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玲玲: 那年我参加了庆祝废除高考游行

摘要：先是不上课了，到大学去串联学习，在大字报中穿行着读批判文章，在人群中踮着脚看批斗会。大学的榜样立刻成了中学的实践：大字报、大批斗、大辩论、走资派、造反派、保守派，天翻地覆。

作者简历

王玲玲， 1947年出生，1966年高三毕业。 1977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

原题

那年我参加了庆祝废除高考的游行——1966年春记事

（外两篇）

作者：王玲玲

那年我参加了庆祝废除高考的游行

1966年初夏，我高中毕业考已经完成了，备考大学正紧张时，那场运动似有预兆地漫延而又毫无预告地突然爆发了。

先是不上课了，到大学去串联学习，在大字报中穿行着读批判文章，在人群中踮着脚看批斗会。大学的榜样立刻成了中学的实践：大字报、大批斗、大辩论、走资派、造反派、保守派，天翻地覆。

高三的学生一开始还抽时间看书复习，后来怕人说运动不积极，就不敢公开复习了。偶尔会有相知的同学私下议论，猜测高考推迟到什么时候，担心不复习等到考试可怎么应对。

6月中旬的一天，学校广播里突然激情满满地播送了北京女一中给最高领袖的一封信，指责高考是资产阶级考试制度、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呼吁取消高考。我清楚地记得，刚听到这一消息时，班上的同学一愣，但仅仅一两秒钟，立刻欢呼跳跃，争相表示拥护。

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刊发《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强烈要求废除旧升学制度》

随即学校就组织了庆祝游行。我们到天安门时，那里早已人山人海，红旗翻飞，口号震天。我说不清当时自己怎么想的，好像也是真心激动，觉得一个全新的、未知的时代要来临，兴奋地和大家一起庆祝，喊口号。

喧闹的一天结束，回到家后，激情褪去，不由得想到，高中已经念完了，没有了高考今后干什么呢。初中毕业时，有个别同学放弃上学，去找工作，少数同学报考中专，而我除了上大学，从来没有过其他想法。今后是什么样，心中一片茫然。

那天晚上很晚了，两个最要好的同学到家里找我。我家当时住在西交民巷，西交民巷人少安静，我们三个人沿着西交民巷走来走去，都不说话。

最终，一个同学忍不住说了一句：早知道这样，初中毕业时考中专就好了。只说了这一句，三人心照不宣地知道不能再说下去了，再说下去就危险了。6月中旬的北京夜里还很凉，我们三就在这个凉夜里无言地走着。

1966年初夏到1968年初秋，我们就在学校参加革命运动。两年里，先是工作组进校，不久工作组执行错误路线被赶出学校；之后军宣队进校，学生为此分成“四三”派、“四四派”争斗；军宣队走后，工人宣传队进校，实行斗批改。

高中时期时期的作者

两年的时光就这么过去了，那是我们精力和记忆力最好、最能吸取知识的时光！轰轰烈烈的运动慢慢平静一些，大规模的中学生上山下乡开始了，我的那两个同学去了黑龙江农场垦荒，我则到了内蒙古农村落户插队。

不知道那天有多少人白天游行时在人群中振臂欢呼，晚上回去后独自茫然神伤。

我是“老三届”一员，是其中最高的一届。12年后，恢复大学考试招生，我又成了“新三届”一员，也是最高的一届。

不骂人不准出校门

从1966年6月初起，学校的气氛就有点不一样，总是讲阶级斗争，语文课和政治课批判三家村，批判邓拓吴晗廖漠沙，批判一个个作家，批判一部部电影。后来忘了从哪天起就不上课了，天天写大批判文章、写大字报、开批斗会，这时已经不是批判那些遥远的没见过面的人了，批判斗争的都是天天见面的老师，校长、主任自不必说，普通老师也躲不过。

那时工作组还没有进学校，家庭出身好的学生，就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家庭出身的学生组成了红卫兵，红卫兵中选出领导小组，领导学校活动。

作者高中毕业照

有那么几天，说阶级斗争形势越来越复杂、紧张，让每个班晚上都要有人留校值班，值班，也就是拿着发给我们棍子站在教室门口，也不知道是防谁防什么。

那天，我们几个同学夜里值过班，上午又在学校参加活动，中午大家又累又饿，就相约一起回家。走到学校门口，突然冲出几个初中的红卫兵，她们拿着棍子拦住我们，不准出校门。

自从停课革命以后，初中的红卫兵一直革命热情最高，批斗老师、破四旧都冲锋在前。这几个小红卫兵对我们说，想出校门的必须喊一句：“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谁先说谁就先走，不说的就不能走。

我们当时已经是高三的学生，十八九的女孩子，又是在这所曾经的教会女校读书多年，大家平时不但没说过种脏话，听也听的不多。突然让我们这么说，就愣住了。这几句话在嘴里绕了几圈，就说不出口。我们几个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说，更不好意思带头先说。

沉默中，那红小将就说，高中生受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太深了，中毒太深了，连革命口号都不敢喊，就是不想革命。看到我们没有戴红卫兵标志，她们就上来挨个问我们的出身，那时候出身最好的是革干、革军、工人和贫下中农，叫“红五类”，我们几个恰好都不是，万幸这几个同学也没有什么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出身的，如果有黑五类的，不知将会发生什么。

我们几个不红不黑的，面对这几个初中的小孩既不想屈辱服从，又不敢抗争，不敢惹事，尴尬又难堪。

正在僵持中，我们班一个红卫兵同学恰好过来了，她虽然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但平时对我们这些出身不红、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的同学并不像有些人那样趾高气扬，问明情况后，她说这有什么难的，张口就说：“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然后对着那些红小将说，这都是我们班的同学，我们有事要出去。

小红卫兵看到大红卫兵就不再凶了，我们班这个红卫兵同学昂头挺胸地在前面走，我们几个低着头一言不发地紧跟着她身后溜出了校门。

剃光头的山村姑娘

1967 年初，运动中学生乘火车全国大串联已经停止了，大、中学校都兴起了徒步“长征’’串联。那时井冈山、延安都是我们向往的革命圣地。我和班上七八个同学做了简单的准备，就背着行李从北京出发向西走了。

走了三天，到了河北的涞水县，沿路各地都有“长征”接待站，接待学生食宿。涞水地处太行山区，接待站看我门几个都是女孩子，就被分配我们到一个小山村一家老大娘家住。老大娘独自生活，家里就一个房间，进门几步就是一铺炕。我们就和这个大娘都挤在这个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