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白崇禧对解放军的作战规律很有“经验”，自称：“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对大别山的解放军采取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紧密配合的“总体战”。他先集中兵力攻占大别山东部核心地带，将刘邓大军击散，然后分区“清剿”，积极修复公路，架设通信网，择定战略要点构筑工

白崇禧对解放军的作战规律很有“经验”，自称：“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对大别山的解放军采取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紧密配合的“总体战”。他先集中兵力攻占大别山东部核心地带，将刘邓大军击散，然后分区“清剿”，积极修复公路，架设通信网，择定战略要点构筑工事，分派兵力固守。继而又实行保甲连坐制，“筑寨并村”，隔断刘邓大军同大别山人民的联系，利用地主、恶霸、特务，在国军所到之处，“恢复地方行政，组织及实施民众组训”，配合军队“进剿”。

白崇禧的这些措施，使刘邓大军很难建立稳固的根据地，陷于无后方作战之中，得不到群众支持、后勤补给困难、招兵难、逃亡多、病亡多、伤兵死亡率高，以致不得不从老根据地抽调整个纵队带装备人员进大别山支援。

有一位老同志曾这样回忆说：“我是红四方面军的，让张国焘整得三过雪山，两过草地，又编到西路军翻过祁连山，闯过大戈壁，什么苦没吃过？咱红军、八路军就是苦出来的。可进了大别山，我觉得那日子比长征还苦，苦上几倍。”

面对国军的重兵“围剿”，刘邓认为，这是转入战略进攻后的最大考验。鉴于国军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难以捕捉战机，而大别山中心区山高路陡，回旋余地狭小，不便大兵团机动作战。由于根据地初建，群众尚未充分发动，粮食征集困难等实际情况，决定以主力坚持内线斗争，以一部兵力向国军围攻圈外实施再展开，即采取“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的方针，与敌周旋，和国军在大别山捉起了迷藏。

说是兜圈子，实际上就是躲着国军跑，保存自己。但这也是不容易的，躲过了这个，又碰到了那个，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国军包围。部队天天行军，一天要走上百里，有时连续几天都是这样。原3纵7旅21团2营副教导员刘伟回忆说：

我们那时天天行军，和敌人兜圈子，很少睡觉，经常是正准备睡觉，敌人来了，只好赶紧上山。1948年元旦时，我们隐蔽在山上，敌人就在下面的村庄里，我们也不敢动，恐怕被敌人发现，就把牲口的嘴捂住，不让它叫。半夜里我们偷偷地翻过山走了。战士们很疲劳，走着走着都能睡着。我们营在行军时，整个营都睡着了，站在那里不动了。团长来了，站在路边吆喝了一声：“这是哪个部队，怎么都站在这里不走了？前面部队都走得不见了，还不快走！”站在我前面的一个战士一激灵，赶紧拽着枪就跑，枪托正好撞到我嘴巴上，把我的两颗牙齿都打坏了。

在这个时期，敌人到处在找解放军主力决战，解放军则千方百计地要摆脱敌人。在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极其辛苦。夜里行军，战士们把白毛巾捆在背包后面，作为联络目标，防止掉队。也有人把绑腿解下，互相牵着。休息时，背靠背坐下，一人动大家都醒。

大别山冰冷的冬雨慢慢变为了雪花，纷纷扬扬，迷迷茫茫。大雪遮盖了大别山的千沟万壑，到处一片银白，世界仿佛一下子变得平静起来。

许多刘邓大军的老人说：1947年的冬天，那个冷啊，大别山从来没那么冷过。

为了调动国军，缓解大别山压力，刘邓派刚刚抵达大别山的第10、12纵队分别西越平汉路，开辟江汉、桐柏根据地，连同已经建立的皖西、鄂豫军区，扩大解放军的势力范围。之后，又将野战军指挥部一分为二，“后指”率第1纵队北渡淮河，同陈粟、陈谢牵制国军，开辟中原战场。“前指”则率第2、3、6纵队留在大别山区，寻机歼敌，巩固根据地。

可是，白崇禧不为所动，仍集中主要兵力于大别山区，采取军事和政治相结合、围攻与“清剿”相结合的“总体战”，网罗地主武装，发展特务组织，恢复保甲制度，建立“碉堡网”、“公路网”，配合正规部队，摧毁共产党地方政权和武装，实行“移民”、“并村”政策，掠夺粮食，制造无人区。

留在大别山的三个纵队被迫采取分散活动的方式，活动范围仅限于大别山的边缘地带，其中第2纵队在淮河南北转战，第3纵队在皖西一带游击，第6纵队则在大别山南麓活动。大别山中心地带全部为国军所占领，解放军攻占的县城和大的市镇全部丢失。国军所到之处，解放军的地方政权被迫转入地下。到1948年3月，刘邓大军主力部队全部转出大别山，根据地全部变成了游击区。

刘邓大军从1947年8月进入大别山，到1948年3月转出大别山，在大别山艰苦转战7个月之久。关于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斗争是胜利还是失败，至今仍存在着争论。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处境艰难，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刘邓大军主力（1、2、3、6纵队）自根据地渡黄河时为12.4万人，鲁西南伤亡1万左右，加上鲁西南部分俘虏，减去南下途中牺牲掉队等损失，到达大别山时不少于11.5万人。而最后在临泉寨会师时，4个主力纵队（1、2、3、6纵队）只剩下5.6万人。当然，还有部分部队作为地方化的部队留在了大别山，但这些部队主要是后来的12纵队和其他各纵分出的部队，合计2万多，3万不到一点，也有的说法只有一万多人。

关于刘邓大军的损失，有专家经研究，认为在7万人以上，原始主力11.5万，加12纵1.2万，加后来补充兵员约3万，这样总共进大别山的兵员为15.7万人。减去剩下的8.6万，刘邓大军在1947年8月到1948年2月总计损失了7.1万人。如果把南下路上和10纵柳林的损失计算进去，则损失则在8.6万人以上。这个减员数甚至超过了辽沈战役东野全军的伤亡。

从大别山出来后，中原野战军的战斗力明显不及东北和华东部队。这一时期，中原野战军除陈赓率领的第4纵队外，转战大别山的几个主力纵队均表现出野战能力较弱。淮海战役时，粟裕决定，消灭黄维兵团的全部缴获，全部交给中野。淮海战役后，又决定华野每个纵队抽调6000俘虏兵补充中野。这样中野才恢复元气，渡江战役前重新恢复到28万人。刘邓在大别山搞了一段土改，应该算失败了，直到淮海战役时，大别山地区的政权建设也不算成功。在全国解放后，大别山还有十几个县城被土匪盘踞，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一股士匪武装。

后来，幸存的老兵们多年后回忆说：“红军、八路军是苦出来的，可到了大别山，那日子比长征、抗美援朝还要苦……”

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毛泽东做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讲道：“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对在冰天雪地里艰苦行军的刘邓大军来说，此刻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这样一篇鼓舞人心的报告。它的发表，甚至比数十万军队前来支援更有力量，更能打动人心。

大别山的艰苦生活、险恶环境以及部队受到的挫折，使得一些指战员，甚至是团以上的高级指挥员，对大别山及全国敌我斗争形势认识不清，产生了严重的右倾情绪。毛泽东的这篇报告，成了刘邓大军反右倾的有力武器。许多老同志都说，反右倾，贯穿了坚持大别山斗争的全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刘邓大军立即展开了认清目前形势的学习。时任6纵17旅49团的宣传股长杨锦华被几个连队干部问道：“什么叫转折点？”杨锦华给他们讲了半天全国的形势，说得口干舌燥，人家却不买账：“你说得好听，什么叫转折点？叫我说，我们整天在大别山打转转，走的都是拐弯路，这才叫转折点！”

1948年3月，刘邓决定将主力转出大别山。这时他们已经很难看出这是一支“部队”了。战士们自制的棉衣裂开了一道道口子，露出了里面带着棉籽的棉花，雨水一淋，用草灰、树叶染成的棉布“原形毕露”，花花绿绿的。就连刘邓首长身边的野司警卫团也很“狼狈”。据原警卫团政委朱汉雄回忆：

从大别山出来，有的战士没了帽子，头上就裹着一个头巾。有的战士衣服上的扣子只剩下两三颗，是半敞着怀的。都顾不上洗脸，一张张脸都是黑不溜秋的，一出汗，脸和脖子上爬着一条条“蚯蚓”。

另据原6纵17旅骑兵通信员芦旭阳回忆说：

我们出大别山时，可以说是有点狼狈。哪像赫赫有名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纵队啊，背的枪品种也全，中正式的、三八大盖、卡宾枪、汉阳造，什么都有，穿的衣服也是花花绿绿破破烂烂，有些战士还露着屁股，哪里像一支能征善战的主力纵队？简直是一群乞丐嘛。

刘邓大军从1947年8月27日进入大别山，到1948年3月28日转出大别山，历时7个月，胜利地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转战大别山，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伟大战略任务，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折，但刘邓大军所经受的艰难、困苦和英勇的牺牲，也是巨大的。

来源：方忆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