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兔子班”
我们上学时农村还没有幼儿园,所以就没上过小班中班大班,那时候直接上一年级。但是我们班创造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记录,全班男生女生四十多人全部属兔子,被老师戏噱称为“兔子班”。
我们上学时农村还没有幼儿园,所以就没上过小班中班大班,那时候直接上一年级。但是我们班创造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记录,全班男生女生四十多人全部属兔子,被老师戏噱称为“兔子班”。
那天傍晚,赵明辉跟着生产队长来到我家,一身城里人的打扮,虽然已经褪色旧了,但在我们村里仍显得格外不同。他很瘦,脸颊微微凹陷,眼窝有些深,但眼神却格外明亮,像是藏着一团不灭的火。
我于上个世纪60年代呱呱坠地,故乡乃是辽南一处山清水秀的小村落。每当春日降临,漫山遍野的山花竞相绽放,如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铺陈开来;夏日时节,金黄的稻浪在微风中翻滚涌动,似是一片浩瀚的金色海洋;金秋之际,空气中弥漫着瓜果的馥郁芬芳,令人沉醉不已。
记分员在生产队里是体面活,还能多挣工分。记分员白天也要像其他社员一样,要出工劳动,但很多时候,干的活比较轻松。
我们下乡的地方,把劳动过程中的休息称作“歇火”,也有的叫“抽袋烟”,虽说叫法不同,意思却都一样。不管是在广袤的田间地头,只要是队长扯着那带着乡音的嗓子吆喝一声:“抽袋烟啰!”刹那间,大家便各得其乐。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大地之上,生产队恰似一座凝聚希望与力量的坚实堡垒,而种地,无疑是维系这座堡垒的根基,是整个集体经营收入的命脉所在。彼时,党高瞻远瞩,在农村大力推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政策,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豪迈口号,犹如洪钟般响彻北方的田
我是一个70后,娘家在辽南农村,我出生时还有生产队,父母都在队里干活挣工分。
我穿着从家里带来的那件褪色的棉衣,在公社大院的老槐树下发了会儿呆,这才迈步走进了办公室。
七月流火,暑气逼人。鸟儿安静了,一个个躲藏到了阴凉处。虫子不叫了,全都隐蔽在凉快的地方。地里的庄稼苗在太阳的炙烤下,叶儿卷曲着、耷拉着,没有了生机。此时,为了能够把自留地的杂草及时清除干净,哥哥顶着烈日,拉着架子车到地里去薅草。
依靠土地生存的农民,世世代代都背负着一项铁镣般的责任,那就是“劳役”。“劳役”一词似乎是古代的说法。建国后农民成为了国家的主人,所以也就改变了说法,基本称作“出公差”或“义务工”。但不管称为什么,其核心特点都是强制性、无偿性和广泛性。
在不少经历过改革开放前岁月的老农记忆里,粮食短缺是一道难以磨灭的伤痛。就像山区的王老汉,1975 年的冬天,全家七口人守着一筐红薯干发愁,这便是生产队分给他们的全部口粮,要熬过冬天,还得撑到来年秋收。“天天出工,地里活没少干,可分的粮总不够吃。”王老汉回忆起当
上世纪80年代初,我高考落榜后,一度陷溺于消沉的情绪里。父亲看我沮丧的样子,想安慰几句又不知说什么好,父亲沉吟许久,用一种深沉而默许的语气对我说,先去队上挣个工分吧,锻炼一下,秋后复读。父亲的话很温暖,我的心绪舒缓了许多。
从事体力劳动、做小工的本事很出色。并且和中年人们一同劳作时,干劲愈发充足。每顿饭都能吃下一大碗,每两天就要抽一包香烟。
在我印象中,牛棚是一排没有门窗的房子,大概有200米长,父亲每天用独轮车往牛圈里送草料。
那个年代,经济生活上可以说一穷二白,但几十年时间过去后,如今再回想起来,也有许多美好的回忆。
马发骧,1955年生,湖南大学汽车77级,毕业后任职四川汽车制造厂、河南南阳汽车厂、中国重汽集团,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中国机械工业科技专家。曾任重庆市经委常务副主任、重庆市中小企业局局长、政协重庆市第四届常务委员。
我们是河北保定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父亲一辈子种地,腰弯得像镰刀,手粗糙得如同地里的砂石。
等我长到五六岁有记忆的时候,父亲已经在公社工厂上班,吃上了商品粮。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哥哥放弃了学业,回家务农,结婚后分了家,因为有文化,还在生产队当了会计。就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年幼的我懵懵懂懂地感受着那个特殊时代的生活气息,尤其是那如火如荼的麦收时节。
1965年我考上了一所省属中专,只好好上了一年课,“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汹涌而来。1966、1967年学校“文革”武斗激烈时,我逃跑回家,当了当时所谓的“逍遥派”。1968年中专毕业分配时,以“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罪名”,与三十多名家庭成份不好的同
1974我上中学,那时实行班队结合,就是我的班主任老师任我们村第四生产队大队长,而第四生产队大队长任我们班的班主任。我们班级经常去第四生产队参加劳动,春天参加种地、留苗、耪地,夏天给苗上化肥,秋天割庄稼、秋收。而第四生产队大队长则经常来我们班级讲课,讲种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