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僖宗中和四年六月,泰山狼虎谷的草丛里,黄巢攥着半张泛黄的科举落榜名单自刎。
前言
唐僖宗中和四年六月,泰山狼虎谷的草丛里,黄巢攥着半张泛黄的科举落榜名单自刎。
这个曾喊着“天补均平”的起义领袖,一年前还在大明宫龙椅上哈哈大笑,把亲信全封了大官,早忘了朱雀大街上饿死的流民。
六百多年后,明朝万历十年,张居正的家产被抄出黄金万两、白银二十万两。
这个推行“一条鞭法”时骂“豪强兼并”的改革家,自己却在江陵建了占地千亩的豪宅,用胡椒苏木抵俸禄时,私藏的胡椒够全家吃三十年。
从黄巢到张居正,从朱温到洪秀全,古代太多成功者都逃不过一个怪圈:起点是“匡扶正义”,终点却成“正义的敌人”。
这不是运气差,是权力、人性和制度拧成的死结,把一个个“屠龙者”,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恶龙”。
一、权力异化:从“反特权”到“造特权”,就差一把龙椅
1. 黄巢:黄金甲下的初心,碎在大明宫的龙椅上
你可能不信,黄巢最初造反,真不是为了当皇帝。
他就是想考个进士,当个能给老百姓办事的官。
唐懿宗咸通初年,19岁的黄巢第一次进长安贡院,考官一看他是“曹州盐商子”,笔都没动就划了叉:“商贾之子,也配考进士?”
三次落榜后,他在客栈墙上题下“冲天香阵透长安”,把笔折成两段,这才下定决心反唐。
乾符二年,黄巢跟着王仙芝起义,喊出“天补均平”的口号。
意思是朝廷分不均,我们来补。
那会儿的他,是真把老百姓当回事:
打下曹州时,把地主的粮食分给流民;
路过陈州,看到饿死的孩子,还让士兵把自己的干粮递过去。
流民们都喊他“黄王”,说他是“救苦救难的菩萨”。
可谁能想到,攻进长安的那一刻,一切都变了。
广明元年冬天,黄巢骑着高头大马进了承天门,唐僖宗早就跑了。
他走进大明宫,摸着龙椅上的鎏金花纹,突然转头对身边人说:“这才是该有的样子。”
当晚,他就住进了皇宫,还把盐商家族的亲信全召来:堂兄黄揆封宰相,弟弟黄邺封枢密使,连远房侄子黄浩都当了将军。
当年因“商人子弟”被科举排斥的他,如今用权力堵死了所有寒门的路。
更离谱的是,他还复刻了唐朝的“门荫制”,规定“黄氏宗亲子弟,不用考试就能当官”。
有个老部下劝他:“咱们当初喊着‘均平’,现在这样,和唐朝有啥不一样?”
黄巢直接把他贬到了边关,还说:“我是皇帝,我说的就是均平。”
后来唐朝节度使反扑,黄巢的义军节节败退。
中和四年六月,他逃到泰山狼虎谷,看着追兵越来越近,从怀里掏出半张落榜名单。
那是他第三次落榜时偷偷藏起来的,上面还有考官轻蔑的批注。
他苦笑了一声,举刀自刎,临死前说了句:“原来我终究,还是活成了自己讨厌的人。”(据《新唐书·黄巢传》)
2. 朱温:从反唐到篡唐,暴力能推翻旧的,却建不出新的
朱温比黄巢更离谱。
他是靠着“反唐”起家,最后亲手杀了唐朝的最后一个皇帝,然后自己当了皇帝。
朱温出身贫苦,父亲早死,母亲带着他给地主放牛。
有一次,唐官来收税,地主把税转嫁到佃农身上,朱温的母亲交不出税,被唐官打了一巴掌,还骂“穷鬼活该饿死”。
那时候的朱温,攥着拳头说:“将来我要是有本事,一定杀了这些贪官。”
乾符四年,朱温投奔黄巢,因作战勇猛很快成了将领。
他跟着黄巢攻洛阳、打长安,每次打下城池,都把贪官的家产分给士兵和百姓,士兵们都愿意跟着他干。
可黄巢称帝后,朱温发现不对劲:黄巢的亲信们天天喝酒享乐,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他劝黄巢“别忘初心”,黄巢却把他骂了一顿,说他“不懂规矩”。
中和二年,朱温干脆归唐,唐僖宗封他为“宣武节度使”。
刚开始,他确实像模像样:严惩贪官,减免赋税,汴州的老百姓都说“朱节度使是好官”。
可随着权力越来越大,他骨子里的贪婪和残暴,全暴露出来了。
为了建洛阳宫殿,他强征十万民夫,规定“迟到者斩”。
有个民夫的儿子得了重病,想请假回家,朱温直接把他砍了,还说“耽误工期,死不足惜”。
那些累死的民夫,他也不让好好埋葬,直接填进了宫殿的地基里。
他说“这样宫殿才牢固”。
天祐四年,朱温杀了唐哀帝,篡唐建梁,史称“后梁”。
称帝后,他更是变本加厉:
规定“私藏五缗钱者死”,可他的儿子们却明目张胆地抢占民女、搜刮钱财;
他还下令“凡反对我的人,满门抄斩”,仅半年就杀了两千多人。
有一次,朱温路过早年放牛的地方,看到一个老佃农,老佃农认出他,还说“您当年说要杀贪官,现在可算如愿了”。
朱温听完,突然大笑起来,笑完又叹了口气:“当年我恨贪官,现在我比他们还狠——这权力啊,真是个好东西,能让人忘了自己是谁。”(据《新五代史·梁太祖纪》)
3. 张居正:改革家的特权陷阱,终究没逃过“体制化”
不光起义领袖会变,科举成功者也一样——张居正就是个典型。
张居正23岁考中进士,二甲第九名。
那会儿的他,是个浑身是刺的清苦书生:住的房子只有两间,穿的衣服打了补丁,看到贪官污吏就上书弹劾。
他在《论时政疏》里写“豪强兼并,官吏贪暴,百姓困苦,若不改革,国将不国”,字字句句都是为了国家和百姓。
隆庆年间,张居正成了内阁首辅,开始推行“一条鞭法”,把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按田亩征收银两。
这改革确实管用,国库充实了,老百姓的负担也减轻了。
可随着改革的推进,张居正发现:要想推行新政,就得和官僚集团妥协。
那些手握实权的大臣,个个都有自己的利益,不给他们好处,改革根本推不动。
于是,他开始变了。
他在江陵建了一座占地千亩的豪宅,光是花园就有三个,里面养着珍奇的鸟兽;
他用胡椒苏木抵俸禄时,自己私藏的胡椒够全家吃三十年;
父亲去世,按规矩他得“丁忧”三年,可他为了保住权力,借着“夺情”的名义留任,还把反对他的官员都贬了职。
要知道,他早年可是痛骂过“夺情留任”的官员“违背忠孝”。
有个叫刘台的御史弹劾他“贪赃枉法,违背初心”,张居正直接把刘台下了大狱,打得皮开肉绽。
刘台在狱中喊:“张大人,您忘了当年写《论时政疏》时说的话了吗?”
张居正听完,沉默了半天,最后说了句:“此一时,彼一时也。”(据《明史·张居正传》《明史·食货志》)
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万历皇帝抄了他的家,搜出的财产让百官震惊。
黄金万两、白银二十万两,还有无数的珍奇古玩,比一些藩王的家产还多。
那些当年被他改革惠及的老百姓,听说后都不敢相信:“那个喊着‘为民减负’的张首辅,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其实张居正自己也清楚,他早就成了自己当初反对的人。
他在日记里写:“我就像掉进了泥潭,想爬出来,可越挣扎陷得越深——这体制,能把好人变成坏人。”
二、人性弱点:别考验人性,尤其是在权力面前
张居正的堕落不是个例——从起义领袖到科举成功者,权力面前的人性考验,从来都一样残酷。
1. “对立面消失”:没了敌人,就没了约束
黄巢和朱温的转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没了“对立面”。
黄巢起兵时,敌人是唐朝的贪官污吏,他得靠着“天补均平”的口号拉拢人心,所以不敢太过分;
可称帝后,唐朝的皇帝跑了,贪官要么投降要么被杀,没了敌人的约束,他骨子里的贪婪就全冒出来了。
就像《左传》里的共叔段,一开始有哥哥郑庄公的制约,还能安分守己,可一旦没了制约,就开始谋逆,最后落得个身死的下场。
张居正也一样,早年有严嵩这样的贪官当“对立面”,他能坚守初心;
可严嵩倒台后,他成了内阁首辅,没人能制约他,权力就像脱缰的野马,把他带偏了。
还有个更典型的例子——安禄山。
安禄山早年跟着唐玄宗,对杨贵妃毕恭毕敬,还认她当“干娘”,可他心里清楚,唐玄宗和李林甫是他的“对立面”,所以不敢造反;
可李林甫死后,杨国忠当了宰相,安禄山觉得杨国忠没本事,没了制约,就发动了“安史之乱”,最后自称“大燕皇帝”,把洛阳和长安搅得鸡犬不宁。(据《旧唐书·安禄山传》)
人性就是这样,没了外部的约束,就容易放纵自己。
就像一个人在野外遇到老虎,会拼命奔跑;
可一旦到了安全的地方,就会瘫倒在地,再也不想动。
权力也是如此,没了敌人的威胁,谁还愿意坚守那些苦哈哈的初心?
2. “补偿心理”:早年受的苦,要靠权力补回来
洪秀全的转变,更像是“补偿心理”在作祟。
洪秀全四次考秀才落榜,每次落榜都被考官羞辱:
第一次落榜,考官说他“文章粗鄙,不堪入目”;
第四次落榜,考官更过分,说“你这种农民子弟,一辈子都别想中秀才”。
那些年,洪秀全过得有多难?
他靠给人抄书混饭吃,连件新衣服都买不起,村里人都嘲笑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后来他创立拜上帝教,起义定都天京,终于有了权力,就开始疯狂“补偿”自己:
建了一座占地十里的天王府,里面有上千个妃嫔,一顿饭要上百道菜,连筷子都是金的;
他的马桶都是纯金打造,连擦手的布都绣着龙纹。
据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李秀成自述》记载,他亲见“天王府内金银如山,妃嫔上千,每日饭食耗费数百两白银”,这与洪秀全早年“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口号形成辛辣对比。(据《太平天国史》(罗尔纲著))
有个老部下劝他:“咱们当初喊着‘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现在这样,老百姓会寒心的。”
洪秀全却瞪着眼睛说:“我当年受的苦,难道不该补回来吗?那些考官看不起我,现在我是天王,比他们风光百倍,这有错吗?”
其实这种心理很常见,就像战国时期的苏秦。
苏秦早年游说秦国失败,回家后“妻不下纴,嫂不为炊”,连父母都不搭理他;
后来他佩六国相印,衣锦还乡,故意问嫂子“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子趴在地上说“见季子位高金多也”。
苏秦叹了口气说:“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忽乎哉?”(据《史记·苏秦列传》)
苏秦和洪秀全一样,都是早年受了屈辱,后来有了权力,就想用权力证明自己,补偿自己。
可补偿来补偿去,却忘了当初为什么要出发。
3. “能力幻觉”:以为自己能改变一切,其实只是运气好
李密的悲剧,在于他太相信自己的“能力”。
李密出身贵族,爷爷是北周八大柱国之一的李弼,可他偏要考科举证明自己,结果落榜了。
后来他投奔瓦岗寨,献了“三策反隋”,拿下兴洛仓,分粮食给老百姓,很快成了瓦岗寨的领袖。
那会儿的他,觉得自己能建立一个“公平的新秩序”,可他忘了,瓦岗寨能壮大,不是因为他能力有多强,而是因为隋朝太腐败,老百姓太苦。
杀了翟让后,李密更是觉得自己“天命所归”,开始重用隋朝的降官,冷落落榜的书生和普通士兵。
有个书生劝他:“咱们是靠老百姓才起来的,不能忘了本。”
李密却不屑地说:“我能打下这么大的地盘,靠的是我的智谋,老百姓只是跟着我混饭吃罢了。”
结果洛阳之战,李密被王世充打败,手下的猛将秦叔宝、程咬金都投奔了李渊。
李密走投无路,也去投奔李渊,可他觉得李渊没本事,想偷偷谋反,最后被唐将盛彦师杀于熊耳山,死时才40岁。(据《隋书·李密传》)
李密的“能力幻觉”,和项羽很像。
项羽灭秦后,觉得自己“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说“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可他忘了,他能灭秦,是因为秦二世残暴,老百姓支持他;
一旦他失去了民心,再强的能力也没用。
最后项羽在乌江自刎,临死前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
这就是“能力幻觉”的可怕之处,它会让人高估自己,低估人心。
4. 李自成:从“均田免赋”到“劫掠北京”,暴力循环的牺牲品
李自成比李密更惨,他把“能力幻觉”和“暴力依赖”结合在了一起。
李自成早年是驿站的驿卒,因明朝裁撤驿站丢了工作,后来参加起义,喊出“均田免赋”的口号,老百姓都唱“迎闯王,不纳粮”。
他攻进洛阳时,杀了福王朱常洵,把福王的家产分给百姓,那会儿的他,确实是老百姓心中的“救星”。
可攻进北京后,李自成却变了。
他纵容手下搜刮钱财,还发明了“追赃助饷”的办法:凡明朝官员,按品级缴纳银两,不交就严刑拷打。
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被打得皮开肉绽,交了五万两白银才保住性命;
更荒唐的是,他的手下刘宗敏还抢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最后逼得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据《明史·李自成传》)
李自成曾骂明朝“苛政猛于虎”,可他自己却让北京百姓“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
顺治二年,他在九宫山被村民误杀,临死前还喊着“我本想救百姓,怎么成了百姓的仇人?”
其实答案很简单:他靠暴力起家,以为暴力能解决一切,却忘了治理国家需要的是仁政,不是暴力。
就像一个人用刀砍倒了一棵坏树,却想用刀来种新树。
怎么可能成功?
三、制度陷阱:成功的土壤,本就有毒
1. 科举制度:选“才”不选“德”,为腐败埋下祸根
很多科举成功者变腐败,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坏,而是科举制度本身就有问题。
它只考“才华”,不考“品德”。
唐代科举考诗赋,宋代考经义,明代考八股文,可从来没有哪一科是考“品行”的。
就像严嵩,25岁考中进士,文采出众,考官赞他“文辞冠绝当世”,可谁能想到,他后来会成为“明代第一奸相”?
严嵩早年也想当清官,拒绝过权贵的送礼,可因为没背景,被排挤了十年,最后他想通了:要在官场混下去,就得同流合污。
还有清代的和珅,19岁参加科举落榜,后来靠世袭爵位进了军机处。
和珅很有才华,会四种语言,办事能力也强,可科举制度没教会他“廉洁”,只教会他“如何讨好皇帝”。
乾隆皇帝喜欢诗词字画,和珅就天天研究乾隆的喜好,给乾隆献诗、送字画;
乾隆想要钱,和珅就帮他搜刮民财,自己也趁机贪了不少。
最后和珅被抄家,搜出的财产相当于清朝十五年的国库收入。(据《清史稿·和珅传》)
科举制度就像一个筛子,只筛掉了“没才华的人”,没筛掉“没品德的人”。
这些人考中后,进入的是一个“靠关系上位”的官僚体系,要么同流合污,要么被排挤,鲜有能坚守初心者。
2. 皇权制度: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
朱元璋的转变,最能说明皇权制度的问题。
朱元璋早年家里穷,父母和哥哥都被元朝的贪官逼死,他自己当过和尚,讨过饭,所以他反元时喊着“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称帝后,他确实严惩贪官,规定“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者死”,还发明了“剥皮实草”的酷刑,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变成了自己当初反对的“暴君”。
为了巩固权力,朱元璋设了“锦衣卫”,专门监视大臣,只要有人稍微不满,就会被抓起来处死;
“空印案”中,他不问青红皂白,杀了数万名官员和吏员,很多人都是无辜的;
他还规定“宦官不得干政”,可后来他自己却重用宦官,让他们去监军。
这和元朝的暴政,有什么区别?
朱元璋晚年,有个老臣问他:“陛下当年反元,是因为元官贪暴,可现在陛下杀了这么多人,和元官有啥不一样?”
朱元璋沉默了半天,说:“我是皇帝,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明的江山——只要江山稳固,杀几个人算什么?”(据《明史·太祖纪》《明史·刑法志》)
皇权制度的问题在于,它给了皇帝“绝对的权力”,却没有任何制约。
就像荀子说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一旦没有制约,再贤明的皇帝,也会被权力腐蚀。
3. 起义生态:靠暴力起家,终会被暴力吞噬
黄巢、朱温、李自成这些起义领袖,还有个致命的问题——他们是靠暴力起家的,所以只会用暴力解决问题,不会治理国家。
黄巢攻长安时,纵兵劫掠,杀了数万人,老百姓都说“黄王来了,比唐军还狠”;
朱温归唐后,为了扩大地盘,到处打仗,所到之处,城池被毁,百姓流离失所;
李自成攻进北京后,纵容手下搜刮钱财,最后逼得吴三桂引清军入关。
这些起义领袖,就像一群“破坏者”,他们能推翻旧的王朝,却建不出新的秩序。
因为他们没学过如何治理国家,没学过如何安抚百姓,只会用暴力解决问题。
这就是起义生态的陷阱,靠暴力起家的人,终会被暴力吞噬。
反观宋代的赵匡胤,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没有杀一个人,还“杯酒释兵权”,把兵权收归中央,避免了暴力循环。
赵匡胤不是起义领袖,是懂“制度建设”的官僚,所以他能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王朝,宋代也鲜少出现“成功者变反派”的情况。(据《宋史·太祖纪》)
宋代还设了“台谏制度”,允许御史弹劾宰相和皇帝,就算弹劾错了,也不会被处罚;
科举推行“糊名誊录”,把考生的名字糊起来,再让人重新抄一遍卷子,避免考官认笔迹,减少了舞弊;
官员任期不超过三年,避免形成地方势力。
这些制度,就像一道道枷锁,把权力关在了笼子里。(据《宋史·职官志》《宋会要辑稿·选举》)
四、历史镜鉴:谁能逃过“屠龙者陷阱”?
1.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不是所有人都会被权力腐蚀,范仲淹就是个例外。
范仲淹26岁考中进士,刚开始当的是九品芝麻官,可他不管官小官大,都尽心尽力为老百姓办事。
在泰州时,他主持修建了“范公堤”,抵御海水侵蚀,保护了数万百姓的农田;
在杭州时,他用“以工代赈”的方法,解决了饥荒问题,还修建了很多水利工程。
后来范仲淹成了参知政事,推行“庆历新政”,改革吏治,减免赋税。
那会儿的他,权力很大,可他依然保持着清苦的生活:住的房子“仅能避风雨”,衣服都是粗布做的,儿子们也没有因为他的权力而得到特殊待遇。
有人劝他:“您现在是朝廷重臣,该为自己和家人考虑考虑了。”
范仲淹却摇摇头说:“我当官,是为了天下百姓,不是为了自己。如果为了自己,我还不如回家种地。”(据《宋史·范仲淹传》)
范仲淹能坚守初心,是因为他有“精神信仰”。
他信“儒家仁政”,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当成自己的人生信条。
这种信仰,就像一道防火墙,挡住了权力的诱惑。
2. 包拯:权知开封府事的铁面,没败给权力
包拯也是个能逃过“屠龙者陷阱”的人,不过得先纠正一个常见的误会——他从未当过“开封府尹”。
北宋的“开封府尹”多由亲王兼任(比如宋太宗赵光义、宋真宗赵恒未登基时都曾任此职),包拯实际担任的是“权知开封府事”,以正四品官衔临时主持开封府政务。
可就是这个“临时职务”,他却干出了名留青史的业绩。(据《宋史·包拯传》)
包拯28岁考中进士,任天长县令时,有个农民的牛被人割了舌头,包拯让农民把牛杀了,果然有人来告状,包拯一下子就抓住了凶手。
后来他任权知开封府事,改革诉讼制度:以前老百姓打官司,得通过小吏转达,小吏趁机勒索钱财,包拯直接打开开封府正门,让老百姓能直接到堂前陈诉,小吏再也不敢欺上瞒下。
有一次,宋仁宗的张贵妃的叔叔张尧佐犯了法,包拯多次弹劾他,甚至在朝堂上和宋仁宗争论,唾沫星子都溅到了宋仁宗的脸上。
宋仁宗无奈,只好把张尧佐贬了职。(据《宋史·包拯传》)
包拯不仅自己廉洁奉公,还对家人严格要求。
他在家中立了一块碑,上面写着:“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包拯能坚守初心,是因为他信“法治公平”。
他觉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谁,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这种信仰,让他在权力面前保持了清醒。
结尾
黄巢死时,落榜名单上的墨迹早已晕开;
朱温被杀时,怀里还揣着当年反唐的檄文;
张居正抄家时,搜出的胡椒够全家吃三十年。
他们都赢了“成功”,却输了“自己”。
其实,权力本身没有善恶,关键是掌权者能否在“对立面消失”后,仍守住初心;
制度也不是“万能药”,但好的制度能让“为恶”更难,让“守善”更容易。
就像范仲淹和包拯,他们不是天生比黄巢、张居正高尚,而是他们有信仰,有制度约束,所以能在权力面前保持清醒。
《论语》里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真正的成功,从来不是站在权力的顶峰,而是在顶峰时,仍能看清自己当初为何出发。
那些从“屠龙者”变成“恶龙”的人,不是因为龙的诱惑太大,而是因为自己忘了,当初握剑是为了保护谁。
金句:
“屠龙者终成恶龙,从不是权力太诱人,是忘了自己曾是要被保护的普通人。”
互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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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像张居正一样,会为改革妥协贪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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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新唐书·黄巢传》《新五代史·梁太祖纪》
2. 《明史·张居正传》《明史·严嵩传》《明史·太祖纪》《明史·李自成传》《明史·食货志》《明史·刑法志》
3. 《宋史·范仲淹传》《宋史·包拯传》《宋史·太祖纪》《宋史·职官志》《宋会要辑稿·选举》
4. 《隋书·李密传》《旧唐书·安禄山传》《史记·苏秦列传》
5. 《清史稿·和珅传》《太平天国史》(罗尔纲著)、李秀成《李秀成自述》
6. 《资治通鉴·唐纪》《文献通考·选举考》《续资治通鉴长编》
来源:三湘过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