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熙宁七年（1074年），青苗法推行第五年，江宁府税吏陈文远在账簿末页留下一行小字：‘贷钱三百文，利六十，民泣而受之。’

文/青史余烬

——从地方小吏视角看王安石变法的另一面

“熙宁七年（1074年），青苗法推行第五年，江宁府税吏陈文远在账簿末页留下一行小字：‘贷钱三百文，利六十，民泣而受之。’

纸质文书

这份藏于日本东洋文库的宋代文书，揭开变法浪潮下鲜为人知的基层困局。数据显示，变法期间全国青苗钱发放量激增400%，但地方志中‘民鬻妻女’记载却同步增长3倍。当宏大历史撞上柴米油盐，一个小人物的抉择道尽时代的悲欢。”

陈文远的手札显示，他每日需完成“官账”（上报朝廷的放贷记录）与“私账”（实际收缴情况）。官账中“农户自愿借贷”条目占比97%，私账却记载“胥吏持棍催征者十之七八”。这种双重记录制度，折射出政策理想与执行现实的撕裂。

据《宋会要辑稿》统计，变法初期规定“贷钱千文，利二百”，但陈文远所在州县实际执行“利三百至五百”。更隐秘的是，部分官吏将陈米折算高价放贷，变相盘剥。

一斗米市价30文，作价100文计入借贷，导致“春借一斗，秋还三斗”的恶性循环。

钱币

陈文远笔下的佃农周老汉，为躲避强制借贷，带着全家“昼伏夜出”耕种。他在田埂下挖地窖藏粮，却被视为“抗法刁民”。这类个体的挣扎，在《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正史中几乎绝迹，却在墓志铭、讼状等民间文献中留下蛛丝马迹。

元丰元年（1078年），陈文远冒险私改账簿，为遭灾的17户农民减免利息，因此被贬为库房杂役。他在日记中写道：“法不可违，心不可欺。宁失俸禄，不丧天良。”这种基层官吏的良知觉醒，成为冰冷政策中罕见的人性注脚。

复旦大学经济史团队研究发现，青苗法推行期间，地方豪强通过承包贷款获利增长240%，普通农户负债率却上升至62%。这种“政策初衷与利益分配错位”的教训，至今仍具警示意义。

正如网友@史海钩沉 所言：“善政需配善治，否则惠民之策反成扰民之苦。”

对于陈文远的行为，网友观点两极：

支持派 ：“他是黑暗中的萤火，证明再严酷的时代也有人性坚守。”

质疑派 ：“私自改账破坏法制，看似义举实为渎职。”

这场跨越千年的辩论，恰印证了《王安石“强辩考”》中的论断：“历史从无简单答案，小人物的困境往往藏着最真实的时代密码。”

来源：夜雾归眠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