考试的行列，重新回炉，他们想参加一次真正的考试，做一名真正的大学生，受一次真正的大学教育。
1977年的高考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命题，考试工作于年底进行。沿用文革前文理分科的办法，文理两类都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加考历史、地理，理科加考物理、化学。新生于1978年春季入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唯一一次冬季高考、春季招生。
当时的报考人数超出了有关部门的预料，共570多万人。需要提及的是，1977年的招生文件规定：“考生年龄在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这个规定对1966年、1967年两届高中毕业生来说极不公平，因为此时他们大多已30岁了，而且很多人有了家室。这种情况反映到中央后，邓小平特别关注和重视这一特殊群体，指示有关部门加以研究。后来的规定就把他们划进了准许参加高考的人员里。
由于1977年高考积累了经验，加之各方面条件趋于成熟，1978年的高考已恢复夏季进行，并恢复了全国统一考试。教育部还编发了《高考复习大纲》，以后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了文革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办法。
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改变了一代年轻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命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批高素质人才。这批人后来成为改革开放各个领域的骨干和社会的中坚力量。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