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0—13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存在相似的情况，令人津津乐道的古典“世界帝国”退出历史舞台，各大文明体系内部出现地域性王朝、政权林立的局面，进入文明再凝聚的螺旋上升阶段。很多学者都把这一阶段视作“全球中世纪”的转折期，更重视把中国的辽宋金时代纳入比较研究。[1]中国
10—13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存在相似的情况，令人津津乐道的古典“世界帝国”退出历史舞台，各大文明体系内部出现地域性王朝、政权林立的局面，进入文明再凝聚的螺旋上升阶段。很多学者都把这一阶段视作“全球中世纪”的转折期，更重视把中国的辽宋金时代纳入比较研究。[1]中国10—13世纪的经验进入全球史视野，南北、胡汉问题在理论构建中进一步发酵，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与全球史理论对话的一个契合点。[2]辽史研究参与“全球中世纪”的讨论，重在揭示中华文明南北一体互动格局的世界意义，剖析多元社会文化碰撞、融合在周边世界形成的涟漪，阐释全球历史的东方经验。这也可视为立足中国历史，构建全球史叙事的一个尝试。
一、辽宋南北轴线格局的全球史理论意涵
在10世纪前后，隋唐王朝农耕—草原南北联动，兼制东北、西域两翼的格局随着回鹘汗国与唐王朝的先后灭亡而解体，以契丹为代表的东北王朝崛起，促使东北与中原、北方草原并举，成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三大重心之一。东北王朝主要依托草原、农耕与森林—渔猎多族群的融合实现勃兴建国，在历史抉择上倾向于南下，与中原进一步凝聚。可以说东北王朝的历史经验是边疆贮存地理论的重要实证来源，[3]但并不能据此推断出东北王朝与草原汗国是同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契丹人以东北腹地为中心经营疆土，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耶律羽之曾上书建议，迁徙渤海之民翼契丹之左，以突厥、党项、室韦夹辅契丹之右，坐制南邦。[4]契丹西征时，并未主动继承游牧传统圣地鄂尔浑河谷的汗国正统，“砻辟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汉字纪其功”，[5]此后把草原视作边疆经营防御的地带。同时，辽王朝的疆域经营政策也倾向于以南部汉地的农耕社会为重心，继承发展中原儒家政治话语和文教政策，参与中原的正统争夺。[6]
南北向的历史格局是契丹—辽王朝发展、塑造的历史主线。契丹—辽王朝在南下与中原紧密互动、凝聚的进程中，开启了中国历史发展重心的东移。政治重心从关中河洛转向东北大河汇聚的平原，从单纯的农耕平原转向农牧交错、宜牧宜耕的重要地区，尤其是幽燕之地在辽代从原来的边镇转化为南北汇聚的枢纽地带，此后金元时期这里成为“天下之中”。[7]辽继承发展了唐代制度，利用五京、分州建官，对华北农耕与东北、草原游牧进行整合，这一进程经金朝至元朝臻于完善，开拓了10世纪之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北方道路。同时，辽宋之际的社会延续唐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经济重心继续向江南转移，政治重心在北，经济重心在南，北南依存整合的局面日趋明晰。
从东西向的历史格局看，辽朝对草原南北的经营贯穿始终。建国之初，辽曾发动两次西征，把势力范围一度扩展到今新疆东部，与高昌回鹘建立宗藩关系，力图打通东西向经略通道。然而，蒙古草原达靼诸部时叛时附，使得辽与漠北草原的通道时断时续，尤其是辽晚期平定磨古斯之乱耗费了辽朝相当的国力。12世纪东北女真代契丹而兴，取代辽朝在东北与华北建立统治。辽朝余部在耶律大石的领导下西迁，建立西辽政权。西辽立足于七河之地，团结高昌、葛逻禄、乃蛮、喀喇汗各部谋求复国，着力经营漠北草原，与金朝争夺阻卜各部的控制权，[8]由此一度形成了中国北方金朝与西辽东西对峙博弈的局面。在东西向上，东北、中原王朝对外联系受到达鞑、回鹘、党项、吐蕃等部族、政权的影响，不能直通西域。东西之间只能通过若干政权的中继，实现间接的关联。西辽尽管掌控西域的广大地域，但它与金朝并立，并未改变这一整体局面。
总而言之，辽朝与其他政权、部族在南北、东西向上的复杂历史关系，塑造了中华文明体系的新格局。那种把辽朝纳入“中央欧亚”型王朝序列的世界历史观，片面地强调建国集团的文化、语言属性，[9]把东北王朝与南方宋朝的历史道路割裂开来，完全忽视了中华文明的整体格局在世界历史中的意义。辽宋与其他各族南北整合、东西关联，由中原向外延伸，凝聚草原、绿洲、森林等边疆地区。中华文明体系随着政治重心东移和经济中心南移，不断巩固凝聚。这一进程因体量庞大，影响辐射周边，推动欧亚东部世界发展。日本学者妹尾达彦构建的全球史理论是建立在中国古代游牧—农牧交错带—农耕—海洋北南多层次依存互动网络基础之上，尤其重视对古代农牧交错带都市圈向东转移的长时段分析，这成为他概括欧亚东部世界历史主轴的基本框架，并据此统摄儒家人文和宗教文明核心网的阐释。[10]这种凸显南北整体性的文明格局观，从本土经验扩展到周边域外的研究，也是一种重要的叙事模式。
二、从辽代世界出发的全球史图景
辽史研究从来不缺乏世界历史视野，大体由两个维度构成。第一个维度是10—13世纪多政权并立所形塑的世界秩序，这也是古代中国与周边世界关系的重要模式。[11]第二个维度则是从丝绸之路世界历史的视野出发，解读契丹—辽王朝参与欧亚世界互动关联的过程。两个维度叠加，应是跳出传统东亚视野观念，构成认知“全球中世纪”的东方起点。
从第一个维度看，辽宋金西夏等王朝、政权竞逐博弈的国内关系向周边域外延伸，构成欧亚东部地区多极并立的世界秩序。辽朝占据了一个相对中心的地位，与周边政权、部族建立宗藩关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辽与高丽的关系。[12]同时，像高丽这样的域外王朝也要构建自身的“小中华”秩序，通过“八关斋会”把往返于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宋商、北部女真、南部的耽罗都纳入它的封贡格局之内。[13]从辽丽宗藩关系，再到高丽的“小中华”秩序，至少构成了大小两重结构。辽对西域政权、部族的经营，也是通过封贡实施羁縻统治，地方政权向辽称臣的同时，也在自己的周边建立羁縻秩序。高昌回鹘对西域小部族的统治，掌握了阿尔泰—东部天山东西交通的枢纽地区，辽通过与高昌回鹘建立了更高层级的羁縻统治，获得向西域、中亚发展的立足点，这是后来西辽能够立国发展的重要地缘政治基础。[14]西辽的统治，基本上复制了辽在西域的羁縻制度，实现了对葛逻禄、高昌回鹘、喀喇汗，乃至蒙古草原西部政权、部族的控制。[15]
聘问制度是10—13世纪欧亚东部王朝、政权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础。最具象征意义的就是辽宋“澶渊之盟”，也有的学者援引此名，把10—13世纪东亚世界秩序概括为“澶渊体制”。[16] “澶渊体制”代表了当时实力相近、地位相当的王朝政权之间交往聘问关系，不仅体现在辽宋之间，而且也体现在河西沙州归义军与甘州回鹘等小政权、部族之间。聘问交往是一套维持各王朝、政权间和平关系的制度。譬如双方要通过盟誓确立正式关系，每年要派遣使者例行往还聘问，以维持政权间的正常交往。这套聘问制度不仅适用于地位对等的与国，而且也在辽金与高丽这样的宗藩封贡关系之间有效运转。[17]传世的《东人之文四六》保留了大量高丽对辽金的外交文书，其中包括高丽国王向辽金皇帝进奉的“事大表状”，以及高丽使团成员在出使中国期间撰写的“陪臣表状”，由此可以看到当时这套制度运作的实况与细节。[18]敦煌文书则揭示了10世纪河西沙甘二州、于阗等政权之间盟誓聘问的基本制度与情况。这套制度对丝绸之路政治人文交流的意义也由此突显出来。[19]同时中亚地区也进入一个多政权并立的阶段，各地政权间的交往也需要借助使团、商旅等作为中介传递信息。蒙古在13世纪崛起之后，把辽宋金王朝的使团聘问制度向中亚，乃至西亚推广。[20]这就与东亚圈域对接起来，构成了一种东方世界交往的历史模式，具有全球性意义。
第二个维度则指向社会经济层面的东西互动与联通。关于这一层面的评价，一直存在较大争议。笔者以为，东西日常社会交通、族群迁徙并不会因政治秩序的变革而中断，反而像毛细血管一样编织起文明交流之网。[21]丝绸之路社会经济网络与政治秩序既存在联系，又相对独立运转，把两者作为一个整体审视才更契合实际。10—13世纪欧亚古代世界政权林立，陆上丝路呈现出一个分段式的中继贸易网络。东方的辽金与两宋并不具备与中亚伊斯兰世界直接进行市场联通的条件，而是借助蒙古草原的游牧人群，以及河西走廊的回鹘、党项、吐蕃人的中转来实现。[22]商旅的日常贸易并未因东西政治关系的相对疏离而受到影响，譬如契丹名物早在9—10世纪就通过陆海丝路贸易网络远播阿拉伯世界，[23]可以认为这属于全球中世纪人与物流通贸易网络的日常。契丹的勃兴，乃至辽王朝草原边疆的经略，则在这一日常中推倒了中世纪欧亚草原人群迁徙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讲原蒙古语的部族在契丹的压力下向西迁徙，促使鄂尔浑以西的突厥语部族逐次西迁，引起蒙古草原—哈萨克草原，乃至东欧草原的游牧人群变化。[24]突厥语部族的迁徙与伊斯兰教的东传相结合，塑造了中亚的历史面貌。尽管这一现象并不是契丹—辽王朝有意为之，但这种东西网络的联动过程，较“游牧世界体系”的刻板认知更为复杂，值得在全球中世纪的叙事中细致书写。
结 语
10—13世纪的世界历史面貌可能与全球体系相去甚远，各大文明体系内部都陷入分裂、重组，原来文明间的互动也让位于区域世界的内向发展。因此，“全球中世纪”叙事并不是要寻找一个本不存在的全球体系，而是立足于东西方文明发展的比较视野，寻找相似历史现象，总结全球历史的时代共同性。譬如比扬·维特洛克等人提出10—13世纪欧亚转型的文化晶化现象，[25]指出农耕—文字社会传统文化在经历后轴心时代的多元文化影响后，重新实现凝聚定型。他们关注到古代晚期隋唐世界帝国终结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若干新的变化，地域化政权并立发展、文化内化与再凝聚、贵族社会终结、平民士大夫阶层兴起、海洋商业网络进一步发展和新儒学勃兴。这基本上是对“唐宋变革论”的进一步发挥，聚焦农耕定居王朝社会的“转型”“过渡”。同时，全球史理论研究也把欧亚草原游牧社会视作一个中世纪的世界体系进行讨论，把契丹定位于内亚草原游牧历史序列之内。[26]这就与前述唐宋变革经验进行区分，构成两条世界历史线索，触及中国整体历史的本土逻辑与全球史理论之间的张力。这也是讨论辽朝世界历史定位的意义所在。
辽宋一体互动塑造的中华文明格局应是辽史研究参与全球史讨论的主要切入点。辽朝的发展代表了10—13世纪中国历史的北方道路，开启了政治重心向北、向东转移，逐步奠定了华北农牧交错地带的中心地位，与宋代南方道路相结合、联系才能发现当时欧亚东部历史转型的整体面貌。从本土经验出发构建全球史理论的路径，需统筹思考文明体系内部游牧、农耕、森林异质社会经济的南北互动与整合，其意义是欧亚东西部的长距离贸易网络无法取代的，这是理解、叙述全球中世纪历史进程的重要基础。辽朝尽管没实现对中国的统一，但它自身构建的农牧复合型王朝形态，不仅奠定了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而且与宋朝的北南互动重塑了古代中国与周边域外的世界秩序。这一发展路径奠定了日后蒙古世界历史的基础，其本身就可成为解读全球中世纪的东方视角。
作者简介：孙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北方民族史。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契丹集史编撰”(23&ZD259)
[1]“全球中世纪”是近年世界中世纪史学界提出的重要理念，旨在通过探索5—15世纪全球历史的比较与联系，建构超越欧洲中心观的中世纪世界历史叙事。关于“全球中世纪”转折的讨论，参见Johann P．Arnason，Björn Wittrock，eds.，Eurasian Transformations，Tenth to Thirteenth Centuries: Crystallizations，Divergences，Renaissances，LeidenBoston：Brill，2011。关于“全球中世纪”的讨论，参见Catherine Holmes and Naomi Standen，“Introduction: Towards a Global Middle Ages，”Past and Present，Vol.238，Issue Supplement 13 (2018)，pp.1－44；李腾：《“全球中世纪”概念的理论建构及其批判性反思》，《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
[2] 2023年田晓菲曾在耶鲁大学“深陷中间？第三届中古中国人文会议(220－1600)”上组织了一个“环球中世”圆桌座谈，召集北美中国中古史学者讨论“全球中世”语境中的历史分期。其中谭凯的讨论已经触及从“全球中世纪”视野重审“唐宋变革”的问题。参见[美]谭凯撰，蔡千千译：《唐宋变革、政治分裂与“全球中世纪”》，《传统文化研究》，2024年第4期。
[3] Owen Lattimore，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1932，pp.31－52；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81－185页。
[4]表文参见《辽史》卷七五《耶律羽之传》，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366页。
[5]《辽史》卷二《太祖纪》，第22页。
[6]高福顺：《辽朝在中国古史谱系中的历史定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2期。
[7]关于“天下之中”的东向迁移的论述，参见刘壮壮：《中国古代农牧政权地缘结构转换与“大一统”国家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7期；高波：《“天下之中”转移与元明清大一统演进》，《历史研究》，2024年第8期。
[8] [日]松田孝一著，乌云高娃译：《西辽与金朝的对立及成吉思汗兴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纪念文集编辑组编：《杨志玖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50－262页。
[9]关于“中央欧亚型国家”的讨论，参见森安孝夫：『ｼﾙｸﾛｰﾄﾞと唐帝国』、東京：講談社、2016年；森安孝夫：『ｼﾙｸﾛｰﾄﾞ世界史』、東京：講談社、2020年。
[10]妹尾達彦：『ｸﾞﾛｰﾊﾞﾙ·ﾋｽﾄﾘｰ』、東京：中央大学出版部、2018年。
[11]Morris Rossabi，ed.，China among Equals：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th－14th Centu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12]关于这方面的梳理，参见Xue Chen，“Age of Emperors: Divisible Imperial Authority and the Formation of a ‘Liao World Order’ in Continental East Asia，900－1250，”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Volume 49 (2020)，pp.45－83；魏志江、潘清：《论辽朝的世界秩序》，《学术月刊》，2023年第12期。
[13]奧村周司：「高麗における八関会的秩序と国際環境」、朝鮮史研究会糸扁：『朝鮮史研究会論文集』第16集、1979年、71－99頁。
[14]孙昊：《10世纪契丹西征及其与黠戛斯的交通》，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学刊》新9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25－145页。
[15]参见Michal Biran，The Empire of the Qara Khitai in Eurasian History: Between China and the Islamic Worl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48－59。
[16]参见古松崇志：「10－13世糸己多國竝存時代のﾕｰﾗｼｱ東方における國際關係」、『中國史學』第21巻、2011年、113－130頁；古松崇志：「契丹·宋間の澶淵體制における国境」、『史林』90－1、2007年、28－61頁；Endō Satoshi，Iiyama Tomoyasu，Itō Kazuma，Mori Eisuke，“Recent Japanese Scholarship on the MultiState Order in East Eurasia from the Tenth to Thirteenth Centuries，”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Vol.47 (2018)，pp.193－205。
[17]参见杨军：《东亚封贡体系确立的时间——以辽金与高丽的关系为中心》，《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18]关于使用《东人之文四六》复原金宋与高丽使者往来聘问制度的研究，参见豊島悠果：『高麗王朝の儀礼と中国』、東京：汲古書院、2017年、219－318頁。
[19] Xin Wen，The King's Road：Diplomacy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Silk Roa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3.
[20] Qiu Yihao，“GiftExchange in Diplomatic Practices during the Early Mongol Period，” Eurasian Studies，Vol.17(2019)，pp.202－227.
[21]孙昊：《交流互鉴是丝绸之路的历史底色——兼评“游牧者缔造丝路”说》，《历史评论》，2022年第3期。
[22]相关研究，参见森安孝夫：『ｼﾙｸﾛｰﾄﾞ世界史』、118－175頁；Michal Biran，“Unearthing the Liao Dynasty's Relations with the Muslim World: Migrations，Diplomacy，Commerce，and Mutual Perceptions，”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Vol.43(2013)，pp.221－251；Dilnoza Duturaeva，Qarakhanid Roads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Turkic Relations，LeidenBoston: Brill，2019。
[23] Anya King，“Early Islamic Sources on the Khitan Liao: the Role of Trade，”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Vol.43(2013)，pp.253－271.
[24] V.Minorsky translated and commented，Sharaf alZamān hir Marvazī on China，the Turks and India: Arabic text (circa A．D. 1120)，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42，pp.29－30；O.Pritsak，“Two Migratiory Movements in the Eurasian Steppe in the 9th－11th Centuries，”Proceedings of the 26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Vol.Ⅱ，New Delhi，1964，pp.157－163.
[25] Björn Wittrock, “Cultural Crystallizations and World History: The Age of Ecumenical Renaissances，” in Johann P．Arnason, Björn Wittrock，eds., Eurasian Transformations, Tenth to Thirteenth Centuries: Crystallizations, Divergences, Renaissances, pp.41－73; Benjamin Z. Kedar and Merry E．WiesnerHanks, eds.,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vol.5, Expanding Webs of Exchange and Conflict, 500CE－1500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206－230.
[26] Benjamin Z．Kedar and Merry E．WiesnerHanks，eds.，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vol.5，Expanding Webs of Exchange and Conflict，500CE－1500CE，pp.359－384.
来源：宋史研究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