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1月17日，司法院长居正在日记中记载道：上午在陈布雷先生治丧委员会讨论遗言应否发表时，反对发表的以为他的自杀给国民政府带来不良影响，留到相当时机再说。当晚，国民党中常会再三讨论，也有主张不发表的，因为邵力子力主发表，如不发表，就要退出治丧委员会。讨论结果，决

11月17日，司法院长居正在日记中记载道：上午在陈布雷先生治丧委员会讨论遗言应否发表时，反对发表的以为他的自杀给国民政府带来不良影响，留到相当时机再说。当晚，国民党中常会再三讨论，也有主张不发表的，因为邵力子力主发表，如不发表，就要退出治丧委员会。讨论结果，决定发表。

在留给夫人王允默的遗书中，陈布雷嘱咐道：“我的躯体不值一钱，草草为我斥窕，即在南京薄埋之，千万勿为我多费财力也。”因此，王允默当着宋美龄的面谢绝了蒋介石举行国葬之议，但她也没有遵照草草葬于南京的遗愿。她说道：

“先夫生前因爱杭州山水之秀，曾于范庄附近购地一方，并有终老故乡之想。故长眠之地，似宜择定杭州，并即在该地筑造一普通平民之简单墓穴，碑刻‘慈溪陈布雷先生之墓’，不必镌刻职衔，亦所以遂其平生澹泊之志。先夫生前遗言谓，书生报国，恨无建树，且今日国家变乱，人民流离失所，更何忍糜费国家金钱以为一身荣哀。”

11月19日，时为浙大校长的竺可桢在日记中记载道：下午二点，陈布雷的灵柩专车从上海到达杭州，家属一二十人在车站公祭，然后步行执绋到四明公所，接受各团体的公祭。

12月10日上午10点，竺可桢带着胡刚复、郑晓沧等浙大同事到九溪十八涧徐村参加陈布雷的葬礼，他们到时灵柩已将入穴，随他下葬的只有一支派克金笔、一本《圣经》。浙江省主席陈仪主祭，礼毕即散。这一天，天气阴霾，冬雨霏霏，穿着蓝布长衫的蒋经国也在送葬的行列中，默默步行。

电影 《淮海战役》中，有一个片断这样描述陈布雷：他蒋介石建议，“赶快收拾人心”，提出让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向国库捐款，蒋介石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随即，陈布雷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电影里饰演陈布雷的演员，似乎长得过于精气神了。其实那时的陈布雷已经形销骨立，憔悴不堪。

由浙江省档案馆提供的 《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书中，陈布雷的儿子陈过撰文 《我的父亲陈布雷》，中这样描述：那时他精神颓丧，头发蓬乱，形容枯槁，语音低微，哀叹着说：“前方军事溃败到如此地步，后方民心思变又如此，此时此刻，最高当局却要我写一篇 《总体战》 的文章，这叫我如何落笔啊！”证之他遗书中有“油尽灯枯”之言，我怀疑这篇难产的文章，是否竟成了他的催命符。陈过先生说得没错，那要他写的文章，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把稻草中的一根。

在浙江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中，还有一封陈布雷致烈荪先生的信札，已见陈布雷得的不是一般的病。在当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时，陈布雷就与烈荪即郑文礼熟识。郑文礼是浙江东阳人，留学法国巴黎大学，成为法学博士后归国，从1928年起任浙江高等法院院长，长达18年，后因罹患胃癌，1948年在上海病逝。当时陈布雷在南京写信给他，向他介绍任职浙江图书馆馆长的弟弟叔谅即陈训慈，而信首就用很多笔墨聊叙自己因为“贱恙”，假归逾月，幽居疗治，迄今未见痊愈……这“贱恙”幽居疗治一个多月未见好，显然不是感冒发烧之类的“小恙”。

遍阅有关陈布雷的十多种文献书籍、悉心研究之后，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陈布雷自杀的根本原因，就是典型的重症抑郁症。可惜，那个时代，并没有“抑郁症”的概念，更没有治疗之妙药。而所有写陈布雷的书籍，回忆、分析性的文章，都没有提到、更没有抓住“重症抑郁症”这个牛鼻子。在陈布雷自己的文字中，出现很多的是“神经衰弱”“脑力益坏”。陈布雷所呈现的症状，几乎覆盖了重症抑郁症所有关键症状的第一个突出的症状，就是常常感到万念俱灰，而有一个念头却会反复出现，那就是自杀。

陈布雷最后一篇杂记 《十一月十一杂记》 中讲到，他有“自暴自弃而自了”这个念头，“萌动了不知多少次了，每逢心里痛苦时，常常有‘终结我的生命吧的念头来袭余之心，此在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四年之春之夏均有类似的情形，并已作了种种准备，终因健康稍稍好转而免”。而在时令上，春夏之交自杀念头往往最强烈。

国外有学者研究表明：通常会有“两个百分之六十”的数字：百分之六十的自杀者原因就是重症抑郁症，重症抑郁症想自杀者中百分之六十会自杀成功。第二个就是严重失眠，各种睡不好。陈布雷患失眠症多年，非服药而不能安睡，他自己常常提到失眠之苦。其治丧委员会曾提出报告称：“布雷先生素患神经衰弱，以致常苦于失眠，每夜必服安眠药三片始能入睡，有时于夜半醒来，再服数片，始能略睡。”第三是胃里难受，吃不进，往往当胃病治疗，结果适得其反。陈布雷经常是“没胃口”的，人变得日益枯槁。他的随身副官陶永标这样回忆最后一天：回到公馆时间已不早，我吩咐伙房快上饭菜让主任用膳，不料他一口推却：“我觉得没有胃口，一点也不想吃。”我劝他：“不吃怎么行，多少吃些吧，一碗半碗也好。”可他坚决不从：“我实在一粒饭也吃不进，你们去吃吧，不用管我。”

还有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拖沓疲怠、不爱运动，怕见他人、害怕交往。陈布雷在说自己“油尽灯枯”时，这样写道：“考虑一个问题时，终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复一日，把急要的问题，应该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 （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延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至怕开会……”再就是常常出现无法自控的焦虑、自责等症状。

陈布雷在所留的系列遗书中，反复说：“严重之心疾，不能自抑”、“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健康日损，脑力益坏，思虑日益纷难”、“累旬自谴自责，致陷极度严重之心疾，不能自己控制”等。抑郁症与基因有关，与脾气性格有关，与外部压力有关。高学识的社会精英，恰恰是抑郁症的高发群体。越是责任心强、敏感多思、做事认真的完美主义者，越容易得抑郁症。患者往往有“病耻感”，不肯与外人说。

抑郁症本质上是一种生理疾病，大脑神经突触萎缩，无法传递产生快乐感的物质，这需要积极正确的医学治疗，对症服药，完全可以治愈。在那个时代，陈布雷不能像当今的人那样获得拯救，确实也是没办法的事。

陈布雷一共有四个子女参加了共产党，即陈过、陈砾、陈琇和陈琏。

陈过是陈布雷的第二个儿子，曾经在美国留学，是个内科医生，回到国内后参加革命。他在医学方面很有造诣，发表过多篇论文，历任浙江省医学院的教授，以及浙江省卫生厅厅长等职位。

陈砾是陈布雷的第六个儿子，他曾经在北大读哲学，在念书期间，便已经偷偷地参加地下组织活动。曾经在朝鲜战争签订停战协议时，担任过特派记者，后来在《中国日报》担任总编辑。

关于陈布雷大女儿陈琇的资料记载较少，只知道1949年随国民政府一起去了台湾，在台湾也没有参加什么政治活动，也没有在公众场合露过面。

陈布雷的小女儿陈琏加入共产党后，曾经专门找过周恩来，请求他批准自己去延安工作。周恩来却希望她能够留在自己父亲的身边，给陈布雷做思想工作……

共和国成立后，陈琏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委员，但她的丈夫袁永熙却屡遭打击，1956年被划为右派，陈琏与袁永熙被迫离婚。

1962年8月，陈琏赴上海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教处处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琏被定为叛徒，遭到批判。党组织对陈琏和袁永熙的被捕问题进行了审查。

1967年11月19日，由于不堪忍受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陈琏在上海南京西路、泰兴路口的原华东局宿舍楼（即泰兴大楼）内，朝下纵身一跃，自杀身亡，时年仅48岁。

1979年，陈琏被平反昭雪。

来源：方忆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