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末主义谈】088. 思悟“做人做事”

摘要：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在这短暂而又漫长的旅途中，何为立身之本？何为处世之道？千百年来，无数智者哲人皓首穷经，终不过落在“做人”与“做事”四字之上。此二者犹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每一个个体都面临着如何安身

【未末主义谈】

题记:

做人就要经营好生活，

做事就要完成好工作。

人活着就要只做善事，

事做了就要配当好人。

退休之前工作即生活，

退休之后生活即工作。

生活不止，工作不息。

工作不完，生活不散。

人生行事事出能安顿，

事成靠人人情要干净。

人来人走写出个从字，

做人做事当从心合义。

事结了变作成事宝典，

人走了留下做人精神。

未末师悟“做人做事”，于2017年10月20日22:21（周五）成悟。

088. 思悟“做人做事”

(2025年8月27日)

未末师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在这短暂而又漫长的旅途中，何为立身之本？何为处世之道？千百年来，无数智者哲人皓首穷经，终不过落在“做人”与“做事”四字之上。此二者犹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每一个个体都面临着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实现价值的时代之问。重新思悟“做人做事”的深刻内涵，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也是对现代人生存境遇的创新性发展。这不仅是个人修养的必修课，更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

一、做人做事的基本要义：生活与工作的辩证统一

生活与工作的关系，恰似阴阳相生、虚实互映的中国哲学智慧。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中，许多人将生活与工作割裂对立，实则二者本为生命一体之两面。儒家讲“修身齐家”，道家重“道法自然”，皆暗含以生活滋养工作、以工作升华生活的辩证统一。唯有洞悉此理，方能在纷繁世相中寻得安身立命之本，实现人格与事业的双重圆满。

（一）做人如铸器：经营生活的艺术

“做人就要经营好生活”绝非简单的享乐主义宣言，而是蕴含着中国古典哲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起点。《大学》有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之道，首在经营生活。古人所谓“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便是将日常生活的点滴琐事升华为修身养性的实践功夫。现代人常将“生活”与“工作”割裂对立，实则大谬。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强调“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正是阐明生活本身即是最好的修炼场。

经营生活非为纵情物欲，而是通过物质生活的合理安排达成精神境界的提升。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昭示我们：生活的品质不在于外在的奢华，而在于内心的丰盈。当代社会物欲横流，更需此种定力。正如苏轼虽屡遭贬谪，仍能“一蓑烟雨任平生”，在困顿中活出生命的诗意。这种将日常生活艺术化、将琐碎事务意义化的能力，正是做人的第一要义。

（二）做事如修行：完成工作的境界

“做事就要完成好工作”体现了儒家“执事敬”的优良传统。《论语·子路》中“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的教诲，穿越两千余年时光依然熠熠生辉。完成工作非仅为谋生手段，更是自我实现的途径。道家讲究“道法自然”，但并非消极无为，而是主张以“无为”之心做“有为”之事，达到“治大国若烹小鲜”的举重若轻之境。

现代人常陷于工作的异化之中，沦为工作的奴隶而非主人。反观古代匠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专注精神，那种将生命投入作品的创造激情，恰是现代职场人所缺失的。航天工程师十年磨一剑的坚守，乡村教师数十载育人的执着，都是“完成好工作”的当代诠释。这种将职业升华为事业、将劳动转化为创造的过程，正是做事的至高境界。

二、做人做事的价值取向：善事与好人的伦理维度

若说前文探讨了做人做事的实践形态，那么价值取向便是其灵魂所系。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义利之辨”，儒家谓“君子喻于义”，道家言“上善若水”，皆指向以善行塑人格、以人格成事业的伦理自觉。这种“善事”与“好人”的互构，既是个体安顿身心的内在尺度，亦是社会良性运行的价值基石，在当代愈发彰显其现实意义。

（一）为善最乐：人活着的道德使命

“人活着就要只做善事”承继了中华民族“止于至善”的道德追求。孟子主张“性善”，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荀子虽言“性恶”，但仍强调“化性起伪”而向善。儒释道三家虽路径不同，但向善的目标殊途同归。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善，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亦是善。

在价值多元的今天，“只做善事”面临更多挑战与诱惑。但正如《周易》所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从郭明义数十年如一日献血助人，到张桂梅用病弱之躯托起大山女孩的未来，无不证明：善行不仅是道德律令，更是幸福之源。这种超越功利计算的利他行为，恰是人之为人的高贵所在。

（二）德才兼备：事做了的人格要求

“事做了就要配当好人”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德才兼备”的追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精辟论述：“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做事的能力与做人的品德必须统一，否则“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历史上蔡京书法虽佳却遗臭万年，正是德不配位的反面教材。

现代社会专业分工精细，更需警惕“专家没有灵魂”的陷阱。科学家要有伦理底线，企业家要担社会责任，艺术家要涵养人文情怀。黄大年呕心沥血填补技术空白，钟南山耄耋之年逆行抗疫，都是德业双馨的当代典范。这种做事与做人的高度统一，才是真正的事业成功。

三、人生阶段的动态平衡：工作与生活的时空转换

人生如四季更迭，不同阶段自有其独特的韵律与节奏。儒家讲"时中"，道家重"与时俱化"，皆强调根据生命阶段调整生活与工作的重心。这种动态平衡既非机械割裂亦非僵化固守，而是如《周易》所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智慧体现。唯有把握这种时空转换的辩证法则，方能在人生长河中始终葆有生生不息的活力。

（一）敬业乐群：退休前的工作即生活

“退休之前工作即生活”道出了职业生涯黄金期的生存智慧。儒家倡导“敬业乐群”，将职业场所作为实现价值的重要场域。《周易·乾卦》云：“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这种勤勉敬业的精神已融入民族血脉。从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到焦裕禄治沙“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无不体现工作与生活的高度融合。

现代社会强调工作生活平衡，但平衡非为割裂。袁隆平九十高龄仍奔走田畴，吴孟超九旬仍执手术刀，他们的工作早已融入生命。这种将职业追求与生命意义完美结合的状态，正是“工作即生活”的最高境界。它要求我们不是被动应付工作，而是主动创造价值，在工作中获得成长与满足。

（二）退而不休：退休后的生活即工作

“退休之后生活即工作”展现了中国人独特的退休哲学。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状态，打破了年龄的桎梏。《礼记·曲礼上》虽有“七十曰老，而传”之说，但中华民族更崇尚“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积极老龄观。退休非为退出生活，而是转换舞台继续贡献智慧。

屠呦呦获诺奖时已85高龄，南仁东带领团队建设“天眼”时已逾古稀。更多普通老人则在社区治理、文化传承、家风建设等领域发光发热。这种“退而不休”的生命态度，既是对“生无所息”先贤教诲的践行，也是对生命价值的极致尊重。它启示我们：生命的价值不在于生理年龄，而在于精神年龄；不在于位置在哪里，而在于贡献在哪里。

四、人生行事的终极追求：安顿与传承的不朽价值

若说前文探讨了人生阶段的时空转换，那么对永恒价值的追寻便是其必然归宿。中国哲学向来重视"安身立命"与"薪火相传"的辩证统一，儒家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道家讲"死而不亡者寿"，皆指向超越个体生命局限的精神传承。这种对安顿与传承的双重追求，既是个体生命的最高境界，亦是文明延续的根本动力，在当代更具深远的启示意义。

（一）事出能安顿：行事的智慧境界

“人生行事事出能安顿”蕴含着中国哲学“安身立命”的深刻智慧。《周易·系辞上》说：“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儒家讲求“素其位而行”，道家追求“安时处顺”，佛家倡导“随缘不变”，无不重视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寻找内心的安定。这种“安顿”非为消极适应，而是积极创造条件下的心灵宁静。

苏轼在《定风波》中写道：“此心安处是吾乡。”面对当今社会的快速变化，这种“事出能安顿”的能力尤为珍贵。它要求我们既要有“格物致知”的求真精神，又要有“诚意正心”的向善追求；既要有“经世致用”的实干能力，又要有“超然物外”的诗意情怀。唯有如此，才能在纷繁世事中保持定力，在复杂环境中守住初心。

（二）人情要干净：成事的道德基础

“事成靠人人情要干净”揭示了事业成功的伦理前提。《论语》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健康的人际关系应建立在道义而非利益基础上。曾国藩成功之道在于“尚拙”、“尚诚”，以“不说谎、不迟到”的简单原则成就非凡事业。这种“干净”人情观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从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到黄文秀将青春献给扶贫事业，无不证明：真正的事业成功离不开纯洁的人际关系和崇高的价值追求。这种“干净”非为不谙世事的天真，而是看透世情后的坚守；非为不计成本的付出，而是明辨是非后的选择。它是事业行稳致远的压舱石，也是人生光明磊落的通行证。

五、从心合义的精神传承：宝典与精神的永恒价值

历经前文对做人做事各维度的剖析，终需回归精神传承的终极命题。中国智慧向来注重"形而上者谓之道"，儒家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道家崇尚"死而不亡者寿"，皆指向超越时空的精神永恒。这种传承既是对前人智慧的薪火相传，更是对后世文明的照亮启迪，在当代语境下尤显珍贵。从心合义的价值选择，正是连接个体生命与永恒价值的金桥。

（一）从心合义：做人做事的最高准则

“做人做事当从心合义”凝聚了儒家心学思想的精华。孟子主张“仁义礼智根于心”，认为道德法则内在于心；陆九渊宣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王阳明提倡“致良知”，强调“知是心的本体，心自然会知”。这些思想共同指向“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

“从心”非为随心所欲，而是依循良知；“合义”非为墨守成规，而是契合道义。毛主席倡导“实事求是”，正是“从心合义”的中国式时代表达，既遵循客观规律，又坚持人民立场。这种既不脱离实际又不迷失方向的智慧，是中国特色处世哲学的精华所在。它要求我们在守正创新中实现自我，在服务人民中成就事业。

（二）精神永存：人事相融的不朽丰碑

“事结了变作成事宝典，人走了留下做人精神”道出了中国人独特的不朽观。古人追求“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其核心不在肉体永存，而在精神传承。屈原虽沉汨罗而《离骚》流芳，司马迁遭宫刑而《史记》永存，文天祥慷慨就义而《正气歌》响彻千古。

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正在书写新的精神史诗。从“两弹一星”精神到载人航天精神，从抗震救灾精神到脱贫攻坚精神，无不是做事宝典与做人精神的完美结合。这种精神既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彰显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体现了民族精神的核心，又焕发着时代精神的光彩。它如明灯照亮前路，如火炬代代相传。

总之，我们需要在永恒的事业中安顿人生。“生活不止，工作不息。工作不完，生活不散。”这十六字道出了人生真谛：生活与工作本是一体两面，做人与做事终须和谐统一。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我们既要有“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又要有“格物致知”的务实精神；既要有“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又要有“独善其身”的修养功夫。

当我们把做人融入做事，就能在平凡工作中成就非凡事业；当我们把做事升华做人，就能在服务人民中实现自我价值。这种个人与集体、小我与大我、现实与理想的统一，正是中国特色处世之道的精髓所在。它如北斗指引方向，如清泉滋润心田，如基石支撑伟业，如火炬照亮征程。

让我们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践行“做人做事”的智慧，既经营好生活，又完成好工作；既做善事，又当好人；既成就事业，又传承精神。如此，方能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在永恒的事业中安顿有限的人生，在服务人民中实现无限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