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年前传教士的脑洞大开，康熙乾隆都爱的“无用之用”

摘要：1682年，来自欧洲比利时的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跟随康熙皇帝东巡盛京（今沈阳）谒陵，来自朝鲜半岛的使臣向康熙皇帝呈上了一头海豹，皇帝立马召来南怀仁，询问他欧洲的书籍当中是否记载了这种“鱼”。南怀仁忙对皇帝说

⭐

1682年，来自欧洲比利时的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跟随康熙皇帝东巡盛京（今沈阳）谒陵，来自朝鲜半岛的使臣向康熙皇帝呈上了一头海豹，皇帝立马召来南怀仁，询问他欧洲的书籍当中是否记载了这种“鱼”。南怀仁忙对皇帝说他们在北京的图书馆藏有相关书籍，书中不仅描述了这种动物的习性，还有一张相关的插图。康熙派人从北京取了书，一经查阅，发现书中文字描述果然与他亲眼所见相吻合，于是遣人将海豹送至北京，在紫禁城内饲养。

这是西方博物学知识在明清之际的中国传播的一个片段。当时，大量欧洲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伴随其传教活动的，是对其时欧洲大量天文、地理、数学、机械等方面知识的介绍，对世界地图的绘制以及相关文字的撰写便是其中之一。这些地图包括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的《坤舆万国全图》、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i，1582—1649）的《坤舆全图》、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的《万国全图》以及南怀仁的《坤舆全图》。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与这些图像相应的文本资料，如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与南怀仁的《坤舆图说》。在这些地理学作品中，除去今天已经成为常识的“科学”地理知识，还有一部分博物学知识却经常被“过滤”掉了，那就是这些作品中记载的诸多海怪、陆兽和奇闻异事。

彩绘本《坤舆万国全图》（南京博物院藏本）

南怀仁是清朝顺治、康熙朝时在华的耶稣会士。他于1658年来到中国，并于1669年接替了汤若望在钦天监的职位。1674年他绘制并刊印了《坤舆全图》，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他花费了很大心力附于地图上的相当数量的生物图像，包括附有文字说明的动物20种，另有无文字说明的海鱼、海怪和陆地动物等共12种。虽然在地图上绘制生物等相关物产并非南怀仁的创举（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地图制作和利玛窦系统的地图中都已有先例），然而《坤舆全图》中使用的动物图像之多，史无前例。对动物作专门解释的图像和文字不仅是《坤舆图说》的主体，而且对中国地理著作有深远影响。这些奇禽异兽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其中的地理知识——张汝霖与印光任的《澳门纪略》、阮元编修的《广东通志》都有所引用。但很可惜的是，一般地图史学者对此动物图说的部分都以只字片语带过，如魏源《海国图志》就认为其不过是地图装饰，不值得一顾而忽视之。

南怀仁《坤舆全图》局部

南怀仁《坤舆全图》上的无名海兽

在单行本的博物知识图册（如《海怪图记》）在故宫中出现以前，乾隆朝时的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也曾主持绘制过一幅《坤舆全图》，与南怀仁版的《坤舆全图》大不相同的是，其上没有任何博物知识图像。

关于是否要在地图上添加这些博物知识图像，当时协助蒋友仁制图的庄亲王允禄专门在1764年上奏请示过乾隆皇帝，建议“此项船、鱼、鸟、兽，新造地球上可以不必绘画”。乾隆皇帝同意允禄奏折所请，但这并不代表乾隆对这些博物知识图像不感兴趣。恰恰相反，乾隆对这些图像兴趣极大。在他的要求下，清廷已经在乾隆二十六年，即1761年，完成了规模浩大的《兽谱》。其中包含绘有各种瑞兽、异兽、神兽及普通动物的图像180幅，“外来异国兽”大都来自南怀仁版的《坤舆全图》。除了《兽谱》，到1764年，当时的故宫还藏有《鸟谱》和《海错图》。而乾隆在这些博物图谱上都留下了自己观阅的痕迹。

《海错图》内页

蒋友仁决定在他的《坤舆全图》上不再添加任何博物知识图像，一方面与18世纪中期欧洲动物学与植物学的快速发展有关，这些海洋与陆地生物的知识随着各种博物志、动物志的出版而广为人知。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他所绘制的这幅地图与南怀仁版《坤舆全图》的竞争关系——珠玉在前，无论蒋友仁如何添加博物知识图像，都很难“超越”南怀仁的版本或者吸引皇帝的更多注意。

格斯纳《动物志》内页

近年来欧洲史学者对文艺复兴以来大航海时代开展的流通于欧洲的犀牛、食火鸡以及外来植物等新世界动植物的知识、图绘、标本的研究已有相当成果。这些研究不但讨论了新世界动植物如何进入欧洲，也揭示了它们为欧洲上层社会所了解、诠释、想象与收集的过程。珍禽异兽的图绘或再现并不是单纯的动物学议题，更是重要的文化史议题，这些研究不但揭橥了不同文化如何相互影响、接受与转移，同时也牵涉文化想象、知识建构等复杂的议题。值得注意的是，南怀仁《坤舆全图》中的这些动物不但被收入了从康熙朝时就开始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到了乾隆朝更被收录到仿《鸟谱》形式而制作的《兽谱》中。因此，研究《坤舆全图》中的动物，将有助于我们观察欧洲的自然史知识与想象在清宫如何传播与转译，进而了解清宫如何面对与了解大航海时代后逐渐全球化的世界。

马格努斯《海图》局部

庄士通《鱼类鲸类博物志》内页

近年来学术界开始试图从西方中心的视角跳脱出来，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科学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从而梳理出中国自身的科学史的脉络。博物学在近些年的学术界被突出和强调便有这方面的原因。《坤舆全图》中这些源自欧洲博物学传统的知识在中国颇具系统与规模且图文并茂地出现，可以说是欧洲博物学传统与中国的“博物”知识体系的第一次相遇和交流。当此之时，中国有着以本草学为主体的博物知识体系，而在同时期的欧洲，虽然来自新大陆和亚洲的新的物种的信息等让博物学家们开始认识到古代文本的不完备性，但是这一时期的博物志创作和博物学研究的权威依据依旧是古代文本，而非经验世界，因此，彼时欧洲的博物知识体系中既有“新知”亦有“旧闻”。在宫廷的耶稣会士和其他传教士的持续影响下，这些西方的博物知识得以一直存在并流传于宫廷之中。在今天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如《海错图》《兽谱》《海怪图记》等画册中，都能够找到这些西方博物知识的影响，其中的《海怪图记》就是对“海族”知识最直接的延续。但是为何欧洲的博物学传统与中国博物知识体系的这次相遇和交流并不是对等的，而是错位的？这些欧洲博物学知识虽然进入了中国的博物知识体系，但是并没有被用来补充或取代中国知识体系中的相应部分，而是多被当作了来自远方的“异兽”。这也许要从耶稣会士们自己所做的翻译工作上找答案。

《坤舆图说》内页（康熙时期刻本）

本杰明·A. 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在其《科学在中国（1550—1900）》中指出，耶稣会士在中国进行科学工作的翻译时是十分谨慎的。他们在翻译许多神学和哲学著作时，会使用很多明代文人精心挑选出来的汉语词汇。但是耶稣会士们的这种谨慎并没有体现在本书所讨论的他们对于欧洲博物知识的翻译上——当他们用汉语向中国读者介绍他们知识体系中的这些博物知识时，都并没有选择与本土的知识传统和思想资源相结合，而是自外于当时中国固有的知识体系。这一点从对生物的命名来看最为明显：无论是陆地动物“鼻角兽”，还是海洋生物“仁鱼”，其实都是在中国并不鲜见的动物，但他们并没有试图去用中国的命名系统和描述系统进行表述，而是更多地通过音译另起炉灶，并强调这些动物的奇异之处。这让当时中国与欧洲的博物知识体系像两条平行线一样，彼此相视而过，没有激起任何对话。这其实是耶稣会士们当时的主动选择：通过自外于当时中国自身的博物知识体系，从而突出他们带来的这些博物知识的“新”与“奇”。而这些动物又在经历了多次重新定名、“科学”命名后，才最终在中文的知识世界中发展成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