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春天到了又怎样？在江南，桃花早就开得热闹，可西北延安却还是冷得很。丁玲坐在招待所的屋里，照理说该是一派春意，可屋外是单调的黄土，只有几片青绿颤悠悠地硬撑着，仿佛稍有风雨，绿色都要被卷走。那天，丁玲伏在桌前改稿子，手下的字有点沉重，多半是那种压抑着的忧伤——她离
春天到了又怎样？在江南，桃花早就开得热闹，可西北延安却还是冷得很。丁玲坐在招待所的屋里，照理说该是一派春意，可屋外是单调的黄土，只有几片青绿颤悠悠地硬撑着，仿佛稍有风雨，绿色都要被卷走。那天，丁玲伏在桌前改稿子，手下的字有点沉重，多半是那种压抑着的忧伤——她离江南很远，而江南如今也是伤痕累累，日军脚步踏过的地方，哪还有人能管春不春。谁在这样的时光里，还能真的有心思欣赏风景？丁玲一边工作一边闷闷地想着，悲和愁像浓汤一样煮着她每一个字。
那会儿其实谁也没想着会遇到老朋友。外头突然传来脚步声，沉甸甸的，跟平时那些进进出出的干部完全不一样。丁玲有点纳闷，停下手里的活儿，心里凑合着猜：这脚怕不是哪个壮汉吧？等她走到门边，看见那条大汉一步步走近，眼熟又不敢太确定，等近了一瞧——萧军！多日不见，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然而一开始她没看见萧红的影儿，心里不免一紧，但话又咽了回去——人的感情事，有时候太敏感反而惹人尴尬。
萧军这人，情绪藏不住，刚坐下就把烧得发烫的脸埋进茶杯，一口咕咚，喝干，一副饿了很久的样子。说起来，其实他的事有点不太寻常。萧军本想去太原参加抗战，但被临时封锁拦住路，他憋得不行，就只得来延安看看故交。其实之前，他在榆次教过书，但有次分校领头的郝梦龄把共产党员全撵走，还拿“反党”帽子扣人，这事让萧军晶心冷透了，当晚气得辞了职，他说：“与其窝在这受气，还不如去干点痛快事。”
说到这里，丁玲终于叫出了萧红的名字——毕竟这夫妻俩之间的风风雨雨，小圈子里没人不知道一点。萧军倒也爽快，“她根本不想让我参军，说我这一走打不赢仗，还可能死了自己，对中国有啥用，不如写写书，发点声音。”偏偏萧军就是那种倔到底的人，说什么也要上前线，两人闹到最后，干脆各走各路。丁玲听着，也只是暗中叹口气，感情里的疙瘩，外人插不得。
这边萧军还没缓过劲，延安的消息就传开了——萧军来了。其实，这和之前李霁野刚到延安时也有点像，各路人都来捧场，毛主席也想见见新来的文人。秘书亲自来请，说毛主席点名要会面。没想到萧军一听，直接回绝：“现在太忙了，等日后再说吧。”这话放别人嘴里，也许是推脱，萧军倒像真的不在乎。那个年代，能这么对毛主席说话的人没几个。
丁玲一听急了。她素来推崇“大家见大家”的道理，就劝他：“不见毛主席，怎么知道他的为人？你去看看，不亏。”话音刚落，毛主席直接扭头就来了，亲自到招待所，穿着普通军装，一身灰扑扑的样子。萧军初次见毛主席，内心其实一点底气也没有。他后来回忆，说当时站在毛主席面前，觉得自己不值一提，心里又羞又悔，若不是毛主席的宽厚，自己还不知会闹出什么笑话。
见面之后，毛主席客气又亲切地聊起鲁迅，说鲁迅是国之大才，这样的话正合萧军的心思，也让他一下子就放松了。萧军当场后悔，“怎么能不顾面子拒绝这样的人呢？”这事之后，萧军多留了几天，新鲜人、新鲜事让他慢慢体会出了点与南方完全不同的精神气，从机关到农田，延安人的劲头像春风一样慢慢荡开——萧军当时说，春天其实没舍下延安，在小河边，野花照开，只是开得不张扬。
有一回，陕北一所新建的学校开典礼，萧军被请去做嘉宾。那天大家聚餐，十来人凑在操场上，一桌家常，酒是稀米酒，肉朴素得很。周围人哈哈大笑，不拘细节——和他之前在高级餐厅、和那些派头十足的老师们吃饭完全不是一回事。这种聚会里，没有人排场，只剩下实在的交流。这一顿饭，多少让他觉得，他和这些共产党人是真的能处得来，大家都是实干的干将，不是那些光喊口号的清谈文士。
之后萧军彻底变了主意——不上前线冲锋，而是加入丁玲牵头的“西北文艺工作队”。这队伍其实也不大，本质像是现在的小型自媒体团体，丁玲指挥大家分头出去写、演、教，细水长流往大江里灌。口号简单：“打不赢日寇，不回家。”萧军成了骨干，四处宣传抗战，努力做一件事——让文章有点用，让话能激励人。
后来，萧军又往西安跑，和萧红再次碰面。两人之间隔了一层无解的心结，也没打算再合。萧红身边多了端木蕻良，她还明明白白告诉萧军：“要分开了。”这段感情，像许多颠沛流离中的中国家庭一样，伤痕无可避免。萧军没再多留，顺着朋友介绍的路去了兰州，在那遇见王德芬，年仅十九，长得清秀。在兰州一带，王德芬经常演出抗日剧，别看年纪小，气场倒是不逊于这些乱世文人。
王德芬家里人坚决反对这门亲事，其实也难怪，萧军年龄大，离过婚，漂泊不定。但王德芬性格强，非要订婚。最后，由姐姐暗中撮合，俩人在报纸上登了声明，算是抗争了“家长制”一把，结婚后一路漂到成都，萧军在《新民报》当副刊主编，王德芬也加入了抗战宣传队，每天琐事不少，倒也比之前安稳些。
几年后，国民党控制下的重庆压力重重，萧军觉得透不过气，便决定再次返延安。邓颖超伸了把手帮忙，萧军带着一家几口，坐了大半个月卡车，穿过种种检查，才算回到老地方。这一次重返延安，他已不是陌生人，是带着家庭、脚踏实地来的。延安气氛仍旧活跃，文艺青年的小圈子里，因为他是“鲁迅门下”，很快选他做了理事、主席。
但人和人相处，经常不是靠最初的新鲜劲撑下去的——萧军性格里那点倔强，几年下来慢慢又冒头。这次，他和延安的一些文艺骨干发生了摩擦。有时是为文艺政策争论，有时是小事上据理力争，比如帮妻子看病，一不小心就和医院里另一个家伙动起了刀子。日积月累，这些小冲突成了心病，他开始考虑要不要离开。
毛主席是个多察人心的人，收到了萧军几封抱怨的信，就专门约他出来聊。有一次，他们聊了很久，毛主席用并不说教的口吻让他“学会忍耐、调和人我关系，不能总惦记着琐事”。萧军在日记里写，这话自己本该早就懂——但毛主席说出来，却觉得份量变了。这之后，两人又有过一次深聊，更随意、更掏心。两次长谈，萧军确实和之前那个“二话不说要走”的自己有些不同了。他第一次觉得，和共产党人一起做事，原来也能有自己的舞台。
后来，萧军主动给毛主席提建议：制定文艺政策，把延安和各地的文艺力量连起来。毛主席当场拍板，“这事做得好，你留在这帮我收集材料吧。”由此，一步步发展成延安文艺座谈会。那会儿萧军在日记里特别记下：“这是延安头一次这样的场面，大概也是我一年多努力的结果。”要说“名留青史”，萧军给自己留下的脚印，正是在这一段里。
很多年后，回头看萧军和毛主席，萧军自己都说，两人其实像兄弟，虽然毛主席是那个“伟大”的领袖，但他情愿当兄弟一样的人来相处。文艺上他认鲁迅是老师，政治上他认毛主席是先生——但生活里，毛主席就是那个愿意听你牢骚，愿意替你出主意的人。萧军曾经自负，自傲，后来他说，毛主席像一面镜子，帮他看见自己的短处。
这些年的故事，其实没有谁能一口说尽。朋友聚散，感情破裂，理想转变，都是乱世里常有的轨迹。有一句话丁玲常爱说：“看不见泰山，不知道什么叫雄伟。”但人也总有看不到的时候吧，人走了多年，才醒悟原来身边的山才是那座“泰山”，可惜回头已是沧桑满面。萧军当时或许也想不到，所谓“大人物”，不都是一点点在细小的人事里磨出来、碰出来的吗？人生总有一刻，你会停下来，问问自己到底在做什么，身边这些人，真的是值得你珍惜吗？这些问题，到今天也未必谁能说清。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