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唐代中国西南的群山之间，一个由彝族先民建立的强大政权 —— 南诏国，曾以其独特的政治智慧、军事力量与文化魅力，在唐、蕃两大势力的夹缝中崛起，统治云南及周边地区近两百年。它的建立，是西南民族融合与区域格局重构的必然结果；它的灭亡，又为大理国的诞生埋下伏笔，深刻

在唐代中国西南的群山之间，一个由彝族先民建立的强大政权 —— 南诏国，曾以其独特的政治智慧、军事力量与文化魅力，在唐、蕃两大势力的夹缝中崛起，统治云南及周边地区近两百年。它的建立，是西南民族融合与区域格局重构的必然结果；它的灭亡，又为大理国的诞生埋下伏笔，深刻影响了中国西南地区的历史走向。南诏国的历史，不仅是一部地方政权的兴衰史，更是唐、蕃、南诏三方博弈的缩影，是西南各民族从分散走向局部统一、从部落联盟走向成熟王朝的关键篇章。本文将以时间为脉络，梳理南诏国从部落林立的背景中崛起、在鼎盛时期创造辉煌、最终在内外危机中走向灭亡的完整历程，揭示其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逻辑与历史意义。

南诏国的建立，并非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洱海地区长期部落发展、以及唐朝与吐蕃在西南地区战略争夺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南诏统一六诏之前，西南边疆的政治格局已呈现出 “部落分散、大国觊觎” 的复杂态势。

南诏立国的核心区域，是今云南大理洱海周边地区。早在秦汉时期，这里就已是西南夷的重要活动区域，《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的 “昆明”“嶲” 等部落，便是洱海地区早期居民的先民。到了唐代初年，洱海周边已形成了六个实力较强的部落联盟，史称 “洱海六诏”——“诏” 在彝语中意为 “王” 或 “首领”，六诏分别是蒙舍诏、蒙巂诏、越析诏、邆赕诏、施浪诏、浪穹诏。

六诏的地理位置与实力各有差异，形成了相互制衡的格局：

六诏并立时期，各诏之间为争夺土地、水源与人口，时常发生战争；同时，它们又必须在唐朝与吐蕃两大强国之间寻找生存空间 —— 唐朝希望通过控制洱海地区，遏制吐蕃向东扩张；吐蕃则试图拉拢洱海部落，建立对抗唐朝的 “南方战线”。这种 “内有纷争、外有大国干预” 的格局，为实力较强且立场倾向唐朝的蒙舍诏提供了统一六诏的契机。

南诏立国前，唐朝与吐蕃的关系已成为影响西南局势的核心因素。公元 7 世纪初，吐蕃在松赞干布的领导下统一青藏高原，建立起强大的吐蕃王朝，并开始向四周扩张：向东争夺唐朝的河西、陇右地区，向南则试图控制云南、四川西部，形成对唐朝的 “包围之势”。

对唐朝而言，西南地区是 “安蜀之屏障”—— 若吐蕃控制洱海地区，便可从云南北上进攻四川，进而威胁唐朝的长江中下游腹地。因此，唐朝在西南采取了 “以夷制夷” 的战略：通过扶持亲唐的部落，建立起对抗吐蕃的 “缓冲地带”。唐太宗贞观年间，唐朝在洱海地区设置姚州都督府，正式将这一区域纳入唐朝的羁縻统治体系（“羁縻” 即 “以其故俗而治之”，承认部落首领的统治权，同时要求其向唐朝纳贡、出兵助战）。

然而，唐朝的羁縻政策并非一帆风顺。一方面，吐蕃通过联姻、册封、军事援助等手段，不断拉拢洱海北部的三浪诏，甚至一度控制了姚州周边地区；另一方面，洱海各诏对唐朝的态度也摇摆不定 —— 实力较弱的诏为求自保，时常在唐、蕃之间 “朝秦暮楚”。例如，公元 689 年，吐蕃支持蒙巂诏、浪穹诏进攻姚州，唐朝派监察御史李知古率军平叛，却因 “苛政敛财” 引发部落反抗，李知古被杀，姚州一度被吐蕃占领。

这种反复的拉锯战，让唐朝意识到：若想彻底稳定西南，必须扶持一个实力足够强大、且完全亲唐的部落，实现洱海地区的统一。而此时的蒙舍诏，凭借其地理位置优势与蒙氏家族的政治远见，逐渐成为唐朝眼中的 “最佳合作伙伴”。

蒙舍诏的崛起，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蒙氏家族三代人的积累。其奠基人是公元 7 世纪中期的细奴逻（617-674 年），他是蒙舍诏的首位首领，也是南诏国的 “始祖”。

细奴逻时期，蒙舍诏尚处于较弱小的阶段，为了生存，他采取了 “依附唐朝、低调发展” 的策略：公元 653 年，细奴逻派其子逻盛炎出使长安，向唐高宗献上珍贵的 “金马”“碧鸡”（象征西南珍宝的图腾），表示归附唐朝。唐朝为表彰其忠诚，册封细奴逻为 “巍州刺史”，正式承认蒙舍诏的合法地位。此后，细奴逻利用唐朝的支持，大力发展农业（开垦洱海南部的坝区土地，推广水稻种植）与手工业（冶铁、纺织技术），使蒙舍诏的经济实力逐渐超越其他五诏。

细奴逻死后，其子逻盛炎（634-712 年）、孙盛逻皮（672-728 年）相继继位，继续贯彻 “亲唐” 政策。逻盛炎曾亲自率军随唐朝军队征讨吐蕃支持的西洱河部落，立下战功；盛逻炎时期，蒙舍诏开始向周边部落扩张，征服了洱海东南部的 “茫蛮”“和蛮”（今哈尼族、傣族先民），疆域与人口进一步增长。同时，盛逻炎还在蒙舍诏的统治中心（今巍山）修建了 “垅圩城”，建立起初步的政权机构，为后续的统一战争奠定了基础。

到了盛逻炎之子皮罗阁（697-748 年）继位时，蒙舍诏已成为六诏中实力最强的部落，而唐朝与吐蕃的博弈也进入了关键阶段 —— 唐朝急需一个统一的洱海政权来遏制吐蕃，皮罗阁则渴望借助唐朝的力量完成 “六诏归一” 的大业。两者的利益诉求高度契合，南诏国的建立，已箭在弦上。

公元 8 世纪中期，在皮罗阁的领导下，蒙舍诏通过军事征服与政治谋略，逐步消灭其他五诏，最终在唐朝的册封下正式建立南诏国。这一过程，既是蒙舍诏实力积累的结果，也是唐朝西南战略的成功实践，标志着西南地区从部落联盟时代进入了成熟的区域王朝时代。

皮罗阁继位之初，洱海六诏的格局仍未打破，但蒙舍诏的优势已十分明显。为实现统一，皮罗阁采取了 “先弱后强、分化瓦解、借力打力” 的策略，而唐朝则为其提供了关键的军事与政治支持。

第一步：征服越析诏（737 年）。越析诏虽商业发达，但部落内部因权力继承问题分裂为两派：首领张寻求因谋杀国王，被唐朝姚州都督李蒙处死，越析诏陷入混乱。皮罗阁趁机率军进攻，唐朝则默认其行动，越析诏很快被蒙舍诏吞并，其部众一部分逃往金沙江以北（成为后来纳西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分被蒙舍诏同化。

第二步：消灭三浪诏（737-738 年）。三浪诏（邆赕、施浪、浪穹）是吐蕃在洱海地区的重要盟友，也是皮罗阁统一的最大障碍。公元 737 年，吐蕃与三浪诏联合进攻蒙舍诏，皮罗阁向唐朝求援。唐朝派御史严正诲率军驰援，与蒙舍诏军队合力在 “点苍山神祠” 大败吐蕃与三浪诏联军。战后，皮罗阁乘胜追击，先后攻破浪穹诏（今洱源）、邆赕诏（今邓川）、施浪诏（今剑川），三浪诏首领或被杀、或投降，其领土全部被蒙舍诏占领。

第三步：吞并蒙巂诏（738 年）。蒙巂诏与蒙舍诏同属蒙氏家族，但长期依附吐蕃，与皮罗阁积怨已久。在统一三浪诏后，皮罗阁以 “同族相残” 为由，率军包围蒙巂诏都城，蒙巂诏首领咩罗皮无力抵抗，被迫投降，蒙巂诏灭亡。

在统一六诏的过程中，唐朝的支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不仅提供军事援助，还为皮罗阁提供了 “合法名义”—— 唐朝将其他五诏定性为 “附蕃叛唐”，而蒙舍诏的征服则被视为 “助唐平叛”。这种 “师出有名” 的优势，让皮罗阁的统一战争减少了很多阻力。

公元 738 年，皮罗阁完成了对六诏的统一，控制了整个洱海地区。同年，他派其子阁罗凤（712-779 年）出使长安，向唐玄宗献上统一战争的战利品，并请求唐朝正式册封。

唐玄宗对皮罗阁的功绩十分满意，认为他 “平定西南，遏制吐蕃，功不可没”，于是下诏：

公元 738 年，皮罗阁在洱海西岸的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太和村）正式建立都城，定国号为 “南诏”（因蒙舍诏位于六诏之南，且 “南” 在当时有 “正统” 之意）。南诏国的建立，标志着西南地区第一个统一的、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区域王朝正式诞生，其疆域初期包括今云南大理、丽江、楚雄、保山等地，人口约 30 万。

皮罗阁在立国后，立即着手巩固统治：他将六诏的旧部众重新编为 “万户”“千户”，由蒙氏家族子弟担任长官，削弱旧贵族的势力；同时，仿照唐朝的官制，设置 “清平官”（相当于宰相）、“大军将”（相当于将军）等官职，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此外，他还大力推广唐朝的农业技术，在洱海周边修建水利工程，促进粮食生产，为南诏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南诏国的早期政权架构，呈现出 “模仿唐朝、兼顾本族习俗” 的特点，体现了皮罗阁的政治智慧 —— 既吸收中原王朝的先进制度，又保留少数民族的统治传统，确保政权的稳定与高效。

在中央官制方面，南诏借鉴唐朝的三省六部制，设立 “清平官” 为最高行政长官，定员 6 人，其中 1 人为 “内算官”（总揽朝政，相当于首相），其余 5 人分管军事、财政、司法、外交等事务。清平官之下，设置 “大军将” 12 人，负责军事指挥，同时兼任地方长官（“节度使”），实现 “军政合一”。此外，还设有 “彦佐”（秘书）、“舍人”（文书）等官职，处理日常行政事务。

在地方行政方面，南诏将统治区域划分为 “十赕”（“赕” 为南诏特有的行政单位，相当于州），每个赕由唐朝册封的 “刺史” 或南诏任命的 “大军将” 管辖。同时，对于边疆的少数民族部落（如傣族、哈尼族聚居区），则采取 “羁縻统治”，保留部落首领的权力，但要求其向南诏纳贡、出兵助战，这种制度既稳定了边疆，又减少了统治成本。

在军事制度方面，南诏实行 “兵农合一” 的府兵制，借鉴唐朝的府兵制度，同时保留本族的 “部落兵” 传统。成年男子（15-60 岁）平时务农，战时为兵，武器自备，由 “大军将” 统一指挥。南诏的军队分为 “常备军”（约 3 万人，由蒙氏家族直接控制，装备精良）和 “部落兵”（约 10 万人，战时临时征召），其战斗力在西南地区首屈一指，为后续的疆域扩张提供了军事保障。

皮罗阁时期的南诏，通过 “唐制为体，夷俗为用” 的制度设计，实现了政权的快速稳定。到公元 748 年皮罗阁去世时，南诏已成为西南地区的强国，其影响力不仅覆盖云南全境，还延伸到今四川南部、贵州西部与缅甸北部。而他的儿子阁罗凤继位后，南诏国将进入一个 “疆域扩张、与唐反目、与蕃结盟” 的全新阶段。

阁罗凤与异牟寻统治时期（748-808 年），是南诏国的鼎盛阶段。这一时期，南诏通过与唐朝、吐蕃的复杂博弈，不断扩张疆域，同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取得显著成就，成为当时中国西南地区的 “超级区域政权”，其影响力甚至远及东南亚的缅甸、越南等地。

阁罗凤继位后，南诏的军事扩张进入了高峰期。其扩张方向主要有三个：向东进攻唐朝的四川、贵州地区，向西征服缅甸北部的 “骠国”，向南控制越南西北部的 “茫蛮” 部落。

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在阁罗凤时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 从 “盟友” 变为 “敌国”，其导火索是唐朝地方官员的 “苛政与挑衅”。

公元 750 年，唐朝姚州都督张虔陀因向阁罗凤索取财物未果，便诬告阁罗凤 “谋反”，并派兵袭击南诏边境。阁罗凤忍无可忍，率军攻破姚州，杀死张虔陀，占领了唐朝在西南的多个据点。唐朝得知后，派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军 8 万进攻南诏，阁罗凤多次遣使求和，愿归还所占土地，但鲜于仲通傲慢拒绝，执意开战。

公元 751 年，南诏与吐蕃联军在 “西洱河”（今洱海）大败唐军，鲜于仲通仅率数千人逃脱，唐军阵亡 6 万余人 —— 这就是历史上的 “第一次天宝战争”。战后，南诏与唐朝彻底决裂，阁罗凤派使者向吐蕃求援，吐蕃册封阁罗凤为 “赞普钟”（“赞普” 为吐蕃国王称号，“钟” 为吐蕃语 “弟弟” 之意，意为 “吐蕃国王的弟弟”），南诏与吐蕃正式结盟。

公元 754 年，唐朝为报复，派剑南留后李宓率军 10 万再次进攻南诏。此时唐朝已爆发 “安史之乱”（755 年爆发，前期已显动荡），唐军士气低落、补给不足。阁罗凤利用地形优势，诱敌深入，在太和城附近设伏，唐军因水土不服、粮草断绝，最终全军覆没，李宓投江而死 —— 这就是 “第二次天宝战争”。两次天宝战争，唐朝损失兵力 18 万余人，西南军事力量大幅削弱，南诏则趁机占领了唐朝的嶲州（今四川西昌）、戎州（今四川宜宾）等地，疆域向东扩展到金沙江流域。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衰退，无力再对南诏发动大规模进攻，南诏与唐朝的关系进入 “冷战” 阶段，直到公元 8 世纪末异牟寻继位后才重新和解。

在与唐朝交战的同时，南诏也在向东南亚扩张：

到异牟寻统治时期（779-808 年），南诏的疆域达到顶峰：北至今四川大渡河，南至越南西北部，西至缅甸北部，东至贵州六盘水，总面积约 75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100 万，成为当时中国西南地区疆域最广、实力最强的政权。

鼎盛时期的南诏，军事体系已十分完善，其核心是 “精锐常备军与部落动员兵相结合”：

南诏国的鼎盛，离不开经济的支撑。这一时期，南诏通过借鉴唐朝的先进技术、开发本土资源，形成了 “农业为基础、手工业为特色、贸易为补充” 的经济体系，国力大幅提升。

南诏的核心统治区（洱海、滇池流域）地势平坦、水源充足，适合发展农业。南诏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农业发展：

南诏的手工业以 “技术精湛、特色鲜明” 著称，尤其是纺织业、冶铁业、建筑业，达到了当时西南地区的最高水平：

南诏地处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南亚的交汇处，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当时 “南方丝绸之路” 的核心枢纽，形成了三条主要贸易路线：

据《蛮书》记载，南诏的贸易十分繁荣，都城太和城、东部的拓东城（今云南昆明）、西部的永昌城，都是当时的 “国际商贸城市”，云集了来自唐朝、吐蕃、东南亚、印度的商人。贸易的发展，不仅为南诏带来了丰厚的财富，还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南诏国的文化，是 “以佛教为核心、汉文化为基础、少数民族文化为特色” 的多元融合文化。这一时期，南诏在宗教、文字、艺术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为西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南诏国的统治者十分推崇佛教，将佛教定为 “国教”，其原因有三：一是佛教主张 “因果报应”“忍耐顺从”，有利于巩固统治；二是佛教是唐朝、吐蕃、东南亚共同的宗教，推广佛教可促进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三是南诏的少数民族传统信仰（如自然崇拜）与佛教的 “众生平等” 理念有相通之处，易于被民众接受。

南诏的佛教以 “密宗”（又称 “藏传佛教”）为主，同时吸收了汉传佛教的元素，形成了独特的 “南诏佛教”：

南诏没有创造自己的文字，而是采用 “汉字记录南诏语” 的方式，形成了独特的 “南诏文”：

南诏的艺术以 “民族融合” 为特色，既吸收了唐朝的艺术风格，又保留了少数民族的传统元素：

南诏国的鼎盛时期，是西南地区历史上的 “黄金时代”—— 它不仅实现了疆域的空前扩张，还创造了繁荣的经济与灿烂的文化，成为当时中国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然而，“盛极而衰” 是历史的规律，从公元 9 世纪中期开始，南诏国逐渐陷入 “内外危机交织” 的困境，走向衰落。

南诏国的衰落，始于劝丰祐统治后期（829-859 年），到世隆（859-877 年）、隆舜（877-897 年）、舜化贞（897-902 年）统治时期，危机进一步加剧。这一时期，南诏国面临着 “统治阶级内耗、长期战争消耗、社会矛盾激化” 三大问题，国力逐渐衰退，最终走向灭亡。

南诏国的政治体制，在鼎盛时期依赖于 “强势国王 + 忠心清平官” 的组合，但到了后期，由于国王年幼、昏庸，以及贵族势力的膨胀，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内耗严重。

南诏国的前几位国王（皮罗阁、阁罗凤、异牟寻）均为 “强势君主”，能够牢牢掌控政权。但从劝丰祐后期开始，国王的能力逐渐下降：

南诏国的统治基础，是蒙氏家族与洱海地区的贵族（如段氏、杨氏、赵氏）的联盟。但到了后期，随着蒙氏家族的衰落，地方豪强势力崛起，开始与蒙氏家族争夺权力：

统治阶级的内耗，不仅削弱了中央集权，还导致政策混乱、吏治腐败 —— 地方官员趁机搜刮民财，中央官员则忙于争权夺利，无人关心民生与国家发展，南诏国的政治根基逐渐动摇。

南诏国的衰落，与长期的对外战争密切相关。从劝丰祐时期开始，南诏为了维持 “西南霸主” 的地位，多次与唐朝、吐蕃以及东南亚国家开战，战争的巨大消耗，逐渐掏空了南诏的国力。

公元 829 年，劝丰祐派权臣王嵯巅率军进攻唐朝的成都。南诏军队攻破成都外城，掠夺了大量人口（约 10 万人，多为工匠、农民）与财物，然后撤军。这场战争虽然让南诏获得了短期利益，但也激化了与唐朝的矛盾 —— 唐朝开始加强西南边防，同时断绝了与南诏的贸易往来，导致南诏的手工业（如纺织业）因缺乏工匠而衰退。

公元 860-866 年，南诏又与唐朝在安南（今越南河内）爆发战争。南诏试图控制安南，以打通与东南亚的贸易通道，但唐朝派高骈率军抵抗，最终击败南诏军队，收复了安南。这场战争持续了 6 年，南诏损失兵力约 5 万人，消耗了大量粮草与军费，而唐朝也因战争国力大损，双方陷入 “两败俱伤” 的局面。

南诏与吐蕃的联盟，在异牟寻时期（779-808 年）较为稳固，但到了后期，由于吐蕃国力衰退（被唐朝与回鹘夹击），南诏开始试图摆脱吐蕃的控制，双方在边境（今云南丽江、四川甘孜一带）多次爆发冲突。公元 846 年，南诏军队进攻吐蕃的神川（今云南丽江石鼓镇），攻破吐蕃的军事据点，吐蕃从此失去了对西南地区的影响力。但这场战争也让南诏损失了约 2 万兵力，进一步消耗了国力。

长期的战争，导致南诏出现了 “男丁减少、粮草短缺、财政枯竭” 的问题：据《新唐书・南蛮传》记载，到世隆时期，南诏的人口从鼎盛时期的 100 万减少到约 60 万，其中成年男子不足 10 万，无法满足军队征召的需求；同时，由于大量农田被荒废，粮食产量大幅下降，南诏政府不得不通过 “加重赋税” 来维持战争开支，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南诏国后期，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长期战争的消耗，以及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农民起义与部落反叛不断爆发，动摇了南诏国的统治根基。

南诏国的农民，承担着沉重的赋税与徭役：一方面，要向国家缴纳粮食、布匹，同时还要服兵役（参加对外战争）；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为了修建寺庙、宫殿，大量征调农民服徭役，导致农民 “无时间耕作，无粮食充饥”。

公元 875 年，唐朝爆发了黄巢起义，南诏的农民受到启发，在洱海地区发动了大规模起义。起义军领袖名为 “段义宗”（与段氏家族有关，但身份不详），提出 “诛杀贪官、减免赋税” 的口号，迅速聚集了数万农民，攻破了南诏的多个县城，甚至一度逼近都城太和城。虽然起义最终被郑买嗣率领的军队镇压，但农民起义的爆发，表明南诏国的统治已失去了民众的支持。

南诏国对边疆少数民族部落实行 “羁縻统治”，但到了后期，由于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剥削加重（如增加贡赋、强征部落兵），以及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力减弱，边疆部落开始纷纷反叛：

边疆部落的反叛，不仅让南诏失去了重要的资源产地与贸易通道，还迫使南诏分兵防守边疆，进一步加剧了军事压力，形成了 “内有农民起义、外有部落反叛” 的困境。

到公元 9 世纪末，南诏国已陷入 “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军事失利、社会动荡” 的全面危机，统治摇摇欲坠。而此时，掌控政权的权臣郑买嗣，已开始策划篡夺王位，南诏国的灭亡已近在眼前。

公元 902 年，权臣郑买嗣发动政变，杀死南诏最后一位君主舜化贞及蒙氏家族成员，建立 “大长和” 政权，南诏国正式灭亡。南诏灭亡后，西南地区陷入短暂的分裂（大长和、大天兴、大义宁），直到公元 937 年段思平建立大理国，才重新实现统一，西南地区的历史进入新的阶段。

郑买嗣（？-909 年），汉族，其祖上是唐朝的官员，因战乱归附南诏，逐渐成为南诏的权臣。郑买嗣在隆舜时期（877-897 年）开始掌控政权，隆舜死后，他拥立年仅 8 岁的舜化贞为君，自己则以 “清平官” 的身份总揽朝政，成为南诏国的实际统治者。

郑买嗣篡权的过程，分为三步：
第一步：铲除异己，巩固权力。郑买嗣掌权后，首先诛杀了反对自己的蒙氏家族成员与贵族（如段氏、杨氏的部分势力），同时安插自己的亲信担任 “大军将”“刺史” 等重要官职，控制了南诏的军政大权。
第二步：制造舆论，为篡权铺路。郑买嗣利用南诏民众对蒙氏家族的不满，散布 “蒙氏气数已尽”“郑姓当兴” 的谣言，同时借助佛教的 “因果报应” 理论，声称南诏国的衰落是 “蒙氏残暴统治的结果”，而自己则是 “拯救民众的救世主”。
第三步：发动政变，灭亡南诏。公元 902 年，郑买嗣认为时机成熟，便派军队包围了南诏的都城太和城，杀死了舜化贞及蒙氏家族的全部成员（据《南诏野史》记载，蒙氏家族被屠杀者达 800 余人），彻底摧毁了南诏国的统治核心。

同年，郑买嗣在太和城正式称帝，定国号为 “大长和”（意为 “长期统一、和平”），改元 “安国”，定都太和城。南诏国从公元 738 年建立，到公元 902 年灭亡，共历 13 代国王，统治 164 年，至此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郑买嗣建立大长和后，试图通过 “改革” 来稳定统治：他减轻了农民的赋税，停止了对外战争，与唐朝（此时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梁）恢复了贸易往来。但由于大长和的统治基础是 “汉族权臣 + 少数民族贵族” 的联盟，内部矛盾依然尖锐，同时边疆部落的反叛仍在继续，大长和的统治并不稳固。公元 909 年，郑买嗣去世，其子郑仁旻继位，大长和的衰落开始加速。

南诏灭亡后，西南地区陷入了短暂的分裂时期（902-937 年），先后出现了大长和、大天兴、大义宁三个政权，史称 “三朝更迭”。这一时期，西南地区战乱频繁，民众生活困苦，直到段思平建立大理国，才结束了分裂局面。

郑仁旻（？-926 年）继位后，一改其父 “休养生息” 的政策，重新发动对外战争 —— 他试图进攻唐朝的蜀地（今四川），但被后蜀军队击败，损失惨重。同时，郑仁旻沉迷酒色，重用宦官，导致吏治腐败，社会矛盾再次激化。公元 926 年，郑仁旻去世，其子郑隆亶继位，年仅 10 岁，由权臣赵善政辅政。

公元 928 年，赵善政发动政变，杀死郑隆亶，灭亡大长和，建立 “大天兴” 政权（又称 “兴源国”）。赵善政是白族，其家族原本是南诏的贵族，他的篡权，标志着西南地区的统治权从汉族权臣重新回到少数民族贵族手中。

赵善政建立大天兴后，试图通过 “恢复南诏旧制” 来稳定统治，如重新设立 “十赕”，恢复对佛教的推崇。但由于赵善政缺乏政治经验，且无法平衡白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利益，政权仅维持了 10 个月，就被另一位权臣杨干贞推翻。

杨干贞（？-937 年），白族，原本是大长和的 “大军将”，在赵善政篡权后，他暗中积蓄力量，于公元 929 年发动政变，杀死赵善政，建立 “大义宁” 政权。杨干贞统治时期，政治更加腐败 —— 他大肆屠杀反对自己的贵族，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导致西南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与部落反叛，其中最著名的是段思平领导的起义。

段思平（893-944 年），白族，其祖上是南诏的 “清平官”，因家族被杨干贞迫害，被迫流亡。段思平在流亡期间，得到了洱海地区的白族、彝族等少数民族部落的支持，于公元 937 年率军进攻大义宁的都城太和城，杨干贞无力抵抗，被迫投降，大义宁灭亡。

公元 937 年，段思平在太和城正式称帝，定国号为 “大理”（意为 “大治大理”），定都大理城（今云南大理），大理国正式建立。大理国的建立，标志着西南地区结束了短暂的分裂，重新进入统一的区域王朝时代，而大理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也深深继承了南诏国的遗产，并进行了重构。

大理国的政治制度，基本继承了南诏国的 “中央集权 + 羁縻统治” 模式，但也进行了调整：

大理国的经济与文化，直接继承了南诏国的成果：

大理国吸取了南诏国与唐朝 “长期战争” 的教训，与宋朝保持了 “和平共处” 的关系：大理国多次向宋朝派遣使者，请求册封与贸易，宋朝虽未正式册封大理王，但允许双方进行贸易（主要通过广西的 “邕州互市”），大理国的茶叶、纺织品、珠宝等商品大量进入宋朝，宋朝的丝绸、瓷器、书籍等也传入大理，双方形成了 “互利共赢” 的关系。

大理国的建立，不仅结束了西南地区的分裂，还继承并发展了南诏国的历史遗产，使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得以延续。从南诏到大理，西南地区形成了独特的 “区域文明”，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南诏国虽然只存在了 164 年，但它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历史遗产与影响，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还深刻影响了西南地区的民族融合与区域格局，成为中国西南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诏国建立前，西南地区是 “部落林立、民族众多” 的局面，各民族之间缺乏统一的政治认同。南诏国的建立，通过 “统一六诏、征服边疆部落”，将洱海地区的彝族、白族先民，以及周边的傣族、哈尼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纳入统一的政权之下，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

南诏国推动的民族融合，为后来大理国的 “多民族共存” 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如彝族、白族在云南的主要分布）奠定了基础。

在南诏国建立前，云南地区（尤其是洱海、滇池流域）的开发水平较低，以 “刀耕火种” 的农业为主，手工业、商业落后。南诏国的建立，通过借鉴唐朝的先进技术与制度，对云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

南诏国对云南地区的开发，使云南从 “蛮荒之地” 逐渐变为 “富庶之乡”，为后来云南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奠定了基础。

南诏国虽然是一个区域政权，但它在唐朝与吐蕃的博弈中，扮演了 “重要第三方” 的角色，对唐蕃关系及东亚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南诏国在唐蕃博弈中的角色，体现了区域政权对大国关系的影响，也为后来东亚地区 “多元政权共存” 的格局提供了借鉴。

南诏国的历史，是一部从部落崛起、王朝鼎盛到最终衰落的完整史诗。它的建立，是西南民族融合与唐蕃博弈的必然结果；它的鼎盛，创造了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辉煌；它的衰落与灭亡，是统治阶级腐朽、长期战争消耗、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南诏国虽然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它留下的历史遗产 —— 民族融合的基础、云南地区的开发、多元文化的传承，以及在唐蕃博弈中的独特角色，仍深刻影响着中国西南地区的历史发展。

从南诏到大理，从古代到现代，西南地区的历史始终延续着 “多元融合、区域自主” 的特点，而南诏国，正是这一历史特点的 “开创者”。研究南诏国的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西南地区的过去，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区域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地位。

来源：彝空间音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