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的战犯中，哪几人被俘前地位最高？其中三个死后进了八宝山

摘要：1949年春末，北京城的树影有些寂静。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门口站着卫兵，似乎能嗅到一丝没有归属的潮气。那年，辽沈和淮海的硝烟已成回忆，新政权在北平城根下擘画秩序。而院墙内，几个身份极为特殊的人物，被命运安放于此。他们的背景和往昔，直到今天，再翻出来时仍有许多问号

1949年春末，北京城的树影有些寂静。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门口站着卫兵，似乎能嗅到一丝没有归属的潮气。那年，辽沈和淮海的硝烟已成回忆，新政权在北平城根下擘画秩序。而院墙内，几个身份极为特殊的人物，被命运安放于此。他们的背景和往昔，直到今天，再翻出来时仍有许多问号。

功德林之被历史记住，并不只是因为铁门和规矩，更因这些聚于一所的旧军人。其实吧——他们的“汇集”，是1956年全国产生战犯集中管教政策后的结果。此前，不少人的故事还发生在别处。那一年，东北野战军第9兵团前司令廖耀湘，也才被转来和老上级杜聿明住一间。

权力、名望、军衔、政治角色交错。可若真要分出在功德林“身份金字塔”的前排，限于有官方可查资料的几人，下来，不出四位。

杜聿明的分量无需赘言。当初在东北兵团担任副总司令，辽沈战役、淮海战役，这两场决定性会战的后半程，几乎都由他全权调度。京剧里唱将军出征，这样的舞台景象，在真实历史上——杜聿明才是真正的主角。有人核查过1948年冬，淮海兵败时，他正患胃溃疡、肺结核、还有肾结核（当年病历在档案室还可查）。撤退途中因染病严重无法坚持，佯装百姓逃到宿迁西，依旧落入追赶的解放军手中。徐州前线的旧部下，后来回忆起这件事，久久不愿多说。

这人自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抗日时代指挥第五军，与日军决战昆仑关，中村正雄死在那里。再难的仗也咬着牙扛下来。可到了解放战争，他也挡不住风向已变。历史轨道上，无论个人多用力，都很难逆转整体的崩溃。这点很多功德林的老人都想明白了。

实际上，杜聿明进了功德林后，并没有一蹶不振。不同于那种彻底放弃生活的人，他反而是个爱读书的。管理所的职员——这是知情人口述，说他每晚必看书到深夜。病情，在新政权主管医生介入两年后逐步缓和。1959年，他成为全国首批获得特赦的十名特战犯第一人，算是首个恢复了公民身份那一拨。

另一个不得不提的，是王耀武。此人是山东人，黄埔三期，在军队晋升极快。多年前，他带着老部下从上海淞沪血战打到湖南常德，指挥的七十四军是国民党最能打的嫡系之一。可他能“坐大”，并不仅靠打仗。局外人或许不明白，这人物赚钱有一套，在上海、无锡、天津一带经营饼干厂，自己出钱混补士兵伙食，剩余还用于打点上级、朋友。此人对军内外的交际极为圆滑，这点在功德林甚至被老同事嘲笑过。

1948年济南失守那一刻，他是山东军政唯一大员。其实说的真切，他半年前早就跟南京方面讲过守不住这城。只是——上面不听。战役打响，吴化文突如其来阵前倒戈。王耀武眼见大势去，还是被一队解放军小队押走。颇有讽刺意味，他是功德林里改造最主动、转变也最快的。此后很快特赦，出所后直至八十年代都活跃在社会活动场合。

若单论资历与职务，王耀武是省级大员。而翻开功德林战犯档案，官阶再高一点的，只有抗战旧部王陵基。四川人，出道早。不像杜聿明、王耀武那般出自黄埔，王陵基是在川军自己人里爬上来的主帅。九战区副司令，实打实的国民党上将。抗日前线未必有亮眼的漂亮仗，但能把四川这摊大事在军政上捏合住，能力另算一档。

他还有点轶事。少年时就顶撞过蒋，甚至有一回还为私事冒着风险和老蒋打过架。人老了，话多了。功德林那几年，他讲起自己当年在四川藏的古董，说想捐给国家。警卫员真去找，结果全是仿品。大家听着都忍不住乐。晚年因病去世，那原本苍劲的手，现在连拿刀刮胡子都抓不牢，杜聿明帮着收拾。骨灰进了八宝山，算是对他过往抗战之功的认同。

政界人物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康泽，这名字没那么响，可在国民党特务系统，分量沉重。他不是带兵打仗的，反而更擅于办“政工”。黄埔老同学一辈子认他铁面，还因此吃了不少苦。复兴社，这是康泽主导搭的系统。五十年代，他曾担任襄樊绥靖区司令，位置很要紧。只是没打过仗也能做指挥，这理由，细想也无从深究。结果还是大势难挽，成了解放军最早一批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