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所有学科都有历史，所有学科也都有自己的理论框架，所以，历史研究的理论就不可避免受到了不同学科的影响，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哲学思辨、法学求证、文学叙事与语言记录等等，都无一不对历史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然还包括自然科学和艺术表现。传统上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就是对
所有学科都有历史，所有学科也都有自己的理论框架，所以，历史研究的理论就不可避免受到了不同学科的影响，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哲学思辨、法学求证、文学叙事与语言记录等等，都无一不对历史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然还包括自然科学和艺术表现。传统上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就是对过往事实的记录，所谓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但正如新闻报道往往需要三方甚至多方不同的视角来进行解读和评论一样，对历史留下的遗产，也往往会随社会的发展、思潮的变化、环境的变异而不断产生新的理解，从而为未来孕育新的可能。
作者：[新西兰] 安娜·格林 / [澳大利亚] 凯特琳·特鲁普
译者：王涛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8
所有学科都有历史，所有学科也都有自己的理论框架，所以，历史研究的理论就不可避免受到了不同学科的影响，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哲学思辨、法学求证、文学叙事与语言记录等等，都无一不对历史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然还包括自然科学和艺术表现。传统上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就是对过往事实的记录，所谓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但正如新闻报道往往需要三方甚至多方不同的视角来进行解读和评论一样，对历史留下的遗产，也往往会随社会的发展、思潮的变化、环境的变异而不断产生新的理解，从而为未来孕育新的可能。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有人认为，这说明“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可以参考不可全信。同样，也有人认为克罗齐的意思是，对历史的理解受制于当前社会的思想和背景，还有人将其解读为“历史是割不断的，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会以新的形式再次出现。”可见，作为消失的过往，无论文字、影像还是图片、实物，都只能从不同的侧面去见证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的不同侧面，但如何理解，希望其对现代社会产生什么影响，事件本身又能使公众朝哪一个方向去思考和联想，就很重要，意识形态领域的“认知操纵”，不仅是要筛选事实，更是要引导和固化公众的思维方式，希望完成这个“认知操纵”过程的，可能是权力，可能是资本，当然也有可能是传统和道德。
阿兰·梅吉尔（Allan Megill）教授将历史学在当代社会的表现方式分成五种：一、神话或神话学；二、记忆/传统/纪念；三、娱乐：游戏/电影/小说；四、编年史；五、“真正的”历史学或学术历史学。针对不同的表现方式，也就有了不同的历史研究方法，从而构筑了《史学大厦：历史学的 14 种思想流派》这本书的整体框架。两位作者是分别来自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的安娜・格林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凯瑟琳・特鲁普，在新西兰怀卡托大学开设的“历史与理论导论”课程上，安娜・格林告诉学生，历史文本都是基于特定理论的书写，识别历史分析背后的概念框架与假设，通过掌握历史研究理论的“地图”以及批判性思维等工具，研究者才能形成独属于自己的历史判断。
从兰克的“经验主义”（即如实直书，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考证确认如档案、原始文献等一手史料），到我们所熟知的注重阶级斗争和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注重社会权力来源与演变的历史社会学，关注社会整体变迁的年鉴学派以及注重数据分析的量化史学——19世纪及之前的历史研究，注重对历史进程中事实的记录和验证，在分析史料的时候，会从政治、经济、人口与家庭、生产方式等不同角度，在整理史料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其目的是为了给当下的统治者以启示，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再现辉煌并避免悲剧的重复发生。
传统史学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中国封建社会2000年的“历史周期律”似乎说明，人类每次都在总结之前的历史教训，并采用了对应的预防和改革措施，但从结果来看，正如人会生老病死一样，政权兴亡交替、文明兴衰迭起，没有进步，只有轮回。黑格尔说，从本质上来讲，中国是没有历史的。它不断重复着王朝的覆灭更迭，其过程中整个国家没有任何进步。似乎经验主义是中国历史唯一适用的理论，每一次吸取教训所做的变革，都是缝缝补补，却没有打碎框架重新设计的勇气。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乔治·奥威尔说：“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按照他的说法，历史是当下对未来的想象。中国人一向喜欢借复古以革新，连孔子这样的大人物，都是“述而不作”，因为尊先王之礼往往就有了天生的政治正确。“人类从历史中唯一获得的教训，就是从不吸取仼何教训。”——黑格尔这样的观察视角和思维方式，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其历史具有发展的连续性与统一性。事实固然不可改变，但人的思想观念更是如同大山，难以撼动。
在《史学大厦》中，关于20世纪、工业化与现代化发展之后的历史研究，作者先后列举了关注语言及修辞的叙事问题以及研究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后结构主义学派，注重田野调查的民族志史学以及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建构“他者”的后殖民主义。在20世纪，通过对语言、思维模式和知识生产及传播的过程研究，历史研究理论从以往考证事实材料和事件过程，转向了对解释方式和话语权的争夺。思想的形成也就意味着洗脑和认知操纵的成功——改变不了事实，但可以改变人们评判事实的观念。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不仅改变了工业和技术革命的进程，同时也使得人类对历史和世界的认知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首先，在现代化与工业化的浪潮之后，人们开始关注受到冲击的各个不同的传统文明的转变，民族志和民族认同空前受到关注，本土知识体系与现代化浪潮形成了跨文化互动，由区域地理及历史环境、经济发展阶段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及部落习俗往往改变着整体的历史进程，殖民地人们面对殖民者所创造的“他者”话语体系，开始通过“原住民的传说”，来重新建构起新的民族国家认同，反思殖民者及殖民话语对其进行的压制。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及全球兴起的女性主义运动，则分别从性别与种族的角度，思考性别角色中“女性史”的缺失，通过女性的身体经验来主张女性的政治、经济平等。
其次，在西方的欧洲中心主义观念中，历史研究开始发生了“语言学转向”。继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即世界”引发了历史研究中对“客观叙事”的重新思考。叙事策略使得所有的历史研究文本都成为了一种“事实的虚构”，文学修辞（如情节结构、隐喻）使我们看到的“历史真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历史学家选择及编排事件的方法的影响，而这种方法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所谓的“宏大叙事”（如进步史观），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对知识进行再造，所谓的“稳定意义”与“客观真理”，变成了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号，对弱势群体的困难进行选择性无视，以“规训与惩罚”的方式所进行的一次霸凌。
一切都是历史的中间物。
21世纪的“全球化”浪潮中，有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全球经济分工合作的新发展路径，经济的触手伸进的每一个部落村庄、每一个不同遭遇的个体记忆，也都有了被无限放大、受到全球关注的可能。通过口述访谈收集普通人（尤其是边缘群体）记忆的“口述历史”，突破“理性人”的假设、关注情感对个体行为与社会制度影响的“情感史”，以及通过公共领域（如博物馆、纪念碑、纪念活动）中呈现的历史记忆与集体认同关系的“公共史学”，都蕴含着“沉默的大多数”的价值判断，在无意识深处反映着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乌合之众”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精英贵族对历史的诡辩，但却阻止不了殖民地的独立，也不能掩盖大屠杀的反人类罪行。边缘人和领袖、情感与理性、纪念碑与墓志铭都是“历史的中间物”，在黑暗与光明交织中共同创造了历史，都不应该被历史所遗忘。最早的口述历史当是焚书坑儒之后在汉代出现的“今文经学”，与其后在孔家墙壁间发现的“古文经学”相互印证，虽有不同，但都对儒学后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影像录音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那些不会操作语言文字的事件亲历者，以及语言文字无法尽心展现的历史场景，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以往约略则要、删繁就简、链接生活的历史记录，有了更多“可能性”的补充，而对于不同体验的个体，则有着不同“体悟”和“同感”。
福柯对精神病史的研究，尝试挑战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理所当然的界限，由此启发了身体史、医疗史的研究，这是从社会结构来分析人的活动如何受其制约和影响，而情感史则是探讨“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喜怒哀乐，爱恨情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语境中，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并且与社会生活有着不同的关系。例如，羞耻是一种个体情感，而何种行为令人感到羞耻则取决于一个社会群体的价值规范（冯唐提出的“不着急、不害怕、不要脸”就颠覆了传统的羞耻观）。情感具有感染性，它关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能导致集体行动，政治动员、群众运动和意识形态运作中也都运用了情感因素。今天互联网平台一再规范自媒体，也说明社会文化管理和塑造着人们的情感。
一个时代的集体情感，反映着一种被时代和历史塑造的集体无意识。“情感史”的开创者吕西安·费弗尔提出了“心态的考量”，这种考量就是把一个时代的生存条件与该时代人们的观念联系起来。同样，公共史学的倡导者认为，历史应该回归到公共领域和公众生活中，要让“公众”参与到历史的解释中来，重新界定和重新分配智识权威，赋予公众解释历史和发出声音的机会。同时，将历史研究和历史传播的权力分散开来，避免其成为“一种仅供掌控权力和等级所使用的工具”。
在博物馆和历史遗址工作的公共史学家，必然会考虑普通参观者的感情、口味和知识能力。对于崇尚传统史观、力图维护传统秩序的保守主义势力，只有以自由民主思想和普世价值观，为平民的权利而斗争，才能使历史上的不公正得以矫正，也唯有如此，传统思想和体制才能增添更富有活力的新观念，不断地获得新生，过去受到歧视的群体才会接受、欣赏并主动融入整体的民族与文明。从“尊王攘夷”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说明，开放多元的“盛唐气象”，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大国气度，才是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而生生不息、从未中断的“国运”。
在《史学大厦》的结论篇中，安娜・格林总结到，历史研究往往离不开四个基本因素：背景、时间框架、变革的原因或驱动力以及主观性，不同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可以从不同侧面帮我们了解历史和社会的不同侧面——历史的复杂性和人的复杂性同出一脉。我们见证了社会史的扩展，将日常经验纳入了历史研究。我们也看到了历史学家对语言、叙事方法和心理、精神活动的关注，使得历史学家的思维方式与主观性的构建成为了文化史的中心，并以此应对全球资本主义结构性转型所带来的知识挑战。
视觉图像的直播和即时通信的出现，使得全球化的现实感变得触手可及，“世界史”“文明史”“全球史”逐渐取代民族史、国家史，成为了我们知识库的建立和思考的新方式——世界从联系走向依赖，资本和技术取代了政治、文化、社会，成为了影响人们观察和思考的主要因素。同时，研究“人类文化与人类大脑、行为和生物之间的持续相互作用”的“神经史”，以及环境气候变化的“自然史”，正在成为“史学大厦”上新的闪光点——认知的革命，往往来自于人类自身，但往往习惯通过“理解过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中找到合法性的基石。
来源：思想与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