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所谓日伪“谣言攻势”，是全面抗战时期中方针对日本（包括伪政府）对华之造谣、虚假宣传伎俩的称呼，可谓历史名词。“谣言攻势”之语意，在抗战时期蒋介石、毛泽东等中国政要曾有解析，另有国人发表专文论及谣言攻势，但囿于战时政治表达及致用经略，其所论较为浅显且未成体系。迨

所谓日伪“谣言攻势”，是全面抗战时期中方针对日本（包括伪政府）对华之造谣、虚假宣传伎俩的称呼，可谓历史名词。“谣言攻势”之语意，在抗战时期蒋介石、毛泽东等中国政要曾有解析，另有国人发表专文论及谣言攻势，但囿于战时政治表达及致用经略，其所论较为浅显且未成体系。迨至今日，学界对抗战时期日伪“谣言攻势”的综合研究仍十分欠缺，至多只在中日舆论战、宣传战篇章中略有提及。按时间脉络，谣言攻势贯穿抗战始终；就空间场域，中国、日本、国际，自军政外交至社会民俗，皆有谣言流播。谣言无所不在且流毒深久，然而日伪何以造谣、何以散谣，谣言危害如何、局限如何，中方何以因应、何以反制，诸此问题，缺乏探究。本文拟依据“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台北“国史馆”、“美国外交文件集”、近代中英文报刊、档案丛编等多方史料，系统爬梳日伪“谣言攻势”谣自何来、谣至何去、何以造谣、何以散谣、谣何流毒、谣何失败等问题。

一、日伪“谣言攻势”之概略

“谣言攻势”乃日本对华发动侵略战争时惯用的宣传策略之一。1939年10月2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长朱世明答中央社记者称：“暴日此种伎俩，可名为‘谣言攻势’（Rumor Offensive）。”在此之前，谣言攻势早已存在。日本方面称“谣言攻势”为“隐密宣传”，或“底流宣传”（暗流宣传）。谣言的炮制与传播，涉及日伪各级宣传机构，且端赖文字、语言、艺术等宣传手段，得以面向中国、日本、国际诸多社群流传，流毒深久。

“谣言攻势”之造谣，关涉日伪各宣传组织，其中，日本同盟通信社、宣抚班是主要造谣机构。奥尔波特曾谓，“散布谣言正是轴心国宣传的主导形式”。陈其尤致电蒋介石亦称：“日方同盟社时向华南发出造谣电报。”蒋故电嘱邵力子：“日本同盟社消息，无论好坏，每日皆应责成中央社随时寄交。”此外，同盟社强制各伪组织电台、广播、报刊等宣传机关播送、刊印其宣传内容。宣抚班则组织“谣言队”，宣传“东亚新秩序建设、皇军战胜实况、蒋政权内部紊乱、新政权明朗、共产党暴状、各国对蒋态度恶化”等内容。根据杉山部队宣抚班工作日程表，宣抚班以合作社、维持会、商务会、村公署、妇女会、爱护村等组织为工作对象，通过扶植、培训诸此团体，实现上通下达的政治目的。除“谣言队”外，宣抚班其他机关亦承载造谣职能，在相关宣抚文件中，充斥各类谣言。应当指出，宏观层面，谣言攻势虽无专涉机构特别负责，然在其“军宣一体”模式下，日伪各宣传组织、士兵特务、浪人汉奸，皆为谣言炮制者和流播者。此外，日伪利用宗教、地方名门望族及其他团体进行宣传。时人也称日伪“收买腐化军官，民团领袖，土豪劣绅，组织流氓散兵”造谣，“谣言攻势”更与其军事行动、宣传战、思想战、心理战、情报战、神经战等策略相辅相成。

“谣言攻势”之散谣，多附庸于日伪宣传。进言之，日伪通过文字、语言、艺术等宣传途径，全方位、立体化、多维度、深层次地开展谣言攻势。其散谣手段，时人已有胪列：

“谣言攻势”之受众，涵盖中国、日本、国际诸多社群。面向中国，日本发布《告中国农民》《敬致村长乡绅诸君书》《告！游击队员》《告！党员同胞》等布告，面向不同社群，炮制各色谣言。面向华侨，谓“蒋政权没落，新政权兴隆”；“长期抗战，生灵涂炭，支那崩塌，赤化惨祸”云云。面向日军，则污名抗战、丑化中国军队，故此有日军认为抗战是“为蒋介石而献身”，更有被俘日军称“我军（中国军队）勇气百倍于厌战日军，深感我官民优待，悔听长官谣言”。面向伪军，则进行“一切卑鄙无耻的宣传，宣抚班经常对伪军部队宣传那一套‘保卫治安’‘和平亲善’‘反共’等鬼话”。

面向日本，时人归纳日伪宣传表征：“1.捏造事实，把战争的责任加诸我国，劝勉国民节衣缩食，忍受困苦的生活。2.宣传汪逆伪政府成立后，战争不久即可结束，以缓和国民反战厌战的心理。3.宣传我国际路线减少，军火运输困难，将不能继续作战。4.宣传我国经济力量薄弱，法币跌价，将不战自败。5.虚构在华作战胜利消息，以振奋敌国的民气。”

面向国际，日本称其“在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且以歪曲讯息（garbled information）建构美国人民对华认知，意欲矫饰侵略实质。此外，德意日建立宣传统一战线，如罗马电台称中国驻英法等国大使敦促中国与轴心国结盟。为避免美国民众误解，时任驻美大使胡适驳斥谣言。此前，更有德国记者“每日专为日方造谣宣传”。外国学者称：日本政府蒙骗其人民，称入侵中国旨在维护东亚和平、挽救中国人民，并伪造北京学生挥舞日本国旗游行之图片，戏罢，国旗便被丢弃河中。

总之，日伪借其宣传组织、士兵浪人、汉奸特务发动谣言攻势，谣言附庸于日伪宣传，有赖文本、影音、图像等宣传途径，广泛流播于中国、日本、国际诸多社群。盱衡日伪“谣言攻势”，国民政府1943年印发《抗战六年来之宣传战》称：“一贯地离不了虚构、欺骗、收买等卑鄙原则”，“内容不外乎造谣、恐吓、诱惑”，甚至“对联以及日用品的火柴盒，无不被敌人用作宣传的工具”。立基于此，日伪方能将谣言流播于广袤区域与多元主体。

二、日伪“谣言攻势”之分类

日伪“谣言攻势”乃其“宣传战术”，时人谓“日本矮子善于造谣”，蒋介石亦称“敌寇谣诼层出不穷”，仅1939年蒋介石日记所载，关涉“倭谣”“敌谣”等讯，足有十数条之多。蒋谓“敌方谣诼反宣传，无论政治、军事、外交与经济，皆作无常识之宣传”，故电嘱孔祥熙等官员注意日方谣传。诚如上述，日伪虽无宏观机构专事谣言攻势，但客观上，形成了以日伪宣传机关为主、军事机构为辅的“军宣一体”造谣体系。有赖于此，谣言攻势流毒深远，并于海内外军政外交、经济文化、民族精神等层面贻害颇深。

政治层面，谣分几类：妖魔化国共两党形象、诽谤国共关系倒悬、滥制和平谣言、污蔑抗战军政要员。为妖魔化国共两党形象，日本称鄂赣湘三省遭“共军”惨杀者42万余人，烧毁房屋51万户，财产损失时值87亿元之多。污蔑共产党屠戮族长、家长、地主等所谓大屠杀政策。诽谤共产党借“吊弹琴”“快活床”“睡大觉”等酷刑滥行虐杀。至于国民党，日本称其内幕黑暗、内部不统一、于民生有害等。伪满更称国民党“误国殃民，扰乱亚东”，故“出膺惩之师，挞其暴戾”。有关国共关系，日伪扬言蒋介石投降第三国际，或谓共产党正密谋推翻国民政府。周恩来不得不出面亲辟谣言。甚至，日军造谣国民党为共产党之伪政权，系日本为反共宣传制造声势，勾连国共两党，以达一损俱损之“良策”。再者，将国民党诬为共产党傀儡，解构国民政府正统，为伪政权谋求正当性。日本士兵对此信以为真，称抗战乃“出自共产党的唆使”。至于和平谣言，中共谓其制造者为：民族败类、亲日汉奸、恐日病份子、空谈家、造谣政客、情报专员；西文报刊称“鼓动和平谣言乃日本一贯策略”；美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亦称，抗战期间，此类谣言不绝于耳。此外，日伪对抗战政要迭次造谣，诸如张嘉璈已被枪决，吴佩孚业已就任伪职，同盟社更造谣陈公博自杀，旨在掩护其潜逃日本。殆有甚焉，部分地方污吏，与日伪沆瀣一气，滥制谣言，愈发助长日伪谣言之攻势，继而衍生“泛日伪谣言攻势”。应该指出，“谣言攻势”绝非孤立、静止，其与日伪军政外交等策略有着密切联系，并据事态发展、变化而不断扩大。针对国民政府的造谣便呈现其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造谣蒋介石贪赃专权，其政权乃英美傀儡，联苏鱼肉人民；第二阶段则宣称重庆政府已是赤色政府、地方政府，不足以代表中国，伪政权方为正统云云。

经济层面，日伪在法币、外汇、证券等金融领域大做文章。货币层面，日伪“制造谣言，破坏法币信用，乘机搜罗法币，间接向我购买外汇”，在边区则“造谣惑众破坏边币信用”。金融层面，外汇、黄金、公债、外股因谣言炽猛，涨跌甚巨。倘若金价银价、股市证券等金融产品一方谣言风靡，则迅速波及全局，时人谓“要是时局有谣言”“价格就会跌落”。美国驻华大使亦称：外汇谣言流播甚广，是故，货币流通受阻、黑市价格抬高、购买力亦降低。更有奸商利用日伪谣言，以图渔利，助长谣言攻势气焰。凡此，谣言致使商业困顿，如“潮汕谣言繁兴，各工商业大受影响”，岭东更因谣言“工商百业停辍，银行学校工厂他迁”。日伪经济谣言呈现如下特点：显性化，谣言危害较为具体、实际；可量化性，经济损耗可量化；高效、迅达性，谣言对金融市场破坏显著，不日则引发市场动荡；广泛性，谣言波及面及影响主体，由法币、外汇至粮棉、五金，皆深受荼毒；延展性，谣言孳生于经济统制政策、形势变动，常由外汇、法币等某一领域株连至黑市、金市、粮棉、五金等诸多经济领域。日伪热衷于炮制经济谣言，以期阻扰国民政府经济统制政策的实施。究其隐因，经济统制将巩固国民政府政治、军事中央集权，此乃日本深为忌惮之所在。

外交层面，日本极为注重国际对日侵华认知，是以搜罗相关信息，广为造谣。面向国际，日方将中国形象妖魔化、蒙昧化、低俗化、非人道化，对中国形象进行“返魅化”输出，并将中国文化降格为“亚文化”，将其侵略行径粉饰为转圜、开化中国之蒙昧状态。诸如频频造谣中方毁弃国际公约，使用毒瓦斯等违禁武器，轰炸某大使，屠杀医护人员，滥杀无辜人士等。时人谓日本旨在丑化中国形象，恶化中外关系，使中国在国际陷入孤境，以减少国际对华援助。蒋介石亦称日方恶意造谣“破坏中国与各民主国家尤其苏联之感情”，外报亦有报道。日谣荼毒深远，截至全面抗战初期，国际上仍认为“中国处于遍地土匪、野蛮排外的无政府状态”，“而日本则是东亚文明、进步和秩序的代表，是列强在华利益的捍卫者”，日伪“中日满共存共荣之崇高理想”更渐染于国际人士。

社会层面，日本侵略者为了维持占领地之稳定，先以谣言招徕人口，再以军事策应，严行管制。上海沦陷后，松井石根谓归来者甚少，广州亦然。美国驻广州领事称：“日本飞机投掷传单，声明无滥杀无辜、苛政、抢劫，以招徕原住民。”另据沙面银行职员描述，日伪“在港澳派遣大量汉奸，四处散布诱骗谣言，谓广州现已如何安定”，惟受骗者抵至广州，“欲再逃出境，已手续纷繁难脱虎穴矣”。北平沦陷后，日伪“谣言攻势”与军事管制紧密结合，既炮制谣言，又限制人员出境，并以军事钳制舆论。因深谙谣言之危害，日伪成立新闻检查处加强舆论统制，并出台谣言取缔密令，对于造谣者严加究办，对散谣者处15日以下之拘留，谣言惑众扰乱秩序者处死刑，乃至外报对此亦有诸多报道。据此，日伪“谣言攻势”与其军事、政治等策略相辅相成，并借此扰乱非沦陷区秩序、巩固沦陷区统治。

军事层面，战争谣言现实依赖性强、破坏性大、流传广，但持续时间短，常因某官方声明或战争打响与告竣而流产，其炮制流程、表现及生命周期如下：战前，日伪炮制中方“兵力殊为单薄，且无工事可守”等谣言，或广播“师长吴世廖，率领兵士向×投诚”（×在彼时报刊语境中，特指日军）。再则滥制谣言，声东击西，牵制中方兵力；或是韬光养晦、暗度陈仓，借“和平谣言”转移视线，大肆谋略四方。战后，倘日本“告捷”，则称中国军队“不堪一击，向国内外大事（肆）宣传”，若其败阵，则指使汉奸散播谣言、派遣飞机投放传单，为其战败编排各种托辞，或谓中国军队取胜得益于外国将领指挥，或谓中国军队滥用达姆弹、瓦斯弹等国际违禁武器，诸如此类报道，在彼时报刊中时有所见。

精神层面，日伪“谣言攻势”通过制造恐惧、提倡封建迷信、发展色情事业，以动摇、麻痹中国军民抗战精神。蒋介石称日伪制造恐惧战术为“神经战”。时人认为日伪炮制“空袭”谣言，“与其称为‘战略轰炸’毋宁称为‘政略轰炸’”。南京沦陷后，英人谓投降谣言肆虐，其与谣言攻势不无相关，乃至“一些县长，一听谣言不好，就席卷而逃，不知去向”。若日军受挫，如张鼓峰事件，日方亦“凭空造谣，以作恫吓”。提倡封建迷信方面，日伪利用保护祖坟，福荫子孙等封建意识，凭安民布告、投降票、归顺票，诱使中国前线军队投降、后方民众拒服兵役。发展色情事业方面，日伪宣传刊物，如《真同志》便充斥各类色情内容，日军据此博人眼球，同时散播谣言，以动摇抗战决心。吊诡的是，日伪甚嚣尘上之谣言攻势，众目昭彰之军事统制，非但未令妥协分子坚决抗日，乃竟动摇投敌，即“斯德哥尔摩效应”（一种受害者同情、甚至帮助犯罪者的心理学效应）。纵观抗战史，伪军、汉奸、特务层出不穷，或与此有重要关联。

日伪“谣言攻势”何以贻害无穷？因为群众与造谣者思维、文化层次存在差异，且囿于首因效应、乐队花车效应、确认性偏见等心理学效应影响，故群众备受困扰。此外，辟谣与造谣之事实成本存在不对等性。马克思曾指出：“事情的整体最初只是以有时有意、有时无意地同时分别强调各种单个观点的形式显现出来的”，“把材料组成一个整体”，“全部事实就会被揭示出来”。这也增加了辟谣的难度。日伪造谣诚无底线，然中方辟谣万难立足虚无主义立场，况且以谣辟谣不啻丧失政府与媒体公信。因此，中方辟谣存在滞区与盲区。再者，就谣言本身而言，其具有一定生命力与嬗变力，并据事态变化，改变自身内容及形态，在传播过程中存续次加工状态，不断删补更利传播，同时嬗变为诸多版本，层累地渐趋现实。谣言层累与次加工形成“泛日伪谣言攻势”，诸多组织、社群皆为谣言炮制者、加工者、传播者、消化者。

三、日伪“谣言攻势”之失败

纵然日伪谣言流布甚广，然而囿于谣言攻势弊漏甚多，加上其他诸种原因，不可避免地与日本侵略行径一样以失败告终。诚如前述，日伪“谣言攻势”并无宏观机构专涉统制，故谣言“各自为政”，难以呼应周延，极易被瓦解辟谣。针对日伪“谣言攻势”，中方构建“反日伪谣言攻势”宣传网络，对日伪发动抗战反“谣言攻势”。此外，日本侵华在世界上受到谴责，其谣言攻势亦缺乏正当性，且日伪滥谣无度、自相矛盾，致使其舆论弹性及张力有限。谣言本身虚构现实、难以自洽，也令其不攻自破。至于中日民族界限、文化隔阂，更难混淆，中日猜忌也令谣言备受质疑。以下分别予以具体阐释。

其一，中方辟谣反制，令日本谣言攻势难达目的。中方国家机关与公权人物的声明，知识分子与社会活动家的宣传、科普，国际社会、华侨之客观报道、同情，以及各类谣言管制条例，诸此种种，构建起“反日伪谣言攻势”宣传网络。此外，中方亦对日方展开谣言攻势，蒋介石曾手谕陈诚：敌后宣传各战区需“一面散发传单，一面散播谣言”。同时，国际为华发声，亦挫谣言攻势。如伪报称英国路透社及苏联塔斯社转载有利抗战之消息，乃“恶辣、恶劣宣传”。此外，中方釜底抽薪，出台管制谣言之法案，从源头扼杀谣言。如“造谣惑众摇动军心或扰乱治安者”处死刑，并对日伪刊物限制邮寄。边区政府亦出台“捏造或散布谣言者”为汉奸的惩治条例。

其二，日伪滥谣无度，势必过犹不及。碍于日伪“谣言攻势”并无专涉机构赖以统摄，诸多谣言前后矛盾，难以调和。时人称“每天一打开报纸，便看到许多前后矛盾的消息”。武汉失守后，“大部分芜湖同胞，还不相信武汉失守，因为他们只看见汉奸之大势（肆）宣传，以为武汉失守是汉奸造的谣言。”在沦陷区，日伪“谣言攻势”力图“制造稳定”，然民众不为所动。外报称：“纵知调停尽属徒劳，日本如旧散布和平谣言。”乃至雪兰莪华侨文化界、吉隆坡学生界听闻和平谣言，“群情震愤，誓死拥护政府抗战到底”。据此，中国群众对谣言攻势业已产生抗体，只因“造谣过多也太过火，致使前后矛盾”。松井石根亦称宣抚工作“适得其反”。

其三，日伪宣传多方矛盾，舆论张力受制，亦令其谣言攻势受挫。谣言攻势并非单一向度输出，输出谣言同时，亦需钳制有碍“谣言攻势”之“反谣言攻势”。日伪虽在沦陷区进行新闻统制，然仍纰漏甚多。如伪报称蒋介石、宋子文死亡实属荒谬，竟为中方辟谣。至于其舆论之张力，亦有所限度。如日本盟友意大利，流传“意大利向华提供军火”之谣言。日首相称英美造谣离间德意日关系，日外务大臣称敌国造谣离间日苏关系。日伪同其盟国宣传战线并未实现完全统一，且对于国际宣传，日伪亦有缺位。即便日本本土亦谣言甚多，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曾不止一次称东京谣言甚炽，甚至有重庆代表在日参加“帝国会议”之说。诸此宣传弊漏，令日伪“谣言攻势”难以形成攻防一体之理想体制，是故谣言攻势输出有余，而统制不足。

其四，日军师出无名，本身既处道德低位，更遑论合法性与合理性，不可能依赖谣言攻势建构正当性。其颠倒黑白，必然招致非议，乃至“蒙受冤屈”。1938年，为因应日寇进犯，国府当局采用焦土政策，继而因流言酝酿出长沙文夕大火案。此前，武汉业已熊烧数日，然而大火真相众说纷纭，“日方谓系中国游击队放火，但各方面则认为系日方所为。”纵火真相虽扑朔迷离，但怀疑矛头首指日本，受战时复杂情境影响，再结合群众被害妄想症心理，日方遂成首要嫌犯。日方旋即造谣斡旋，将矛头指向游击队，其目的一为洗白自身，摆脱嫌疑；二为制造分裂，破坏抗战团结。此外，抗战时期投毒案、食物中毒案怀疑矛头亦频指日本，皆因日军多行不义，自毙于谣。

其五，文化隔阂层面，日本文化源起中国，二者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共性层面，因日本文化源自中国，故潜意识文化现象中，中日文化存在一定主次关系，这导致谣言攻势背离于文本表达。个性层面，中日文化差异令两国文字形同意迥，然而日本难能体认中国文化情境，故其谣言表达常弄巧成拙。如日本张贴之标语“中日固提携，不怕外患侵”，若以语义及语用现象视之，汉语语境中，提携一词内涵上位者对下位者之姿态，日军宣传素以中日提携著称，从表述上看又“中”在“日”前，这与日军历来之帝国提携、东亚代表等宣传存在悖离。日军还自诩“中国人的慈母”，意欲突出其对中国的引领与关怀，然中国素以谦逊、内敛著称，无端自恃为对方父母长辈等语，在中国语境中，更常表达为隐喻的辱骂。日军本为表达关怀、引领之意，结果却南辕北辙。这种文化隔阂致使日方宣传与中国体认难全吻合，而立基于畸形宣传的谣言，则愈发断港绝潢。

其六，民族隔阂层面，抗战时期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日本虽宣扬东亚、黄种等概念混淆中日民族界限，然外人视之，中日在种族、语言、思维、观念等方面大相径庭。更有日本学者称中日战争“是日本民族主义或东亚民族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对冲”。中国民族主义既是日伪“谣言攻势”极力抵制与抹煞的对象，也是国共两党反制日伪“谣言攻势”的基底。然而“想象的共同体”及国族话语形成远非一朝一夕，纵使日伪竭力炮制谣言、统制舆论，但其宣传“末梢”既难穷极中国边陬，更难逾越国族的鸿沟。

察谣言本身，其难以自洽，即呈现事件时面临事实之结构性缺失。再者，据奥尔波特谣言流行度公式：R（谣言）=i（重要性）×a （模糊性），即事实重要程度、模糊程度与谣言流行程度成正相关。进言之，谣言依据片面事实，通过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建构一众偏离事实之桥段，再结合时境，引发骚动。然而，现实愈丰满，谣言愈失真，往往事实一经明朗，谣言便顷刻覆灭。故此，因谣言本身之天然缺陷，其以假乱真仅可乱一时之真，却难能取代事实建构事件。

结语

日伪谣言攻势孳生于宣传政策，其虽无宏观机构专事统制，然而在战时“军宣一体”模式下，日伪宣传组织、士兵浪人、汉奸特务皆为谣言炮制者、加工者、流播者，谣言经由次加工、次流播，更形成“泛日伪谣言攻势”。谣言攻势附庸宣传手段，借文本、影音、图像等形式，经由报刊、书册、电台、演说、电影、音乐等媒介建构流布。中国、日本、国际由政及商、自上至下诸多社群，皆为谣言输出对象，军政外交、经济文化、民族精神、社会空间更为谣言提供生存场域。

日伪谣言攻势虽竭力诋毁国共两党、离间抗战力量、破坏国府统制、愚弄中日群众、妖魔化中国形象、矫饰侵略为“圣战”。然而囿于谣言本身之“事实结构性缺失”，故难能取代事实建构事件，况中方构建“反日伪谣言攻势”宣传网络，并对日伪发动“抗战谣言攻势”，故日伪谣言攻势备受掣肘。加之中日国族文化迥异，日本师出无名且滥谣无度，国际为华发声等因素，谣言攻势力有未逮。

揆诸日伪谣言攻势，有其历史应然性、必然性、实然性。谣言攻势作为日伪宣传战的子集，旨在于海内外角逐中日形象形塑权与建构权、“正义与罪罚”审判权与裁决权。为扩大谣言“效能”，谣言攻势与中日军政外交等策略密切、普遍联系，并据事态发展、变化而不断自洽、周延。当日方面对有悖文明、正义、法理之事实时，政府绝不能“失势”，舆论更不能“失语”，端赖谣言攻势，日方得以凭借谣言进行政治表达。谣言攻势之旨归，乃在借谣言标榜“正义”，以图“正名”，继而矫饰侵略罪责、逃避国际制裁，企图令中国实现正统性、正当性之“让渡”。但所有这些谣言攻势，最终都全部归于失败。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