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1990年初冬，北风呼啸，寒气逼人。母亲离世的第七天，我们在老家的院子里举行了简单的告别仪式。

回娘家的最后一次

＂以后别再来了。＂葬礼上，二弟对大姐说出这句话时，我的心像被刀划了一下。

那是1990年初冬，北风呼啸，寒气逼人。母亲离世的第七天，我们在老家的院子里举行了简单的告别仪式。

院子里飘着白色的纸钱，村里人三三两两地来吊唁，穿着褪色的黑布衣服，低声说着＂节哀顺变＂。而作为长女的大姐，却像个局外人一样沉默，站在角落里，眼睛干干的。

我叫张明德，生在七十年代初的农村，家里五口人，父亲、母亲、大姐张丽华，二弟张明安，还有我。

我们家住在砖瓦房里，院子不大，种了几棵柿子树和一畦蔬菜。在当时的农村，我家算不上富裕，但也能填饱肚子，这在那个凭票证买粮的年代已经不错了。

大姐比我大十岁，早早就嫁到了县城，住进了丈夫单位分的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每次大姐回来，我和二弟都缠着她讲县城的新鲜事。

＂县城好不好啊？＂我总是这样问。

＂有自来水，不用挑水了。＂大姐总是笑着说，但眼神里满是疲惫。

母亲生前常念叨：＂你姐嫁出去这么多年，回娘家从来不带点东西，连个水果都没有，哪有这样的闺女？李家二丫头嫁到镇上，回来都是大包小包的。＂

每当听到这些话，我和二弟心里都不是滋味。特别是二弟，他脾气急，一张白净的脸上总是带着几分倔强，每次都冷笑几声，＂可不是嘛，姐姐在县城，咱家一点光都没沾上。＂

＂娘，别想那么多了，我和二弟不是在你身边吗？＂我总是这样劝母亲。

母亲抹抹眼角，叹口气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是...哎，算了。＂

我记得那年春节，大姐一家回来了。母亲起了大早，杀鸡宰鸭，张罗了一桌子菜，却眼巴巴地望着大姐手上空空如也。

邻居王婶子过来串门，看到大姐两手空空，意味深长地说：＂丽华哟，现在县城里的东西可比咱们村里好多了，也不带点给你妈尝尝？＂

大姐只是笑笑，没有回答。母亲脸上有些挂不住，赶紧说：＂我们丽华有心就行，东西算啥。＂

饭桌上，二弟忍不住开了口：＂姐，你在县城过得怎么样？听说有电视机了？＂

大姐夹了一筷子青菜，淡淡道：＂还行吧，就那样。单位食堂吃饭，天天吃大锅饭。＂

＂那样是哪样？县城的生活肯定比我们村里好吧？不用天不亮起来挑水，不用顶着烈日下地干活。＂二弟语气中带着刺，眼睛瞟向母亲因常年劳作而粗糙的双手。

＂各有各的难处。＂大姐低头吃饭，不再多言。

那顿饭吃得沉闷，只有电视机里春节联欢晚会的欢笑声回荡在屋里。大姐一家第二天就走了，说是赶着回去领工资。

母亲送他们到村口的老槐树下，回来时眼圈红红的。＂你姐夫单位效益不好，工资都发不出来，他们日子也不宽裕。＂母亲叹着气说。

我不知道母亲是怎么知道的，但也没多问。

那些年，我和二弟一个读初中，一个读高中，虽然家里不富裕，但从没为学费发过愁。

时光流转，到了八十年代末，母亲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那年秋天，她突然病倒了，村里老赤脚医生来看过，说是＂气血两亏＂，要去县医院瞧瞧。

我和二弟轮流照顾母亲，院子里的柿子熟了，金灿灿地挂在树上，母亲却没力气去摘。

我用村里唯一的公用电话，拨通了大姐单位的电话。＂喂，请找张丽华，她母亲病了。＂

过了好一会儿，电话那头传来大姐急促的声音：＂德子，娘怎么了？＂

＂娘病了，医生说要去县医院看看。＂

＂我知道了，我抽空来看看。＂大姐说着，电话里传来嘈杂的背景声。

等了三天，大姐才匆匆赶来，头发有些凌乱，衣服还是那件深蓝色的确良衬衫，已经洗得有些发白。

她在病床前坐了不到半小时就走了，说是单位有急事。母亲虽然没说什么，但眼睛一直望着门口，似乎在期待女儿能多留一会儿。

＂姐，娘的病不轻，你多来看看她吧。＂我送大姐出门时小声提醒。

大姐站在院子里，四周是枯黄的落叶，她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我知道，但真的走不开。厂里现在不好过，谁要是请假，下个月可能就没工作了。＂

她拍拍我的肩膀，眼里闪过一丝歉意，转身就走了，仿佛背后有追兵似的。

一周后，我去县城给母亲抓药，顺便买了几斤橘子，那时候的水果还是稀罕物。在百货大楼门口，我远远地看见大姐，她正在为女儿挑选一件红色的毛衣，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

看到我，她愣了一下，手里的毛衣差点掉在地上。＂德子，你怎么在这儿？＂

＂来给娘抓药。＂我举了举手中的纸包。

＂哦，孩子学校要表演，需要新衣服。＂她解释道，声音有些局促。

我笑了笑，什么都没说，但心里的落差如同跌入冰窟。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我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心想：为什么大姐对我们家这么冷淡？难道嫁出去的女儿真的泼出去的水？

回家后，我没把这事告诉母亲和二弟，怕他们伤心。但二弟似乎察觉到了什么，问我：＂姐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再来看娘？＂

我摇摇头：＂没说。＂

二弟撇撇嘴：＂我就知道。＂

母亲的病情时好时坏，有一天我给她整理床铺时，发现枕头底下藏着一个旧布包，上面绣着几朵简单的小花，针脚细密。趁母亲小睡，我好奇地打开了它。

里面是大姐从小到大用过的东西：一个发卡、一本已经泛黄的作业本、几张照片，还有一个绣了一半的手帕。

翻开作业本，里面是大姐整齐的字迹，有一处老师的评语写着：＂丽华同学思路清晰，文笔流畅，是班上的小作家。＂

照片中，年轻的大姐穿着简单的蓝底碎花布衣服，扎着马尾辫，站在学校门口，笑容腼腆却灿烂。

＂这是你姐上学时用的。＂不知何时，母亲醒了过来，看着我手中的物件说道，＂她小时候可懂事了，知道家里困难，从不乱花钱。那个发卡是她考了全校第一名，你爹奖励她的，她戴了好几年，珍贵得很。＂

我把布包还给母亲，她小心翼翼地抚摸着里面的物件，眼中满是慈爱。＂那个手帕是她准备送给我的，说是要绣满鸳鸯戏水，只是后来...没完成。＂

＂娘，您说什么？＂

＂没什么，日后你们兄妹要互相照应。＂母亲叹了口气，把布包重新藏好。

秋去冬来，北风呼啸，那个冬天特别冷，老槐树的枝条被冻裂了，发出咔嚓的响声。母亲的病情急转直下，整天卧在床上，精神恍惚。

在最后的日子里，我和二弟寸步不离地守在她身边。村里来了不少人，送来自家做的鸡汤、面条，那时候的邻里关系就是这样，有难同当。

大姐来了一次，待了一天就又回去了。临走时，母亲拉着她的手，想说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是紧紧握着女儿的手，久久不放。

＂娘，您别担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大姐说，声音有些哽咽。

母亲临终前的那个夜晚，外面下着小雪，房檐挂起了冰凌。屋里，煤油灯的光摇曳着，在墙上投下晃动的影子。母亲握着我的手，声音虚弱地说：＂要理解你姐姐...她...＂

话没说完，她就永远闭上了眼睛。那一刻，屋外的老槐树突然发出一声脆响，仿佛也在为母亲送别。

葬礼那天，天空阴沉，寒风刺骨。乡亲们都来了，穿着厚重的棉衣，帮着料理后事。大姐穿着朴素的黑衣，没有流泪，只是沉默地完成所有仪式，像是一个局外人。

二弟忍了一整天，终于在送别客人时爆发了。＂姐，我们娘病了这么久，你总共来了几次？今天送娘最后一程，你连眼泪都没有！以后别再来了！＂二弟红着眼睛喊道，声音回荡在空旷的院子里。

大姐没有辩解，只是点点头，转身离去，背影单薄得让人心疼，脚步声在冰雪覆盖的小路上咯吱作响。

村里的老人们摇摇头，低声议论：＂现在的年轻人啊，出去了就忘本了。＂

＂嫁出去的闺女，真是泼出去的水。＂

这些话像针一样刺进我的心里。虽然我也不理解大姐的冷漠，但听别人这样评价亲人，心里还是不舒服。

整理母亲遗物时，我在她的床底发现了一个生锈的铁皮盒子，上面画着几朵红色的牡丹花，是七十年代初流行的图案。

打开盒子，里面整整齐齐地叠放着一沓汇款单和信件，全是大姐寄来的。最早的一张已经泛黄，日期是1978年，那时我才上小学。

我随手拿起一封，是八年前的。信纸已经发皱，但字迹仍然清晰：＂娘，这个月的钱寄给您，爸的药要按时吃。家里要是缺钱就告诉我，别舍不得。钱我寄到邮局就行，不用告诉弟弟们，让他们以为家里条件好了，读书安心。丽华字。＂

我如遭雷击，翻看着那一沓汇款单，从父亲生病那年开始，直到母亲去世前一个月，大姐每月都雷打不动地寄钱回来。

那些年，我和二弟还以为家里的日子好转了，粮食票总是够用，学费从来不缺，原来都是大姐在背后默默支撑。

记忆如潮水般涌来，我想起那些在县城的百货商店看到大姐时，她总是买最便宜的东西，衣服穿了又穿，补了又补。

我拿着信件找到二弟，他正在院子里劈柴，脸上还挂着泪痕。

＂看看这个。＂我把信件递给他。

二弟看后沉默很久，手指抚过那些发黄的汇款单，最后只说了句：＂我错怪姐了。＂

几天后，我去县城找到了大姐。她住在一栋老旧的单元楼里，五楼，没有电梯，楼道里的灯坏了，走道黑洞洞的。

大姐的屋子不大，只有十几平米，陈设简单：一张双人床，一个衣柜，一张小桌子，墙上贴着几张女儿的照片。室内飘着一股淡淡的肥皂味，窗台上摆着几盆开得正艳的吊兰。

看到我，她有些诧异，赶紧让我进屋坐下，翻箱倒柜找出一包饼干招待我。

＂娘走了，我心里空落落的，想来看看你。＂我说。

大姐泡了杯茶给我，是最普通的茶叶，但杯子擦得很干净。我把那些汇款单和信件放在桌上。她看了一眼，脸色变了，手微微颤抖。

＂这些...＂

＂都是你寄给娘的，对吗？＂

大姐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那时候爸病了，家里揭不开锅。我刚嫁到县城，日子也不宽裕，单位是个小厂，工资不高。丈夫在外地一家建筑队打工，挣的钱勉强够生活。＂

说到这里，她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哀伤，＂但我想着，再苦也不能让爸的病耽误了，也不能让你们辍学。那时候多少人因为家里困难，连初中都没念完。＂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告诉你们做什么？让你们也跟着担心？＂大姐苦笑了一下，手上的茧子在灯光下格外明显，＂再说了，我这个当姐的，不就应该照顾弟妹吗？爸妈把我养这么大，供我读书，我回报他们是应该的。＂

＂那你回娘家为什么从不带东西？娘常念叨这个。＂这个疑问一直在我心里。

大姐沉默片刻，窗外传来邻居家收音机的声音，正在播放一首老歌。＂每次寄完钱，剩下的就不多了。我想着与其买些没用的东西回去，不如多寄点钱给娘，让她改善生活。＂

她望着窗外，目光悠远，＂可能...我做得不对，让娘在村里人面前没面子。那时候我也年轻，不懂事，没想那么多。＂

我想起母亲病重时的那句未完的话，原来她是想让我们理解大姐。多年的误会，像一堵墙，隔在我们之间。

＂姐，你为什么不解释？二弟那天说的话......＂

＂解释什么？说我很孝顺吗？那不是应该的吗？＂大姐的眼圈红了，但她没有哭，只是深吸一口气，＂我只恨自己没本事，不能让娘过上好日子，不能经常回去看她...每次回去，看到娘的白发又多了，我心里就难受。＂

这时，门开了，大姐的女儿放学回来了，是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扎着马尾辫，穿着普通的校服，书包都有些旧了。看到我，她怯生生地叫了声＂舅舅＂。

＂这是你小舅舅。＂大姐介绍道，脸上浮现出慈爱的笑容，＂快去写作业，等会儿娘做你爱吃的茄子炒肉。＂

小姑娘乖巧地点点头，拿着书包进了里屋。屋子太小了，根本没有独立的房间，只是用一块布帘隔开。

我突然明白了，大姐这些年过得并不容易。在县城这个看似光鲜的地方，她省吃俭用，咬牙坚持，只为了不让家里人担心。

临走时，大姐拉着我的手，眼中含泪：＂明德，娘走了，你和明安要好好的。不要像我一样，有些话放在心里不说出来，结果造成了误会。＂

回家的路上，我坐在颠簸的长途车上，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和村庄，心里五味杂陈。多年来，我们误会了大姐，而她却默默承受，从不辩解。

春节前，我和二弟一起来到大姐家。那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小区里有孩子在打雪仗，欢声笑语。

我们带着家乡的土特产：腊肉、花生、红薯干，还有母亲生前最爱的柿子饼。

大姐正在准备晚饭，见我们来了，愣在那里，手中的铲子差点掉在地上。她穿着一件旧毛衣，头发挽成一个简单的发髻，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几岁。

二弟走上前，红着眼睛叫了声＂姐＂，然后紧紧地抱住了大姐。大姐愣了一下，然后也抱住了弟弟，两人都哭了。

那天晚上，我们三兄妹围着桌子，吃着简单的饭菜，喝着二锅头，翻看母亲留下的照片。

有一张是大姐十六岁时的，她穿着简单的衣服，站在村口的大树下，笑得那么灿烂。照片已经泛黄，边角有些卷曲，但那笑容却依然明亮。

＂那时候，我刚考上县里的高中，但家里拿不出学费。＂大姐轻抚照片，＂是娘偷偷卖了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奶奶留下的一对银镯子，让我去读书。＂

她的目光变得悠远，仿佛回到了那个遥远的夏天，＂后来我知道了，就发誓一定要让娘过上好日子...可是，等我工作了，能挣钱了，家里的情况却越来越糟。爸生病了，你们也要上学...＂

说到这里，大姐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顺着脸颊滑落。＂我多想经常回去看看娘啊，但是工作走不开，请一天假就扣两天工资。每次回去，我都恨不得多待几天，但又怕耽误工作，失去这份来之不易的饭碗...＂

二弟给大姐倒了一杯酒，说：＂姐，我们不知道这些，真的对不起。＂

大姐摇摇头：＂家家都有难念的经，谁能容易呢？＂

窗外，雪花纷纷扬扬地落下，天地之间一片洁白。屋内，炉火噼啪作响，温暖如春。

我们决定，按照母亲生前的心愿，修缮老家的房子，作为全家团聚的地方。虽然父母都已不在，但那个承载着我们童年记忆的地方，依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

回去的路上，二弟对我说：＂大姐那句＇以后别再来了＇，是我这辈子说过最后悔的话。＂

我拍拍他的肩膀：＂有些话，说出口容易，收回去却难。好在还有机会弥补。＂

远处，夕阳西下，余晖洒在回家的路上，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路边的老槐树静静伫立，见证着时光的流转和人情的冷暖。

我想起母亲常说的一句话：＂亲人之间，不在乎你给予多少，而在乎你用心多少。＂

大姐用她的方式爱着这个家，只是我们一直没能看懂。她的爱如同潺潺的溪流，不声不响，却滋养了整个家庭。

如今，误会已解，隔阂已消。我们站在生活的岔路口，各自奔忙，却心系同一个家。

有些理解，来得太迟；有些感谢，还来得及说出口。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误会，只有尚未说出口的真相。亲情如酒，越陈越香；真心似茶，清淡却悠长。

来源：天涯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