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威廉·里斯-莫格（William Rees-Mogg）写了具有预言性的《主权个体》（The Sovereign Individual）一书，他对资本主义和混乱的看法，与他儿子对脱欧的热情有着引人入胜的联系。
威廉·里斯-莫格（William Rees-Mogg）写了具有预言性的《主权个体》（The Sovereign Individual）一书，他对资本主义和混乱的看法，与他儿子对脱欧的热情有着引人入胜的联系。
1997年春天，就在托尼·布莱尔上台前不久，威廉·里斯-莫格——《泰晤士报》前编辑、主要的欧洲怀疑论者、穿着细条纹西装的自我宣传者以及雅各布的父亲——出版了一本声称预见了世界未来的书。《主权个体：即将到来的经济革命以及如何在其中生存与发展》（The Sovereign Individual: The Coming Economic Revolution and How to Survive and Prosper in It）一书开篇引用了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的戏剧《阿卡狄亚》（Arcadia）中的一句话：“未来是无序的。”（The future is disorder）
在长达380页令人屏息的内容中，里斯-莫格勋爵和合著者詹姆斯·戴尔·戴维森（James Dale Davidson，一位美国投资大师和保守派宣传家）预测，数字技术将使世界变得极具竞争性、更加不平等且更加不稳定。社会将分裂。税收将被规避。政府将逐渐式微。他们写道：“到2010年左右”，福利国家“将根本无法维持下去”。在这样一个严酷的世界里，只有最有才华、最自力更生、技术最娴熟的人——“主权个体”（the sovereign individual）——才能茁壮成长。
这本书混合了悲观与幸灾乐祸的情绪，以及贵族式的确定无疑的口吻，并未受到英国评论家的好评。1997年，西方正进入一个相对繁荣、平等和政治乐观的时期，布莱尔的崛起正是这一时期的象征。这本书似乎过于末世论了。此外，几十年来，里斯-莫格一直在报纸专栏中做出耸人听闻的预测。他的许多预测都错了——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将成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玛格丽特·撒切尔将在1990年针对她的政变中幸存下来——以至于《私家侦探》（Private Eye）杂志模仿占星家“神秘梅格”（Mystic Meg）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神秘莫格”（Mystic Mogg）。
2012年他去世时，讣告更为恭敬，转而聚焦于他多年来平步青云并服务于权势集团的经历。讣告只是简略提及了《主权个体》以及在此之前出版的、同样奇特且雄心勃勃的几本里斯-莫格的著作，并未多加解释这些书的内容。讣告作者们谨慎地暗示，他作为作家的生涯只是无足轻重的副业，或者说有点令人难堪。
如今，这一评价开始显得为时过早。今年（2018年）八月，布莱尔的前得力助手、著名的留欧派人士阿拉斯泰尔·坎贝尔（Alastair Campbell），在他的博客上详细撰文讨论了《主权个体》。他称其为“你从未听说过的最重要的书”。他耐人寻味地声称：“读完这本书后，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雅各布“如此热爱脱欧，以及它可能带来的混乱、无序，以及灾难资本主义和超级精英主义的机会。”
在大西洋彼岸，这本书已与现代政治中的另一种颠覆性趋势——硅谷的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联系起来。从一开始，这本书在美国就更受欢迎，在那里，未来学和反国家的论战是更为主流的体裁。2011年，在该书出版近十五年后，里斯-莫格仍被邀请到那里，向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们谈论这本书，而斯坦福是硅谷的主要人才招募地之一。2014年，思想活跃、极其保守的PayPal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告诉《福布斯》（Forbes）商业杂志，《主权个体》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除了关于互联网革命潜力的空泛言论——这在90年代中期的未来学家中已是老生常谈——该书还包含更具体、更具开创性的预测：关于加密货币、电子战、智能手机以及在线机器人模仿人类的可能性。其中一些预测的准确性至今仍令人惊叹。例如，里斯-莫格和戴维森设想了一种“新的数字货币形式”（new digital form of money），它将“由加密序列组成……独特、匿名且可验证……在一个无国界、数万亿美元的批发市场中通过敲击键盘即可交易”——换句话说，就是比特币，而这比它实际发明早了十年。
这本书还预见到了一种对自由流动的、国际化的精英群体的强烈反对，而这些精英是数字技术帮助催生出来的。经济上的“失败者”——正如里斯-莫格和戴维森所称——那些“不擅长解决问题或不具备全球市场所需技能”的人，将会转向民族主义和痛苦的怀旧情绪。他们将“试图阻止资本和人员的跨境流动”。
在当今这个联系日益紧密却又日益分裂的世界里，“神秘莫格”似乎笑到了最后。
该书出版时他已68岁。他漫长、时而古怪、却鲜少被审视的思想历程，为我们揭示了过去半个世纪跨大西洋保守主义的重要信息，以及它发生了多么剧烈的变化。里斯-莫格的历程也有助于解释他那日益强大但仍相当神秘的儿子雅各布：不仅是作为脱欧的支持者，而且是作为一个不动感情、灵活变通的“主权个体”，正是他父亲所设想的那种类型。与此同时，小里斯-莫格（Rees-Mogg Jr）成功地成为了现代无国界金融行业的成功参与者，以及一位具有即时可辨识复古形象的民族主义政治家。他用老派的举止吸引了一些工党议员；他还在梅菲尔区（Mayfair）的一家酒店与国际极右翼的潜在领袖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私下会面。这种对于保守派权势集团如何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毫不在乎的态度，在里斯-莫格家族中代代相传。正如雅各布在2015年告诉《泰晤士报》的那样：“我的父亲，我与他讨论政治和金融的方方面面，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影响。”
威廉·里斯-莫格生于1928年。他的父亲是萨默塞特郡（Somerset）的地主，母亲是美国演员。从小，威廉就像雅各布一样，将守旧（他喜爱双排扣西装和古旧书籍）与现代的自我推销技巧结合起来。作为牛津大学备受瞩目的本科生，他告诉学生杂志《Isis》的采访者，他每天早上都读《金融时报》。不久之后，他便被该报聘用。
在50年代两次竞选保守党议员失败后，他转而通过新闻途径来获得政治影响力，于1967年成为《泰晤士报》编辑，时年仅39岁，在当时算是年少得志。在他任职的14年里，他变得越来越右倾。在60年代，他还是一个相对平等的保守党人，在一份党内小册子中主张“鼓励员工通过持有公司少量股份来认同公司是合理的”——这种资本主义方式如今正由影子财政大臣约翰·麦克唐奈（John McDonnell）推广。但到了70年代中期，西方战后的经济繁荣和政治共识行将结束，里斯-莫格加入了日益壮大的右翼末日论者行列。1974年，他利用八月的家庭假期匆忙写了一本书，《统治的错误：世界通货膨胀的危机》（The Reigning Error: the Crisis of World Inflation）。
书的基调既宏大又恐慌。“通货膨胀是一种失度的疾病，”他写道。他乐于概括并使用炫耀性的、古旧的语言，这一点，他的书的读者——以及雅各布言论的追随者——将会变得非常熟悉。“还有其他类似的疾病，”里斯-莫格继续写道，“无政府状态和暴政……癌症……”他认为，通过赋予黄金在世界经济中的核心作用，可以恢复经济“秩序”，而这项政策已经过时了几十年。他还提倡货币主义，即限制货币供应：这是一个当时在英国右翼中日益流行的新观点，后来被撒切尔首相采纳——带来了复杂的经济后果和毁灭性的社会后果。
里斯-莫格用摇摇欲坠的一堆参考文献来支持他的论点，这些文献来自历史、哲学、精神分析和核物理等领域。整体效果参差不齐：《泰晤士报》社论那种流畅、自以为是的自信，与一种更个人化、离题、有点业余的语调尴尬地混合在一起。
但里斯-莫格并未因此却步。他是一位自信但并非特别勤勉的报纸编辑，晚上6:30之后很少待在办公室。在他任职三年后的1977年，他抽出时间写了另一本宏大叙事、标题浮夸的书：《一个更谦卑的天堂》（An Humbler Heaven），内容关于他热忱的罗马天主教信仰以及宗教的普遍价值。他再次专注于为所谓混乱的当下带来秩序的需求。“一个失去信仰的世界，”他写道，“就像……一个溺水的人，在拼命挣扎。”四年后，即1981年，在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成为《泰晤士报》老板后不久，他辞去了编辑职务，此举似乎强调了他对现代性中难以驾驭的力量的反对。
然而，在里斯-莫格对规则和传统的炫耀式尊崇背后，潜藏着更为实际和强硬的冲动。他从父母那里继承了财产，并且一直对股票市场感兴趣。离开《泰晤士报》后，他在牛津一个共同朋友的家中偶然遇到了戴维森。里斯-莫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们很快发现彼此都认同“低税收”和“个人独立于”政府的重要性——这是当时及此后激进右翼的两大神圣事业。1983年，两人成立了一家公司，出版一份名为《战略投资》（Strategic Investment）的时事通讯。它利用他们（或者说他们自认为拥有）的历史、商业和社会趋势知识，为富有的投资者提供长期建议。里斯-莫格让他的每个孩子都成为了股东。雅各布当时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但已经热切地管理着自己的股票投资组合，这让右翼媒体十分欣喜。
1987年，戴维森和里斯-莫格将他们时事通讯的部分内容扩展成一本书，《街头喋血：在疯狂世界中获取投资利润》（Blood in the Streets: Investment Profits in a World Gone Mad）。其核心信息可以用19世纪金融交易员内森·罗斯柴尔德（Nathan Rothschild）的一句话来概括：“最好的购买时机就是血流成河之时。”（The best time to buy is when blood is running in the streets.）书的文字同样直白，被分割成易于消化的小块，配有引人注目的标题，仿佛是为了吸引时间宝贵的富豪们的注意力。“世界正一天天变得更加危险，”一个典型的句子宣称。另一句则建议：“你或许应该持有一些黄金。”
1992年，在里斯-莫格和戴维森另一本耸人听闻的著作《大清算：世界在2000年前将如何变化》（The Great Reckoning: How the World Will Change Before the Year 2000）的序言中，里斯-莫格透露，事实上，这两本书都不是他写的。他说：“我的贡献包括……提出观点……我们之间的持续讨论……以及发现相关的书籍。”自1981年以来，他在伦敦拥有一家古籍书店 Pickering & Chatto。然而，无论他在这些合作中的确切角色是什么——从他钟爱的历史人物和反复提及的论点出现的频率来看，他的作用是巨大的——他的世界观显然已经发生了转变。他不再将社会和经济动荡视为对保守主义和富裕阶层的威胁，而是将其视为他们的机遇。千禧年后，许多英美右翼人士将追随他走上那条冒险的道路。
雅各布不怎么写作。他没有出过书。他可能因为政治和商业生涯而过于忙碌。但如果你知道从哪里观察，他父亲对他思想和行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2012年，成为议员两年后，他为右翼智库 Politeia 出版的一本论文集写了一篇简短、略显生硬的前言。他写道，他支持“个人对抗国家”，反对“被棉花包裹的社会”（意指过度保护的社会）。他总结道，“选择”在于“集体主义和持续的平庸”与“自由和人类奋斗的伟大高峰”之间——一个首先为个人成功而安排的世界。
1997年，在《主权个体》中，老里斯-莫格（Rees-Mogg Sr）向身为企业家的读者推荐了新加坡，认为它是对商业“征收低成本”的几个国家之一。该书还建议读者利用避税天堂。2007年，像他父亲一样在牛津学习历史之后，雅各布与人共同创立了萨默塞特资本管理公司（Somerset Capital Management）——这个名字是典型的里斯-莫格风格，混合了舒适安逸与精于算计——此后该公司成为一家利润丰厚的伦敦公司，为客户在东南亚等“新兴市场”投资。该公司也在新加坡运营，并在开曼群岛（Cayman Islands）设有一家子公司。两者都是避税天堂。
今年夏天，萨默塞特资本在爱尔兰为投资者开设了两只基金：而就在几个月前，该公司的一份招股说明书曾警告称，英国的投资可能会受到脱欧带来的“相当大的不确定性”的“影响”——作为政治家，雅各布总是淡化这种可能性。被指责虚伪和不爱国行为时，他坚称这些爱尔兰业务与“脱欧毫无关系”，只是对客户兴趣的回应。
与他健谈的父亲不同，雅各布具备政治家的能力，在必要时尽可能少说话，从而平息棘手的问题。他还拥有一种他那不谨慎的父亲所不具备的、运用威胁和委婉语的狡猾方式。今年九月，在特蕾莎·梅（Theresa May）即将面临领导权挑战的传言中，雅各布告诉 PoliticsHome 网站：“她是一位非常尽职的首相，我支持她。我只是希望她改变一项政策”——他指的是她整个脱欧方针。
二十年前，《主权个体》预言，在21世纪，“许多最有能力的人”将使用“清醒的成本效益分析”来评估什么最符合自身利益。他们将“不再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一份子”。如果里斯-莫格成为首相，这或许是爱国的脱欧支持者——以及我们其他人——需要思考的事情。
原文：How to explain Jacob Rees-Mogg? Start with his father's books
来源：范德彪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