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梳理西方新闻理论与实践，以建设性新闻和解困型新闻为标尺，界定“正能量叙事”的概念，擘画“正能量叙事”几经波折的发展轨迹，探究数智传播时代“正能量叙事”的特征及其国际传播价值。

作者：史安斌（清华大学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刊学术顾问）；邓诗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4年第12期

导 读：

本文通过梳理西方新闻理论与实践，以建设性新闻和解困型新闻为标尺，界定“正能量叙事”的概念，擘画“正能量叙事”几经波折的发展轨迹，探究数智传播时代“正能量叙事”的特征及其国际传播价值。

一、引言

当前，巴以冲突、极端气候等危机事件频发，全球系统性风险涌现。与此同时，智媒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人们比以往更加容易且持续地暴露于负面信息之中，助长了仇恨、偏见、戾气等“有毒情感”的蔓延，甚至导致线下暴力恐怖行为的泛滥。最近的例子是社交媒体平台的失控引发了2024年8月的英国骚乱和爱尔兰焚烧“移民公屋”的事件。另一方面，以“曝光揭丑”“冲突性”为导向的新闻实践越来越无法为公众和社会提供积极价值，新闻公信力持续下降。而以“积极”“建设性”为导向的“正能量叙事”作为缓解负面新闻为人们心理健康带来冲击和提振媒体公信力的强心剂，日益成为新闻报道的主流。

如何界定“正能量叙事”的概念缘起及其发展历程？在新的历史条件和传播生态下，“正能量叙事”呈现着怎样的特征？在面临全球系统性风险挑战的当下，“正能量叙事”对现实世界和国际传播有着怎样的作用与影响？本文通过梳理西方新闻理论与实践，以建设性新闻和解困型新闻为标尺，界定“正能量叙事”的概念，擘画“正能量叙事”几经波折的发展轨迹，探究数智传播时代“正能量叙事”的特征及其国际传播价值。

二、“正能量叙事”的概念辨析

“正能量”一词于20世纪90年代末在心理学研究领域显现，彼时“正能量”作为一个情绪测量维度在心理学研究中被广泛应用。作为积极心理学的核心概念，“正能量”意味着一种能够帮助个体排除外界消极情绪的干扰，建立积极正面的态度，应对挫折和压力的内在能量[1]。其后，在以冲突和对立为主流新闻叙事的负面影响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一些学者将积极心理学中的“正能量”转用于新闻传播领域中，成为价值观重塑的切入点，在实践层面则衍生出“建设性新闻”和“解困型新闻”等新的叙事范式。

从价值理念来看，建设性新闻与解困型新闻都属于“正能量叙事”的范畴，他们与传统的以“揭丑”“曝光”为特点的新闻叙事方式不同，建设性新闻与解困型新闻都以提供公共福利，保证“公共善”为目标[2]，从积极正面的视角看待世界和社会问题[3]，是传统媒体报道中负面偏见的“解毒剂”。建设性新闻旨在为受众提供公正、准确、符合实际的事实信息，而不过度强调负面和正在发生的事情。而解困型新闻则聚焦于社会问题，旨在针对社会问题，为公众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以根除社会“弊病”[4]。二者皆体现出“正能量”的积极心理学概念与新闻叙事、新闻价值的跨学科耦合。

从辐射范围来看，建设性新闻是一个“伞状概念”，涵盖了若干分支。解困型新闻通常被归属于建设性新闻的范畴，并注重突出寻找和呈现解决问题的方案的叙事特征[5]。而“正能量叙事”则是更加杂糅且广泛的概念，融合了建设性新闻和解困型新闻的价值理念，旨在通过正面积极的叙事方式和框架传递信息，推动社会积极变革和社会问题的解决，促使公众更加关注并参与社会建设和治理。

总而言之，“正能量叙事”是对新闻报道中的负面偏见的纠偏与“解毒”。具体而言，传统新闻叙事是聚焦于问题、冲突和异议，它呈现的是负面的社会关系，传递负面情绪。与之相反，“正能量叙事”则是聚焦于解决、调解、合作，呈现积极的社会关系，同时传递希望、提供社会支持和情感支持[6]。

三、“正能量叙事”的发展轨迹

“正能量叙事”是一种叙事范式，究其根本，理解并厘清“正能量叙事”的发展轨迹，应从叙事学出发，探究叙事、新闻文本与现实之间的互动。20世纪80年代，费舍尔（Walter Fisher）提出与“理性世界范式”相对的“叙事范式”，即认为所有人类传播都可以被看作叙事活动，技术手册、绘画、电影、非语言交流等，并且传播活动中不存在没有价值立场的信念、主张或行动。这一观点为新闻叙事研究构筑了理论基础[7]。其后，不断有学者应用叙事范式开展跨学科研究，探索“叙事范式”在不同学科领域的适用空间。“正能量叙事”便是积极心理学与叙事学的跨学科耦合。“正能量叙事”作为一种主流“叙事范式”被广泛地应用在新闻生产实践中，但是“正能量叙事”并未形成系统性的概念。

“建设性”新闻理念的历史渊源，可追溯至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创院院长威廉姆斯（Walter Williams）在20世纪初期所著的《报人守则》中提出的观点，即“最成功的新闻业是建设性的”[8]。尽管“建设性”新闻价值提出之初，积极心理学元素并未融入其中，但在“建设性”理念提出近百年后，丹麦媒体人吉尔登·斯泰德（Katherine Gyldensdted）等人引入“积极心理学”的理念，呼吁同行应更多关注“积极、鼓舞人心和基于解决方案的新闻”。其后，富有“正能量”的建设性新闻重新进入新闻界，并成为主流。在记者出身的丹麦学者哈格鲁普（Ulrik Haagerup）等人的大力推动下，建设性新闻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探索有了长足发展。与此同时，以“提出解决方案”为导向的解困型新闻也崭露头角。解困型新闻的出现，为新闻界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即通过报道来帮助解决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简单地报道事件本身。主流媒体纷纷开设“好人好事”“好新闻”等板块，增加积极的、令人振奋的新闻报道，来平衡负面报道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并重新强调新闻的建设性价值。如美国广播公司开设“解困”专栏、赫芬顿邮报（Huffpost）开设“好新闻”专栏，集中报道正面新闻[9]。《独立报》（Independent）开设了善行（Kindness）专栏，报道“见义勇为”等题材的“正能量”新闻。同时，也涌现出一系列专门报道正能量故事的新闻机构，如“正面新闻”（Positive News）、“好新闻网”（Good News Network）等影响颇为深远的民间新闻机构。随着互联网兴起，以建设性新闻、解困型新闻为代表的“正能量叙事”如同昙花一现，又消匿于“娱乐至上”的潮流中[10]。随着解困型新闻和建设性新闻研究与实践的不断深入发展，以“积极、鼓舞人心和基于解决方案”为目标的“正能量叙事”范式逐渐形成，并成为新闻业主流的叙事范式之一。

近年来，新闻业面临的公共信任危机加剧，这一趋势在美西方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建设性新闻与解困型新闻重回大众视野，以期缓解负面新闻带来的冲击。在这一时期，“正能量叙事”内容更加广泛，从本地到全球性问题，“正能量叙事”在地区和全球层面的价值不断凸显。

叙事是具有建构主义性质的认知结构，观照国际传播现实，媒体在创造和转变叙事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对现实的认知。曾任BBC中东记者的劳拉·奥利弗（Laura Oliver）曾言：“埃及总是因为最糟糕的原因出现在新闻中。人们认为埃及只会制造问题，而且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相反好像所有好事都发生在西方”[11]。为了转变国际社会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刻板印象及构建积极、正面的社会氛围，全球南方媒体纷纷开始在新闻实践中应用“正能量叙事”。如南非涌现出一批以“南非好新闻”（SA Good News）为代表的、致力于挖掘和发布南非正面新闻的非营利组织。与此同时，《News24》《南非报》（The South Africa）、《独立在线》（IOL）等南非新闻媒体也推出了“好新闻”板块，以“正能量叙事”框架报道正面的南非新闻。

四、数智传播时代“正能量叙事”的特征

数智媒介的技术性不断冲击着经典叙事学的理论框架，推动了叙事学理念的更新。数智技术及其衍生的数字文本逐渐超越了符号学的传统解释框架，媒介性深刻嵌入叙事性中，呈现出以数智媒介为基础的“中介化报道”（mediatized stories）[12]。数智媒介的物质语言深度嵌入文本表征的叙事系统。“正能量叙事”在数智技术的赋能下呈现出新的特征。

（一）主体性提升：从众包参与到专业化生产。随着数智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新闻实践在技术解构与重塑之下不断嬗变，推动了“正能量叙事”的转型与迭代。“正能量叙事”借助数智传播媒介的“可接近性”特征，形成了“众包”“众筹”的叙事特点。新闻媒体协同公益组织、企业、独立新闻从业者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正能量叙事”的新闻实践。英国“积极新闻”成立了社区利益共同体，参与“正能量”新闻实践。好新闻网络（GNN）长期为公众提供积极、有益的新闻报道及“正能量”慈善或救助行动。

公众依托数智媒介平台，自主参与正面新闻的采集、制作、分发，实现了从被动的消费者角色到生产者角色的转变。例如，美国演员兼电影制作人约翰·可拉斯辛基（John Krasinski）在优兔（YouTube）创建名为“一些好消息”（SomeGoodNews）的个人频道。南非的TikTok博主Marie Mbullu也创建并运营了名为“好消息”（Habari Njema）的频道，专注于报道非洲的正面新闻，该频道的粉丝数量已超过50万，其发布的帖子浏览量高达490万次，影响力甚至超越了部分非洲知名媒体。

数智技术的发展与应用重塑了新闻生产实践，进而增强了公众在新闻消费和参与中的主体性。诸如Pathfinder等写作辅助工具的问世及应用使公众能以极低知识、时间成本，创作具有专业水准的“正能量叙事”新闻。与此同时，数智媒介技术的便捷性与易用性释放了企业在新闻实践中的活力，例如，酒精饮料供应商麦克斯（Mike’s）与当地新闻电台和《华盛顿邮报》合作，赞助并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正能量叙事”中的应用。这意味着，在数智传播时代，企业、公众等非专业机构在数智媒介技术的帮助下，向专业化水平迈进，实现了从众包参与到多元主体协同专业化生产的转变，进一步丰富了“正能量叙事”的生产和传播模式。不同背景、不同主体性经验的话语主体，通过不同层面的“和声”和“共振”，形成“正能量叙事”的“复调传播”。

（二）跨媒介化：从文本到多模态。数智媒介技术推陈出新，呈现出多模态、跨领域、全感官的发展倾向，逐渐超越了“载体”的维度，深刻作用于叙事意义的生成过程，并作为一种中介限定了文本的呈现形式，支配着文本叙事的语义系统。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相比，数智技术引发了新闻叙事的“形式革命”，打破了不同媒介之间的壁垒，释放了语言与形式的修辞空间[13]，为公众提供多重的感官体验，这使得“正能量叙事”突破了传统规范，以数智媒介的技术逻辑为生产逻辑，形成了“多模态融合”的新闻叙事特征。

从媒介渠道融合角度来看，不同媒介渠道相融合的数智传播生态突破了单一渠道表达的限制，按照不同载体的媒介技术逻辑“再编辑、再演绎、再延伸、再挖掘”[14]，进一步拓展了“正能量叙事”构建现实和认知的不同面向，创设了一种沉浸式感知空间，也为影响公众认知和行动奠定基础。如福克斯新闻台发布的一条《82岁沃尔玛员工因TikTok视频走红，筹集超10万美元后得以退休》的短视频报道，重新演绎TikTok上发布的正能量故事，以“退休储蓄”问题为切口，将正能量故事与政府政策相结合，突出其掩藏的政治偏向。

在叙事形式上，从单一文本转向多模态的跨媒介叙事。“视听转向”已被许多学者视为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闻叙事新特征。而在新闻实践与数智传播技术的深度互动下，衍生出新的叙事形式。一些“全球南方”媒体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将文本转换为语音，通过调整音调、音色、语言节奏等声学元素，表达不同的情感或情感变化，极大地创新了“正能量叙事”形式，进一步提升了“正能量叙事”的共情能力。如南非新闻网站“怪牛日报”（Daily Maverick）集成了人工智能语音克隆技术，为新闻文本创建“能够引发目标受众情感共鸣”的定制化AI语音。除此之外，数字智能技术亦被应用于“正能量叙事”传播效果的反馈机制中。如《华盛顿邮报》WP BrandStudio应用情绪识别技术，在“正能量”新闻页面上增设互动功能，受众可在网页中自主选择是否同意进行人脸识别，以检测观看正能量视频的情绪变化情况。可见，在数智传播时代，技术、受众等都成为叙事的“变量”，参与到叙事中，超越了文本内部的媒介元素融合，上升为复杂多模态融合叙事。

（三）情感化：从情感共鸣到激励“正能量”行动。近年来，“新闻回避”现象频发，逐渐演变为全球媒体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15]。多项研究指出，频繁接触和消费负面新闻可能会引发人们出现焦虑、悲伤和消极情绪，进而促使公众产生“新闻回避”行为。以传递积极能量为导向的“正能量叙事”，借助数智媒介的技术属性，放大了其“正能量”效应。从具体的新闻实践策略来看，以数智技术为中介的“正能量叙事”主要遵循情感借用、情感互动、氛围构建三种不同的情感化叙事实践策略。

情感借用策略是指在新闻实践中大量引用“真实”“无剧本”的素材，展露新闻叙事的情感化倾向[16]。“正能量叙事”则是突出新闻报道叙事中的正面情感，为公众提供令人振奋、鼓舞人心的情感支持和社会支持。例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升华”（The Uplift）栏目，其视频画面朴素，大多来自旁观者拍摄、参与者自拍、电子监控等未编辑的音视频“原生态”素材。弥补传统叙事感染力不足的缺陷，既向公众展示了真实、客观的一面，同时使得新闻报道和受众之间产生了更加直接的情感联系，进而提升用户积极的情感体验，放大积极的情感传播效用。

情感互动是“正能量叙事”的另一重要叙事策略，数智媒介打破了传统的单向传播模式，塑造了多元参与的互动传播格局[17]。通过数智媒介的互动评论功能主动设置议题，激发与引导受众的积极正面的情感话语。一是在新闻报道中插入超链接表单，收集受众对新闻报道的即时反馈，鼓励受众积极发表相关的建设性意见或分享正能量故事。如挪威公共广播公司（NRK）在进行报道时，收集观众的建议并提交给当地政府。二是突出新闻报道中的“个人化叙事”催生受众的代入感、沉浸感。富含积极正面的情感元素拓展了新闻叙事空间，增强新闻报道与公众的“接近性”，提升“正能量叙事”的情感化效能。除此之外，数智媒介平台反馈—响应机制为“正能量叙事”的“情感互动”提供了技术支撑。“正能量叙事”不再拘泥于信息呈现，而是通过传播正能量故事引发公众情感共鸣，进而一定程度激励公众“正能量”行为。不少民间新闻机构与慈善机构达成合作，通过“正能量”新闻激励善款募集行动，如“好新闻组织”（GNN）在保持叙事连贯性的基础上，放置参与慈善行动的跳转链接，丰富叙事维度和情感叙事体验。

此外，部分媒体机构还采用氛围构建的叙事策略，通过不同角度、不同侧重的“正能量叙事”推动构建正能量、积极向上的情感氛围[18]。一是在突发公共危机情景下，新闻媒体通过正面的新闻报道推动社会氛围积极稳定。早在21世纪初，美国新闻业应用氛围构建的叙事策略就是哀悼逝者的同时，发布有关英雄主义和互助友爱的正能量故事[19]。二是新闻媒体机构通过氛围构建策略展开正面报道提振社会信心、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和社会氛围，深受全球南方媒体偏好。如新闻网站“南非好消息”（SA Good News）通过报道大量积极的正面新闻提升公众的接受体验，如围绕经济发展、民主进程、环境保护等选题开展报道，为公众构建持续积极向上的情感氛围。

五、数智传播时代“正能量叙事”的影响

在数智传播时代，“新闻回避”等现象屡见不鲜，负面新闻过载已成为公众“新闻回避”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年来，新闻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揭示，建设性的新闻叙事能够缓解负面情绪、激发积极情绪。有学者发现接触负面新闻时长与精神困扰程度正相关[20]。另一些研究发现仅接触2—4分钟负面新闻就会导致人们积极和乐观情绪立即显著降低，而当人们接触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等主题的内容并没有产生同样的消极情绪，而接触“正能量”新闻，能够减轻接触负面新闻带来的负面情绪[21]。

因此，对于公众而言，“正能量”叙事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帮助人们摆脱“耸人听闻”的负面新闻带来的“精神污染”，纾解负面情绪。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正能量”新闻是否发生在与受众相同的文化背景下，都具有一定的缓解负面情绪和提振信心的作用。研究发现，即使是“置身事外”的观察者，通过接触“正能量”新闻也能提升个人的幸福感[22]。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说，“正能量叙事”能够以其“软性”内容引发海外公众情感共鸣，进而达到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引导力的目的。

对新闻业而言，“正能量叙事”的兴起促使新闻价值的聚焦点重新回归于“服务公众”。在数智传播时代，数智技术“多媒融合”，释放了“正能量叙事”空间，人脸识别、大数据等技术在新闻实践中的应用，为“正能量叙事”挖掘社会问题潜在性“解困方案”和“建设性策略”提供了有力支撑，为积极引导社会向善向好发展奠定了基础，有力地践行新闻“公共性”“建设性”理念，有力提升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印度学者的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正能量叙事”帮助当地受困群众获得社会支持和救助，同时，也鼓舞了公众以积极、正能量的心态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危机[23]。

所有传播行为都是叙事的表现，叙事是把握世界、权衡判断的方式之一，叙述者讲述故事的同时会构建特定的意义空间，传递意识形态偏好的观念。从政治传播的角度来看，“正能量叙事”能够以更加“隐性”的方式，传递意识形态和政治偏向。无论国家的政体如何迥异，“正能量叙事”都是传递主流价值观、塑造媒体议程、获得公众支持的重要途径之一。一是赞助制作关于国家或政府成就的故事，二是通过正面新闻塑造政治人设或是以正面新闻转移公众的注意力，降低坏消息带来的负面影响[24]。

从国际传播角度而言，“正能量叙事”作为一种叙事范式，将全球性和在地性联系在一起，为中国乃至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国际传播叙事体系建设带来了新机遇。在数智传播时代，“地缘政治冲突”“技术焦虑”“经济下行”等全球治理问题涌现[25]，面对重重全球问题和危机，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对于共享“解困方案”“建设性意见”的“正能量叙事”的关注度持续增强[26]。“正能量叙事”为全球南方地区和国家构建自主叙事体系，打破西方现代化单一叙事体系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促进全球南方探索共同发展提供了路径遵循，如《瓜纳卡斯特之声》（《La Voz》）有关环境气候变化的数据新闻在本地和其他国家和地区影响广泛，既为当地民众带来了有科学依据的解决方案，又为其他地区公众提供了可复制的解决策略。一些全球南方记者提出，关注全球问题的“正能量叙事”能够超越本地经验，为其他地区带来希望，共同应对和解决全球问题。

“正能量叙事”超越了“他者－自我”的二元对立叙事框架，从“建设性”“公共性”的角度出发，打破西方现代化理论所设置的单一模式，实现了后发国家跨越性发展的可能，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多元化的视角和丰富的方案，构建了“共同发展”的叙事理念及框架推动国际传播互鉴，持续为公共议题的“协商弹性”与解决供给方案，促进全球治理的广泛参与，实现超越单一国家或群体利益的更广泛的共同目标，迈向平台世界主义[27]。

六、总结与启示

如今，在数智媒体的影响下，新闻生产方式发生了新的变革。“正能量叙事”算法、辅助写作工具等的应用帮助用户从“做新闻”到“做好新闻”，在提升“正能量叙事”新闻写作效率的同时，给予一定的专业指导，为“正能量叙事”的切实反映社会现实、贴近人民群众与产销一体化筑牢技术基础。

然而，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也随之出现。从技术主客关系的角度出发，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不再被视为单纯的客体，而是作为与人类平等互动的参与者存在于交流系统中，为公众提供高拟真度的内容，较丰富的叙事方式选择[28]。然而，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模型训练机制存在着天然的“缺陷”，即基于大量的文本和数据预训练机制，因而，人工智能给予公众的新闻写作指导和评价是模型化的。换言之，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正能量叙事”可能存在着“模型化”“僵化”的风险。另一方面，相比传统媒体技术，智媒技术增强了其情感模仿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人机的界限，引发了对人机畛域、人机伦理的再思考。

智媒时代如何用好智媒技术推动“正能量叙事”的有益传播，从小处着眼为国际传播和国家形象建设的效能提升与实践创新开辟新的路径？一是发挥“正能量叙事”的“软性”优势，挖掘民间正能量故事，建好相应的平台和数字化基础设施，嵌入“正能量叙事”算法等智媒技术，勇于出海。一方面，结合国际热点进行议程设置；另一方面，在国际舆论中提前设置议程，将富有正能量、易于引发共鸣的中国式现代化故事传播出去。二是要重视人才和技能培养，创新而批判地使用智媒技术，一些媒体已经开始将智媒技术应用于新闻生产实践的过程中，诸如，欧洲部分媒体已经将建设性元素检测算法应用于检测新闻报道中是否含有建设性元素，以推动新闻建设性发展，Pathfinder等人工智能写作教练也应用于提升新闻写作者的建设性新闻、解困型新闻教育中。智媒技术的有益实践为“正能量叙事”提供了强劲动力。三是建立健全数智技术伦理规范，警惕数智技术带来的谬讯误讯传播风险，数智技术在给予专业化指导的同时，通过模仿主体特征打造符合行文规范、极具说服力的文本内容，极易引发信息失序困局[29]。因此，需加大行业监管力度，及时纠正技术失范，普及数智技术伦理教育，引导数智技术向善发展，确保数智技术在新闻实践中的合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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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史安斌，邓诗晴.数智传播时代的“正能量叙事”：概念、发展与特征[J].青年记者，2024(12):73-78.

来源：大众日报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