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么说吧，如果你随便在大学里问一圈，有几个人是胡适的死忠粉，也有不少觉得他就是个“滑头”，甚至不屑理他。有人把他叫作“国学大师”，又有人咬牙切齿地骂他是“投机分子”。这人的名字，国人谁没听过，但要论他的心思，啧，真是绕来绕去，让人捉摸不透。更别提那风头浪尖之际

这么说吧，如果你随便在大学里问一圈，有几个人是胡适的死忠粉，也有不少觉得他就是个“滑头”，甚至不屑理他。有人把他叫作“国学大师”，又有人咬牙切齿地骂他是“投机分子”。这人的名字，国人谁没听过，但要论他的心思，啧，真是绕来绕去，让人捉摸不透。更别提那风头浪尖之际，他的立场总是让人“起一肚子火”。你要说他一无可取，也不能全算冤，但要夸他肩负道义，这帽子他戴得不牢。

时间要拉回到1915年，那会儿北洋政府刚刚认了日本那本《二十一条》。全国上下空气都紧张得很，胡适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心情却跟别人不一样。大伙哀鸿遍野，他倒挺满意，好像终于等到了“明智的改变”，嘴边还夸北洋政府办事圆滑，外交头脑有进步。我有时纳闷，他是不是那种遇到风暴只找晴天的一类人。可乐的地方是，外头学生已经在街头喊破嗓子了——五月七日，国耻记心头，为了报仇，年轻学生都铆着劲儿。长沙有个师范生，气到写下十六个字，意思就是把“奇耻大辱”记到骨子里。

胡适对此倒觉得孩子们太激动，他像个老师一样站出来，发表什么公函，训学生患了“爱国癫”。你说这话要是搁在后来的大时代里，哪还搁得住？在他心里，似乎爱国主义也是种“失控的疯狂”，认以“和稀泥”才是正路。我是想过，他是不是天生比较冷漠，总爱用理性去拆解情感，但有时候，这种理性也叫人寒心。

到了九一八之后，形势又起风云。东北丢了，蒋介石那边选择“守望”，抗日先缓一缓。这时胡适身份变了，既是北大文学院院长，也是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的委员，说白了，文人的外衣罩着一层政客的底色。他这会儿跟顶头上司宋子文谈东北，语气平静得叫人牙痒痒——不如就放了东三省吧，咱们国内实在太弱，还谈什么对抗？宋子文也是见惯风雨的老买办，这番话也叫他不能忍，回怼胡适：“三千多万同胞哪是说放就放！你怎么敢决定别人的命运？”胡适转身就装起低头认错，寄了封信去道歉，言语又老老实实。可转身，私下里他早就拉了票友，另起了一个“自觉救国会”，继续在后头鼓吹妥协，甚至提出让国际来共管，让东北三省自治，听着怪像现在的某些“学者”嘴里的“国际干预”。

1933年又有一板，众所周知的长城抗战打起来。傅作义的部队跟日军打得热火朝天，胡适却另发一篇文章，意思是和日本小范围妥协，能谈则谈。还托人把建议送到蒋介石那。蒋介石看了之后，好像忽然之间觉得有人懂自己心思，于是大张旗鼓地赞了一句“卓见甚佩”。隔天，《塘沽协定》就落地，中国军队撤了，等于给日本喘息的机会。历史总是重复，很多事到了这一步都埋下了后患。

然后继续是1935年的华北事变，红军这头在陕北扎下根，日本那头在北方盯着。胡适又写信给蒋介石，解释道：日本在那闹事啊，实际想要的还是让中国承认满洲国，至于别的，都是幌子。他分析得头头是道，最后指了个路子：既然打不过，也没人帮，不如干脆认了，五十年后再见分晓。至于东北三省的老百姓，这五十年里怕是要一直遭罪。

可是外头百姓和学生不干了，一二·九抗日浪潮起来，北大的孩子怼得也痛快。学生贴了爱国通告，他偏把人家的公告给撕了，这也是真性情，但真叫人说不上是好是坏。学生回敬一封公开信，“你卖了华北，还好意思当北大院长？”平常场面也变成对峙。鲁迅瞧不过胡适，也在话里暗搓搓地讽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亲信。

转眼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硝烟遮天。蒋介石那边是真的硬气起来，发了“全民抗战”口号，要大家咬住不松。胡适呢，又在悄悄加入了所谓的“低调俱乐部”，主张对日低头防共，甚至说出“我宁愿亡国，也不主张开战”这种话。形势焦灼，蒋介石开会，胡适也不甘寂寞，让陈布雷递交一份建议书，两句话归结就是“再求一次和平，不如断腕认了东北，争取未来五十年太平”。程潜当场破口大骂，说这种建议简直是“汉奸”。

上海《申报》那时候看腻了他的调调，也讽刺：逢危难就让国人卧薪尝胆，再拖上几十年，难道中国要永远低着头？大伙心里都对这位“专家”的意见不再买账。

可蒋介石还是拿胡适没办法，最后给了他一条路，送到美国，让他去当驻美大使。想让他拉拉援助。结果胡适上任后，反而一副闲云野鹤的样子，专注跑讲座、领奖项，风头盖了，却鲜有实际动作，不借款、不采买、不管救济。如今回头看，他那三十多个荣誉博士头衔，真是让人又哭又笑——风生水起，叫“功成名就”的一类人都自愧不如。

卸任之后，胡适干脆隐居美国大学，把救国列在“做学问”之后，人生要紧的是“无上的快感、个人享受”。宋子文向蒋介石告状，蒋在日记里气得不行，说胡适这人哪都好，就是没品格。他甚至把胡适称作“狐仙”，说其最能祸国，文化上的祸根。

后头还有更“精彩”的事儿。蒋介石退去台湾，全岛沸腾。吴国桢下美后大鸣大放，揭示“白色恐怖”。岛内风雨，蒋介石头疼，想连胡适带进来“稳住阵脚”。一连给他打钱，胡适二话不说，提笔就是好几篇文章，说台湾其实很自由。很显然，“主张民主自由”不过是胡适嘴里的一把钥匙，至于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收，也就他自己说了算。

据传五十年代，胡适拿了蒋的九笔款，合共四万五美金。不说数额多大少，意思到位就行。也难怪蒋介石最终还是“厌恶”他，他在日记里骂胡适是“最无品格的文化买办”，嘴上是“中立”，实际上不拿钱就反水。这种人，很难归类，或许只有“狐仙”这词最贴切，也算蒋介石刻薄，却也真有几分像。

胡适的命运，也许才是真正的“世故学”。1962年2月24日，他心脏病发作，撒手人寰。那一周后，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去世的胡适，算是在民族复兴路上除了一个绊脚石。”你说人死之后，名声如何论定，这话到底算哀悼还是幸灾乐祸？也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

就这样，胡适始终兜兜转转，一套“精致利己主义”贯穿一生。爱国、救国、民主、自由，这些词于他而言，到底是工具还是信仰？到头来，连主子都嫌弃。你要说他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前身，对了一半。你要洗白他，那是没门。只能说这胡适，太过复杂、太过世故，像极了那些永远在权力边缘、随时换边的人。可话说回来，如果没有那些风暴年代，也许他就能安安静静做个学问人，喝茶，看水经，享人生无上的趣味。哎，这命，谁能说得清？

来源：月光下寂寞孤寂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