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许荏，二十八，城市规划专业，点开定位会闪一片红的那个市中心老旧片区改造项目组的小头目，头衔写起来一大串，听上去很神气，实际上就是每天在各种会议里点头、摇头、让步、据理力争、画表格。平时人不多话，喜欢把事情撑一撑，像晾一件衣服，风一吹就干，不行再吹。

我是在凌晨两点半，抱着洗衣机滚筒那圈硬邦邦的橡胶圈，蹲在空荡荡的出租屋门口，才知道自己这趟人生扔了个响雷。

男友和闺蜜官宣。

我连夜搬家。

这句给任何人听，八成以为我在剧本杀里玩“修罗场”，但我跟你讲，真发生的时候，比剧本干，没那么好玩，心口疼得更实在。

我叫许荏，二十八，城市规划专业，点开定位会闪一片红的那个市中心老旧片区改造项目组的小头目，头衔写起来一大串，听上去很神气，实际上就是每天在各种会议里点头、摇头、让步、据理力争、画表格。平时人不多话，喜欢把事情撑一撑，像晾一件衣服，风一吹就干，不行再吹。

我的男友，前男友，对不起，陈昭，做甲方代表的。我们在一个“项目融合推进会”的茶歇上认识，他拿了最后一个草莓挞，看了我一眼，又放回去了，说你吃吧。我就吃了。后来他追了我，说我是他见过的“最能扛事的女孩”。这话当时听着很辣耳朵，但年轻嘛，谁不爱听一点“能扛”呢，好像被贴了个“值得被依赖”的标签。

我的闺蜜，小时候一个小区长大的那种，叫黎小夏，爱笑，眼睛亮亮的，毕业后去做短视频，拍吃拍逛拍吐槽，粉丝十几万，评论区都叫她“小夏姐”。我们从小学到大学都磕磕绊绊，一起抄过作业，一起熬过夜，一起吐槽过渣男。就这样的人，官宣了我男朋友，嘿。

官宣那个夜晚我刚从工地回来，鞋底黏土，踩得“嗞嗞”响，屋里开着落地灯，灯罩有点旧，上面黏了两个小飞虫，翻着肚子。手机叮一声，推送跳出来，“恭喜xx和xx官宣恋情！”点进去，微博热搜，也不是，他们俩没那么大名气，是朋友圈。陈昭发了九宫格，第一张是两个咖啡杯贴在一起，第二张是小夏笑，他手指扬起，比了个“耶”，第四张是一张桌子边缘，写着“就这么定了。”文案四个字，云淡风轻，“未来见吧。”

我心里先是一空，以为眼睛坏了，眨两下又看，还是那九张。

手发抖，手机差点掉地上。我的房间里有股潮气，是老房子的味道，我突然闻得特别清，鼻子里发酸。嘴上没说话，脑子里有一条蛇开始往上爬，爬到喉咙，有点吐不出来又咽不下去。

然后我笑了。是那种有点失控的笑，笑得自己都知道不太好看。我给自己倒了杯水，咕嘟咕嘟喝，水沿着嘴角流下来一点，我用手背一抹，抹到了泥，脸上就有一条黑。

我没打电话，也没发消息，像做了一个决定。人生这种时候，哭哭啼啼对他们两个人问个“为什么”，我不想，太便宜了他们的演出。人啊，一旦演起来，台词都排练过了，你越哭，他越觉得自己是个“错了但诚实的人”。我不成全他们的自我感动。

我去拉柜子里的行李箱，哗啦啦一声，里面有一条围巾，去年冬天小夏送的，姜黄色，毛茸茸的。手摸上去的那一刻，我停了一秒钟，像手背撞到一个旧伤，有点麻。然后我把那条围巾放进了一个袋子，扎紧，塞到了箱子最底下。别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人被背刺的时候，不是所有东西都想扔的，有些东西像是从你身上拔下来的皮，你知道它早晚要丢，但当下——没力气。

我打电话给搬家师傅，半夜两点来搬，不介意加钱。他说：“姐，你这也太急。”我说：“对，人生急转弯。”

他笑了一声，说：“行，十分钟到。”

我这个屋子租了两年，房东是个五十来岁的阿姨，教钢琴，她的房间也在这套老房子的另一头，每天穿丝绸睡衣，头发卷得像羊毛。她对我还挺好，经常问我要不要吃她蒸的玉米。那天夜里，她被搬家声惊醒，披着一件带毛领的睡袍出来，看见我抱着炖锅从厨房出来，愣了：“荏荏，你这是？”

我一边把锅放进箱子，一边说：“阿姨，我今天搬走了。”

她哎了一声，脸上有点困意还没散，眼底却一下子亮了：“咋这么突然？”

我想了一秒，说了一个最安全的理由：“升职了，调动，要住到项目那边去，近一点。”

她“嘁”了一声，笑：“升职是好事呀，恭喜恭喜。”然后看着我，眼睛眯了一下，“可是你眼睛红红的。”

我摸了摸自己的眼眶，没接话，低头继续收。

她站了一会儿，没有再追问，去厨房给我装了两盒她熬的绿豆汤，说带走，夜里热着喝，别熬坏了。她把盒子放在箱子边，轻轻抚了抚，像安慰一个人，又像安顿一件旧物。

搬家师傅来了，两个小伙子，一进门就学猫似的压低脚步，好像怕惊动空气。把箱子往车里抬的时候，楼道里回音很长，木栏杆上有一道手指粗的裂缝，我突然特别清楚每次上下楼摸的那个点，有点滑。

我就这么在半夜离开了这一个角落。门关上的时候，灯还亮着，我却没有回头。人离开的时候，都想给自己留一个不回头的样子，像电影，给自己一点假装的体面。你说给谁看呢？给自己看的，明天想起这一幕，至少能骗自己说：“看，多帅。”

我租到的新地方是项目小区旁边的一栋新式服务公寓，白白净净，带一个小阳台，能看见工地上的塔吊，像一只只长腿的鸟。前台小姐姐给我发了两张门禁卡，我签字的时候手还有点抖，名字写歪了。她看了我一眼，笑着说：“今天有点晚，早点休息。”我点头，没说谢谢，嗓子太紧。

房间里有一张灰色布沙发，坐上去有点硬，我没脱鞋就整个人倒在上面，像块被人摔在砧板上的肉，砰一下，散了。手机在口袋里闷着，我拿出来，屏幕空白，什么都没有。陈昭没有发消息，小夏也没有。你看，人家官宣了，不需要再对我说什么，甚至觉得“不打扰是对旧情的尊重”。干净利落。

我当然不打电话。不要在别人编排好的戏里演哭戏。这话我给自己重复了三四遍，像念一个保护咒。然后我关了灯，黑暗里，空调的灯像个小绿虫，我盯着它，脑子里开始浮现一些图像：我们三个人某个夏夜吃完火锅去楼下的奶茶店，她嫌不够冰，把冰块全倒到了我的杯子里，说她牙疼；他笑，说“你们女人”，然后拿起杯子喝了一大口，呛到了，咳得眼睛都红。我们一起笑。我真不是在美化过去，只是那幅场景就像一个不小心被胶带粘住的破报纸，弄掉会掉一层墙皮。

第二天，我九点到公司，项目组的三十人办公室，桌上有一盆发财树，叶子越来越薄，像纸片。我的座位在靠窗一排，窗户外面一台老空调机组，发出“隆隆”的声音，像在重读某个句子。

我坐下，电脑一开，我的领导柏总就从玻璃门那边走进来，眉毛很浓，像两道刷子。对我点点头：“下午两点整，甲方那边要来开会，聊第三阶段的方案优化。对了，新调过来的甲方驻场代表，今天到岗，归你这条线。”

我“嗯”了一声，心里却有种奇怪的预感。人的直觉有时候像一根细细的鱼刺，你不小心就吞下去，它不痛，但是卡在那儿，提醒你正在做一件有点风险的事。

我给组里发消息：“下午带新人熟悉流程，会议室A准备好”，下面有人发了个“OK”的表情，带冒出来的拇指。大家都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然也没必要知道。公司是公司，私人是私人——理想状态。但有些时候，桌子底下的水，会漫到台面上来。

午饭我随便吃了点，楼下食堂，排骨饭，排骨糯糯的，酱汁有点甜。我吃到一半，手机响了一下，是刘旭，我们组里一个二十七的男孩子，跟我一个届的进来的，但比较外向，是那种见人就能聊两句的。他发来一个捂脸的表情，说：“姐，听说新来的甲方驻场代表，是不是……陈昭？”

我筷子停了一下，笑了笑，回：“你消息挺灵通。”

他发来一个“天”的表情，又跟了一个“你要是我姐，我现在就上去把那个会议室门卸了”。我本来都要笑出了声，但笑意没上脸，走到嗓子眼儿就变了形，像一个溺水的人刚踢到水面上那一下气。

我把餐盘端到回收处的时候，感觉自己的手有点轻飘飘的，走路也像踩在泡沫上。下午一点四十五，我把会议材料放好，屏幕连好，白板笔摆好，连激光笔的电池都检查了一遍。手上做事越雷厉风行，心里那条鱼刺就越发不动声色。

两点整，门开了。第一批进来的，是甲方的投拓、法务，还有两个我见过几次的市场人员。最后一个——他——提着一个黑色文件袋，走进来。他看到我的一瞬间，明显怔了一下，脚步顿了一拍。然后，他笑，挺尴尬的那种笑，嘴角往两边一拉，眼睛没有跟着笑。

我也笑了一下，就像遇到一个旧同学，淡淡的寒暄笑：“陈代表。”

他“嗯”了一声，点头，声线也有点抖：“许工。”

大家找位置坐下，柏总就在我旁边，照旧沉稳。陈昭坐在我对面，伸手去拿水，盖子拧不开，手指尖发白。他手跟我很熟，以前他总说自己的手是“指节分明的男一号手”，我那时候还拿过他的手拍过照片，搞笑。现在看他手背上的筋，像一条条走投无路的小蛇，在皮肤下面拧来拧去。

会议一开始，柏总言简意赅，讲项目进度，我补充了两句施工面临的问题，接着各方发言，话题很快到楼栋立面优化。陈昭拿起笔在纸上画了一下，抬头，说：“我们这边业主口味变化挺快的，三期必须拉开和一期的差距，你们这个砖色还是偏保守。”

我看着他，心里边有一股子风，是冷的。嘴上说：“砖色是保守，但不等于保守就错。这附近的老社区，一期用了暖色系，已经建立了视觉基调，三期突然换成冷灰，会突兀。长远看，项目品牌一致性也重要。”说完，我拿手指在屏幕上点了一下，换了一页，是我做的色彩策略图，“我们建议用暖灰木色体系，去取代纯土黄，既保留温度，又拉出层次。”

他“哦”了一声，脸色恢复了一点正常，点点头：“也可以。”然后又补了一句，“但要注意预算。”

我“嗯”，回他：“预算控制我们这边有方案，清单已经压了8%。”

这段对话从语气上来讲，陌生又礼貌，像两个刚认识的人。但是我们看彼此的眼睛时都有一点闪躲。会到一半，有人开玩笑，说“许工和陈代表配合得挺默契”，我笑了，笑得很像许工。我说：“配合是工作需要。”有人“哈哈”，文件纸翻动的声音延长了那个“哈哈”，像一条毛绒绒的毯子，盖在这张桌子上，闷热。

会议后，我照例把会议纪要发出去，抄送所有人。陈昭走过来，说：“许——许工，下午有空吗？我对三期的儿童活动场地想聊一下。”

我抬了一下眼，尽量让眼神里只有工作：“三点半吧，会议室B。”他说好。走出去两步，又回头，“那个……”然后停住，把后半句吞了回去。那一瞬间，我知道他想说什么，“对不起”，或者“事情很突然”，或者“我们不是故意”。我不管他想说哪句，我都不想听。那几个字，像一些塑料瓶，扔在江里，会漂很远，但它们不重，砸不到人。

三点半，他准时来了。我正看儿童活动区的安全铺装资料，想说现在流行的EPDM颗粒到处都是，有没有更耐久一点的替代。陈昭坐下，先咳了一声，说：“我——”

我打断他：“看铺装，橡胶颗粒你们领导是偏向传统的吗？”

他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种我熟悉的仓皇，被人一把拉住却没站稳的那种。他往后靠了一下，像想把背贴到椅背上，稍微给自己一点支撑。然后切回到工作：“嗯，我们领导的安全意识强，他担心那些新材料没有长期验证。”

我点头，拿出一页资料，“这是我们找的几个城市最近三年的使用反馈，还有一份成本对比。”我把纸推过去，他接过去，纸张在桌面上滑动，发出“沙”的一声。我拿笔抵在桌上，指骨紧了一下，骨节发白，像突然抓住了什么，然后又放开。

他看了两分钟，说：“这个可以，回头我内推进一下。”

我“嗯”了一声。气氛像被一根牙签撑着，薄薄的，一碰就破。我合上笔，说：“还有别的吗？”

他抿唇，还是没忍住：“那个，小许——不，许工……昨天——”

我看着他，有点想笑。这人到现在还会在我的名字上卡壳，不知道自己该叫我“小许”还是“许工”，像走在一条突然分叉的路上，不知道该往哪边。他每次紧张时都会摸一下自己的下巴，那地方有一点点胡茬。他摸了，确实摸了。我在心里“哼哼”。

“陈代表，”我说，“我们还是把拟定的节点再确认一下吧，下周一要给街道办汇报，时间比较紧。”

他的嘴唇动了一下，最后还是安静下来，点了点头，说：“好。”

会散了，他走的时候试探性地说了一句：“晚上有个行业交流会，你去吗？”我笑，“我们这边加班，去不了。”他“哦”，像松了一口气，又像失望，拎起他的黑色文件袋出去了。黑色的袋子和他穿的那件浅色衬衫不太配，但他没注意。

那天晚上，我加班到九点。办公室里的灯只有我这一排开着，窗外塔吊上挂着的红灯一点一点闪，像一只眼睛眨着。我突然很清楚地看见自己坐在这里的样子，像是站在很高的地方看另一个自己，那个人手上拿着笔，在纸上一横一竖。她也在努力，她挺稳，可她也会冒出一些很笨的念头：比如，去楼下便利店买一杯热豆浆，捧在手里暖一暖；比如，打开微信，点开一个人的头像，看他们有没有新的动态。然后她把这些念头一个一个关掉，像关掉一盏盏小夜灯。

回到公寓，我把房卡往桌上一拍，啪一声，屋里空空的。我打开冰箱，里面只有搬家那夜房东阿姨给我的两盒绿豆汤，贴着保鲜膜。我加热了一盒，喝了一半，甜，凉。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热天从楼下跑上来，奶奶给我端一碗糖水，里头漂着两颗枸杞。我就这么站在厨房里端着碗，眼泪掉进汤里，味道更咸了。我不是苦情女主，我也不想在这里煽情，但人的身体就是会在某个点找你麻烦。你以为你挺住了，它偏偏要提醒你：“喂，你心里确实疼。”

第二天，我照常上班，照常开会，照常对甲方做耐心解释。我没再主动和陈昭说一句私事，他也没再拐弯，至少在工作上维持了最体面的边界。然而办公室里的人眼睛是亮的，这种八卦像风，绕来绕去，吹到每个人耳朵边上。刘旭来我桌边的时候，动作格外自然，但放下文件夹的声音轻了一点，像怕打碎什么。我看他，他憋了憋，还是没忍住：“姐，要不要晚上出去吃个麻辣烫？我请客。”

我笑，摇头：“我今晚要去看现场。”

他嘟囔一句：“那我明天再请你。”我“嗯”，把目光投回到图纸上。图纸上的每一条线都在规规矩矩地按照逻辑存在，只有人的心事，不遵循逻辑。

早上十点半，街道办来电话，说最近居民对施工噪音有意见，让我们派人去协调。我说好，安排。下午两点，咱们要去一个老社区的居民见面会，那是个简易的会议室，墙上挂了几面红旗，桌子旧，木头边缘被衣服磨得发亮。居民们坐得满满当当，头发白的多，眼睛亮的也不少。

我在台上把施工安排说了一遍，说我们会把夜间噪音尽量控制到国家标准内某某分贝，讲得很官方。说完，有个爷叔站起来，抱着手，说：“你们说得好听，我们晚上睡不着觉是真，标准不标准我们不懂，我们只懂我们一闭眼就听见敲敲打打。你们要动脑筋，别老是拿那些术语糊弄我们。”

我点头，听完，拿话筒，说：“爷叔，我理解。我家以前住棚户区，我知道那些夜里嗡嗡嗡的机器声会把人气得发抖。您放心，我们回去会把工序调整，把最吵的那段往白天挪一些。”我说完，看见人群里一个年轻的妈妈抱着孩子，孩子脑袋靠在她肩上，睡着了，嘴巴微微开着。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不凶，但有一种力气。那种力气不是向你砸过来的，是她背后站着的生活把她撑住了。

会后，陈昭走过来，低声说：“你刚说你家以前住棚户区？”我“嗯”了一声，没多解释。他以前对我家也不太了解，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更多谈工作里的东西，谈彼此的理想，谈未来要怎么怎么。我们以为那些宏大的词足够建起一栋楼，没看到楼底下的桩是怎么打的。

我们走出街道办的大门，外面太阳照在地上，热风里带了一点桂花味。这城里的桂花今年开得晚，开的时候又突然，很密，你走路都能走着走着被香气撞一下。我在台阶上停了一秒，鼻子里吸了口气，又吐，像想把某种情绪也吐出去。

“许工，”陈昭叫住我，“那天——你为什么不打我，一下也不骂我？我一直等着你打电话。”他话里有一种不解，甚至有一点点委屈。你看人吧，总是会奇怪地期待受伤的人按照某种方式反应，这样他可以靠那反应来确定自己“罪不至死”。我恍惚间觉得好笑。

我转头看他，阳光从他肩上过去，给他的半边脸镀了一层浅金。他看上去挺好，衣服平整，头发也刚剪过，侧边干净。只有眼睛里有一点不安，好像一个人在百货公司里偷了一块巧克力，被售货员叫住，他掏出那块巧克力，说：“对不起，我没忍住。”然后他等你说一句“下不为例”。

“我为什么要打你？”我问，“那样你是不是会更舒服一点？”

他愣住，像被人猛然把背上的包拉了一下，身体往后扯了一下。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我只是觉得我们之间，不应该什么都不说就这样结束。”

我低头看自己的鞋尖，灰色的，磨掉了一点。鞋带有些松。我弯腰系了下鞋带，动作很慢，像在想一个答案。系好，我站起来，说：“陈昭，我们之间不是昨天结束的。它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就像这座城市的雨，突然下是突然，但天空是早就阴了。”

他张了张嘴，闭上，又张开，说：“她——她只是一个意外。”

我眯了眯眼，心里有一个念头跑出来，躲躲闪闪，又被我抓住。我笑了笑，笑到最后有点歪，“意外这种词，好用。它很轻，像气球，一放就飞走了。但它也很坏，它把人的选择都抹得像雾，好像没人需要承担。”

他沉默了一会儿，眼神飘了一下，又落回来：“对不起。”他说出这三个字，像交了一份迟交的作业，内容写得很漂亮，但他自己知道，分数到不了。人说“对不起”的时候，99%的音调都类似，我工作上听居民道歉过，听施工队长道歉过，听领导对领导道歉过。每一次，我都在想，这三个字背后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动作。大多数时候，没有，音调太饱满，动作就薄了。

我点点头：“好，你说了。”

他说：“你打我一下吧。”这个男人突然像个少年，半开玩笑，半认真，把脸稍微偏过来，“你平衡一下。”

我看他，突然想起我们还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次吵架，他说“你总是看起来那么强，强得我要退一步才舒服。”那天我没说话，也没反驳，因为我隐隐约约知道他说的不是全错。我确实强，或者说，我习惯了把自己往前推一下，撑一撑。可强的人不一定不需要被保护，强的人只是更容易被误解。

我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轻轻的，不重。他眼里闪了一下，我说：“走吧。”

我们在街道口分开，我往地铁站走，他往停车场走，背影都挺直。

晚上回到公寓，我打开阳台门，外面的风有一点凉，楼下的路灯把人影拉长，我把衣服挂在阳台上，衣角轻轻摇。手机亮了一下，是小夏发来的消息：“荏荏，我们能聊聊吗？”她的备注是一个橙子，大学时她最爱吃橙子，说吃了不容易感冒。她的消息看着很平整，像一个人把衣服认真折好了放进抽屉。

我盯着那条信息，手指在屏幕上方悬着，悬了半分钟。最后，我把手机扣在桌上，走去洗澡。水冲在头顶，我闭上眼，那些画面像被水冲散的颜料，颜色变浅，边界糊了，可没彻底没。

出来，擦头发时，我又打开手机，看着那条消息，打了几个字，又删掉。打了“我们不用聊”，删掉。打了“我不想听解释”，删掉。打了“你们要幸福”，删掉。最后我发出去两个字：“不用。”

对话框里出现一个“对方正在输入……”。我站在床边，看着那三个点像三只小蚂蚁一直爬，爬到屏幕边上，又掉下去。十秒、二十秒、三十秒，没有消息发出来。我把手机丢到枕边，关了灯，黑暗里我对着天花板呼吸，表示自己仍然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接下来的一周，项目推进如常。我们开始做三期的样板间调整，去现场，戴安全帽，踩着石子在泥地里走，鞋底沾了一块块泥，就像人的情绪总会黏上一些小垃圾，一边走一边抖，也不肯全掉。有一次我们去看样板房的墙面涂料，光照下反光太强，我用手机的手电沿着墙面慢慢扫，一丝丝小的波纹就被照了出来。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的手像一个审判官，照着这些小瑕疵，问它们：“你们藏了多久？”

我越来越沉浸在工作里，不是逃避，是因为工作里有一种真实。画出来的东西，搭起来的东西，摸得见。我脑子里的声音越来越清晰，是那种“该做”的声音，不是“应该原谅”或“应该报复”的声音。说实话，我没有想过报复，这不是我的风格，而且——报复这种事，最好的方式，是让你自己过得好。不是笑着晒照片那种“好”，不是把“我过得更好”挂在嘴上的那种“好”。是你早上起床觉得自己今天还有好多活要干，晚上回家觉得自己今天没白活。这个“好”，人家看见也行，看不见也行。

周五的例会上，柏总说：“市里要拿三期做‘民生工程样板’，后天上午市住建局来检查，大家注意所有细节。”他顿了顿，看向我，“许工，你那份社区共享空间优化报告写得不错，再把落地场景多加些居民故事。”

我点头：“好。”

会后，刘旭追上来：“姐，你周末要不要去一趟工地附近菜市场？我觉得那边的摊贩都很有故事，你写进报告里会很真。”

我笑：“你这人怎么比做策划的还会做调研。”

他挠挠头：“我就——爱看热闹。”

我说：“那就去吧。”说出口的时候，我心里有点暖。人真的不是只靠自己一个人扛着就能过完所有关的。人需要人。

周六，天晴，蓝到有点廉价的那种，像一张新的宣传海报。我们去了工地边上的菜市场，棚子是蓝色的，木头桌子斑驳，鱼在盆里翻尾巴，水花带着腥鲜，空气里混杂着葱姜的味道，还有一股潮湿的泥臭。一个卖鸡蛋的奶奶，手指黑黑的，埋在蛋堆里翻，挑给我最沉的那几个。“姑娘，你们是要住这里吗？”她问。

我说：“我们在边上工作。”

她笑，露出两颗金牙：“你们把这条路修得好点，雨天别淹，我就谢你们。”

刘旭在旁边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奶奶不小心入镜，咯咯笑，说：“哎呀，给我拍年轻点。”我也笑。我蹲在一个菜摊前，看着一捆韭菜叶子的边缘卷了一点，想起我妈炒韭菜的时候总是放一大把蒜，炒得很焦，吃到嘴里苦苦的。我妈打电话过来，问我最近忙不忙。我说忙，她说忙就好，忙就没空胡思乱想。她知道。这件事我没告诉她，但她知道，我声音里那点“空”和“紧”，她听得出。我说：“妈，我很好。”她“嗯”了一声，换了个话题，说她家楼下的猫又生了小猫，三个。我笑了一下，说：“你别去摸，会被猫妈妈抓。”她“嘁”，说：“我又不是小孩了。”

下午回到工地，我和刘旭在样板房门口遇到陈昭。他穿着便装，白T恤，外面搭了一件深蓝薄夹克，显得很清爽。他看见我，犹豫一下，走过来，“许工。”我“嗯”一声，点点头。刘旭左眼皮跳了两下，嗖地往边上退，嘴里嘟囔：“我去看一下楼上。”

“你周末也来？”陈昭问。

“嗯。”我说，“你呢？”

“来确认一个清单。”他停了停，“还有——小夏，她要来拍一个‘城市更新的生活面’的视频，我觉得——”他话没说完，看了我一眼。我知道他在观察我的脸，看有没有一点波动。我没有。我只是把袋子里的鸡蛋稍微抬了抬，换了个手，蛋在袋子里轻轻撞一下“咯”的声音。

“她什么时候来？”我问。

“下午三点。”他说，“她先去旁边的咖啡店等。”

“那祝她拍得顺利。”我说。

他看了我长长的一眼，点了点头。那一眼里有很多东西，歉疚、怀念、试探、对现实的一点点不甘。他不知道怎么把这些东西分类放好，于是它们混在一起，在眼眶里打转。

三点不到，小夏发了一个朋友圈，一张她对着镜头笑的照片，背景是我们工地外的围挡，上面画着大大的“美好生活在路上”几个字，字下面是一群小孩的涂鸦。她配文：“在变化里，找到家的味道。”下面有一排排的点赞手指。我看了看，没点进去。我的手指从屏幕上滑过去，像滑过一个湿的玻璃面。

晚上回去的路上，刘旭忽然冒一句：“姐，你会不会觉得很——很窒息？他们老在你这边晃来晃去的。”

我笑了笑，说：“会。但我有鼻子。”他愣了两秒，笑得很大声。我也笑。笑声里有一点气，有一点释放。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被检查、被督导、被会议，像一波一波浪拍过来。三期的景观大道铺到了最后一段，铺砖工人拿着橡胶锤在砖边敲，声音“咚咚咚”，跟我的心跳有时候对不上节奏。陈昭调到我们这边，日常工作不可避免地要对接，他在会议上变得越来越谨慎，说话前会先看我一眼，我接不接，他再说。他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我不认识的认真，那不是以前在饭桌上谈业务的那种“我很专业”的认真，是一种——我很怕说错话的认真。我看着他，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在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工作伙伴”。

有一天晚上，“许工，明天那份汇报，第三页的图片我们领导看不清，能不能换一张更直观的？”后面跟了一个“抱歉，打扰了”。我回：“可以。”没有表情。他回了一句：“谢谢。”我没再回。

两天后，小夏给我发了一条长消息。她说：“荏荏，我知道我不配说话，但我还是想说。我和他，我们开始时没想那么多，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知道你会恨我。你可以恨。我只是——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一直都记得我们一起骑车去江边的夜晚，记得你给我买的那条姜黄色的围巾，我现在还在戴。对不起。”最后她加了一句：“你如果有一天愿意听我说，我随时在。”

我看完，手麻了一下。那条围巾被我塞在行李箱底，背着我，跑到了我的新房里。我突然去拉开行李箱，翻出那个袋子，里面的围巾还在，毛茸茸的，像一只小动物。那一刻，我没有哭，也没有笑，我只是把它拿出来，拍了拍灰，挂到衣架上。人不能总拿着一些东西把它们压到箱子底，以为这样它们就不见了。你得把它们晾在风里，晾一晾，太阳一晒，味道会淡一点，起码你自己能走过它。

秋天很快过了大半，桂花谢了，风开始带一点凉。我在一个周末去看了父母，他们住在城北，老旧小区，楼道墙皮剥落，电线从墙角走。妈妈把一锅红烧肉端出来，油亮亮的，香得人头都要晕了。爸爸夹了块瘦的给我，说：“吃肉，肉上是力气。”我笑：“我现在力气还不够大吗？”他看了我一会儿，说：“够了，但别光扛。”我听懂了，但我没说“我知道”。我叫了一声：“爸。”那一声里有很多东西，落在碗里，溅了一点油星。

回去路上，我在公交车上，看着窗外夜色，玻璃反光里有我的脸，眼睛下有一点点青。后排一个男孩坐着打瞌睡，头一点一点，旁边女朋友把他的头扶一下，他又歪过去，她又扶。反复三次，她笑，打了他一下，他醒了，举手投降。那种生活里的小动作，细碎的，好笑的，温柔的。那一刻，我有一种很简单的感受：生活不是戏剧。戏剧有高潮、低潮、有“第三幕对决”，生活更多是这类小动作连接起来的。你可以被背叛，你可以愤怒，但你不能把整个人生给一件事。

回公司后，我们迎来了市里的检查。大家都绷着，衣服干干净净，鞋子擦亮。领导们在样板区走一圈，问几个问题，我答。陈昭站在一边，适时补充。最后一个副局长停在儿童活动区，问我：“你们这个颜色搭配得挺活泼，考虑过耐候性吗？”我答：“考虑了，材料有保色方案，我们做了十年的对比。”他说：“好。”然后转头对旁边的人说：“现在年轻人做事挺细。”那一刻，我抬起头，太阳从云缝里透过来，照在我脸上，我没躲。汗从鼻梁滑下来一点，痒。我笑了一下，是真心的。

检查结束，大家松一口气。我坐在台阶上，鞋底贴着地面，地面的热还在。一只猫从围挡外面探头看我们，黄眼睛，尾巴竖着。有个工人拿肉串逗它，它不来。猫很谨慎，它不因为肉就靠近，它看了很久，走了。刘旭说：“这猫跟你一样。”我笑，给了他一下：“胡说。”

晚上，公司小范围聚餐庆祝。我平时不太爱喝酒，但那天我喝了半杯啤酒，冰的，气泡冲进鼻子，呛得我打了两个小嗝，刘旭笑得又往椅子背上一靠，差点把椅子压倒。柏总破天荒讲了一个笑话，大家笑，笑声里有一段时间没有的轻松。桌子上菜很平常，莴笋、鱼头豆腐汤、红烧狮子头，味道也就是那样，但我们吃起来都觉得好吃。人累完了去吃一顿，不是为了吃什么，是为了告诉彼此“过关了”。

聚餐快散的时候，我去洗手间，出来经过门口，正撞上陈昭。他站在门口，手插在口袋里，站姿有点像以前打篮球等球发出来时的那种。他看见我，笑了一下，说：“恭喜。”

我点头：“恭喜大家。”

他低头，又抬头，眼神里有一点犹豫，像有话。他说：“小许——许工，我可能要调走了。”

我愣了两秒，问：“去哪里？”

“去外省，新的项目。”他笑了一下，苦的那种，“算是……一个重新开始吧。”他没有提她。我也没问。我说：“祝你顺利。”

他点点头，说：“谢谢。”然后停了一下，“你……以后会好吗？”

“会。”我说，很简单。这个“会”不是一种决绝的踢开，是一种笃定。有人问：“你会好吗？”其实他们想听见的是你告诉他：“你做的事没有把我彻底弄坏。”我的“会”，就是这个意思。不过，重要的不是他听见，是我自己。

他看着我几秒，可能是在看那个坚硬的地方是不是又长出来了一圈厚壳。他最终把嘴唇抿了一下，说：“再见。”

“再见。”我说。

他走了，背影沉了几分。人走的时候夜风总会顺着衣服吹进身体里，让人打个冷战。我站在门口，看了一秒钟，然后转身回屋。屋里很热闹，刘旭在对面拿着串炒面喊我：“姐，来一口。”我笑，走过去，接过他的筷子，吸了一大口面，糊到嗓子眼，我咳了一下，大家笑又起。我眼睛在灯光里有一点亮，有一点潮。那晚回到公寓，我把阳台的门开开，风智慧地把房里一天的酒气吹淡了一点。

生活慢慢归位。陈昭走的那天，他发了一条群发消息：“感谢这段时间的合作，祝项目顺利，大家有缘再见。”我没回。朋友圈里有他发的火车窗外的照片，云压得很低，像要下雨。小夏没有在这个时候发任何东西。我也没有。生活不是舞台，我们不需要一直播报。

这件事就像从我生命里开过去一辆大货车，轧了一溜深深的轮子印。印还在，但上面渐渐又有灰尘、树叶、小纸屑落上来，慢慢地，印不那么扎眼。你不能假装那印不存在，但你也不用天天去扫它，让它一直裸着。

冬天到了一个晚上，我在工地边上的咖啡馆写报告，窗子外面的人不多，玻璃上的水雾像一层毛毯。我脑子有点不清醒，写两句就卡。隔壁桌两个小姑娘在讨论她们喜欢的男明星，说起一句话：“他在舞台上站在那里，我就觉得我也能再熬一天。”她们笑出声，我也被逗笑了一下。你看，人的支撑有时候很具体，具体到一个人站在那里，你就能多走一步。

我给自己点了一杯热柠檬茶，服务员端过来，杯子很烫，我双手捧着，像捧着一个小太阳。突然，我的手机震了一下，是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许工，我是街道办的姚科，居民反映我们这边新装的路灯晚上亮度不足，你们那边能不能再调一下？方便的话明天上午开个协调会。”我回：“可以。”事情总是一个接一个来。你以为生活给你一个大关，过了就轻松，不是的，它给你小分关无穷无尽。但好的是，每过一个小关，你都会有一点点力气加上去。

又一个春天来临之前，三期基本交付，住进了第一批居民。有一天傍晚，我走到入口广场，天边晚霞粉红，孩子的笑声从滑梯那边传来，几个老人坐在长椅上聊天，手里拿着葵花籽，嗑瓜子的声音“啪嗒、啪嗒”，有节奏。有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正教他女儿骑自行车，手从后座上一松，孩子骑出去两米，歪了一下，又稳住了。他在后面鼓掌：“厉害！”那声音很真，没加滤镜。我站着，觉得喉咙里有点甜，是一种酸里带甜的感觉，像刚喝完一杯酸奶，舌头尖上有一点点余味。

一个年轻的妈妈把孩子推到我身边，说：“你是那个许工吧？那个……之前开会在台上讲话的。”我点了头，她笑，露出虎牙，“谢谢你们这条路修好了，我再也不用推着车子绕来绕去了。”她说完，拉着孩子的手走开，孩子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睛黑黑的，亮亮的。那一眼是我这一年里收到的最好的奖杯，那个奖杯看不见，但扎实。

晚上回家的时候，有风。我走在路上，低头看见地上有一个红色的塑料袋，像一个缩着的气球，被压在路边。我绕开它，突然想起很久以前的一句话：“人永远在路上，风吹着你，你走。你不必厉害，你只要一直走。”我笑了一下，自嘲也好，鼓劲也好，总之我笑了。

那晚回到家，我把姜黄色的围巾从衣架上取下来，绕在脖子上，上面有一股子太阳晒出来的味道。我在镜子前站了一秒，拍了一张照片，发了朋友圈，配文只有一句话：“冬天来了，戴围巾。”点赞的人很多，评论也不少，有同事、有同学、有邻居阿姨。刘旭评论：“姐，颜色好看。”柏总评论了一个“点赞”手势。有人问我围巾哪里买的，我没回。过了十分钟，我妈发来一条：“冷不冷？”我回：“不冷。”她回了一个笑脸。

第二天，公司安排新项目的内部竞标，我做了一个标书，熬了两夜。评审那天，我穿了一件深灰色西装，里面是一件白衬衫，头发扎起来，露出额头。我站在台上讲，声音稳，手不抖。我讲到一半，突然看到后排坐了一个人，侧脸有点熟悉。我眼睛一跳，再看，是小夏。她穿了一件黑毛衣，头发披着，眼睛看着我，认真。

我没有停，也没有露出什么表情。我讲完，台下人鼓掌，她也鼓掌。我走下台，她站起来，和我擦肩而过的时候，用很小的声音说：“你很好。”我没回头，走了。后来在楼梯口，她给我发了一条消息：“我搬走了，去另一个城市。祝你一切都好。”我回：“好。”然后把她的备注从“橙子”改成了她的名字。你看，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原谅”，也不是“忘记”，我们只是把事情挪了一个位置。它不再占据你的桌面，变成一个文件夹，放在边上的抽屉里。你有时候会打开，看一眼，然后关上。

我把标书交上去，出了门，呼出一口气，像把连着好几天的紧张从身体里拉出来。走到楼下，太阳正好。刘旭蹦蹦跳跳地从门里出来，拉着我的袖子：“姐，吃饭，吃饭！”我被他拉了两步，笑骂：“你慢点。”他不慢，像个风筝，我要是不拽，他就要飞。我们去吃了一家小馆子，点了一个叫“老婆饼”的甜点，老板笑着说：“其实没有老婆。”我们笑得很夸张，有点无聊，但舒服。

那天晚上，我回到公寓，把阳台门打开，风把窗帘吹起来，窗帘边缘像白浪。我把电脑放在茶几上，点开一封新邮件，标题是“新项目参与邀请”。我笑着，把手搭在键盘上，打字。那一刻，我突然特别想对过去的自己说一句话：你看，你没有被打碎。你只是被重新摆了一下位置。

也许有一天我会遇到一个人，他来得不声不响，像今天这阵风，凉凉的，干净。他不需要看我一眼再说话，他也不需要我看他一眼再呼吸。他就是站在那，让我觉得我也能多熬一天。也可能没有也没关系。因为我现在看见了很多别的东西：一条修好的路，一个孩子学会骑车，一个老人坐在树荫下晒太阳，夏天的夜里有蚊子来叮，冬天的早晨有薄霜。生活很具体。

至于那天下午两点，我们第一次在会议室见面，他拧不开水瓶盖，手指发白——哦，那一幕我记得。那天我没帮他拧，甚至没有伸手。我不是不善良，我只是——我把手放在了自己这边的桌上，笔在我的手里，那支笔画出来的每一条线，都往前走了一点。即便只有一点点，也足够了。

后来有人问我：“你有没有后悔？你有没有觉得如果你当时打电话、如果你当时骂了、如果你当时挽回，会不会不一样？”

我说：“可能会不一样，但不一定更好。”我停了一秒，“而且，我已经很好了。”

你看，我话说得越来越像一个正能量公众号了。但我不是。我只是——今天正好有力气说这样的话。

有人说人生是一个个“场景-反应”的循环。我同意。那个夜里官宣是一个场景，我的反应是连夜搬家。第二天他调岗到我手下是一个场景，他第一天傻在会议室门口，我的反应是叫他“陈代表”，拿出资料，按流程推进。后来他道歉是一个场景，我的反应是“好，你说了”。小夏发来长消息是一个场景，我的反应是把围巾拿出来晾。每一个场景都不强迫我成为一个“正确的人”，它只是让我成为一个“完整的自己”。完整不等于完美。完整是你承认你会心疼，会发怒，会笑，会做菜，会写报告，会走错路，会走回来。

我爱这样的完整。

所以，当又有一个新的场景出现——比如我今天在地铁上坐到一个靠窗的位置，太阳从车窗里照进来，暖暖的。我闭上眼，听到广播里播站名：“幸福里”。我笑了一下，睁眼，站起来，准备下车。我知道，我要去的地方，不一定叫“幸福里”，但我会去。因为我已经学会了，在每一个场景里，给出我自己的反应，然后继续走。

路很长，风很大，桂花今年估计又会晚一点开。到时候，香气还是会扑到人脸上。你闻，闻一下，就知道自己还在活着。你把围巾再绕一圈，出门。门外有人等你开会，有人等你拆围挡，有人等你买菜，有人等你回家。你都去。你去的时候，别忘了，在路边给自己买一杯热豆浆。拿在手里，就不冷了。你看，简单。就这么定了。

作品声明：内容存在故事情节、虚构演绎成分

来源：乐观的百香果w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