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初秋的午后，阳光被窗玻璃滤过一遍，又被薄薄的窗纱筛了一次，落在我手背上，暖洋洋的，像猫的绒毛。空气里浮动着细小的尘埃，在光柱里跳着无声的舞蹈。君子兰的叶子是那种厚重的、墨绿的颜色，边缘镶着一道浅浅的金边，我用湿润的软布，一片一片地擦拭着，叶片上的脉络清晰得如同

（一）

那通电话打来的时候，我正在给窗台上的那盆君子兰浇水。

初秋的午后，阳光被窗玻璃滤过一遍，又被薄薄的窗纱筛了一次，落在我手背上，暖洋洋的，像猫的绒毛。空气里浮动着细小的尘埃，在光柱里跳着无声的舞蹈。君子兰的叶子是那种厚重的、墨绿的颜色，边缘镶着一道浅浅的金边，我用湿润的软布，一片一片地擦拭着，叶片上的脉络清晰得如同掌纹。

这是阿诚爸生前最喜欢的一盆花。他说，君子兰沉静，养得久了，人的性子也会跟着沉下来。

他走了许多年，这盆花倒是越发精神了。每年冬天，它都会准时开出橘红色的花，一簇一簇，像一团温暖的火，把这个过于安静的家，也照得亮堂几分。

电话铃声就是在这时候响起的，突兀地，尖锐地，像一把剪刀，要把这午后的宁静剪碎。

我擦了擦手，走过去拿起听筒。听筒是那种老式的，带着螺旋的电话线，有些发黄了，握在手里有一种温润的质感。

“喂？”

“……妈。”

是阿诚的声音。

我的心，在那一瞬间，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了一下。他的声音不对劲。不是平常那种带着点年轻人特有不耐烦的清亮，而是……一种被砂纸打磨过的粗糙和沙哑，仿佛是从一口很深、很干的井里捞出来的。

“阿诚？怎么了？”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吃饭了吗？”

这是我下意识的反应，天大的事，也得先填饱肚子。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一下，又一下，撞击着胸腔。我还听到了他那边传来的、仿佛是风的声音，呜呜咽咽的，带着一种空旷的悲凉。

“妈，”他又开口了，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我……我出事了。”

我握着听筒的手指收紧了，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我没有追问，只是静静地等着。我知道我的儿子，他如果决定开口，就会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

“我……在外面……跟人做生意，亏了。”他说话磕磕绊绊，每一个字都吐得异常艰难，“不是……不是做生意。是……是赌。”

“赌”这个字，像一根针，细细的，尖尖的，悄无声息地刺进了我的耳朵里，然后顺着血脉，一直扎到心脏最柔软的地方。

我没有出声。我能感觉到，我脸上的血色正在一点一点褪去。窗外的阳光明明那么好，我却觉得手脚冰凉。

“欠了……欠了多少？”我的声音很轻，轻得像一片羽毛，仿佛稍微大声一点，就会惊扰到什么。

他又沉默了。这一次，我听到了他压抑着的、粗重的呼吸声，像一头受伤的困兽。

“……一百万。”

一百万。

这个数字从听筒里钻出来，没有重量，没有形状，却像一块巨大的石头，轰然一声砸进了我的脑海里，砸得我眼前金星乱冒，耳中嗡嗡作响。

我扶住了身旁的墙壁，冰凉的墙面透过薄薄的衣衫，传来一丝寒意。我张了张嘴，却发现喉咙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音也发不出来。

一百万。对于我这样一个靠着退休金过活，一辈子省吃俭用的老人来说，这是一个天文数字。我甚至无法在脑海里清晰地构建出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可能是一堆很高很高的钞票，也可能只是银行账户里一串冷冰冰的数字。

“他们说……如果下个月还不上……就要……”他后面的话没有说下去，但那未尽的恐惧，却像潮水一样，从电话那头汹涌而来，瞬间将我淹没。

我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君子兰叶子淡淡的草木清香，还有阳光晒过尘埃的味道。这些熟悉的味道，在这一刻，却让我觉得无比陌生。

“阿诚，”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它听起来异常平静，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一个很远的地方。”

“安全吗？”

“……还行。”

“别怕，”我说，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晰无比，“有妈在。你把账号发给我，我想办法。你找个安全的地方，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别胡思乱想。”

挂掉电话，我依然保持着那个姿势，手还握着听筒，身体靠着墙。屋子里又恢复了那种近乎凝固的安静。阳光在木地板上移动着，缓慢地，固执地，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君子兰的叶片上，我刚刚擦拭过的地方，还留着一层薄薄的水膜，在阳光下闪着微光。

我慢慢地走回窗边，看着这盆花。

阿诚爸，我们的儿子，他出事了。

我在心里默默地说着。

这房子，恐怕是留不住了。

（二）

卖房的决定，几乎没有经过任何犹豫。

那一百万，像一座黑沉沉的大山，压在我的心头。我没有别的选择。这套房子，是我和阿诚爸一砖一瓦，用半辈子的心血换来的。它是我们在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根。

我开始像一个即将远行的旅人那样，整理这个家。

我没有请中介立刻上门，也没有着急挂牌。我想，在它变成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之前，让我再和它好好地告个别。

我从客厅开始。

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我们一家三口的全家福。照片已经有些年头了，微微泛黄。那是阿诚十岁生日时拍的，在公园的湖边。照片里，阿诚爸穿着当时流行的白衬衫，笑得一脸憨厚；我梳着两条辫子，依偎在他身旁；阿诚被他爸扛在肩上，穿着一身小海军服，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气球，咧着嘴，露出了两颗刚换的、有点歪的门牙。

我用指腹轻轻地摩挲着照片上阿诚的脸。那时候的他，眼睛亮得像两颗黑葡萄，里面盛满了阳光和无忧无虑。他怎么就长大了呢？怎么就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我取下相框，用报纸一层一层地包好，放进一个纸箱里。纸箱上，我用记号笔写下两个字：回忆。

沙发是布艺的，米白色，上面有几个阿诚小时候用彩笔画下的、已经洗不掉的涂鸦。我记得那天，我下班回家，看到沙发上的“大作”，气得举起手要打他，他却抱着我的腿，仰着小脸，奶声奶气地说：“妈妈，我画的是太阳，我想让家里一直亮亮的。”

我的手，就再也落不下去了。

我用吸尘器仔细地吸掉沙发缝隙里的灰尘和饼干屑，然后用一块干净的湿布，把那些涂鸦又擦了一遍。颜色淡了一点，但还在。像一些浅浅的疤痕，刻在了时间的皮肤上。

茶几是玻璃的，下面压着阿诚小学时得的各种奖状。“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数学竞赛一等奖”……一张张红色的奖状，曾是我最大的骄傲。我常常在亲戚朋友来访时，假装不经意地指给他们看。

现在，我把它们一张一张地抽出来，抚平边角的褶皱，和那张全家福放在了一起。那些红得刺眼的荣誉，如今看来，竟有几分讽刺。

我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整理完客厅。夕阳西下的时候，余晖透过窗户，把客厅染成一片温暖的橘红色。原本满满当当的房间，变得空旷起来。那些被打包好的纸箱，像一座座沉默的岛屿，静静地立在房间中央。

我忽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上的疲惫，而是心。我的心，好像也被掏空了一大块。

晚上，我睡不着。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片因为楼上漏水而留下的水渍，形状有点像一幅地图。阿诚小时候总说，那是藏宝图，等他长大了，就要按着地图去找宝藏。

他的宝藏，到底是什么呢？是金钱，是成功，还是那些他以为可以一步登天的捷径？

我起身，赤着脚，在地板上慢慢地走。木地板在深夜里发出轻微的“咯吱”声，像是在叹息。

我走到阿诚的房间门口。

他的房间，自从他去外地上大学后，就一直保持着原样。我每周都会打扫，被子也时常拿出去晒，上面有阳光的味道。

我推开门，没有开灯。月光像水一样，从窗户流淌进来，给房间里的一切都镀上了一层银色的光晕。

书桌上，还放着他高三时用的复习资料，摞得高高的。旁边是一个篮球，已经瘪了，上面有他和他同学的签名。墙上贴着一张篮球明星的海报，那个人好像叫乔丹，穿着红色的球衣，做出一个飞翔的姿势。

我走过去，坐在他的书桌前，那张他坐了无数个日夜的椅子上。椅子发出轻微的摇晃声。

我拉开抽屉。

抽屉里，放着一些他的小玩意儿。几盘磁带，是当时很流行的歌手；一个蓝色的、小小的随身听；一本厚厚的日记本，上了锁；还有一沓信，是我写给他的。

他上大学的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我们联系，除了电话，就是写信。我总是絮絮叨叨地跟他说些家里的琐事，叮嘱他要按时吃饭，天冷了要加衣服。他的回信总是很短，寥寥几句，报个平安。

我拿起最上面的一封信，展开信纸。信纸是那种很薄的、带着横格的纸，我的字迹在上面，一笔一划，透着一股小心翼翼的关切。

“阿诚：

见信好。

家里一切都好，不用挂念。你爸的咳嗽好多了，我每天都给他炖冰糖雪梨。窗台上的君子兰长出了新的叶子，等你寒假回来，说不定就能看到它开花了……”

我读着读着，视线就模糊了。

一滴温热的液体，落在信纸上，迅速地洇开，模糊了“君子兰”那几个字。

我这是在干什么？是在凭吊过去吗？

不。

我是在告别。

我把信小心地叠好，放回原处。然后，我站起身，关上抽屉，带上了阿诚房间的门。

回到自己的房间，我从床头柜的最底层，拿出了一个红色的绒布盒子。打开盒子，里面静静地躺着房产证。红色的封皮，烫金的字，摸上去有一种粗糙的质感。

我看着它，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我拿出手机，找到了一个房屋中介的电话，拨了过去。

“喂，你好。我想……卖一套房子。”

电话那头，是一个年轻而热情的男声。

“好的，阿姨。请问您的房子在哪个小区？面积多大？我们马上可以安排业务员上门……”

窗外，月亮正圆，清辉遍地。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这个我住了半辈子的家，就不再完全属于我了。它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待售房源”。

（三）

中介的效率很高。

第二天一早，一个姓李的年轻人就上了门。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油亮，脸上带着职业化的笑容。

他一进门，就熟练地穿上鞋套，然后开始在每个房间里穿梭、拍照、测量。他的卷尺“唰”地一声拉开，又“唰”-声收回，动作干脆利落。他的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一些我听不太懂的词：“南北通透”、“全明户型”、“黄金楼层”、“学区优势”……

他把我的家，我的生活，我几十年的记忆，都变成了一系列可以量化的优点和数据。

“阿姨，您这房子条件真不错，”他最后总结道，“地段好，户型正，保养得也好。只要价格合适，很快就能出手。”

“价格……”我重复着这个词，觉得有些刺耳。

“是的，价格。根据目前市场行情，我建议您的挂牌价可以定在……”他报出了一个数字。

那个数字，刚好比一百万多一点。刨去各种税费和中介费，剩下的，应该够了。

“好。”我点点头，没有讨价还价。

我的干脆，似乎让小李有些意外。他愣了一下，然后笑容更加真诚了些：“阿姨，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快帮您找到合适的买家。”

从那天起，我的家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景点。

几乎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人，在小李的带领下，走进我的生活。他们穿着各色的鞋套，像一群好奇的游客，在我熟悉的空间里走来走去，指指点点。

有年轻的夫妻，他们会仔细地检查墙角有没有渗水，会讨论将来婴儿房要设在哪里。

有为子女购房的老人，他们会敲敲墙壁，听听声音是否厚实，会关心小区的绿化和周边的菜市场。

他们用挑剔的、审视的目光，打量着这个即将可能属于他们的空间。他们会问：“这墙上的印子是什么？”“这地板是不是该换了？”“这厨房的油烟机还能用吗？”

每当这时，我都会默默地走进我的卧室，关上门，假装自己不存在。

我害怕听到他们的议论。那些曾经让我觉得温暖和安心的细节——墙上阿诚小时候的身高线，地板上被岁月磨出的痕迹，厨房里那台虽然老旧但依然勤勤恳恳工作的油烟机——在他们眼里，都变成了“瑕疵”。

有一次，一对看起来很时髦的年轻情侣来看房。女孩穿着高跟鞋，在地板上走出“嗒嗒”的清脆声响。她捏着鼻子，对男孩说：“亲爱的，这房子好旧啊，还有一股……说不出的味道。”

说不出的味道。

我知道那是什么味道。那是旧木家具的味道，是书本纸张的味道，是饭菜的香气日积月累沉淀下来的味道，是阳光和时间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那是家的味道。

可是，在他们闻来，那只是“一股味道”。

男孩搂着她的肩膀，安慰道：“没关系，宝贝。我们买下来，可以全部敲掉重新装修，装成你喜欢的北欧风。”

全部敲掉。

我的心，像是被那“嗒嗒”的高跟鞋声，也敲出了一个个小洞，冷风从里面呼呼地灌进去。

我坐在卧室的床上，听着他们在外面高声地讨论着如何改造这个家。哪里要砌墙，哪里要打通，哪里要换成落地窗……

他们正在策划一场彻底的颠覆。他们要抹去这里所有过去的痕迹，包括我的，阿诚爸的，还有阿诚的。

我忽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冲出去对他们说：“不卖了！你们走！”

可是，我不能。

我想起了阿诚在电话里那沙哑而恐惧的声音。

我握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陷进掌心。

最终，买下这套房子的是一对中年夫妇。他们看起来很和善，话不多。他们看房的时候很安静，只是默默地走，默默地看。

签合同那天，是在中介的门店里。白色的墙壁，白色的桌子，一切都显得那么冰冷而正式。

我在一沓厚厚的文件上，一笔一画地签下我的名字。我的手有些抖，那个熟悉了半辈子的名字，写得歪歪扭扭。

当我签下最后一笔的时候，我感觉有什么东西，从我的生命里被永久地剥离了。

那位买主，那位姓王的先生，忽然对我说：“阿姨，我们知道，您卖这房子，肯定有您的难处。您放心，这房子，我们会好好待它的。”

他的妻子也点点头，轻声说：“您窗台那盆君子兰，养得真好。我们搬进来，也会帮您照看着。”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

我低下头，不敢看他们，只是用力地点了点头。

走出中介门店的时候，外面的天已经黑了。城市的霓虹灯次第亮起，车流如织，喧嚣而繁华。

我抬头看着这片灯火，忽然觉得，这个我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变得无比陌生。

我就像一个被连根拔起的植物，失去了脚下的土地，漂浮在这片钢筋水泥的森林里，找不到可以依附的地方。

钱很快就到账了。

我没有丝毫的停留，立刻按照阿诚发来的那个账号，把钱一分不差地转了过去。

当手机屏幕上跳出“转账成功”四个字时，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那座压在我心头的大山，终于被搬走了。

我给阿诚发了一条信息：钱已汇。照顾好自己。

他很快回复了，只有三个字：谢谢妈。

然后，再无音讯。

我没有再联系他。我知道，他需要时间。就像一棵被狂风暴雨摧折过的树，需要时间来慢慢愈合伤口，重新长出新的枝叶。

而我，也需要开始我自己的新生活了。

（四）

搬家的那天，是个阴天。

没有太阳，风很大，吹得路边的梧桐树叶子“哗啦啦”地响。

我没有请搬家公司，因为我需要带走的东西，只有一个小小的拉杆箱，和一个装着那盆君子兰的纸箱。

其余的那些——那些承载了太多记忆的旧家具，那些锅碗瓢盆，那些衣物被褥——我都留下了。我在合同里和王先生夫妇说好，如果他们用得上，就留着用；如果用不上，就帮我处理掉。

王先生的妻子，那个温柔的女人，在电话里对我说：“阿姨，您放心，我们都会留着的。这些东西，都带着家的暖气。”

我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我称之为“家”的地方。

阳光无法穿透厚厚的云层，房间里显得有些昏暗。空气中，还残留着我熟悉的味道。地板上，还能看到家具留下的深色的印记，像是一块块褪不去的伤疤。

我走到阿诚的房间，用手触摸了一下那面贴着海报的墙。冰凉的。

我又走到厨房，摸了摸那个被阿诚用小刀刻下身高线的门框。一道一道的横线，记录着他成长的轨迹。从一个只到我腰间的小不点，长成一个比我还高大的青年。

我伸出手指，从最下面那道线，慢慢地，往上移动。

一岁，两岁……十岁……十八岁。

我的指尖，停在最高的那道线上。那是他十八岁生日那天刻下的。那天，他得意洋洋地对我说：“妈，你看，我比你高了！”

是啊，他长大了，高飞了，然后，重重地摔了下来。

我关上厨房的门，仿佛这样，就能把那些过往都关在里面。

最后，我抱起那盆君子兰。叶片厚实，沉甸甸的。我把它放进纸箱，用旧报纸塞满缝隙，固定好。

拉着拉杆箱，抱着纸箱，我走出了这扇我进出了几万次的门。

我没有回头。

我怕我一回头，就再也迈不动步子了。

我租的房子，在城市另一头的一个老旧小区里。没有电梯的六楼。

那是一个很小的单间，大概只有十几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就占去了大半的空间。还有一个小小的、只能容纳一个人转身的卫生间。厨房是几栋楼共用的，在楼道的尽头。

房东是一个很精明的中年女人，她把钥匙交给我的时候，反复叮嘱：“阿姨，墙上不能钉钉子，晚上十点以后不要大声喧哗，水电费要按时交……”

我一一应下。

当我把行李放好，关上门的那一刻，一种巨大的、灭顶的孤独感，瞬间将我包围。

房间里有一股潮湿的、发霉的味道。墙壁是那种灰扑扑的颜色，上面还有之前租客留下的污渍。窗户很小，对着另一栋楼的墙壁，几乎看不到什么阳光。

我把君子兰从纸箱里拿出来，放在唯一的那张桌子上。这抹厚重的绿色，是这个灰暗房间里唯一的亮色。

我坐下来，看着它，看了很久。

然后，我开始打扫。

我用抹布，把桌子、椅子、地板，都擦了一遍又一遍。我打开窗户，想让外面的新鲜空气进来，驱散这房间里的霉味。风灌进来，带着邻居家炒菜的油烟味，还有楼下垃圾桶散发出的酸腐味。

这就是我未来的生活。

我没有哭。我只是觉得很累，很空。

晚上，我第一次去那个公共厨房做饭。

厨房里很拥挤，几个邻居围着灶台，一边炒菜，一边大声地聊着天。他们的方言我听不太懂，只能从他们丰富的表情和夸张的手势里，猜测着谈话的内容。

油烟机“轰隆隆”地响着，像是老旧的拖拉机。呛人的油烟味，混合着各种菜肴的味道，在狭小的空间里弥漫。

我端着我洗好的青菜，有些不知所措地站在门口。

一个正在炒菜的大姐注意到了我，她热情地冲我喊道：“新来的吧？别站着呀，快过来！我这马上就好！”

我走过去，对她笑了笑。

“阿姨，你做什么好吃的呀？”她一边麻利地颠勺，一边问我。

“就……随便炒个青菜。”

“一个人住啊？”

“嗯。”

“孩子呢？没在身边？”

“……在外面工作。”我说。

“唉，都一样。现在的年轻人，都往外跑。我们家那小子也是，一年到头回不来一次。”她叹了口气，然后把炒好的菜盛进盘子里，对我说，“来，你用这个灶台，火大！”

那一刻，我心里某个坚硬的角落，忽然就软了一下。

我开始学着适应这里的生活。

我学着在拥挤的厨房里，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我学着在邻居们震耳欲聋的麻将声中入睡。我学着在狭窄的楼道里，和端着洗脚盆下楼的大爷侧身而过。

我的世界，一下子从那个安静、宽敞、明亮的家里，缩小到了这个嘈杂、拥挤、昏暗的角落。

我开始计算着每一分钱的开销。买菜要赶在菜市场收摊前，那时候的菜最便宜。电灯不到天黑绝不打开。夏天最热的时候，也只是用湿毛巾擦擦身子，舍不得开那台老旧的、嗡嗡作响的电风扇。

我把自己的生活，压缩到了最低限度。

我常常会坐在那张小小的桌子前，看着那盆君子兰发呆。

它似乎也有些不适应这里的环境。因为缺少阳光，它的叶子不再像以前那样油亮，颜色也变得暗淡了一些。

我每天都用心地照料它，给它浇水，擦拭叶片。我跟它说话，就像跟一个老朋友聊天。

“你要好好长啊，”我对它说，“你要是都倒下了，我就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君子兰静静地听着，用它那厚重的沉默，回应着我。

时间就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平淡和琐碎中，慢慢地流淌过去。

秋天过去了，冬天来了。

这个城市的冬天，是那种湿冷的、能钻进骨头里的冷。我租的房间没有暖气，我只能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在身上，晚上睡觉的时候，再盖上两床厚厚的棉被。

即便如此，我还是常常在半夜被冻醒。

醒来后，就再也睡不着。我睁着眼睛，听着窗外的风声，听着隔壁传来的鼾声，想着远方的阿诚。

他过得好吗？他有没有按时吃饭？天冷了，他有没有加衣服？

他再也没有联系过我。

我也没有去打扰他。

我们就像两个在黑夜里潜行的人，远远地知道对方的存在，却不敢发出任何声音，生怕惊扰了彼此的脆弱。

那个冬天，君子D兰没有开花。

这是它二十多年来，第一次没有开花。

我看着它光秃秃的花葶，心里空落落的。

（五）

日子像一条平静的河，无声无息地向前流淌。没有波澜，也没有惊喜。

转眼，又是两年过去。

这两年里，我渐渐习惯了这里的一切。我能听懂邻居们的方言了，甚至能和他们一起，抱怨几句飞涨的物价。我和楼下那个卖早点的大姐成了朋友，她每天都会多给我一个茶叶蛋。

我的头发，在不知不觉中，白了大半。有时候，我对着镜子，看着里面那个面容憔悴、头发花白的老妇人，会觉得很陌生。这真的是我吗？

我好像，一下子就老了很多。

这两年里，阿诚偶尔会给我发来信息。内容还是一如既往地简短。

“妈，我换工作了。”

“妈，我发工资了。”

“妈，我一切都好，勿念。”

他从不问我过得怎么样，也从不提那笔钱，更不提回家的事。

我知道，他在用这种方式，与过去切割。他可能觉得，只要不闻不问，就能假装我还在那个宽敞明亮的家里，过着安逸的晚年生活。

这是一种懦弱的、自欺欺人的温柔。

我懂。所以，我配合着他。

我的回复也总是很简单：“好。”“注意身体。”“按时吃饭。”

我们母子之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默契。我们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一个假象，一个关于“安好”的假象。

直到那天。

那天，和我一起买菜的邻居张大妈，神秘兮兮地拉着我，说：“老姐姐，我跟你说个事。我儿子那个朋友，前两天从深圳回来，说是在那边看到一个很像你家阿诚的男孩子。”

我的心，猛地一跳。

“在哪儿看到的？”我急切地问。

“就……一个工地上。说是在那儿搬砖，扛水泥。干的都是力气活。人晒得黢黑，瘦得不成样子。头发……头发好像都白了不少。”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搬砖，扛水泥……

我的儿子，那个从小连碗都没洗过的儿子，那个曾经意气风发、觉得全世界都在他脚下的儿子……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我赶紧转过身，假装整理菜篮里的菜。

“你看错了，”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发抖，“我们家阿诚……他在写字楼里上班，是白领。”

“哎哟，那可能真是看错了。我就说嘛，你家阿诚那么有出息，怎么可能去干那种粗活。”张大妈自言自语地走开了。

我站在原地，站了很久。菜市场里人来人往，喧嚣嘈杂，我却什么都听不见。

我的眼前，只有一个画面：我的儿子，在烈日下，赤着膊，汗流浃背地扛着一袋沉重的水泥，步履蹒跚。他的头发，被汗水浸湿，紧紧地贴在额头上，里面夹杂着刺眼的白色。

我的心，像被一只手狠狠地揪住，疼得我无法呼吸。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回了那个已经被卖掉的家。家里的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阿诚爸坐在沙发上看报纸，厨房里传来我炒菜的声音。

阿诚回来了。他穿着一身干净的校服，背着书包，推开门，大声喊：“爸，妈，我回来了！”

我从厨房里探出头，笑着说：“快去洗手，马上就开饭了。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他把书包一扔，跑到我身边，从背后抱住我，撒娇地说：“妈，你好香啊。”

我笑着拍拍他的手：“一身臭汗，快去洗洗。”

然后，我一转身，看到了他的脸。

那不是他少年时的脸，而是张大妈口中描述的那张脸。黝黑，消瘦，布满了疲惫和沧桑。他的头发，是花白的。

他看着我，眼睛里没有光，只有一片化不开的浓雾。

他张开嘴，对我说：“妈，我好累。”

我一下子就从梦中惊醒了。

我坐起身，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窗外，天还没亮，一片死寂。我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

我再也无法忍受了。

我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我不能再配合他演这出“一切安好”的戏了。

我的儿子在受苦。我却在这里，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我算什么母亲？

我摸索着打开床头的灯。昏黄的灯光，照亮了这间狭小的屋子。

我看着桌上的君子兰。经过两年的适应，它似乎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环境。虽然没有阳光，但它依然努力地生长着。就在前几天，我惊喜地发现，在它厚实的叶片中间，悄悄地，冒出了一个新的花葶。

它要开花了。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它依然没有放弃。

我呢？

我拿起手机，第一次，主动拨通了阿诚的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

“……妈？”他的声音，带着浓浓的鼻音，似乎是刚睡醒。

“阿诚，”我的声音很平静，但我的心，却在狂跳，“回家吧。”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

我没有催促，只是静静地等着。

过了许久，我听到他用一种近乎哽咽的声音，说了一个字。

“……好。”

（六）

等待的日子，变得格外漫长，也格外清晰。

我开始像一只准备过冬的松鼠，忙碌地准备着。

我把这个十几平米的小房间，翻来覆去地打扫了好几遍。我用刷子，蘸着洗衣粉，把墙角和地缝里的陈年污垢，一点一点地刷干净。我又去楼下的小商店，买了一桶最便宜的白色涂料，把那面灰扑扑的墙，重新粉刷了一遍。

房间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油漆味，我却觉得，连空气都变得清新了。

我把那张小小的单人床，换上了一套崭新的被褥。被套是浅蓝色的，上面有白色的小云朵。那是我用攒了很久的钱，在超市打折的时候买的。我想，他看到这样柔软的颜色，心情会不会好一点？

我还去买了一口新锅。公共厨房里的那口锅，太旧了，锅底都烧黑了。我想给他做他最爱吃的番茄炒蛋面。那面的汤汁，要用新锅熬出来，才够鲜亮。

我每天都会去菜市场，一遍一遍地看。看今天的番茄是不是够红，够沙；看今天的鸡蛋是不是够新鲜。

邻居们都看出了我的变化。

“老姐姐，这是有喜事啊？”卖早点的大姐递给我茶叶蛋的时候问。

我笑着点点头：“儿子要回来了。”

“哎哟，那可太好了！”她真心为我高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是啊，回来就好。

我每天都会给君子兰浇水，跟它说话。

“你看，阿诚要回来了。你也要争气，开得漂亮一点，让他看看。”

君子兰的花葶，一天比一天高，顶端的花苞，也一天比一天饱满，透出隐隐的橘红色。它像是在回应我的期待。

终于，在他预计回来的前一天，那花，开了。

一朵，两朵，三朵……橘红色的花瓣，层层叠叠地绽放开来，像一团温暖的、沉默的火焰，瞬间点亮了整个房间。

我看着那簇花，看了很久很久。

我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他回来的那天，也是一个阴天。和我们搬离那个家时一样。

但我却觉得，天是亮的。

我早早地就等在楼下。我怕他找不到地方。

风还是很大，吹得我的白发，在空中乱舞。我穿着我最好的一件外套，那是一件深蓝色的呢子大衣，已经穿了很多年，但依然很平整。

我不知道等了多久。

然后，我看到了他。

他从巷子口，慢慢地走过来。

他背着一个很大的、洗得发白的帆布包，穿着一件不合身的、灰色的外套。他比我记忆中，更高了，也更瘦了，像一棵被风吹得只剩下枝干的树。

他的脚步很慢，很沉，每一步，都像踩在我的心上。

他越走越近。

我终于看清了他的脸。

那张脸，和我梦里见到的一模一样。黝黑，消瘦，颧骨高高地凸起。嘴唇干裂，起了皮。他的眼神，不再是少年时的清澈明亮，也不是电话里的恐惧和躲闪，而是一种……一种被生活反复捶打过后，留下的、近乎麻木的疲惫。

然后，我看到了他的头发。

那不是张大妈口中的“白了不少”。

那是……一片触目惊心的花白。

尤其是在鬓角和头顶，几乎找不到几根黑发。那些白发，不是那种岁月沉淀下的银丝，而是一种枯槁的、没有光泽的白色，像一丛在冬天里死去的野草。

那一瞬间，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刺穿了。

我无法将眼前这个满面风霜、白发苍苍的男人，和我记忆中那个扛着篮球、笑容灿烂的少年，联系在一起。

这两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才会在二十多岁的年纪，就熬白了头？

他走到我面前，停下脚步。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发出声音。他的眼睛，像一口枯井，深不见底。

我伸出手，想去摸摸他的脸，又想去碰碰他的白发。

我的手，在半空中，颤抖着，停住了。

我怕我的触摸，会让他像一个泡沫一样，碎掉。

我们母子俩，就那样，在呼啸的寒风中，对视着。

没有眼泪，没有拥抱，甚至没有一句话。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

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模糊的背景。我只能看到他，只能看到他那双疲惫的眼睛，和他那头刺眼的白发。

过了很久很久，他才终于从喉咙里，挤出两个字。

那两个字，沙哑得，像是从碎石里磨出来的。

他说：“……妈，我……”

我没让他说下去。

我走上前，从他手里，接过了那个沉甸甸的帆布包。

然后，我拉起他冰凉的手，就像他小时候，我拉着他过马路一样。

“走，”我说，声音平静得，连我自己都觉得意外，“我们回家。”

（七）

家。

这个字，从我嘴里说出来，我自己都愣了一下。

这里，这个十几平米、刚刚粉刷过的、充满油漆味的小房间，能算家吗？

但当阿诚跟着我，踏进这个房间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它就是家。

他站在门口，看着这个狭小而局促的空间，眼神里有一丝茫然。

他的目光，扫过那张铺着蓝色云朵被套的小床，扫过那口崭新的锅，最后，落在了桌上那盆盛开的君子兰上。

那团橘红色的火焰，似乎也照亮了他灰暗的眼底。

他愣愣地看着那盆花，看了很久。

“……它开了。”他轻声说。

“是啊，”我一边帮他放下背包，一边说，“它一直在等你回来。”

他没有再说话。

我让他去洗个热水澡，换身干净衣服。卫生间很小，他那么高的个子，进去后，几乎转不开身。

我听到里面传来“哗哗”的水声。

我走到厨房，开始做饭。

我熟练地生火，倒油，打鸡蛋，切番茄。油烟“刺啦”一声，在小小的厨房里弥漫开来。

邻居王大姐正在旁边炖汤，她探过头来，小声问我：“回来了？”

我点点头。

“瘦了好多啊。”她叹了셔气。

我的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翻炒着锅里的番茄。

面条下锅，很快就煮好了。我把面捞进碗里，浇上红亮亮的番茄鸡蛋卤，再撒上一把翠绿的葱花。

香气，瞬间充满了整个楼道。

我端着面，回到房间。

阿诚已经洗完澡，换上了我给他准备的旧睡衣。那睡衣有些短了，露出了一截脚踝。他正坐在床边，低着头，用毛巾擦着湿漉漉的头发。

那些白发，湿了水，更加明显了。

“来，趁热吃。”我把碗放在桌上。

他走过来，坐下，拿起筷子。

他看着碗里的面，没有动。

“怎么了？不合胃口？”我问。

他摇摇头，然后拿起筷子，夹起一撮面，送进嘴里。

他吃得很慢，很安静。

我能看到，他的眼眶，一点一点地红了。

他低着头，不想让我看见。大颗大颗的眼泪，就那样，毫无征兆地，掉进了面碗里，溅起小小的水花。

他没有哭出声，只是肩膀，在微微地耸动着。

一个快三十岁的男人，一个在工地上扛水泥、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两年的男人，就因为一碗最普通的番茄鸡蛋面，哭得像个孩子。

我没有劝他。

我知道，他需要这样一场发泄。

这两年，他所受的委屈，他所经历的苦难，他所背负的愧疚，都需要一个出口。

我只是默默地坐在他对面，看着他。

就像小时候，看着他因为摔倒而哭泣，我不会立刻扶他起来，而是等他自己哭够了，再对他伸出手。

一碗面，他吃了很久很久。

吃到最后，他抬起头，眼睛红得像兔子。

“妈，”他声音沙哑地开口，“对不起。”

这三个字，他迟了两年才说出口。

我摇摇头：“都过去了。”

“我……我把房子……”

“房子是死的，人是活的。”我打断他，“只要你好好地回来，比什么都强。”

“我……”他还想说什么。

“吃饭。”我把桌上的一个小碟子推到他面前，“尝尝这个，我新腌的萝卜干，很脆。”

他看着我，嘴唇翕动了几下，最终，什么也没说。他夹起一块萝卜干，放进嘴里，“嘎嘣”一声，很清脆。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

就在这张小小的桌子旁，伴着君子兰的清香。

他断断续续地，跟我讲了这两年的经历。

他说，那笔钱，是他被一个所谓的朋友，骗去一个地下的赌场，一夜之间输掉的。他说，他当时脑子一热，总想着能翻本，结果越陷越深。

他说，当我把钱打给他之后，他没有脸回家。他去了南方，一个谁也不认识他的城市。他没有学历，没有技术，只能去工地上干活。

他说，工地上很苦。夏天，太阳能把人的皮晒掉一层。冬天，风能刮得人脸像刀割一样疼。

他说，他住的是十几个人一间的工棚，吃的都是最便宜的盒饭。

他说，他有一次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摔断了腿，一个人在小诊所里躺了一个月。没有人照顾，没有人说话。他疼得整夜整夜睡不着，就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想家，想我。

他说，他的头发，就是在那段时间，白的。

他讲得很平静，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

我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也没有流泪。

我的心，早已被那些我无法想象的苦难，揉成了一团。

“以后，有什么打算？”我问。

“我不知道。”他茫然地摇摇头，“我这样的人，还能做什么呢？”

“先休息一段时间，”我说，“把身体养好。然后，我们再慢慢想。天无绝人之路。只要肯干，总有饭吃。”

他看着我，点了点头。

那一晚，他就睡在那张小床上。房间太小，我只能在地上打个地铺。

半夜，我听到他似乎在说梦话。

我悄悄起身，走到他床边。

他睡得很沉，眉头却紧紧地皱着。

他喃喃地说着：“妈……别走……别不要我……”

我伸出手，轻轻地，抚平了他紧锁的眉头。

然后，我第一次，敢于去触摸他那头花白的头发。

那头发，摸上去，是粗糙的，干枯的，没有一点生气。

我的孩子，你到底，吃了多少苦啊。

（八）

阿诚在家，一待就是一个月。

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仿佛要把过去两年亏欠的睡眠，都补回来。

他睡着的时候，很安静。不再说梦话，眉头也渐渐舒展开了。

我没有打扰他。我知道，他的身体和心灵，都需要休息。

我每天变着花样地给他做好吃的。红烧肉，清蒸鱼，排骨汤……我想把他瘦下去的那些肉，都给他补回来。

他的话依然很少，但眼神，渐渐有了一些光彩。

他会帮我做一些家务。提水，倒垃圾，擦桌子。

有时候，他会坐在桌边，看着我给君子兰浇水。

“妈，你把它也带来了。”他说。

“嗯，”我回答，“这是你爸留下的念想，也是我们家的念想。”

他伸出手，轻轻地碰了碰君子兰厚实的叶片。

“它还在，真好。”

我们很少谈及未来，也很少谈及过去。我们都默契地，活在当下。

这间十几平米的小屋，因为多了一个人，而变得有些拥挤，但也因此，充满了生气。

一个月后，阿诚对我说：“妈，我想出去找点事做。”

“想好做什么了吗？”

“我想去学个手艺。”他说，“我想去学厨师。”

我有些意外。

“在工地上的时候，”他解释道，“我最羡慕的，就是食堂的大师傅。他能把最普通的萝卜白菜，都做得有滋有味。我觉得，能让别人吃上一口热乎饭，是一件很踏实的事。”

踏实。

这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让我觉得无比心安。

我点点头：“好。妈支持你。”

他去了一家职业培训学校，报了厨师班。学费不便宜，我拿出了我剩下的所有积蓄。

他学得很认真。每天回来，身上都带着一股油烟味。手上也常常会多出一些新的烫伤或者刀口。

但他很高兴。

他会把在学校学到的菜，做给我吃。有时候会咸，有时候会淡，有时候火候会过。

我每次都吃得干干净净。

“好吃。”我说，“我儿子做的，就是最好吃的。”

他会不好意思地笑笑，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那笑容，有点像他十岁那年，在全家福里的样子。

只是，配上那头花白的头发，让人看了，既心酸，又欣慰。

半年后，他毕业了。

他在附近的一家小饭馆，找了一份切配的工作。工资不高，但很稳定。

每天，天不亮，他就出门。晚上，很晚才回来。

他把第一个月的工资，一分不少地，交到了我手里。

那是一沓有些零碎的、带着油腻的钞票。

“妈，你拿着。”他说。

我没有拒绝。我接过来，仔细地数了数，然后，抽出了几张，塞回他手里。

“自己留点零花钱。”我说，“年轻人，身上不能没钱。”

他看着我，眼圈又红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重新回到了正轨。

虽然清贫，但很安稳。

又是一个冬天。

君子兰又一次开花了。这一次，比去年开得更加繁盛。

一个周末的下午，阳光很好。是这个冬天里，难得的一个大晴天。

我和阿诚，一起把君子-兰搬到楼顶的天台上，让它晒晒太阳。

我们俩，并排坐在天台的边缘，看着楼下车来人往。

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妈，”阿诚忽然开口，“等我攒够了钱，我们再把房子买回来。”

我转过头，看着他。

阳光下，他的白发，闪着银色的光。不再是那种枯槁的、死气沉沉的白，而是有了一种……柔和的光泽。

我笑了笑，摇摇头。

“不用了。”我说。

“为什么？”他有些不解。

我指了指我们的脚下，又指了指身旁的他，和我自己。

“有你的地方，有我的地方，有这盆花在的地方，”我一字一句，慢慢地说，“就是家。”

他愣住了。

他顺着我的手指，看了看我们所在这个嘈杂、破旧的小区，又看了看我，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那盆沐浴在阳光下、开得正盛的君子兰上。

许久，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他转过头，看着远方。

远方，是这个城市林立的高楼，和灰蒙蒙的天空。

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个久违的、释然的笑容。

我知道，那个曾经迷失在欲望和捷径里的少年，真的，回家了。

来源：张小凡动画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