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仿佛倏忽间，当年正值盛年的蒋子龙已入黄昏晚景。还记得，他在天津重型机器厂当车间主任时，新时期文学尚未走出“伤痕”与“反思”的阵痛。那时，我正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读大二，真正是不知深浅的青涩学子。1979年盛夏，《人民文学》7月号热气腾腾出刊，《乔厂长上任记》问世，

蒋子龙 郭红松绘

【文坛述往】

仿佛倏忽间，当年正值盛年的蒋子龙已入黄昏晚景。还记得，他在天津重型机器厂当车间主任时，新时期文学尚未走出“伤痕”与“反思”的阵痛。那时，我正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读大二，真正是不知深浅的青涩学子。1979年盛夏，《人民文学》7月号热气腾腾出刊，《乔厂长上任记》问世，同学们争相阅读。我欲先睹为快，“厚颜”地加塞儿，理由堂而皇之：“本人认识作者。”有同学追问：“你真的认识蒋子龙？”我信誓旦旦：“那还能有假？”言罢，又补充一句：“也可能，他不认识我。”引来一阵哄笑。

我没有虚构事实。入学前，我曾在《天津文艺》（《天津文学》前身）诗歌组短暂实习，近水楼台，数次见过蒋子龙，也只是远观，未敢趋近。蒋子龙曾因在复刊后的《人民文学》发表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而一举成名。他每次来编辑部小楼，各室同事都会推门引颈，探头探脑。面容冷峻的蒋子龙只是礼貌性地点头，直奔小说组，并不落座，完事就走，虎步生风，留下高大挺拔的背影。

那天读罢《乔厂长上任记》，我心神不宁，仿佛总有个人物形象在眼前晃来晃去。这个人的名字是乔光朴。他毛遂自荐，雷厉风行，大刀阔斧，锐意改革。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蒋子龙的化身。一种不吐不快的情绪，促使我一气呵成写了一篇文章，题名《卓有成效的探索》，约2500字，现在看来，顶多算是阅读心得。寄给天津的报纸，文章被采用了。令人意外的是，围绕这篇小说，出现了褒贬分明的两种对立观点，我的“褒文”龟缩在右下角位置，持否定观点的文章则洋洋洒洒，言辞激烈，篇幅占据了大半个版面。报纸还特意加了“编者按”。如此，我被动地成为一场风波中的小角色，且势单力薄，茫然四顾，手足无措。接下来，这种版面形式每周一期，持续了一段时间。很快就有国内重要报刊参与进来，许多著名作家、评论家纷纷发声，一面倒地为《乔厂长上任记》撑腰打气。

其间，我去编辑部办事，偶尔见过蒋子龙。对于他，可以想象那是一段多么难熬的日子。他依然是神色冷峻，步履匆匆，劲拔的背影似乎有了几许沧桑。也依然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接下来，力挺小说的声音在全国汇成浩荡的主流。随着尘埃落定，岁月延伸，蒋子龙被尊为新时期“改革文学”的领军人物。蒋子龙注定会成为中国文坛的一条蛟龙，他擅长驾驭工业改革题材，小说气象雄奇峭拔，行文硬朗酣畅，有一种纵横捭阖、虎啸龙吟的叙述吞吐风格，极具辨识度。其《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拜年》《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等作品，以“开拓者”系列而自成一派。四十年后的2018年，蒋子龙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可谓实至名归。

就我个人而言，当年一篇即兴挥就的自投稿，竟成了我的评论“处子秀”，并左右了我的文学路向。大学毕业后，我曾在机关供职多年，与子龙老师的见面多在公众场合，通常只是礼节性问候，并无更深的交集。在我心里，他始终是高山仰止般的存在，作为晚辈，我不敢轻易打扰。后来聚会的机会多了，对子龙老师幽默、旷达而又不失平易、亲和的本色，有了深刻感受。

本世纪初，我在某知名杂志读到一篇回顾、梳理新时期文学历程的长文。作者在现当代文学史领域的研究颇有建树，文内的思考也不无价值，但对以《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的“改革文学”颇多微词。我对此实难苟同，于是发表了商榷文章，为“改革文学”辩护。事实上，无论“伤痕”“反思”，还是“改革”“寻根”，任何文学潮流的出现和消失，都是历史的必然。“改革文学”的问世之所以牵动了整个社会的神经，乃因其为历史和时势的产物。评价一部作品在特定时期是起着促进抑或促退作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解释，并不过时。乔厂长立军令状的年代，中国经济正处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困境，悲愤、焦躁淤积在国人心头，这时迫切需要一种革故鼎新的力量凝聚民心、提振士气，我们都是过来人，不该健忘。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蒋子龙选择了文学，而是文学选择了蒋子龙。

蒋子龙祖籍河北沧州，少年时即来天津求学、闯荡，在海军184部队服过兵役，又在工厂基层摸爬滚打十几载，形与神，人与文，兼有慷慨激昂的燕赵血性与敢说敢为的军人作风。我们日常闲聊，话题广泛，我羡慕耄耋之年的蒋子龙仍葆有一颗好奇心。好奇心源于不老的童心、初心，这使得他敏于观察新事物，接受新东西。在资讯爆炸的年代，他关注的是海量知识背后的意义，并乐于与朋友分享所见、所闻、所感。

这些年，我与蒋子龙亦师亦友，说话也越发随意。一次小范围聚餐，他拄着手杖来了，我心里咯噔一下，那手杖固然增添了长者的儒雅风度，然而其昔日的挺拔身姿、英武风貌，也打了折扣。见我端详着手杖，子龙老师看透了我的心思，一脸刀刻般的皱纹浮出笑意，说自己今年八十好几了，走路用上这东西，很正常。又解释，膝盖关节开始老化，但游泳的习惯一直保持，几天不游，浑身不舒服。他听说我最近血糖高，对进餐这件事很在意，摇头道：“大可不必，该吃吃，该喝喝，营养不能缺，注意锻炼，同时对身体要有自信。”

言罢转移话题，他指着我向在座的朋友介绍：“当年《乔厂长上任记》出笼，天津第一篇正面评价的文章，就出自此君之手。”我不好意思地提示，在全国，或许也是第一篇。而后，我道出根由：当年《人民文学》7月号出炉，小说还冒着热气，同学“接龙”排队，我加塞儿拜读，三天里成文寄出，见报迅速，得天独厚。那时的评论家都很深沉，满脑子岁月往事，目光还聚焦在观察、研判“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乔厂长”石破天惊，横空出世，文坛需要一个反应过程，我是毛头小子，初生牛犊，囫囵吞枣，不及消化，想到就说，时间差上就占了先机。子龙老师听罢，沉吟着点头。昔日围绕“乔厂长”的那场激辩，惊动了中国文坛，也成了他一生中抹不掉的记忆。至于自己大半生的文学功过，子龙老师看得通透，他认为不必急于盖棺论定。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谁说了都不算，一切交给岁月——这是最明智，也是最老实的态度。

诚哉斯言，妙哉斯言。世间万事万物，最智慧、最公正，也最权威者，还是历史老人。“乔厂长”诞生，屈指算来已四十有六，逝水汩汩流动中，新世纪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沧桑巨变，有目共睹，有口皆碑。迄今，几代人仍在源源不断地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红利，对于“改革文学”，每一位见证历史的过来人，理应感恩。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