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帝王家奴，宦官是否介入军政、如何介入军政，是衡量一朝宦官权力幅度的两个主要指标，更是观察一朝皇权盈缩的关键问题。被视作无“阉祸”的宋朝，在各个战区都能看到宦官身影，更有李宪、童贯等知名宦官武将。这种历史事实与认知的反差曾是现代宋代宦官研究的起点。
原刊方诚峰主编：《既未集——宋史研究诸层面续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第53—86页，注释从略，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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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以代监临：宦官在北宋前期军政体系中的位置
丁义珏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
作为帝王家奴，宦官是否介入军政、如何介入军政，是衡量一朝宦官权力幅度的两个主要指标，更是观察一朝皇权盈缩的关键问题。被视作无“阉祸”的宋朝，在各个战区都能看到宦官身影，更有李宪、童贯等知名宦官武将。这种历史事实与认知的反差曾是现代宋代宦官研究的起点。
上世纪四十年代，身处抗战之中的柴德赓发表《宋宦官参预军事考》。他质疑宋人之“本朝宦官不领兵，不预政”的说法，历数宋廷令大珰领兵、监军及任走马承受公事三类做法，证明“天水一朝重用宦者”，认为北宋“军政之坏，殆由于此”。 宦官研究，也是从他打破宋人“祖宗叙事”为逻辑起点的，居功甚伟。然柴氏之研究暗含两个问题须正视，一为唐宋比较之视角；二为宦官即弊政之预设。
首先，柴氏注意到宋人的本朝历史观对后世影响过大。柴文云“苟不细考，鲜不为其所惑”，“宋代宦官之与政治，举凡国计民生治河决狱之事，巨细莫不与闻”，要将宋代宦官参预军政始末“表而出之”。 实际上，柴氏的分析明显受了赵翼的启发，要以宋代史事回应《廿二史札记》中“唐代宦官之祸”、“中使出使及监军之弊”两条 ，说明北宋同样存在唐之弊政。但他无意进一步辨析唐宋间的差别。此后学界涉及宋代宦官与军政研究者，或聚焦宦官个案，或聚焦军政本身，也未进一步深究宦官在系统中处于何种位置，与唐代宦官参预军政有何本质区别。 而本文也延续唐宋比较的视角，旨在说明：唐代中后期除了在中央建立由宦官专掌的军队，在地方也以外部监临的方式监督或介入藩镇事务；相比之下，宋代是在军政体系内部为宦官设立固定职位，使其以专业将领的身份嵌入内部的方式参预军事。这套体制自宋太祖开始酝酿，经太宗、真宗两朝的调试而最终形成。
其次，唐代阉祸之巨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历史观与政治观。故古今议论宦官与军政问题者常有预设前提——宦官即弊政。柴氏在抗战中借古喻时，指出宋军事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宦官领兵。实际上，南宋人也常常从反思北宋军事失败的角度认识宦官与军政问题。《朱子语类》曾记录了朱熹与门人的一段对话：
问：“唐之人主喜用宦者监军，何也？”曰：“是他信诸将不过，故用其素所亲信之人。后来一向疏外诸将，尽用宦者。本朝太宗令王继恩平李顺有功，宰相拟以宣徽使赏之。太宗怒，切责宰相，以为太重，盖宣徽亚执政也，遂创‘宣政使’处之。朝臣诸将中岂无可任者，须得用宦者！彼既有功，则爵赏不得吝矣。然犹守得这些意思，恐起宦者权重之患。及熙丰用兵，遂皆用宦者。李宪在西，权任如大将。驯至后来，遂有童贯、谭稹之祸。”
朱熹并没有回避宦官曾领兵甚至担任过主帅的事实，但重点是通过北宋前、中、后期三位宦官的比较，称赞太宗给宦官升迁设置天花板，叹惜这样的“祖宗家法”没能在神宗之后得到坚持，间接造成徽宗朝童贯专军之弊政和王朝倾覆。朱熹的议论与柴德赓的研究都是基于宦官即弊政的价值判断展开，因而焦点始终在于君主是否“重用”宦者于军事，是否担任主帅。这背后存在着一个更大的预设，即皇帝个人意志是宦官任帅、发挥影响力的决定因素。关于这一点，容笔者稍作展开。
北宋前期，知名的阉将还有张继能、秦翰等，但通常只有王继恩会被认为担任过主帅。北宋中期宦官以将帅知名者有神宗朝的李宪、王中正等。李宪率熙秦两路军收复兰州，实为方面大帅。北宋后期有徽宗朝的童贯、谭稹等人。童贯在极盛时不仅同时担任陕西、河东、河北三路宣抚使，还破天荒领枢密院事。宦官在北宋军政中的位置至此达到顶点后，随即在钦宗朝迅速跌落。进入南宋后，宦官基本不直接参预军事。顺着这条线索看，以王继恩、李宪和童贯三个人物为代表，宦官在北宋军政系统中的位置是线性抬升的。这一叙事逻辑是在暗示神宗之后皇权逐渐膨胀，不能执守“家法”，才最终导致北宋亡国。
但实际上，北宋中后期虽间或有宦官为帅，却并没有改变主帅之下的中层武将的构成。简言之，北宋前期形成的边防统兵体系本就是由军职、武选官、宦官与文官共同构成。宋初宦官并非没有扮演过督责将帅的监军、“空降”主帅统领全军等外部监临者的角色，但他们主要是以专业武将的方式嵌入军政体系，成为其中的常备成员。阉将在北宋中后期为帅，不能仅被视作神宗、徽宗父子对“祖宗之法”的突破，也是北宋前期制度自然演进的可能结果之一。
本文的目标是呈现北宋前期制度演进的过程。至于宋代宦官与军政的关系与唐代中后期有何区别，在结论处再做展开。细分之，这一制度演进过程又包含三个子问题：首先，宋初为何会重新启用宦官，并令宦官参预军政？其次，宦官在军中主要扮演什么角色、承担什么任务？这些角色又是如何稳定下来的。第三，这一制度结构下，宦官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以下以时间顺序为纲，结合宦官职能展开论述。
一 侍卫、营建、传旨与督战：宦官在宋太祖朝的重获任用及职事范围
宦官弄权被认为是导致唐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阉祸”之痛，间接促成晚唐五代对宦官的两次屠杀。以往学者大多不太关心已遭遇两次屠杀的宦官为何在宋初重获启用。柴德赓就认为“宦官监军，则不过是唐、五代以来的惯习，行之不着痕迹。” 只有柳立言指出，自后唐明宗屠杀阉宦之后，史料中便见不到宦官监军和领兵的记载，故宋太祖在三十多年后重新用宦官于军事是值得注意的现象。他在分析宋初三朝君臣之言动后指出，“以阉为将”才是宋太祖、太宗与真宗三朝的共识。 柳立言指出的问题极有洞见，但“以阉为将”的概括似乎欠妥。
实际上，从“亲随”集团演进的视角进行稍长时段的观察，宋太祖的用人方式便不难理解。晚唐、五代经历了国家权威下降，以至兵戎迭起、政权频替的历史过程。从宫廷到藩镇的各个政治团体中，人际纽带也发生了剧烈变化。因长期侍奉或护卫，与主人建立信赖甚至人身依附关系的“亲随”在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细分之，君主或藩将的亲随主要由三类人构成：宦官、侍卫亲将、亲吏。五代后期，供奉官、殿直和承旨等后来被称为“三班官”的群体活跃起来，且多由侍卫亲将出身者充任，全面走向武化。宦官群体此时与三班同隶于宣徽院，相互混融，共具武人气质。另一方面宋太祖发动陈桥兵变，依靠的是自己的亲随集团。他们要么来自禁军中的故旧，要么来自藩府亲吏。何冠环就曾将宋太祖的从龙功臣分两类，第一是太祖在禁军中亲善之高级将领，或追随太祖之心腹将校，包括慕容延钊、韩令坤、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第二是太祖领节度使时之幕府僚佐，包括赵普、李处耘、吕余庆、刘熙古、沈义伦、王仁赡等。 而宋太祖在黄袍加身之后频繁用兵，既想要借重原禁军将领，又力图纠正他们的跋扈、贪暴，只能以原藩府亲吏防范这些故旧亲将。如讨伐湖南之役，慕容延钊为主帅，李处耘为都监；灭后蜀之役，王全斌为主帅，王仁赡为都监，均为显例。
然而，这些藩府亲吏很快就获得外朝职位，多进入枢密院，甚至最终拜相。因此，太祖不得不寻觅位阶稍低的官员为其搜集情报、传递信息、监督将帅和抚绥新宇。三班官，以及与三班关系近密的宦官同时成为太祖的重要选择。这便是宋太祖重新启用宦官的动因。 然而，很多宋太祖亲自从三班系统拔擢的武官，走向外朝担任固定实务后，又会变成宦官监督的目标。 而宦官具备天然的家奴属性，又没有进入禁军系统任职的机会。这成为宦官继续维持与皇帝亲随纽带的最大优势。
宦官在宋太祖朝从事军事活动的范围较为有限，与五代后期三班官的主要活动范围相似。赵雨乐曾对五代后期三班官的主要职责做过归纳，分为六大类、十一小类 。实际上，我们可以从他们扮演的角色出发简单分为两组。一是真正作为帝王亲随所从事的工作，比如暗杀、传旨（以及外交出使、劝降等）、探听、监军、押赐礼物、抚恤流民、祈雨等事务，均须以帝王个人代表的身份进行。其中暗杀、传旨、探听与监军四项，尤须近密亲随方能完成。第二组则是低阶武官就可以参与的日常性事务，包括在地方担任巡检、监当、捕蝗等事。宋太祖朝宦官扮演的也就是君主个人的代表、地方专项杂务的处理者两个角色，所涉事务不出以上范围。统兵作战并非他们的主要工作。以下着重就侍卫、工程及专项事务工作、传旨、监军等四个方面讨论太祖朝的宦官活动。
首先，与武化的三班官类似，太祖朝常有宦官担任侍卫之职。尚武的宋太祖，身边聚集了一批武艺高强的勇士，其中也包括很多的宦官。如《事实类苑》卷1记载：
太祖善御豪杰，得人之死力。……左右内侍数十人，皆善武艺，伉健，人敌数夫，骑上下山如飞。其慰抚养育，无所不至，然未尝假其威权。泗洲槛生虎来献，上令以全羊臂与之。虎得全肉，决裂而食，气甚猛悍。欲观之也，俄口呿不合，视之，有骨横鲠喉中。上目左右，内侍李承训即引手探取无所伤。尝因御五凤楼，有风禽罥东南角楼鸱尾上。上顾左右曰：“有能取之否？”一内侍，失其姓名，摄衣攀屋桷以登缘，历危险，取之以献，观者胆落，盖试其趫捷也。
柳立言认为这是五代军阀培养亲兵的继续，太祖当了皇帝后着意培养宦官的武艺 。
其次，太祖朝前期的作战中，常用宦官负责造船、运输等专项事务，事毕则罢。如征南唐时有石全振、王继恩与窦神兴等。石全振受命“往荆湖间造黄黑龙船数千艘” 。督造战船的石全振多参与河政 ，并长期“领护河堤” 。王继恩“与窦神兴等部禁兵及战船抵采石” 。所谓“部禁兵”是指部送禁军赴采石加入进攻南唐的行营，不能看作两名宦官直接为将统兵。而且，此后也都没有任何参与作战的记录。
第三，个别太祖的贴身近密宦官，则随事为其出使，或传宣诏旨，或督军攻战，但并非在军中统兵。如据《宋史》卷466，《李神祐传》：
（李）神祐初以父任授殿头高品。太祖将纳孝章皇后，命神祐奉聘礼于华州。乾德五年，征太原，负御宝从行。开宝二年，又从征太原，时有诏缘边和市军储，车驾在潞州闻之，且虑扰民，令神祐驰驿止之。时诏下已五日，神祐一夕而及晋阳。一日，甲士既阵，贼潜纵火焚梯冲，亟命神祐部卫兵为援，斩贼甚众，余悉溃去。王师伐广州，随军赏给。刘鋹平，先部帑藏之物赴京师。及土寇周琼等叛，又副尹崇珂讨平之。六年，随曹彬南征。克关城擒伪将朱令赟，命神祐驰入献捷书，赐锦袍、金带。
李神祐是太祖的贴身宦官，其养父李继美是后唐的宦官。乾德五年（967）“征太原，负御宝从行”之事当系于开宝二年（969）。 “负御宝从行”是随太祖贴身而行，便于其随事承受诏旨，传达皇命，并非携御宝随军督将 。而开宝二年追还诏书一事，也与太祖的出令有关。已下五日的诏书，李神祐一夕追回。而“部卫兵为援”则是北汉兵突纵火，令其临时带卫兵救援。可见，此时李神祐是作为贴身的宦官，行传宣诏命与保护皇帝之责。伐南汉时，李神祐“随军赏给”；尹崇珂平叛时，《宋史》此处说其“副尹崇珂”，但按《长编》的记载，则是“上遣中使李神祐督战” ，所以也都是作为太祖的代表，在外部监督主将，而本身并不领兵。
最后，宋太祖重视都监、监押等具有“监军”意味的职位，非亲信不任。上文已经提到，宋太祖在陈桥兵变后，每逢用兵就以原藩府亲吏监督和控扼原心腹亲将。宋太祖讨李重进，以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石守信为行营都部署，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为副，又以自己节度府时的亲吏李处耘为都监 。乾德元年讨张文表，慕容延钊为行营都部署，也是以李处耘为都监 。开宝三年九月伐南汉时，以潘美为贺州道行营都部署，尹崇珂为副帅，都监则是武将王继勋 。太祖初年，行营都监既是监军，有在行营的参议权，同时也已有统兵之实 。但我们在太祖朝很少看到宦官担任都监和监押。唯一疑似担任过都监的是张嶼。乾德四年，震动全川的全师雄兵变尚未平息。太祖“以客省使丁德裕为西川都巡检使，与引进副使王班、内班副都知张嶼同领兵数千人赴西川。” 这支偏师在蜀地屯戍了约四年 ，但没有作战的记录。张嶼此时的实际差遣不明，或许他作为使者可负责与中央的信息通报，兼有行营内的参议权，但无法确证其具备统兵之权。
总之，宋朝自太祖开始即用宦官于军事。但太祖朝宦官基本没有领兵之权，多为侍卫、信息传递，或督造战船等专项事务。
二 战时入将：太平兴国四年战事与宦官为将过程
宋太宗用人有两个特点，一是提拔文臣；二是任人惟亲。太宗在军政方面尤重外戚与潜邸旧臣。如果说宋太祖在派军出战时以原亲吏监督原亲将，那么宋太宗就是以外戚、潜邸亲信和宦官等去监督、掣肘甚至替换太祖留下的军将。故宦官在太宗朝更为活跃，活动范围更广。但他们是作为太宗亲随集团的一分子发挥作用，并无更高的地位、拥有更多的宠信。
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979）亲征北汉，五月下太原，随即攻辽南京。七月，大败于高梁河。九月，辽军南下反扑，宋军于徐水阻击，遂有满城大捷。这由攻转守、纵横激荡的一年，悄然酝酿出后来的边防统兵体系。而宦官也逐渐确立在体系中的位置，特别是开了直接担任统兵官的先例。
太平兴国四年初，宋太宗亲征北汉。此前宋太祖多次围攻太原不果的教训已说明时间是获胜的关键。围城阻援的宋军，须一边拖住辽军的增援，一边迅速拿下太原。宋太祖因爱将惜兵常错失机会。而宋太宗则采取不计成本的急攻战术。随军宦官的工作包括统领工程兵，和传旨、督战等，都是协助太宗执行这一战术。李神祐此时即领工徒随军修补军器 。围攻太原城时，太宗曾在各路分派专人统领工程部队。如西面“直北汉主宫城，尤险恶”，专遣“八作使郝守濬充西面壕寨都监” 。而作为另一主攻方向，“主城南洞屋”的即是宦官张继能 。攻城之际，太宗亲自于各阵间往来督战，与之偕同的宦官也频繁穿梭。李神福“攻城之际，往来梯冲间宣传诏命”，蓝继宗“传诏营阵间” ，卫绍钦“督诸将攻城” 。窦神宝甚至“擐甲登城，中流矢” 。
五月初，北汉降。太宗决定，不做休整直接进攻辽燕京。辽方准备不足，宋军乘胜急进。此次进军途中，宦官的角色发生转变，有宦官开始担任副将。战役初期，宋军进展顺利，迅速包围燕京。六月下旬，宋军开始攻城。与围攻太原相似，太宗分设东西南北四支攻城部队：
（太平兴国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命诸将分兵攻城，定国军节度宋延渥部南面，尚食使侯昭愿副之；河阳节度崔彦进北面，内供奉官江守钧副之，彰信军节度刘遇东面，仪鸾副使王宾副之；定武军节度孟玄喆西面，闲厩副使张守明副之。
四路之中，北面崔彦进所领的军队以宦官江守钧为副官，亦即是明确的统兵官。此事亦见于《宋史·崔彦进传》 。其他三路军队依然任用武官。从所处位置考虑，江守钧所在的北面军不可能是宋太宗的行营所在。又据曾瑞龙先生的考证，宋太宗的指挥部在城西华严寺 。因此江守钧必定不是卫戍部队的副官，而是指挥实际攻城战的统兵官。四路之外，又有两支预备队。其中，曹翰与米信率军屯东南，“以备非常”。而另一支，就有李神祐受命“与刘廷翰统精骑为大阵之援。”
攻城战开始后，太宗再次在各军中往来督战 。不期与城外的辽军在高梁河遭遇。宋军大败，宋太宗中箭南逃。七月十日，太宗溃退至定州，才对北边防务重做布置。据《长编》卷20，太平兴国四年七月庚寅条：
命崔翰及定武节度使孟玄喆等留屯定州，彰德节度使李汉琼屯镇州，河阳节度使崔彦进等屯关南，得以便宜从事。上谓诸将曰：“契丹必来寇边，当会兵设伏夹击之，可大捷也。”是日车驾发定州。
三支军队，分屯三处，不设主帅。契丹来袭，却又要“会兵”而击，所谓“便宜从事”根本是空言。九月辽军反扑，与宋军于满城会战。当时，镇州都钤辖刘廷翰（又作刘延翰）先于徐水设阵；崔翰与李汉琼率定州与镇州主力至满城 ；而屯关南的崔彦进则以偏师出黑庐堤北，缘长城口绕到辽军后方。在这之前，太宗已经派张绍勍率军屯定州以作预备 。
习惯于亲征并直接指挥战事的太宗，在高梁河一战负伤，但却没有放弃直接遥控战局的念想。他不得不寻找其他的方法，比如直接给前线下阵图。太宗本打算使用八阵法，外戚李继隆（李处耘之子、太宗李皇后弟）主张临阵当适变，不肯奉命，愿意承担战败的责任。崔翰等人才下定决心，为前后二阵出战，最终取得满城大捷。太宗只得“手诏褒之” 。又如，太宗派遣更多宦官出入军中，甚至直接担任各军的正式都监。这也意味着宦官开始正式进入统兵官的序列。派宦官任各路都监正与下阵图的做法相表里。杨亿在李继隆墓志中记述此事时就说：
先是，朝廷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公独陈应变之略，不以新书从事，违诏之罪誓独当之，果成茂勋，天子嘉叹。
“贵臣”即暗指军中的宦官。在这四支军队中，可考的就有多名宦官都监。张继能时为“高阳、镇、定路先锋都监”，但他本人可能正随崔彦进部“战长城口” ；崔彦进部还专有宦官秦翰任都监 ；他们应该都是太宗在满城会战前新设的。而作为战役后备派往定州的张绍勍部，则有李神祐、刘承规同往。
总之，自高梁河之役至满城战役之间的节点上，亦即太宗遭遇重大军事挫折、宋辽攻守之势倒转之际，宦官们直接进入了统兵官的序列。而这一安排是宋太宗委任亲信为将帅，逐步替代太祖朝禁军旧班底的一部分。
三 仓促为帅：王继恩为主将入蜀平乱事件考析
宋太宗以王继恩为平西川是赵宋王朝任命宦官为主帅的开端。这不符合后世士人眼中的“祖宗”形象，我们很少看到士人直接议论太宗的选择。笔者无意窥伺太宗心理，但复盘事件过程，我们会发现这项任命与其说是制度演进的自然结果，毋宁说是他一时应激的选择。而且，王继恩的“帅位”也未必明确。各类史料中对王继恩的功过评价也不统一。一方面，如上文引用的朱熹的议论，他们对王继恩平西川的功绩基本肯定。另一方面，《长编》等材料又突出王继恩在成都逗挠不进、日夜宴饮等负面事迹。明确他的实际权限后，我们或能对他有更公允的评价。
太平兴国四年的下半年，在宋方由攻转守的同时，宦官明确进入了统兵官的序列。随后几年间战事不断，时见宦官以都监等身份参与其中。宋太宗在河北与河东屯重兵防御，宦官也随各军主将统兵于边境。如太平兴国五年十月，宦官仪鸾副使江守钧就与米信等同护兵屯定州 。而张继能则又从关南都部署崔彦进战于唐兴口 。雍熙三年（986），宋太宗再兴北伐，三路大军也都没有以宦官统兵。只有王继恩曾率师屯易州，但并未参战。北伐失败后，北宋转入全面战略防御。辽军在当年十月和端拱元年（988）的十月两次南下，遭宋军阻击。此后十多年间，河北与河东前线始终处在紧张备战状况中。总之，以宦官统兵并未成为通则。
正当此时，西北党项与蜀地迭起波澜。从雍熙元年（984）到至道三年（997）太宗去世，西北与西川的战事是交迭发生的。宋廷无法在防备契丹的重压下，再同时应付西北与西川两场战事。在王小波、李顺起义发生的当口，太宗正在对李继迁用兵，且主帅是他当时最为倚仗的外戚——李继隆。选派王继恩入蜀是在突发且窘迫的情势下发生的。下面着重梳理平西川过程中的情报传递与太宗决策之关系。
王小波十二月即战死，妻弟李顺继为首领。次年正月，起义军逼近成都，太宗才以王继恩为主帅率兵平叛。宋廷当时的注意力在西北救灵州、剿灭李继迁，对西川的起义明显准备不足。北宋占领蜀地后，经济上持续盘剥，政治上采取歧视和高压的政策，此前已有部分士人发出过民变预警，却并未引起重视 。当起义爆发后，宋廷情报滞后，对起义强度又有低估。新任知成都府郭载上任途中已闻日者言“成都必陷” ，而开封的主流意见仍不是派兵镇压，而是“遣大臣慰抚” 。直至正月二十日，“上始闻李顺攻劫剑南诸州，命昭宣使、河州团练使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率兵讨之。军事委继恩制置，不从中覆。” 实际上，李顺已攻下成都四天了。
宋太宗给王继恩的头衔值得辨析与玩味。《长编》卷35，淳化五年正月癸酉条的记载为“西川招安使” 。同书八月甲午条记为“剑南招安使” 。《宋史·王继恩传》记为“剑南两川招安使” 。乾德三年，宋平后蜀，设西川路。开宝六年又分设峡路 。“西川”是以转运使路名之，“剑南两川”是以唐代道的概念名之，两者在地理概念上并不冲突。值得细品的是“招安使”。首先，“招安”之名暗示王继恩最初的职能并不一定是组建大军平叛，反而含着谈判和招安的期待。太宗命王继恩军事“不从中覆”，更令其“诸州系囚，非十恶、正赃，悉得以便宜决遣。” 其次，当时行营主帅的常用名是“都部署”。如太宗在半年后派赵昌言取代王继恩时，给的头衔是“川、峡两路都部署” 。太宗显然没有给足王继恩主帅的名分。
军事一切委任于王继恩“不从中覆”，与太宗习惯遥制将帅的寻常作风也不符。这未必体现了太宗对王继恩的全面信任。更可能是太宗对这次蜀乱有所轻视，并没有全套的准备与部署，态度在招安与讨伐之间摇摆，希望王继恩见机行事。王继恩直接有功于太宗的即位 ，在出师前已至昭宣使、河州团练使。昭宣使就是淳化四年二月为王继恩专设的官衔 。也可能是太宗希望王继恩能借戡乱树立更大威望。
二月一日，成都府沦陷的消息传到了开封，太宗大惊，下诏罪己，说：“岂料贼势猖炽如此！” 遂再命雷有终、裴庄为为峡路随军转运使，尹元帅兵由峡路以进；刘锡、周渭为陕府西至西川随军转运使；王杲率兵趋剑门 。王杲与尹元两路军并受“王继恩节度” 。表面看来，王继恩似乎掌握了三路军队的指挥权。但以史事分析，王继恩未并无主帅之实。
尹元由峡路入蜀，至少在当年五月还与起义军纠缠在梁山一线 ，离王继恩的本路军过远，根本不在一个战区。四月时，王继恩部的战报与“峡路行营”的战报是分别到达中央的 。五月，王继恩困于成都，也完全没有参与峡路战事的迹象。起义军攻夔州，太宗又遣白继赟为“峡路都大巡检” 。所以，尽管名义上尹元军归王继恩节制，但与之不属同一行营，缺乏受其节制的条件。至于王杲，他是由陕经剑阁入蜀和王继恩相距不远。 王继恩似有节制王杲的条件。但《长编》只记录了王杲和尹元的官阶，却没有领兵的头衔。《宋史·王杲传》的记载，王杲与尹元的头衔都是“西川招安使” 。这样，两人的头衔都与王继恩相同。综合来看，与其说王继恩是平叛主帅，毋宁说太宗才是三路大军的指挥者。
王继恩军初期进展顺利，四月二十日下剑州 ，五月二日下绵州 ，五月五日攻克成都 。但攻下成都后，王继恩似乎就失去了战略目标。按《长编》的说法，他“握重兵，久留成都，专以宴饮为务”，而“余贼并伏山谷间，郡县复有陷者” 。但《宋会要》中也有他打下成都后“因留镇守”，“遣部下诸黄门分兵讨击。”的记录。
遣“诸黄门”不是偶然的。王继恩部的将领确以宦官为主。阎承翰为其都监 。已为入内内侍副都知的韩守英，以及邓守恩等也在军中 。在攻下成都后，他派石知颙领兵解梓州之围 。又有宦官王文寿奉命攻遂州，岂料“御下严急，士卒皆怨”，引发张嶙兵变。王文寿被杀，张嶙投靠起义军 。只有初期攻剑州时，用非宦官的马知节为前锋。但史载：
（马）知节将家子，每以方略自任，继恩挟势骄倨，恶知节不附已，群小从而间之。继恩遣知节守彭州，配以羸兵三百。彭之旧卒，悉召还成都，知节屡乞师，继恩弗听。贼十万众攻城，知节率兵力战，自寅至申，众寡不敌，士多死者，逮暮，退守州廨，慨然叹曰：“死贼手，非壮夫也！”即横槊溃围而出，休于郊外。黎明，救兵至。遂鼓噪以入，贼众败去。上闻而嘉之，曰：“贼盛兵少，知节不易当也。”授益州钤辖。
马知节以“将家子”的身份，不附王继恩，“群小又从而间之”，透露出普通武将与宦官们的紧张关系。结合上述材料我们会发现，王继恩本部军中宦官武将的数量远过寻常，而军中普通武将也并未对王继恩与众宦官心悦诚服。自太祖至太宗，历次用兵无论胜败，行营的人事配备都尽可能齐整、周全。唯独太宗遣王继恩平叛一役，头衔、职权、武将配备均十分反常。我们有理由推断，宋太宗派遣王继恩的任务最初只是招安，并未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备。整个行营班底也是仓促搭建。王杲和尹元是在成都陷落的情报抵达开封后才受命出征，不受王继恩节制。王继恩能在如此情势下收复成都，已算立了大功。这也是王继恩的功绩被后世肯定的原因。
但王继恩久留成都，也引起太宗的疑虑。八月，他以参知政事赵昌言“为川、峡两路都部署，自（王）继恩以下并受节度” ，复又反悔，使其留凤州，另遣内侍押班卫绍钦齎手诏往指挥军事。至于太宗不用赵昌言的原因，《涑水记闻》有两种说法，李焘亦在《长编》中有讨论，在此不赘 。卫绍钦的头衔是“同招安使” 。王继恩军中多用宦官，再遣同为宦官的卫绍钦，也便于节制。九月，张詠知益州 。据张詠墓志记载：
时关中率民负粮以饷川师，道路不绝。公至府，问城中所屯兵尚三万人，而无半月之食。公访知盐价素高，而廪有余积，乃下其估，听民得以米易盐。于是，民争趋之，未踰月得米数千万斛。军中喜而呼曰：“前所给米，皆杂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干国事者。”公闻而喜曰：“吾令可行矣。”时益虽收复，诸郡余寇尚充斥。继恩恃功骄恣，不复出兵，日以娱燕为事，军不戢，往往剽夺民财。公于是悉擒招安司素用事吏至廷。面数其过。将尽斩之，吏皆股栗求活。公曰：“汝帅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辈为之，今能亟白乃帅分其兵尚可免死。”吏呼曰：“唯公所命，兵不分，愿就戮。”公释之。继恩即日分兵邻州，当还京师者悉遣之。不数日，减城中兵半。既而诸军请食马刍粟，公命以钱给之。继恩诟曰：“马不食钱，给钱何也？”公闻，召继恩谓曰：“今贼余党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顿兵城中不即讨。刍粟，民所输，今城外皆寇也，何由得之？”继恩惧，即出城讨贼。公计军食有二岁备，乃奏罢陜西运粮。上喜曰：“向益州日以乏粮为请，咏至方踰月，巳有二岁备。此人何事不能了？朕无虑矣。”公以顺党始皆良民，一旦为贼胁从，复其间有疲弱偶挂盗籍者，当示以恩信，许其自新，即揭牓谕之。巳而首者相踵，公皆释其罪，使归田里。一日继恩械贼数十人请公行法，公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复纵之。继恩恚而问公，公曰：“前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仆化贼为民，不亦可乎？”
这段褒贬分明的叙述，将平叛不力的主要责任归咎为王继恩的“日以娱燕为事”，不事征讨，且御下不严，军纪不整。但有一些细节值得我们留意。首先，在张詠到任前，城中已“无半月之食”。宋初军事行动中，随军转运与统兵主将一向是分任的。军储不足不能算是王继恩的责任，却正是王继恩无法继续出兵平乱的客观原因。张詠以盐易粮之计，以最快的速度解决军粮问题，实是此后王继恩出兵的关键。其次，张詠作为文臣与王继恩关系紧张。尤其张詠作为文臣，更善御民之道，对良民为贼裹挟者，“示以恩信，许其自新”。反与王继恩发生了冲突。宦官行事苛急的问题集中暴露。上文提及的宦官王文寿，正是“御下严急”，引发兵变。
当年底，太宗又派枢密直学士张鉴、西京作坊副使冯守规入蜀。“（张）鉴与（张）詠部戍兵处境”，王继恩则与其手下也陆续东还，为期一年多的民变逐渐平息。
通过梳理这一年的军事活动我们发现，宋太宗遣王继恩入蜀的同时正在陕西对李继迁用兵，同时河北边防也较紧张。宋廷对这次起义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毫无准备。王继恩是在太宗对前线情况不明时仓促受命。太宗的应对方略并不明确，又前后摇摆。二月，成都沦陷消息传到开封后，太宗才加派两路兵马分别由剑阁和峡路入蜀。虽然史料有载王继恩可节度这两支军队，但从实际情况看，他的指挥权并不明确，实际上只能统领本部兵马。即便在其本部兵马中，王继恩也多调遣宦官作战。
王继恩在占领成都后半年的表现遭到诸多诟病。但宋廷还是肯定他攻克成都的功绩。近八十年后，宋神宗与王安石议论是否遣李宪辅佐王韶时还说道：“人亦无方类，如王继恩平蜀，岂可以宦官不用？” 而且，后世论及王继恩，焦点在于即便以王继恩之大功，太宗亦不赏宣徽使之名号。据《长编》卷36，淳化五年八月甲午条：
以剑南招安使、昭宣使王继恩为宣政使、顺州防御使。先是，继恩有平贼功，中书建议，欲以为宣徽使。上曰：“朕读前代史书多矣，不欲令宦官干预政事。宣徽使，执政之渐也。止可授以它官。”宰相恳言继恩大功，非此不足以赏。上怒，深责宰相等，因命翰林学士张洎、钱若水议别立宣政使名，序立在昭宣使上，以授之。
这件事作为祖宗故事，时常被后来的士人引述。除了上文提到的朱熹，还有孙抃、司马光以及吕中等。《宋史·宦者列传序》也提及此事。
王继恩入蜀毕竟是宋代君主提拔宦官用于军事的突破。在此之前，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宦官在军中受到明显抵制。但王继恩入蜀却爆发了宦官与武将、宦官与文官的激烈冲突。王继恩部主要依靠宦官为将作战。而宦官行事苛急，又不得士心的缺陷，在准备仓促、统辖不明、调运不力的军事活动中被放大。此后近八十年时间，我们看不到宋廷再以宦官为主帅，未尝不是王继恩入蜀的教训所带来的结果。宦官在统兵系统中的位置最高就稳定在钤辖、都监等职位。如果我们对比北宋中期李宪为帅的状况会看到，北宋中期的宦官已长年与武将协同共事，宦官与武官之间的矛盾不再突出，受到的抵制主要来自于朝廷的文官。
四 真宗初年各路阉将与宦官走马承受职事的定型
真宗朝，宦官在军中位置的演进呈现两条线索。一方面，真宗即位后，外交与军政环境依然险恶。河北、西北与四川地区均有大规模战事。无论是攻是守，在行营中安插宦官担任统兵职位已成为定势。另一方面，太祖以来派往军中收集情报、传递信息及监督将帅的使者，在真宗朝凝集为走马承受一职。真宗曾一度在两者之外再派督责将帅的专职宦官监军，但并未持久。于是，宦官在边防统兵体系中的位置基本被固定了下来。
咸平二年（999）九月，辽圣宗下诏攻宋。这是宋真宗即位后第一次面对辽朝的大规模入侵。据《长编》卷45，咸平二年七月甲申条：
上闻契丹将入宼。甲申，以马步军都虞候、忠武节度使傅潜为镇、定、高阳关行营都部署，西上閤门使、富州刺史张昭允为都钤辖，洛苑使、入内副都知秦翰为排阵都监，莱州防御使田绍斌为押先锋，崇仪使石普同押先锋，单州防御使杨琼为策先锋。
在宋真宗的布置中，傅潜以禁军将领的身份出任主帅，武官张昭允次之，而秦翰以宦官位在行营的排阵都监。九月，宋辽在保州廉良河、遂城交战 。十一月，南郊后不久真宗决定亲征，他对行营的布置是：
宣徽北院使周莹为随驾前军都部署，邕州观察使刘知信副之，内侍都知杨永遵为排阵都监；保平节度使、驸马都尉石保吉为北面行营先锋都部署，磁州防御使、康廷翰副之，洺州团练使上官正为钤辖。
十二月，真宗驻跸澶州。屯重兵于定州的主将傅潜畏战不出。“朝廷屡间道遣使，督其出师，会诸路兵合击，其都监秦翰及定州行营都部署范廷召等屡促之，皆不听。” 最后，辽军由于受到宋军在冀州和莫州的阻击而退兵。此后双方摩擦加剧，战事在逐步升级。
咸平六年四月，辽军再次南下，宋军在定州望都战败。真宗就此对边防做出了非常全面的部署。我们从中可以全面看到真宗任宦官于军中统兵的思路。据《长编》卷54，咸平六年六月己未条：
（上）御便殿，内出阵图示辅臣，曰：“今敌势未辑，尤须防遏。屯兵虽多，必择精锐先据要害以制之。凡镇、定、高阳三路兵悉会定州，夹唐河为大阵。量宼远近，出军树栅。宼来坚守勿逐，俟信宿宼疲，则鸣鼓挑战，勿离队伍，令先锋、策先锋诱逼大阵，则以骑卒居中，步卒环之，短兵接战，亦勿离队伍，贵持重，而敌骑无以驰突也。
又分兵出三路，以六千骑屯威虏军，魏能、白守素、张锐领之；五千骑屯保州，杨延朗、张延禧、李怀岊领之；五千骑屯北平寨，田敏、张凝、石延福领之，以当敌锋。始至，勿与斗，待其气衰，背城诱战，使其奔命不暇。若敌南越保州，与大军遇，则威虏之师与延朗会，使共腹背受敌，乘便掩杀。若敌不攻定州，纵轶南侵，则复会北平田敏，合势入北界邀其辎重，令雄霸、破虏以来互为应援。
又命孙全照、王德钧、裴自荣领兵八千屯宁边军，李重贵、赵守伦、张继旼领兵五千屯邢州，扼东西路，敌将遁，则令定州大军与三路骑兵会击之。又令石普统兵万人于莫州，卢文寿、王守俊监之。俟敌北去，则西趋顺安军袭击，断其西山之路。如河冰已合，贼由东路，则命刘用、刘汉凝、田思明领兵五千会石普、孙全照掎角攻之。自余重兵，悉屯天雄，命石保吉领之，以张军势。朕虽画此成谋，以授将帅，尚恐有所未便，卿等审观可否，更共商榷。”
在真宗的部署中，镇、定、高阳关三路的守军集中于定州列为大阵。而主帅是定州路驻泊行营都部署王超。殿前都虞候王继忠为定州路副都部署，内侍右班副都知阎承翰代入内都知韩守英为钤辖 。另加派三路骑兵分别屯于威虏军、保州与北平寨。其中，屯保州的三将中，李怀岊确定为宦官，他是李神祐之子 ；北平寨三将中，石延福可确定是宦官 。又，在宁边军、邢州与莫州各屯一军。其中，屯邢州一路的三将中，赵守伦是宦官 ；莫州一路，卢文寿是宦官 。
可见，在每一路至少安插一名宦官作为副将已是固定程式。而且，韩守英、阎承翰分别为定州路钤辖，地位高于一般的都监。两人分别为入内都知与内侍副都知，都属于宦官系统的首脑，故重任之。
雍熙、端拱间形成的都部署体制，是宋廷对辽转为战略防御，不得不在沿边屯驻大量禁兵的客观情势下形成的，却也明显便于君主将从中御。简言之，这套体制在横向上形成分路把守，各路直属中央的态势；纵向上形成都部署、钤辖、都监、巡检等统兵层级；除此之外，还将宋初往来于军中与地方的使者整合进体制之中。下文将宋代君主专职使者的演变稍作溯源。
首先，北宋自太祖开始，就对军情的及时传报、指令的准确下达表现出紧张与渴求。王禹偁曾说：“太祖经营四方，有澄清天下之志，励兵谋帅之外，所难者乘使车传密命之人矣。” 宋太祖承袭五代的做法，多用三班使臣传递军情，如翟守素、郭守濬、郭守文等 。也有宦官参与其中，如开宝八年（975）攻南唐，金陵城破之前，“时内侍使军中者十数辈，皆伺城陷献捷，会有机事当入奏，皆不愿行。” 可以说，宋初军情传报、指令下达的工作由宦官与三班使臣一同担当。
其次，赵宋因政变而得国，五代嬗递频仍的教训又在眼前，故在军政以外的领域，针对文臣、武将以至百姓的情报搜集与监察都不曾松懈。按照司马光后来的说法：“祖宗开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奸阴谋无状，所以躬自选择左右亲信之人周流民间，密行伺察。” 宋初专职探事的机构是武德司，太平兴国六年改名为皇城司。起初皇城司的探事范围可遍布京城与地方，天禧五年之后被限定在都城开封 。除此之外，太祖还专用一些禁军亲校为其刺探，“周知外事”，如史珪、石汉卿等 。太宗则更大幅度地遣使按问地方。雍熙二年四月，“遣使行江南诸州，振饥民及察官吏能否。” 八月，又“遣使按问两浙、荆湖、福建、江南东西路、淮南诸州刑狱，仍察官吏勤惰以闻。” 尹洙曾说：“是时（雍熙中），太宗皇帝喜询外事，凡内臣使还，见便坐与语数刻。或以应对敏给，亟被恩宠；妄者颇摭细微事，期以中伤人。” 则太宗所遣之使包含了大量的宦官。王钦若任亳州防御推官时，适逢“著作佐郎、直史馆曾会，中使李知信察近郡风俗”，吏民状其政迹上之，而让王钦若得太宗赏识 。
总之，宋初的探事使者遍布于军政与民政各领域。“走马承受公事”最初也分为转运司路承受公事与都部署司路承受公事。但真宗即位后，民政方面的探查工作有收敛。据《长编》卷41，至道三年五月壬申条：
罢江淮发运使、诸路转运使司承受公事，朝臣、使臣悉召归阙。上初听政，务从简易也。
真宗至道三年三月即位，不及两月即有此诏，也可见当时厘革之心切。咸平三年又罢于襄、寿等州巡视茶盐的宦官 。但不久又于若干路分设“体量公事” 。军政方面的探事工作则随着走马承受之职进一步发展。
在至道设立之初，主要的职能还在于传递军情，但咸平二年“康保裔事件”后，加强了监督将帅的权力 。真宗景德时曾说：“朝廷置此职，欲令视军政、察边事。” 按照《两朝国史志》的说法，“走马承受以三班使臣及内侍充” 。这也与宋初以来派遣传递军情使臣的来源相同。秦克宏指出，真宗时期见于记载的走马承受，三班使臣比内侍更多一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对内侍走马承受愈加倚重 。这主要是因为宦官有条件直入禁中向皇帝报告，也更敢于言事。
除了让宦官领兵、搜集及传递军情以外，在战事紧要时遣宦官至军中监察，甚至直接督责将帅，也是自太祖以来就有的做法。如上文提及讨南汉旧地叛乱，即以李神祐督战。太宗征河东，有内侍韩守英“数奉诏至石岭关督战” 。但这都是皇帝临时的遣使活动。随着高梁河之战后，宦官逐步进入统兵官序列担任都监甚至钤辖，改变了前线将领的构成，已经让皇帝能更直接掌握指挥权，而固定的走马承受公事也可以也能帮助实现这一目的。从制度设计来看，另派专职督责将帅的宦官监军已非必要之举。
然而，真宗仍曾专遣宦官为监军。雍熙北伐失利后，宋对辽的攻守之势倒转。辽圣宗与萧太后数度南侵。双方虽互有胜负，但战场毕竟在宋境，战事升级，威胁日甚。咸平六年望都之败后，宋真宗对北边局势更显焦虑。统兵宦官出现在每一路军中。而到了景德元年正月，还出现了这样一件事：
莫州路掌御剑中使冯仁俊与本路部署石普互相论奏，事多琐细。上曰：“独罪仁俊，恐将帅骄恣，亦不必推穷之也。”丁未，遣使代仁俊归阙。
冯仁俊“掌御剑”是奉真宗命，行“临阵赏罚之令”。虽然表面目的是为了严明军令，但是直接派遣宦官掌御剑执行，不仅侵夺了统兵官行使军令之权，更使得所派宦官成为了督责将帅的监军。但监军设置没多久就与都部署路长官发生冲突。从“独罪仁俊，恐将帅骄恣”的担心，可以推测这次冲突应该是冯仁俊挑起的事端。但真宗不愿深究，只是将冯仁俊召回。
石普与冯仁俊的争端绝不是偶然与特例。虽然宦官在边防统兵体系中与普通将领间必然存在着张力。都部署司长官不能如节制普通将领那样节制宦官，任何在军中的宦官实际上都能起到监督、探事的功能。但直接领兵作战的都监、钤辖，以及专职搜集、传递情报的走马承受公事，都被编织入日常军政事务体系之中，既为同僚，也是内部监督者。而专职宦官监军则不同，是日常事务之上的外部监督者。若受任宦官稍有桀骜跋扈者，很容易引发宦官与将领间的对立。
冯仁俊与石普的不睦或许给真宗敲了警钟。景德元年九月，正在辽方大举南下的前夕，真宗召回了沿边都部署司路的掌御剑内臣。据《长编》卷57，景德元年九月癸未条：
先是，遣中使齎御剑赴北面诸路，以严军令。九月癸未，悉诏归阙，以剑付部署司，有犯者施行讫，具事奏闻。
景德元年的战事没有持续很久，当年十二月双方订立了“澶渊之盟”。北边战事方罢，真宗调整河北军政，罢“北面部署、钤辖、都监、使臣二百九十余员” ，还专门“遣内殿崇班杨保用往河北诸州取所颁御剑。”
五 阉将在对党项战事中的外交功能
随着宋太祖有限度起用宦官，太宗进一步使之统兵、作战，到了雍熙之后，一个宦官将领群体渐渐形成。除了秦翰以外，张继能、韩守英、张崇贵等均活跃在太宗、真宗两朝的各个战场。 这个群体有三个特点：
第一，他们虽性格各异，但大都是在太宗朝的军事战争中获得带兵经验才成长起来，最终在真宗朝成为各个战区主要将领。
第二，他们始终兼具君主使者与领兵将领的双重角色。但在宋太宗后期，他们专业将领的成色愈发浓重，有些甚至能在一路独当方面。这种微妙的转变，改变了地方统兵体系的将领构成。当安插进军政系统的君主亲信，成长为主要将领，太宗就完成了对后周世宗和太祖以来军中班底的洗牌。
第三，他们被分散安插在各个行营或战区，主要与其他武将、官僚产生业务联系，或者直接与君主沟通。宦官相互间的业务协作反倒不多见。由于彼此间缺乏稳定的上下级和前后辈关系，他们没有形成有向心力的利益团体。
我们需要借助个案研究才能细致观察宦官在统兵体系中的发挥的作用。何冠环先生长期从事宦官人物研究。他曾选择北宋前、中与后期三位宦官将领的代表——秦翰、李宪与童贯，分别写就长文或者专著。 毫无疑问，北宋前期最具代表，士大夫群体中最有口碑的武将确为秦翰。本文则聚焦同时期另一位武将——张崇贵。通过他在西北战场的表现，探讨宦官在边防统兵体系中担任都监、钤辖时实际发挥的作用。叙述相关史事时，涉及同时期秦翰、张继能等事迹，亦会捎带提及，以作参照。
张崇贵、张继能、秦翰都在太祖时崭露头角。张崇贵因武艺受太宗的赏识，授带御器械。太平兴国四年征太原与幽州时，张崇贵在崔彦进部承担过侦查工作。张继能则统工程部队，“主城南洞屋”。 秦翰曾任崔彦进部都监。
张崇贵在征讨李继迁的战争中快速升迁。宋初与定难军李氏维持君臣关系。节度使李继筠去世后，弟李继捧继任节度留后,家族出现内乱。太平兴国七年，太宗谕令李继捧入朝，想趁机控制夏州地区。没想到李继捧族弟李继迁纠集部众，不奉宋命。雍熙元年（984），战事起。二年四月，李继迁设计伏击宋将曹光实，并攻占银州。四月，太宗命李继隆、田仁朗、王侁等“驰传发边兵数千击之” 。李继隆当时的头衔是“银、夏都部署”，而宦官张继能即任其监军 。此役，李继迁战败，并退出银州。雍熙三年，他投靠辽朝，受封为定难军节度使 。宋太宗行“驱虎吞狼”策，命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使其控制银、夏地区，反制李继迁。张继能“授入内殿头”，被派往李继捧身边。李继捧为了取信于太宗，特意“荐其有才”，请太宗让张继能与他“同经略其事” 。但不知何故，张继能未久即还。情势随之恶化。淳化元年（990），李继迁被辽封为夏国王，又一面假意归宋，一面勾结已归顺的夏州李继捧围攻灵州。“驱虎吞狼”之策变成了虎狼合流，反噬其主。复盘后，我们不难发现，张继能实为“驱虎吞狼”策失败的重要一环。假定张继能一直留在李继捧处作为监军或和太宗之间的联络人，李继捧或许不会被轻易投靠李继迁，驱虎吞狼策或能得计亦未可知。淳化三年后，张继能任灵州都监，一直在灵州、清远军一线活动。
淳化五年正月，太宗又遣李继隆为河西兵马都部署，尹继伦为都监，发兵攻讨李继迁 。而在此之前，宋太宗先派张崇贵往延州招纳藩部，并掌管鄜延路本部屯兵。故李继隆出兵后，张崇贵受命统本路兵马成掎角之势，协同进讨。 李继隆进展顺利，攻陷夏州并生擒李继捧，李继迁引众遁去。时四川地区王小波、李顺起义爆发，故李继隆并未继续追讨，只是隳掉夏州旧城，将各部人口迁往绥州后班师。而张崇贵则留守绥州，安抚所迁藩部人众，并挫败李继迁后续的报复性袭击。
因李顺起义尚未平定，太宗不得已将注意力转向西川，对李继迁转用招安策。李继迁也试探宋太宗的态度，派手下赵光祚、张浦往绥州见张崇贵。双方会于石堡砦。张崇贵“椎牛酾酒犒谕，仍给锦袍、银带。”双方确认意向后，李继迁才派其弟正式奉表待罪。 当时，知延州的王显代表西北前线上奏，称李继“翻然改图，怀音向化”，只要“备御有素，又奚能为患”，当前应“速期荡平”蜀地的叛乱，谨防生出更大的祸乱。 这份上奏，既符合太宗的心意，又能代表西北前线的看法，有助于太宗在朝堂上统一意见。而在前线代表太宗直接与李继迁交涉的则是张崇贵。 此后，张崇贵常驻鄜延，沟通宫禁、备御李继迁、安抚各藩部。然李继迁或许只是想通过归顺重新获得对横山地区的控制权。当看到归顺得不到实际利益，叛心又起。张崇贵等人在绥州、延州一线的守备无机可乘，李继迁转而攻灵州、清远军一线。
至道元年（996）六月，李继迁正式拒绝宋太宗的和谈条件，随后陆续袭击清远军及运往灵州的辎重。 至道二年四月，太宗再次以李继隆为环庆灵州、清远军都部署，范廷召为副都部署，组成行营进讨李继迁。 李继迁则包围灵州，双方展开第一次灵州保卫战。李继隆到前线后，逗挠不进。而灵州围急，粮草不济，太宗一度想要放弃。李华瑞认为宋太宗晚年的政策转向保守内倾，有意识提倡清静无为的学说，产生放弃对李继迁削藩的念头。 值用兵之际，忽然改辙，面对巨大决策风险，太宗却开始问起文官的意见。宰相吕端未置可否，参知政事张洎却看准太宗的摇摆，上言放弃灵州之便。宰相称张洎不过“揣摩陛下意”。双方在朝堂争执起来。据《宋史》卷267《张洎传》：
翌日，（张）洎上疏引贾捐之弃珠崖事，愿弃灵武以省关西馈运。上尝有此意，既而悔之，洎果迎合，览奏不悦。既以疏付洎，谓之曰：“卿所陈，朕不晓一句。”洎惶恐而退。上召同知枢密院事向敏中等谓曰：“张洎上言，果为吕端所料，朕已还其疏矣。”
显然，宋太宗有放弃灵州的念头在先，有意问计于文臣在后。张洎主动迎合，呈上长篇议论，阐发弃守之明。因表演痕迹过重，反被太宗嫌弃。更关键的是宋太宗本人改了主意。是什么让宋太宗“既而悔之”呢？据《宋史》卷466《张崇贵传》：
贼围灵州急，太宗将弃之，廷议未决，命（张）崇贵与冯讷乘传往议其事，乃益兵固守，就命为灵环庆州、清远军路监军，又为排阵都监。
与收复夏州后便兵罢班师的李继隆不同，张崇贵多年留守前线，与李继迁及各藩部交涉周旋，最了解对方情报。冯讷是李继隆行营中的“护军”，可以向太宗反映前线宋军的情况。结合两人的一手情报，宋太宗较能预估战役的胜算。亦即，当时前线的详细情报是太宗“继而悔之”，决定死守灵州的决定因素。反观张洎，所陈不出伦理、典故及推论，被太宗斥责“卿所陈，朕不晓一句”，也便不难理解。
故七月，宋太宗派曾为潜邸亲卫的王超担任夏、绥、麟、府州都部署 ，统夏、绥一线的军队配合进讨。这样，王超成为张崇贵的直属长官。至九月，太宗将从中御，制定五路合击的方案，命李继隆、范廷召、丁罕、王超、张守恩等分别进军，于乌白池合击。虽只有两路兵马到达乌白池，仍斩首五千余级，生擒二千余人。第一次灵州保卫战结束。 五路兵未及时会和，且李继迁逃脱，这次会战未达到太宗预期战果，甚至再次出现李继隆临阵不奉命的状况。 宋太宗为绝后患，次年再组行营进讨。这次他放弃李继隆，选择了潜邸旧人、此前一直在河北驻守的傅潜为延州路都部署；王昭远为灵州路都部署，分别组成行营。更有意思的是，这次他加派几名文官，“知制诰张秉、冯起，翰林侍读吕文仲持节督之。” 但至道三年三月太宗突然去世，作战终止。
当月，真宗即位。张继能“迁崇仪使、灵环十州军兵马都监兼巡检安抚使。” 由于原本的延州路都部署傅潜、灵州路都部署王昭远均被调回河北 。张崇贵在真宗即位后，被短暂调往并州，咸平元年后就又回到延州，受命“管勾鄜延屯兵，泊驻泊都监，又为钤辖” 。咸平三年，蜀地又爆发王均之乱，张继能又被调离。张崇贵担负对李继迁防御与交涉工作。总之，从真宗即位至咸平三年四月李继迁再叛，三年多时间里张继能和张崇贵没有受到真宗清洗王继恩、李昌龄行动波及，而是以兵马都监、驻泊都监、钤辖的身份负责对李继迁的防御与交涉。
咸平三年五月开始，李继迁再叛，陆续袭击麟州、灵州。 河北战场的将领裴济、杨琼被调入西北战场，分别担任知灵州兼都部署、灵环十州军副都部署兼安抚副使 。最后，灵州陷落，裴济战死。而李继迁得以灵州为基地向西发展。
灵州陷落的同时，契丹在河北边防压力加剧，加上朝堂弥兵反战的意见逐渐占据上风，宋真宗渐渐倾向于对党项和谈。不久，机会降临。景德元年（1004）李继迁遇袭身亡，其子李德明代之统领部众。宋真宗随之与李德明达成了和平协议，真宗授李德明为定难节度使、西平王。李德明转而向西发展，东向则与宋维持和平将近三十年时间。对于宋真宗来说，这是他对外弭兵绥靖政策在西北的实践；对北宋前期国势而言，这次合议的重要性仅次于澶渊之盟。阉将张崇贵在促成并维持这次合议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
首先，这次合议显然是宋方先提出的。李焘在《长编》也做过考证，对此毫不讳言，不再赘述。
其次，按史书记载，推动合议的是张崇贵。听闻李继迁的死讯后，张崇贵并没有将它作为覆灭李氏家族势力的可乘之机，而是视为重启和谈的机会。一方面，他立刻向真宗汇报，请朝廷派重臣来陕西。据《长编》卷56，景德元年五月丙申条：
张崇贵屡请遣大臣至边议赵德明事。五月甲申朔，以兵部侍郎、知永兴军府向敏中为鄜延路缘边安抚使。崇贵筑台于保安北十里许，召戎人所亲信者与定盟约，经置大小，皆出崇贵，而敏中实总其议焉。
《宋会要辑稿》职官41之82亦载：
景德元年五月一日，以兵部侍郎、知永兴军向敏中充西路沿边安抚使。先是，贼迁死，延州路钤辖张崇贵言，乞自朝廷遣使吊问，仍望遣大臣至边上召贼所亲信张浦定议，故命敏中经度之。
另一面又给李德明去信“移书谕朝廷恩信” 。《宋史·张崇贵传》还详细记录了双方讨价还价的过程。真宗本来以放开青盐之禁为条件换取李德明归还灵州、送子弟为人质，但被李德明拒绝。 在真宗《赐赵德明诏》中，也在结尾处提及“余事已令张崇贵与汝期约商议” 。总之，整场和谈是由张崇贵主持、联络两方才得以完成。
但我们也要合理怀疑，无论《宋史·张崇贵传》还是《长编》、《宋会要辑稿》都刻意突出张崇贵的主动性，未必不是官方记载有意为之。真宗即位后，咸平年间契丹在河北方面的军事压力越来越强，宋方不具备再次大举深入的条件。真宗事先指示张崇贵在延州私下寻求与党项的和谈是很有可能的。而李继迁遇袭而死，给了实现和谈最好的时机。
第三，合议完成后，真宗很放心地将对李德明的各项事务交由张崇贵。景德四年，双方开榷场也是由张崇贵促成 。《宋史》卷466《张崇贵传》在结尾中说：
崇贵久在边，善识羌戎情伪，西人畏服。每德明有所论述及境上交侵，皆先付裁制。夏州趣边有二路，其文移至环庆者，皆付延州议焉。尝请置缘边安抚使，如北面之制。上曰：“西鄙别无经营，苟德明能守富贵，无虑朝廷失恩信也。增置署局，徒为张皇，不若委卿静制之。”
因此，虽然张崇贵并非是鄜延路长官，但发挥的作用与澶渊之盟后河北方面的李允则相亚。
梳理自李继迁叛至李德明和谈的历史，若我们将宦官所参与的事迹拼接起来就会发现，在宋方组成行营主动征讨时，宦官通常不是主将，而是协同配合的次级武将；但在时战时和的复杂局面下，派驻前线的宦官武将既可以领兵作战，绥靖方面，更能搜集情报、向君主通进信息；甚至直接居中斡旋，为君主达成隐秘的外交目标。
六 结论
赵翼论唐代宦官之祸，本于宦官承旨、掌兵、出使与监军四项。 与军政相关者，在掌兵与监军两项。唐代在中央建立由宦官独掌的神策军，在地方由监军使控扼、监督藩镇节度使。相较于宋代，这都是在既有军事体系的外部另立班子。宋代并无由宦官专掌的独立编制的军队，甚至无缘进入禁军体系；而是在地方统兵体系中，以专业武将的身份成为体系内部的成员。
通常认为，唐代宦官监军制度源于御史监军，唐玄宗开元二十年后才逐渐有宦官监军 。但近来学者们指出，开元天宝时代也曾经历过御史监军与宦官监军并行的时期，且宦官是以传宣诏旨、慰劳诸军的“宣慰使”名义出使，而非径称“监军”。 安史之乱后，宦官监军才逐渐从权宜之制变为普遍制度 。德宗贞元四年（788）“时天下军镇诸使皆以内臣一人监之，谓之监军使。” 张国刚指出，唐代的宦官监军，自成一个体系，自成一套机构，完全不隶属于节度使府。 方镇常设监军院，监军使以下还有副使、判官、小使等 。监军使的基本职责是“监视刑赏，奏察违谬”，消弭兵乱，稳定军情 。因此，尽管监军使已经“在镇化”且深度介入藩镇事务，但无论从组织机构的独立性还是他们的身份看，都是代表皇帝与中央的外部监临者。若与北宋相比较，唐代宦官监军的这一特点会显得更加突出。
宋代的宦官机构本就不是唐代内侍省的重建，而是从三班群体分化而来。宦官最初与三班官一道成为太祖、太宗可资利用的亲随武将或使者。他们在太祖朝主要作为从事侍卫、营建、传旨与督战等事务，鲜有直接用为将领者。宋太宗为了在军中安插更多亲信，增加了宦官参预军事的机会，并在太平兴国四年由攻转守的过程中，逐渐用宦官为将。在平定王小波、李顺起义时，太宗因对战况不明，在镇压与招安摇摆中选择王继恩为帅。但因仓促任命，又统领不明，导致潜在矛盾曝露且放大，受到了其他武将与文臣的一致抵制。此后，宦官在军中的位置就稳定在都监、钤辖上。另一方面，宋朝君主常用宦官探事与监察。军政方面的探察与信息沟通到真宗朝被整合在走马承受公事一职上。真宗曾试图在都监、钤辖及走马承受之外另派专门的监军，却因边将的抵制作罢。可以说，宦官以专业将领的方式嵌入军政体系，也是君主与外朝臣僚、将领间不停试探妥协的结果。而宦官长期在地方担任统兵官形成惯例后，他们与普通将帅逐渐磨合，获得了统兵将领的合法身份与专业地位。而他们又有更多为君主搜集情报、通进信息甚至斡旋外交的自由度，能够在和战不定的西北战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张崇贵在真宗与李德明和议中的作用即为显例。北宋前期的制度安排经长时间沉淀，使得普通武将与宦官武将既相互区隔，又日渐磨合。李宪在神宗开边时担任方面帅臣，顺利建立以普通武将为基础的西征班底，其制度基础实在于此。
来源：宋史研究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