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回忆：每当想起老队长和他的义子憨成，我心里就很难受

摘要：1969年1月份，就是在那个寒冷的冬季，我和同学们一起坐上了北京发往陕西的知青专列。我们那个车厢有十几名八一中学的学生，大家不是太熟悉，但有两名学生是高干子弟，我们同行的几名同学都认识他俩。高干子弟也要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我们心里一下子就平衡了很多，之前

1969年1月份，就是在那个寒冷的冬季，我和同学们一起坐上了北京发往陕西的知青专列。我们那个车厢有十几名八一中学的学生，大家不是太熟悉，但有两名学生是高干子弟，我们同行的几名同学都认识他俩。高干子弟也要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我们心里一下子就平衡了很多，之前的那种不情愿和怨气一下子就飞到了九霄云外。

陕北黄土高原

知青专列到达陕西境内的铜川车站后，我在那住了一晚，第二天吃过早饭乘坐汽车继续前行，于1月16日下午到达了插队落户的目的地——陕北延安地区的延川县郭家沟大队，我们七名北京知青被分在郭家沟三队，男女生分成两伙借住在老乡家中。我们四名男知青借住在郭队长家一孔闲置的土窑里，三名女生临时借住在烈军属高奶奶家。

那时的郭家沟可真穷啊，村子周边都是起伏的丘陵和纵横的沟壑，黄土坡上光秃秃的一片，几乎没有什么树木和植被，甚至连一棵野草都看不到。散落在沟坡上的土窑洞破旧不堪，给人一种很萧索的压抑感感觉。从繁华的大都市来到了这样一个穷山沟，我们心中落差很大，心理上也很难适应。新中国都成立二十年了，陕北作为革命老区，乡亲们的生活还如此贫穷，真的令人心里难受。

郭队长当年五十岁上下，他家两口人，有一个男娃。那个男娃叫憨成，当年十五六岁，长得很结实。后来我们才知道，郭队长是个光棍，他的这个娃娃是在集市上捡回来的，那时娃娃还很小，也就三、四岁，已经跟着郭队长生活了十二年。郭队长把娃娃抱回家后才发现，娃娃长得憨头憨脑（唐氏儿相貌），说话不清楚，眼神呆滞，明显智力有问题。

我们在郭队长家借住，也跟着郭队长爷俩一起吃饭，郭队长会做饭，天不亮就起来烧火做饭，做好了饭才叫我们起床吃饭，还要帮我们烧炕。憨成虽然不精明，可郭队长很疼他，让他跟我们吃一样的饭，郭队长自己吃的却是掺了胡萝卜缨子的黑面团子。

每天晚饭后，憨成就到我们知青居住的土窑里来，在脚地上一站就是半天，我们跟他说话，他只会笑，即便是回答我们，我们也听不清楚他说的啥。他每次到我们居住的窑里来，我们都会给他两块糖或两块饼干，他接过我们给的糖块或饼干转身就走。原来他是拿着糖块去送给他爸吃，他自己却舍不得吃。每次郭队长都是象征性地咬一点点糖块，然后再把糖块塞到憨成的嘴里。

忙完春耕春播生产以后，队里给我们打了新窑，我们就不在郭队长家借住了。每次出工劳动，憨成也跟着一起参加劳动，像担粪挖地这样的力气活憨成能干，像锄地、收割麦子和谷子这样的活就不能让他干，怕他伤到自己。他干活不多，队里一天给他记三个工分，也算合情合理。

后来憨成跟我们熟悉了，出工干活他和我们男知青在一起，晚饭后也到我们知青点来玩，我们看书或打扑克，他就在旁边看，一句话也不说。估摸着我们该睡觉了，郭队长就来叫他回家睡觉。有时看到我去挑水，他就帮我挑水，不让他挑都不行。

那时城里的人们生活也很单调，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农村人的生活就更单调了，特别是精神生活方面。劳动间歇时间，有几位婆姨总爱戏弄憨成取乐。她们有时把土筐戴在他的头上，有时将他的脸抹成大花脸，憨成也不急眼，总是嘿嘿笑。还有一次，几个年轻婆姨把他的裤子扒下来，把一条毛毛虫塞在了他的裤裆里。婆姨们咯咯地笑着跑到一边，憨成不追也不恼，嘿嘿地傻笑着脱下裤子，把毛毛虫抖落在地上，再把裤子穿上。几个年轻女子看到这一幕，都臊得满脸通红，用手捂着脸再也不敢抬头看。

记得是我们来陕北插队落户的第三年，憨成看到女知青去厕所，他就在后面跟着，女生进了厕所，他就站在厕所门口看，有时吓得女知青都不敢上厕所。郭队长听说这个事情后，狠狠打了憨成一顿，打的他走路一瘸一拐的。自那以后，憨成再也不敢尾随女知青，到我们知青点来的次数也明显少了。

图片来自网络

1973年中秋节前夕，那天我们要吃晚饭的时候，憨成拎着半筐红枣来到知青点，站在窑门口喊我：“长安哥，长安哥。”我接过他手里拎着的土筐，让他进来，他看我们在吃饭，就站在窑门口没进来，我把半篮子红枣倒进一个搪瓷盆里，把空篮子递给他。一名女知青拿着一块月饼（北京寄来的）递给了憨成，憨成接过月饼，挎着空篮子就走了。自从郭队长打了他以后，他就不好意思到我们知青窑里来了，特别是看到女知青，感觉他的身体就会不由自主地颤抖一下。

晚饭后，我拿着两瓶烧酒还有一包月饼去了郭队长家，只见郭队长家的炕桌上放着一块月饼，正是憨成拿回来的那块月饼。郭队长说有一块月饼就行，赶明过节的时候，他爷俩一人一半。

郭队长家院子里的枣红了，他都想着我们知青，年年都给我们知青送大半筐红枣。一次憨成在山上摘了半筐红彤彤的酸枣，他没舍得吃，也给我们送来了。郭队长家的日子虽然穷，可他有一个鸡蛋，也想着我们知青，我们都很感动。憨成虽然不精明，可他每次看到我担水，碰上我挑柴，他都会替我挑回知青点。乡亲们都说憨成是个憨憨，是个瓷脑，可我觉得憨成并不憨，他心里明白谁对他好，每次我们知青给他一点好吃的东西，他都会拿回家给他爸吃。

1974年秋后，我被推荐到北京农学院读书，离开郭家沟那天，乡亲们都到知青点来为我送行。那天憨成也来了，他用水瓢给我端来一瓢红枣。当我坐上队里的毛驴车离开时，憨成在后面追着毛驴车跑。追了一会子，他看追不上我了，趴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那一刻，我心里就像针扎一样，有一种说不出的疼痛感。

后来我同学回北京探亲，他对我说，憨成看到他就问：“长安哥回来没？想哥哥……”听了我同学的话，我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

大学毕业后，有了一份可心的工作，第一个月开了工资，我给憨成买了一身城里年轻人穿的衣服寄回了陕北，还给郭队长买了一条大前门香烟。逢年过节，我也会给郭队长寄上十块二十块钱。后来因为结婚成家再加上工作比较忙，我也就渐渐淡忘了郭队长父子俩。

1993年春天，我去延安开会学习，会议结束后，我专程去了一趟郭家沟，我想去那里看看郭队长父子俩和乡亲们。到了那才知道，郭队长一年前就去世了。我就问老乡：“憨成好吗？他家的院门咋上锁了？”“郭队长死后没几天，憨成就死了，他是活活饿死的。郭队长去世后，乡亲们给他送吃的，他一口都不吃，天天坐在郭队长坟前哭，没几天就死在了郭队长坟前。”听了那位老乡的话，我心里就像刀割一样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