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过去几年，我们身边刮起了一阵韩语文学阅读的旋风。不仅有新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韩江，还有一群来自不同世代的韩国作家，尤其是女作家，比如申京淑、崔恩荣、赵南柱、孔枝泳。在这个闪耀的作家群里，另一个无法被忽略的名字就是金爱烂。
过去几年，我们身边刮起了一阵韩语文学阅读的旋风。不仅有新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韩江，还有一群来自不同世代的韩国作家，尤其是女作家，比如申京淑、崔恩荣、赵南柱、孔枝泳。在这个闪耀的作家群里，另一个无法被忽略的名字就是金爱烂。
1980年，金爱烂出生在韩国仁川，是「好味」刀削面馆家的女儿。大学时期，她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之后20年里，不断有作品出版，至今已出版4本短篇小说集、两部长篇小说，作品获得过《韩国日报》文学奖、李箱文学奖、大山文学奖。
在韩国，金爱烂有一个外号叫「都市生态观察员」，她非常会写人的贫穷，写城市化进程中那些边缘人，写人们如何在最有限的条件下生存。短篇《三十岁》里，她写为公务员考试坚持8年的女孩，「一想起姐姐在狭窄黑暗的隔间里埋首于错题，独自老去的青春，我的心就好痛」。《圣诞特选》里，写因为贫穷而合租的兄妹，哥哥住在阁楼上，总是提心吊胆，害怕女友离开——不是因为变心，而是因为（爬楼）「腿有点儿疼」。
她写合租的女孩们，能听见隔壁每个房间的声音，写首尔地下室里的潮湿，拆迁区公寓里的虫子，自炊房里不体面的噪音，只有笔记本大小的窗户，写女孩第一次用音箱听歌，发现「优质音箱传出的声音不是音乐，而是建筑。甚至不是普通建筑，而是大教堂」。在一篇散文里她写道，「以前的作家关心的是天空，我可能关心的是这个国家的天花板，写温暖的便利店，写逼仄的堂屋和考试院。」
这种书写与金爱烂的成长经历相关——她生长于韩国农村，在刀削面馆里，她知道了何为劳动，看到了各阶层的人们。大学后她到了首尔生活，住过自炊房，去过考试院，她观察鹭梁津的年轻人，遍布的考试院里，她发现，「这里离开的人比留下更多，不论什么东西，都要『又便宜又快』才能卖得好，所以这里也是一个散发着荒凉气息的地方。」她开始体验消费与都市生活，「每天都在痛饮城市」，也见证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人的艰难求生。
与许多韩国作家一样，金爱烂身上有强烈的社会性与政治性。关注个体如何在都市社会中生存，也关注韩国社会的重大事件与历史变迁。2014年韩国的「世越号」沉船事故后，像许多韩国民众那样，她觉得受到了伤害，需要被治愈，在这个阶段，写作帮助了她。
2022年，出于对她以及她作品的好奇，《人物》开始约访金爱烂，终于在2024年底等到了她的回复。她的回答也像她的小说一样，温柔、真诚、不躲闪回避，就像出现裂痕的瓷器里流出的光。
她谈到了自己的创作历程：小学时因为被老师鼓励而爱上写作；无论是在刀削面馆长大的经历，还是在大城市生活的经历，那些触碰到肌肤的「时代空气」，都是她的写作养料；她每个时期的作品，都包含了人生的一部分；婚姻让她学会与具体的人一起生活，丈夫是她的第一读者；而此刻，因为父母的老去，她开始更多关注养老与照护问题。
她也谈到韩国作家这种写实的传统——这与韩国百年来的历史相关，这培养了人们的敏感，但这种情绪，不是「恨」，而是可以穿越痛苦和绝望的「情趣」，是把悲伤升华为笑声的文化。对作家来说，和斗争一样重要的，是不知疲倦。
我们也谈到了很多读者会感兴趣的问题：具体来说，她每天是如何写作的？她怎么理解女性主义？怎么看待中国和韩国的年轻读者？最后一个好消息是，她最新的长篇小说《其中一个是谎言》即将在中国出版，还有一本新的短篇小说集，也将很快与我们见面。
谈书写现实、谈年轻人
「如果某个故事让我感觉太舒服，我就会摇摇头」
人物：你说过，「以前的作家关心的是天空，我可能关心的是这个国家的天花板，写温暖的便利店，写逼仄的堂屋和考试院。」写这个国家的天花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想法？为什么天花板下的空间如此重要？
金爱烂：当时我们年轻一代的「故事口袋」相比于前辈作家来说过于贫乏，而这种说法，或许是一种自我辩护吧。我还有一种强烈的想法：这里虽然只有两三坪（在韩国，「坪」是一个计量单位，约等于3.305平方米），空间狭窄，可是仔细观察，这里也有我们的故事不是吗？小说中人物停留或离开的「空间」，至今依然是我关注的重要主题。在即将出版的新短篇小说集里，这种关注也会持续下去。
对我来说，小说中人物的立足之地，那个空间的性质和价值，总是让我感觉很沉重。在那里发生的交换、遗漏和政治，也是我一直关注的内容。年轻时，我偶尔会感觉自己的故事很渺小，可是现在不会了。即使小小的故事，只要长期写下去，也许会像一点点绘制的天空那样，逐渐变大。
人物：更具体一点来说，你的很多故事都在写都市天花板下的贫穷。为什么贫穷会成为你小说里如此重要的成分？
金爱烂：我对人类在生存基本条件下的选择和内心感到好奇。当然，这些问题也包含了我对自己所处生活环境的疑惑。我在想，怎么能够在不放弃文学的社会性的情况下，又能避免把人物困在这种社会性之中呢？以前我写故事时，从没想过为谁代言，为谁发声，只是专注于书写我熟悉的故事。而现在，即使面对我不太了解的事情，我也会怀着必须了解的心态、学习的姿态去接触它。
人物：你说你写的是「独属你我时代的小故事」，怎么理解这个「小」？好像尤其最近这些年，我们意识到私人叙事、个人的生命史同样重要，甚至是更重要，在你的创作中，这个方向是怎么逐渐清晰的？
金爱烂：现在我依然关注小人物和小故事。对我来说，这种「小」并不仅仅意味着叙事的技巧。长篇也好，短篇也好，我喜欢故事「变大」的瞬间，「膨胀」的瞬间。因为这代表的不是故事的数量，而是故事的意义变得重大。同样的道理，我在解释自己作品的时候，也尽可能不使用过于庞大和冠冕堂皇的说法。就像作为作家，我更喜欢「兴趣」或者「好奇心」这样的词，而不是「使命感」。我认为，重要的并不是某篇小说是宏大叙事还是个人叙事，而是这部作品是否真诚。
人物：读者给你的评价是「韩国都市观察员」。但就像你之前说过的：有时候不是「温暖的」语言而是「准确的」语言，更能靠近我们的痛苦。要做到准确，要付出哪些努力？
金爱烂：我也并不每次都成功，反而更常失败。与其说是「我要写出准确的文章」，不如说是以「我随时都可能出错」的心态去面对。在这种情况下，我给自己提的问题是：「除了我已经知道的事情，我有没有关注其他？」特别是，我尽量避免让自己坠入「正确的话语」的陷阱。正确的话语，仅仅因为正确，而无法让故事扩大，常常停留在原地。有些话仅仅是因为它被结构化、叙事化了，所以看起来像事实。所以我既是创作故事的人，同时也在努力与这种「叙事化冲动」做斗争。如果感觉某个故事让我感觉太舒服，我就会摇摇头，翻个身，看看是否需要重新审视它。
受访者供图
人物：今天的城市生活其实挺无聊的，人和人的关系发生在聊天软件对话框，场景就是办公室或者咖啡馆，但我们确实需要现实主义小说来完成对充满变动和碎裂的生活的叙事。作为一个小说家，如何在这样一个变动的年代，找到真正重要的东西，完成自己的叙事？
金爱烂：我首先想到的是近来人们最喜欢使用的社交媒体，像Instagram和YouTube这样的一人媒介，其中有无数个「我」的身影。当然并不是所有内容都是这样，但每当看到这些帖子时，我都觉得「现在真的是第一人称主人公视角的时代啊」。然而，尽管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我」，为什么社会幸福感却没有提升？自我迷恋与自我疏离为何会共存？这个问题也常常一起出现。这种时候，我们如何才能与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的世界健康地交往呢？我认为，阅读和文学可能是其中的一个答案。
人物：译者薛舟老师谈过，你的作品在中国的流行有个时差问题——你写韩国年轻人的两本短篇小说集，写作于十多年前，却映照了今天中国年轻人的生活。有些人会说，这是你的作品在中国流行的原因之一。对年轻读者们，你有什么话想说吗？
金爱烂：不仅中国读者，韩国的年轻人们也对我早期作品中的人物有深切共鸣。这并不是因为我写出了超越时代的作品，而是因为时代并没有变。有的问题，尤其是性别问题、气候危机、动物权利的意识……这些方面虽然和过去相比有所进步，但像居住问题，仍然停滞不前，甚至越来越糟糕。这样的时刻，我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起成长的叙事，而不是独自逃脱。
人物：2019年你来中国时说，之前也参加过不少这样的活动，但从未像中国这样，有这么多年轻读者参加，年轻人全都真诚地倾听，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可以谈谈你对中国读者的印象吗？在你看来，中韩两国年轻人的关注点有什么不一样？
金爱烂：听说古典音乐领域里也在发生同样的现象——亚洲的「年轻」观众，正在为各国演奏者带来力量。一部作品能够被所有世代所喜爱，对于创作者来说，当然是至高无上的喜悦。尤其是得到年轻一代的拥护，仿佛赋予作品更多的活力和生命力。
如今，受到国际化和信息化的影响，中、韩年轻人之间的情感距离，似乎比以前更为贴近，年轻人所处的环境、面临的苦恼，也有相似的一面。不过，我们要想更加真诚地理解彼此，不仅需要突出各自优点的影像作品，也需要接近能够让人对其他方面进行思考的文字媒介。因为真正的朋友不仅仅要分享快乐，还要坦诚秘密、羞耻与烦恼。
人物：这几年我们读到了一批韩国女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中强烈的女性意识在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回响。你说过，女性主义在成为「素材」之前，首先是一种「世界观」，作家们以这种世界观为出发点，书写各种各样的故事。同时很多韩国女性选择不婚，出现了4B运动（不约会、不上床、不结婚、不生育），我们该怎么理解韩国女性今天的生存状态？你觉得今天的女性可以如何对抗或者减少被磨损？
金爱烂：2023年我参加了阿联酋的书展。飞行途中，我看了事先保存在笔记本电脑里的电影《布鲁克林》。影片中出现了留在故乡的「姐姐」和去往城市迎接新世界的「妹妹」。看电影的过程中，我不仅感动于妹妹与从前的世界艰难告别的意志和努力，同时也为姐姐独自留在家乡照顾老母亲的义气和孤独而倾心不已。通常来说，这对姐妹，或者说两个年代的人很容易互相误解，或者讨厌对方吧？所以我以后在自己的作品中，在刻画「女性」的时候，也会努力对两个群体都给予理解，倾注同样的感情。
我记得在阿联酋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一位身穿阿拉伯传统服装的年轻女性，在图书馆里露出了宁静的微笑。虽然看不到嘴角，但人的微笑不仅仅通过嘴巴，还可以通过眼睛呈现。那种安静却真挚的共鸣氛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借助这段记忆，我也会努力按照自己的方式和节奏，去刻画女性人物。
人物：我们听说，在韩国读者里，「爱烂」是一个形容词，年轻人们会彼此打趣说，啊，你好「爱烂」啊！谈话双方都会明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知道这个情况吗？你跟韩国读者之间，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可以分享？
金爱烂：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是因为我的名字里有「爱」而产生的形容词吗？无论如何，只要没有不好的意思就行。（笑）
图源网络
谈自我与写作
「我记得餐馆里进进出出的各行业、各阶层的客人」
人物：可以谈谈你是怎么开始写作的吗？
金爱烂：我第一次感受到写作的乐趣是在小学二三年级。那时，我们班同学必须每天向老师提交日记。老师看完之后会留下简短的评论，通常是一两行，偶尔也会更多。我非常喜欢阅读老师写的评论，有时会为了获得老师的「回复」，而更用心地写日记。那时候的我，似乎隐约意识到「写作」是一种对话，一种书信，也是一种「交流」形式。那种等待、喜悦和兴奋，一直引领着我走到今天。
人物：你大学就开始发表小说作品，又是在什么时候有了确信，自己可以把写作当做职业？
金爱烂：其实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完全确信，自己可以仅凭写作为生。当然，如果可以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正如以前我在某篇随笔中写的，「对我来说，写作和阅读不仅仅是职业或兴趣爱好，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即使失去了职业层面的意义，我也不想放弃这种生存方式」。这种想法始终未曾改变。在成为职业之前，写作首先是一种生活技艺，这对我来说弥足珍贵。
人物：很多中国读者谈到你的作品时都会讲起，小说里那种冷峻的温度、对社会描摹的冷静和精确、心智的成熟，这些特点在你很早期的作品里就已经显现，这更多来源于你的成长经历还是天性？
金爱烂：这似乎和我的成长经历有更大的关系。小时候，我生活在农村，大学时独自搬到大城市生活，这段经历对我的早期作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我亲身经历的每一件事，都鲜活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当时我的学习也不算深入，各方面都缺乏智慧，但是对于碰触到肌肤的时代空气，我「全盘」吸收，并尽可能真实地表达出来。也许正是这种真实感，获得了很多人的共鸣。
人物：从小在面馆长大，对你后来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金爱烂：我从小在餐馆里长大，居住的空间和店铺是连在一起的。那是母亲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刀削面馆。在那里，我很早就自然而然地接触到了父母劳动的样子，看到他们日复一日辛苦地劳作，也体会到了生活的劳累与艰辛。同时，我也目睹了手握经济大权的女性，自信骄傲的样子、乐观的精神。我记得餐馆里进进出出的各行业、各阶层的客人。当时，我对这种环境有点儿不满，但现在回想起来，作为作家，我觉得自己从中继承了非常宝贵的财富。
人物：作为作家，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工作？你说和后辈一起租过工作室，但总的来说，写作是一个孤独的工作吗？
金爱烂：在那之后，我也租过好几次工作室，可是都没有停留太久。现在，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里工作。需要透透风的时候就去图书馆或咖啡厅。写作无疑是一项孤独的工作，不过别的劳动不也是一样吗？写作不仅仅是孤独，还会送给我们一份礼物，就是「清净的孤独」。在那个时刻，我会感觉自己处于一种既与「生活」无关也与「创作」无关的状态。
人物：你在一篇文章里说，自己是「胆子小」的人、容易紧张的人、听到别人的故事会心痛的人。这样一个人要成为作家，性格里哪些东西会帮助到你，哪些东西会成为阻碍？
金爱烂：我说过这样的话吗？很久以前写的，记忆已经有点模糊了。实际上，每个人和心目中的自己并不一定完全一致。随着时间的流逝，「自我理解」也在持续发生变化。我认为「无论什么性格的人」都可以成为作家。与其说我性格的一部分对写作有帮助，倒不如说是成为作家之后，我的性格变得更好了。其中，最值得感激的就是我养成了「反思」的习惯。在当今这个讲求「速度」和「判断」的时代，没有什么比反思能力更重要了。我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平衡感的人，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写作和阅读，可能我也会在草率判断和偏见中感到自在。因此，我尽量培养自己「再思考」的习惯。
人物：读你的书，从《奔跑吧，爸爸》到《外面是夏天》，好像也跟随你长大了一回。看到一位女性的前半段生命历程：从面馆里的原生家庭，到住在大城市自炊房的大学时代，再到进入职场、结婚、经历失去……作品主题的变化，跟你自己的生命历程有怎样的关系？
金爱烂：事实上，每个阶段创作的小说，都融入了我人生的一部分。有时，通过把生活转化成故事，我也会有一种「重新体验人生」的感觉。即使是同样的主题，随着年龄增长，也会有不同的诠释，从而让我的人生出现了多个版本，这让我感到喜悦。随着我和父母年龄渐长，我开始对「照护」问题特别关注。我也希望能够跟那些近20年来一直追随并阅读我小说的朋友们，以差不多的速度体会「生老病死」。
金爱烂宣传新书《其中一个是谎言》活动照图源网络
人物：我曾经见过一位中国的女作家，她说20岁时喜欢写科幻小说，后来慢慢开始写女性主义的小说，转折点就是结了婚，「真正陷入了生活的泥沼」。对你来说婚姻意味着什么？从20岁到40岁，你的创作又发生了多大的改变？
金爱烂：对我来说，结婚最大的意义是「独立」。通过婚姻，我学会了与他人，不是「抽象和观念上的遥远他人」，而是和我非常亲近的他人，与具体而实际存在的他人一起生活的方法。如今，我的伴侣是我最珍贵的第一读者，也是我最坚定的支持者。我们一起书写「人生」这本书，或许直到生命的终点，我们都会是彼此故事的倾听者，始终注视着对方。
人物：你谈过自己的变化：如果早期作品的温暖是从乐观中发出来的，那么现在的温暖，是「走过了生活中感觉到的失望与怀疑之后深藏的一抹温暖」，这更珍贵，「因为前者是我已经有的，后者是我守住的」。这种变化会怎么影响你的创作，会影响它的温度和颜色吗？
金爱烂：像你说的那样，我的作品正在从「悲观」转变为「乐观」。疫情之后，我开始倾向于丽贝卡·索尔尼（美国作家，代表作《浪游之歌》）说的「无论悲观，还是乐观，都只是确定性的一种形态」。我意识到这种「确定性」有时会妨碍我们的某种决定和选择。尽管如此，我依然固守着某种希望。这并不是因为它是一个「简单而正确的答案」，而是因为这是一个「困难的答案」，它在某个瞬间展示出了人的尊严，就像出现裂痕的瓷器里泄露出的微光。
人物：我们还很好奇的是，你的故事结局常常是卡住的，人物停在了某个瞬间、某种彷徨的情绪里，进退失据，为什么会是这样？
金爱烂：我经常在苦恼，应该在哪里给故事画上句号。有时候凭借直觉，有时候通过技巧，不过除了刻意追求美学愉悦的小说之外，我一般会带着「在这里结束显得比较郑重」的感觉去写。尤其在以同时代事件为背景的小说中更是如此。比如在短篇小说《立冬》中，故事以夫妻俩拿着壁纸的场面结束。问题并没有在那里消失，也没有解决。有时，我觉得某种救赎或解决，对于人物来说会是一种冒犯，因此我会更小心谨慎。
人物：你也说过，写小说收集信息并不难，但酝酿情绪却不容易。作家总是会写到跟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人，写到男性、父亲、建筑工人、喜欢狗狗的人……这些陌生细微的情绪，要怎么才能准确抵达？
金爱烂：我在写小说时也是煞费苦心。和叙述某个人的「信息」相比，更难的是想象那个人的「心情」。因此，我有时会进行采访，努力取材，但还是经常不能如实地刻画出人物。在一些小说中，这种失败的痕迹清晰可见。即使是我自己塑造的人物，我也尽量避免对他们进行预先评判，而是慢慢地进入人物的内心。有时我会检讨，是不是更加专注于为作家身份的自己辩护，而不是理解这些人物。
图源书籍《滔滔生活》
谈现实
「我们需要更多的作家」
人物：2014年韩国发生了「世越号」沉船事故，你的一些作品也是在该事件之后创作的。你说自己感觉受到了伤害，也需要被治愈，于是通过写小说来治愈自己。「被伤害」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金爱烂：最重要的是，亲身经历了死亡的「现场直播」，会有更强烈的无力感。生命就在我们眼前，但我们却不能将其从水中救起。伤害不仅仅来自死亡，还来自哀悼过程中受到的干扰和侮辱。但虽然世上存在暴力，也有很多人做出不同的选择——比如在自己的伤口还没有愈合的情况下，依然前往全国各地发生类似惨事的现场，为其他遗属唱歌的世越号合唱团的成员们。看到这些人时，我认为，我们能够以更认真、更美丽的方式呼吸的方法之一就是「唱歌」。也许，长久以来，文学也在做类似的事情。我就是从这些文学作品中不断学习。当然，也从遇难者家属身上学习到了很多。
人物：韩国作家们非常关切现实，有直接记录社会事件的非虚构作品，也有从社会现实出发的小说作品。你怎么看待作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韩国，作家们怎么看待自己的责任？这样一个关切现实的作家群是如何出现的？
金爱烂：大部分作家对时代气氛反应都比较敏感，只是在作品中的表现方式不同而已。过去的一百多年里，韩国人经历了多个历史阶段，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与个人形成了无法分割的关系。我最近关注的问题，就是解决和化解这些冲突的方法。
我想起韩国小说家黄晳暎老师在几年前的一次演讲中说过的话：「很多人认为，我们的固有情绪是『恨』，其实这是日治时期，日本美学评论家提出的概念。」他又补充说：「我们的固有情绪是『情趣』，情趣是可以穿透痛苦和绝望升腾起来的情绪。」就像韩国的葬礼文化「达西来吉」（编者注：踏地起舞，韩国全罗南道珍岛地区的一种葬礼风俗，是为安慰丧主而表演的一种歌舞剧。在葬礼前一天晚上，村民们聚集在丧家，用歌曲、舞蹈等形式缓解丧主的悲伤）一样，我们有将悲伤升华为笑声的文化。在最近的韩国政治集会中，我也发现了情趣和幽默的要素，再次想起了黄晳暎老师的这番话。
真相并非只有一种传递方式，我们需要多位作家。即便不是直接的声音，作家也会以不同的方式把自己的想法根植于作品之中。然而，在任何情况下，有件事和斗争一样重要——那就是不知疲倦。这种时候，或许这种「情趣」会给我们提供很大的帮助。
人物：你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奔跑吧，爸爸》是少年人试图理解父母的故事，新长篇是少年人之间彼此理解的故事，「理解他人悲伤和伤痛」。同样是少年人的理解，中间发生了什么变化？这跟你这十多年里自身的变化有关系吗？
金爱烂：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奔跑吧，爸爸》里的少女，其实对自己的父亲（起源）充满好奇。同一本书中收录的《谁在海边随便放烟花》里的少年也是如此。孩子们不断向大人追问自己出生的瞬间。不过，毕竟都是很久以前的作品了，在我的记忆中，也只是「通过想象或幻想，一个孩子克服自身缺失的故事」。最近重版《奔跑吧，爸爸》，我突然意识到，「啊，这其实是一直听妈妈故事的『倾听者』变身为『叙述者』，直到后来演变成为对自己创作的故事进行重新解读的故事」。
同样的道理，回顾过去岁月里我自身的变化，似乎也经历了从「叙述者」到「批判性叙述者」的过程。因此，这次的长篇小说中，人物们一开始专注于自己的伤痛，但后来会开始关注他人的悲伤和痛苦。与一般人的看法不同，更近似于「所谓成长，是我变得更渺小的过程」，「我变小了，世界变得更大了」（来自评论家全承民）。
人物：同样是在《奔跑吧，爸爸》的后记里，你写到，不期待文学成为自己的信仰，「但我希望，小说里的某种正直，能够属于我。」20年过去，你怎么看待当时自己的这句话，对今天的你来说，正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吗？
金爱烂：如果小说只有一种面貌，那么我不会在这么多年之后依然喜欢读小说、写小说。时而调皮，时而残忍，时而庄严，时而轻快，这就是小说，拥有多张面孔的文学。我热爱文学的多张面孔。「正直」是其中之一，而不是全部。不过，只要我仍然能够遇到那些真诚的文章，我会感到高兴。
受访者供图
来源：是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