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些决定，是一下子拎起来，压在心头的。比如，一纸通知就能断开城里和乡下的距离。又比如，你明明昨晚还和同学拉着家常，第二天就要各奔东西去旮旯当“新农民”。那年腊月的夜，家里刚煮上热汤，咱们这些刚刚从校园散出来的毛孩子，手里拿着半本闲书，一整夜都在琢磨：以后，是不

上山下乡：那个冬夜之后

有些决定，是一下子拎起来，压在心头的。比如，一纸通知就能断开城里和乡下的距离。又比如，你明明昨晚还和同学拉着家常，第二天就要各奔东西去旮旯当“新农民”。那年腊月的夜，家里刚煮上热汤，咱们这些刚刚从校园散出来的毛孩子，手里拿着半本闲书，一整夜都在琢磨：以后，是不是就再也喝不上家里头的冬瓜汤了？

不得不说，那时候，消息来得让人措手不及。12月21日八点刚过，收音机里就咚咚地播起“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那批还没从“造反有理”的余温中缓过神，只刚刚适应了家里蹲日子，突然风向一转，全城连夜像着了魔似的筹划起“谁要下乡，去哪儿”。桌上饭刚吃一半，大人脸色却早皱成了一团麻花——他们不开口，但也没敢真的劝留，谁都明白，这不是能躲的事。

那阵上海，全是大喇叭和红底横幅，革委会忙得脚不沾地。学校青年会被拉着总动员，小区巷子里议论不停。要去的地方其实没得挑，都是东南西北一摊，像掷骰子，能去江西算是天大的“照顾”。我们陕西中学被指派到赣州崇义县思顺公社新地大队，说白了，就是往地图上画条直线，划拉一笔决定命运。出发前，每人得领一块小兰布，写明目的地，好让托运行李时别弄丢。那种布叫“的确良”，其实谁家也没几块，都显得忒金贵。

真正说告别，是1969年3月2日的下午。天阴沉沉的，空气里混着汽油味和红花纸屑的香。母亲把我捯饬得利利索索，胸前还别了朵大红花。我那时其实分不清，自己是该骄傲还是心虚。学校门口站着的“工宣队”师傅虎着脸，但我一点也不怕，毕竟他要带着我们这一拨孩子，走一条近乎未知的路。北站人满为患，旗语飘来飘去，大家都装出镇定，行李里夹着家书、书本，和母亲临别时多塞的针线包。

汽笛响的时候，站台上忽然沸腾起来。哭声压过锣鼓，到处是劝慰和难舍：谁家都差不多。我们这些嘴硬的青年，走进车厢才肯低头擦眼泪。夜里没有人说话，只听列车咣当咣当，一顿折腾就是两天两夜。到了韶关时，瘫在椅子上，脚都肿成了面包，没人再提“革命理想”啥的，都想着赶紧落脚。

又是一通折腾。班车硬塞着几十号人，一路晕晕乎乎，到广东始兴吃饭，才发现南方饭店的规矩和上海大不一样。先吃后结账，点盘子、给钱都得排长龙。没几个能弄明白，很多人端着碗爬上车，一路汤汤水水撒得到处都是。饭店掌柜也拿我们没辙，干脆让知青们自便——那口气，又新奇、又尴尬。

晃到下午五点，终于进了崇义。说来也怪，那地方虽穷，却格外热情。锣鼓声、唢呐响了一路，整个县城像开大庙会一样。没想到刚到崇义饭店，住宿的事就出状况——分配不均，有人抢了好房间，剩下一拨人像无头苍蝇乱窜。最后还是县里武装部抽空让出几间破屋子，将我们安顿下。那夜，鞋没脱、被没盖，打着疲惫的哈欠，脑子嗡嗡作响。

第二天天还灰蒙蒙的，我们搭上古怪的小卡车，一路浩荡进山，快到过埠时改换竹排。第一次站在竹排上，鞋子被水打湿，肚子早饿得咕咕叫。有老俵（当地方言里的乡亲）看见我们来，就像见了稀罕事，指指点点，带着好奇。说话听不懂，但并没有一点恶意。

到了思顺公社的新地大队，才算真正落脚。我们这一批，还有两个“工宣队”跟着，成了小山村里的新鲜事物。那时候住的房子简陋，油灯一盏，周围黑得出奇，晚上没点见识的人，还真不敢乱走路。走进厨房才发现啥都缺，锅灶新砌，食材靠别人给。头几天是老俵家里做饭，后来咬牙自己折腾起来，菜是别人送的，柴火堆得满满的。其实物资匮乏毋庸多说，有热水喝已经很感恩。

初来乍到，根本不会农活，锄头都不怎么握得稳。老俵好脾气，一个个手把手教，有时候跟孩子一样，磕磕绊绊摸索着，把汗湿衣裳当成学费。唯一闹心的是水土不服，山里蚊虫多，腿肿烂了，捂着被子难熬。后来是靠着老赤脚医生打青霉素，一针下去立马见效。慢慢地，我也跟着老农学点药草，书上看不懂，就照着方子乱配，挺过来了。

有时候，夜里听着雨声，心里莫名其妙地空落。信件成了救命稻草，家里只要一句问候，一张皱巴巴的纸，千里之外都能暖到心窝里。和家乡的距离，用工分、粮票计算，越算越觉得遥远。可偏偏生活是要继续的。

生产队很照顾我们，最好几间小屋都给了知青，新桌新凳，墙还刷了白。即便这样，一年到头能吃到肉是稀奇事，食油分三两，不过下乡娃娃没一个挑嘴的。日子单调，最怕生病，医药紧缺，感冒只能靠捂汗，发烧就只能赌运气。有一回我烧到胡话连篇，早晨醒来看见窗外的山，突然觉得，这就是我的全部余生吗？

日子一天天磨着，人与人间却反倒亲了起来。老俵下午来聊家常，知青讲讲城里的新闻，大家彼此都新奇。没有人真的觉得苦——苦归苦，脚下的这片土地慢慢有了归属感。赶圩其实也就那几回，有时要走几十里山路。有回运肥料，为了省粮票，大家轮流背，火把带了一路，天亮才点上。在圩场只能抢着吃一碗热粉，再呼啦啦赶回大队。

后来，1975年冬天风再起了变化，说是要改善条件，把我们调去林场搞育林。那儿工资一天两块多，算是“高收入”，下雨天还可以去茶馆闲坐，每次想家就多泡两杯茶。有些日子，半真半假的悔——到底离开家七年，哪年不是在山林帐目间迷糊混过来的？1976年夏，我调回城里做饮食服务，公司招我，算是告别农田了。

老实讲，七年就一眨眼；可回头细想，像过了两辈子似的。上海的脚步声早变了味儿，知青的名字成了个集体记忆。咱们那批人，带着城里的骨头落了乡，见识了贫苦与纯朴，吃过柴火饭，喝过山泉水。你说值不值得？或者说，假如人生再来一次，会不会还是在山野里扛锄头、烧柴火、抹眼泪？

只是那种人和人、城和乡拉得那么近的日子，现在是不是再也遇不见了？有些东西，只能在信里、梦里、回忆里，一点一点，留给每个曾经坐在篝火边的人。

来源：好学蛋糕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