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临终之际，蒋介石对儿子蒋经国说：我一生敬佩一人，畏惧两人

摘要：如果说咱们中国近代史有哪个名字让人既咬牙切齿又忍不住琢磨，说一千道一万，最后总能绕回到蒋介石头上。说起来怪有意思，这人小时候卖相一般，小混混一个，调皮捣蛋，家里青砖黑瓦，母亲皱着眉头背着手，拎他去祠堂训话，那是常有的事。邻居阿婆逢人就摇头，说这孩子将来没个正经

如果说咱们中国近代史有哪个名字让人既咬牙切齿又忍不住琢磨，说一千道一万，最后总能绕回到蒋介石头上。说起来怪有意思，这人小时候卖相一般，小混混一个，调皮捣蛋，家里青砖黑瓦，母亲皱着眉头背着手，拎他去祠堂训话，那是常有的事。邻居阿婆逢人就摇头，说这孩子将来没个正经出息。蒋介石跟那些乡下野孩子有啥区别？他该爬树爬树，该掏鸟窝掏鸟窝，老母亲拿柳条抽他，抽得他胳膊上青一道紫一道，可这孩子就是不吃教训。直到那年头转过来，消息如雷——1906年，还不到二十岁，蒋介石发了场牢狱之灾，啃着冷窝头，目光阴沉。

话说清政府的末路年月，天昏地暗，听老一辈说，连蒋家这样的小地主也难免偷鸡不成蚀把米。有一次，地租逼得喘不过气，官府抓差，蒋介石被逮进大牢，铁门一关就是好几天。他后来回忆那劲头，说，那才算是真正蹦出自己骨头缝里的第一道火气。其实你琢磨一下，一个青年人被这样粗暴地推搡进社会的黑暗面，不咬牙跺脚是不可能的。这年，他带着满身牢骚和不甘，赴了日本，倒是结识了陈其美；这才算搭上同盟会，算是遇到愿意“拼命改变中国”的同道——也就是，从此往后，再也不是浑浑噩噩的乡下顽童，是真正有了自己的路。

蒋介石这一辈子，性子里头有股冷峻劲儿，是江浙人家的习气，也是时代造的。你翻他的日记纸页，总能看到批评自己，也学朱熹、曾国藩那一路严严实实地反省自己。俗话说“人不怕失败，就怕没本事认错”，蒋介石好像倒不怕认错，可他认完了，下次还那样，由着性子去。有人说那是国学教出来的格局，也有人说这是自我膨胀，你问我的看法，恰好是两者都有，遇事有大局，但对“下面人”总有点目中无人。事实上，在上海滩那些老资本家眼里，蒋介石既像个读书人，又像个抡刀子的军阀。

再说大革命时期。蒋介石出使苏联那会儿，跑到莫斯科求真经，跟苏联那帮红色高官讨论组织和政治，他端的是一副端方儒士的样子，杜霍夫斯基甚至夸他全中国最有修养，不管心里是看笑话还是认真的，场面上算是给足了面子。但是你若看蒋写在日记本里的东西，时而自傲，时而自责，像他亲笔写下的那句“今日自觉愚钝”，一边写一边咬牙，多少也有几分江南秀才的焦躁感。

而真正能让蒋介石心里发憷的，确实有人。临了，蒋介石熬到1975年弥留之际，还特地跟儿子说——我一辈子只敬佩一个人，畏惧两个。这话听着很玄，细究才知里面的故事比宫墙还深。那唯一敬佩的，就是周恩来。蒋介石嘴上老说周恩来是“自己部下”，可实际上对这位“大革命干部”始终充满警惕——要知道，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之前，政治部就像是一堆摊破了的烂泥，连个硬气的讲师都没有。周恩来一进来，把一群青年军官的脾气捏成了铁一样。他跟蒋介石的交锋，要从1924年黄埔开始算起。

黄埔军校什么样？多数人一说就是“革命圣地”，其实那地儿乱得很。廖仲恺在学校里设立党代表制度，设政治部专管学生思想，忙得脚不沾地。可是那些早期主任，有的老想拿孔孟之道搪塞，有的根本管不住学校；邵元冲被学生轰下讲台，卜士奇则笑里藏刀，遇事只会回避，整出个军校鸡飞狗跳。周恩来算是能“点石成金”的人，你看他组织军队政治活动，把那些家里穷、头脑快的学生鼓噪得战斗力十足，还能让教导团士兵一边打仗一边拉“民众大会”，听他和蒋介石讲革命到底给谁带来好处。蒋介石摆出一副“我是军头，你们做思想工作”的官腔，可实际连他自己都发现，周恩来那套“军队为人民而战”的思路，确实能让兵士们玩命。

后来，周恩来做黄埔政治部主任，跟蒋介石各有想法。周恩来强调政治教育是改变命运的钥匙，有时一场军队演讲，能让百姓跳脚欢闹。蒋介石心里打鼓，但表面还得装作很镇定。比如东莞东征时，两人先后发言，蒋说“我们和那些军阀不一样”，周恩来的话却摸到民心里：“苦难不是天灾，革命要靠自己。”老百姓送饭送水，兵士们立刻有了归属感。恽代英那会在报纸公开夸赞：军队明白了拼命是为了自家人的福祉，哪怕流血也甘心。

但蒋介石这人有种奇怪的盲点。即便在解放战争、抗战里头，军队政治工作始终是他的短板。他总觉得能抓住枪管子就能稳住天下，忽视了政治宣传是能在暗地里改变一个群体——这一点，周恩来从黄埔一路带到抗战前线，蒋介石却始终没明白。更有意思的是，西安事变后，一纸命令让多少红军穿国民党衣服听指挥，蒋介石先是不安，但后来又莫名自信，觉得自己“操控大局”。跟周恩来边谈边斗嘴，骨子里却有点依赖对方的谈判天分。

到了抗战时期，蒋介石还试图让共产党人变成国民党人——谁知周恩来一句“信仰不能背叛”把话堵回去了。蒋记在日记里破口大骂，但心底其实清楚，这人做事有原则，连他最亲近的人也无从动摇。在一次闲谈里，有人问蒋介石“谁能取代你？”蒋沉默一下，神情微妙。他提到两个人，一个已被自己亲手送走，另一个，彼时还在风口浪尖。

说到这儿，故事就要转到邓演达。你可能没听过，但在那些国民党元老眼里，邓演达是一片赤心。邓小时候跟着父亲跑农田，家里清贫，革命的执念早就埋在骨子里。考进陆军小学，参加同盟会，后来还拉上陈诚入党，那是当年革命青年的“朋友圈”。邓演达一生推崇团结与革新，他在黄埔军校任教，宁愿卸下三团长也要专心培养学生。可惜好景不长，邓演达与蒋介石政治分歧越来越大，蒋重用亲信排挤邓演达。其实，国民党右派和左派的恩怨，黄埔军校的校舍都听得清清楚楚。

孙中山去世那阵子，邓演达公开批评蒋介石，蒋心里不快。中山舰事件后，邓演达只好被派去潮州分校当教育长。蒋介石在上海发起清党，邓演达愤怒至极，当众痛斥蒋背叛革命。你能想象吗，一个人敢在公开场合这么说话，其人格和影响力令蒋介石胆寒。1930年邓演达回国，创办第三党，召集老部下反蒋，很多老国民党将领偷偷加盟，包括陈诚和他的十八军还有下属罗卓英等。陈诚还亲笔给蒋介石写信求情，为救邓演达连老婆的亲友都动用了一遍，那份情谊里透着几分敬畏。

蒋介石心知肚明，邓演达一死，军心怕是要乱。可邓演达毅然拒绝“放弃理想”，最后被秘密枪杀于南京。宋庆龄悲愤到公开发通电，叛党之恶如鲠在喉——“亡国民党者，乃党内之领袖！”那口惨烈和失落，在南京城那种湿冷的风里，怕是能冻透人心。

至于毛主席，蒋介石最初并没太当回事，只当“湖南那边有个激进文人”。1924年国民党一大毛主席以候补委员之名参会，蒋在台下只想着如何把黄埔军校发展成自己的势力。彼时谁还会想到一个摆书桌的党代表能掀起多大浪？直到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像雨后春笋一般壮大，蒋介石依旧自信凭枪压人。其实黄埔出身的干部才是令他警觉，“谁背叛谁”这件事，蒋介石总算学会了斡旋。

重庆谈判之前，蒋介石压着胜利余威，认为毛主席怕来。结果呢？毛主席那板正身板，果断赴渝。蒋介石后来说是自己“道德感召”打动了对方，可三年后百万大军烟消云散，他嘴挺硬，内心却已明白“一人难敌天下”。老乡坊间常说：蒋老头输得不是一时兴起，输的是“有人能为百姓撑天”。其实人民的心，早就不在他那边了。许多史书都写“蒋介石畏惧毛主席”，但私底下他未必只怕一个人，而是怕“不顺应民心，有一天就再没机会翻身”。

要论历史几行清泪，蒋介石一世荣辱，可身处的那个年代，谁都是一把骨头在风里敲打。如今回头看看，人们常骂他自私，却不得不承认，他心里的敬佩、畏惧、试探与退让，全部都印刻在那个混乱而激烈的时代底色里。你说人作为历史的点缀，命运其实只有那么几步能自己掌控？也许蒋介石最后明白，他真正害怕的，并不是对手本身，而是一个时代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