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电影《南京照相馆》中，吉祥照相馆的普通南京百姓，拼了命就是为了搞到一张日军的“通行证”，才能把照片运到安全区。这一张证决定南京市民生死的通行证，在历史上真实存在，叫做“良民证”。

在电影《南京照相馆》中，吉祥照相馆的普通南京百姓，拼了命就是为了搞到一张日军的“通行证”，才能把照片运到安全区。这一张证决定南京市民生死的通行证，在历史上真实存在，叫做“良民证”。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一张小小的良民证，却承载着当时南京人的生死命运，也是日军控制南京百姓的罪恶工具。

我们就看看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如何借助“良民证”这一张纸片控制中国人，借此维持残暴统治。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在日军进驻南京之后，就开始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社会秩序。

根据《拉贝日记》里记载，12月22日，日军当局发布通告，要求所有居住在南京市民，应即日起前往指定地点登记，领取良民证，以方便民众居留工作。

日军要求南京平民亲自到办理处领取良民证，不得代领；老弱病残需家属陪同。未持有良民证者，无法在城内居留。

当时，经历战乱的南京难民们都渴望过上正常的生活，纷纷按照告示前去登记。但日军发行的良民证政策，也不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一切如日本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在其12月21日的日记中明确写道：

“为清除败残兵，须通过良民登记进行筛查。”

可以看到，日军发行的良民证，乃是为日军甄别“可疑分子”的工具，也是日军借助良民证这一小小的卡片，精心设计的一场阴谋。

在1938年1月初，南京城内的冬天寒风刺骨，一场由良民证的生死筛选在日军的刺刀下进行。日军在金陵大学、宁海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安全区的难民聚集点，设立了二十余处良民证的登记点，在每个难民登记点都匹配由日本宪兵、汉奸和翻译组成的审查队伍。

因此，在美国传教士马吉在1月10日的信件之中，详细描述了南京市民领取良民证的情景：

“成千上万的人从清晨到日落排成长队，人们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日本兵手持刺刀在队伍中巡逻，随时可能将人拉出队伍……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平安回家。”

因此，南京市民需要经历严苛的三重筛选机制，才能成功获得良民证。

日军以连坐制度的恐怖，来核查每一位市民的身份。如日军需要前来登记良民证的市民，需要找到两位可靠的邻居为担保人。虽然比较简单，却是暗藏日军的杀机，

如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夏淑琴回忆：

“找到担保人，一旦发现证件有问题，担保人也要受到遭殃。”

《拉贝日记》里记载一个案例：1938年1月8日，一名男子办良民证的时候，由于被日军查出担保的朋友以前是国民党的学生军，于是这两个人立即被日军当场枪毙。因此，日军就是借助于担保人的连坐制度，制造人人自危的恐怖环境。

如额头检查：仔细检查是否有军帽压痕；肩膀检查：查验是否有老茧，借此证明是枪带磨损痕迹；右手检查：检查虎口和食指是否有老茧（被认为可能是扣扳机所致），观察是否如军人一样挺胸抬头走路。如额头检查：仔细检查是否有军帽压痕；肩膀检查：查验是否有老茧，借此证明是枪带磨损痕迹；右手检查：检查虎口和食指是否有老茧（被认为可能是扣扳机所致），观察是否如军人一样挺胸抬头走路。

可以看到，日军通过发放良民证的举动，就是以“登记”为名，继续甄别和搜捕放下武器、换上平民服装、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国士兵。一些做苦力或者从事其他体力劳动的平民，因为具备这些特征，就被日军误认为是中国士兵，从而遭遇杀害。

如曾记载在南京上海路豆菜桥难民区，日军将数百人幸存者赶到华侨路的兵工署大院内，谎称为发放“良民证”，让大家都能回家安居乐业，实质却是逮捕青壮年进行大屠杀。

如根据记载，当时汉奸翻译詹荣光依照日军指示，为了让民众区分 “良民” 和 “军人”，把剃光头的和手上有老茧的男青年，当作中央军押上三辆大卡车拉走。

这个被抓走的男青年逃了回来，就是因为日军把他们拉到河边用机枪进行集体屠杀的时候，因事先倒下未被击中，夜间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得以逃回。

日军通过精心设计的问卷测试陷阱，搜寻藏在平民之中的军人。如对平民经常设计这些问题

“国军撤退时你在哪里？”

“你觉得日本军队怎么样？”

“你认识照片中的这些人吗？（出示抗日分子照片）”

南京大屠杀中一位幸存者李秀英，在回答的证言中说：

“回答必须非常小心，说错一个字就可能没命。很多人因为紧张说错话就被拉出去。当时日军对他们说，听说‘你们中间有中国兵、中国伙夫在里面，如有的话，你们可以自动站出来，我们绝对保障你的性命’。这时候在我身边有一个从事是十六连一个医兵，对我们说站出去就好了，但我们之后都没见到他，是死还是活都不知道。 ”

“良民证”乃是采用10*15厘米的标准尺寸，这个规格不是随意定制的，却是刻意制作小于常规证件，

为此，南京大学民国史专家姜良芹教授指出：

“这种小尺寸设计使证件难以妥善保管，容易损坏或丢失，从而为日军随时找茬屠杀提供了借口。”

良民证的每一个证件唯一的八位编号，其中包含隐藏信息：前2位登记点代码、中间3位：批次序号、后3位：个人序列号。

这一套编码系统，令日军对任何执政人的来源地进行追溯，也标记了良民证的登记时间。南京师范大学张连红教授分析道：

“编号将人数字化，消除了个体性，每个人都成为了可被随时调取、审查的档案数据。”

同时，在证件上日军还弄了一些羞辱性设计。如在职业栏上，必需详细填写，无业者要标注“无业”；住址栏上，要求精确到门牌号码，便于随时搜查；性别栏上，应该特别突出女性持证人面临额外风险。

需要注意，就是证件上所有文字都采用中日文对照，就是中文在上，日文在下。这种排版刻意强调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在良民证上，最醒目处是拇指指纹和编号，这一种生物识别技术的使用，使每个持证者都被纳入日军的监控体系，都能被日军做人身控制。

南京普通市民持着良民证，在日军的统治下，没有良民证就意味者寸步难行。在1938年1月起，南京城内设立了数百个检查哨卡，几乎每个街口都有日军盘查市民们的良民证。据《魏特琳日记》记载：“哨卡间距不超过500米，形成了一张无处不在的控制网。”日军就是借助于良民证，对南京市民们的出行和自由进行人身控制。

对于那些无证者，根据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报告显示，无证件者被当场逮捕的概率接近100%，然后日军对其当场枪决。在1938年1月20日，仅中山路一个哨卡就处决了17名无证市民。

同时，日军对持着良民证的南京普通市民，进行连坐惩罚制度。

当日军发觉南京市民家庭中如果有收留无证的人，全家和无证的人都被连坐全体处决。因此，金陵大学历史教授王卫星核实：在1938年的春季，南京因无证被杀害的市民，已经超过2000人。

即使南京市民持着良民证，实质却不安全，证件上各种规定对持证者都存在安全隐患。如在良民证上规定：“戌时后禁止通行”（晚上7点后）。但是日军却不照规则行事，经常随意更改禁止通行的时间，借此寻找杀害中国人的借口。

如幸存者赵振华曾经回忆：

“有一天突然提前到下午5点禁行，我父亲因为收摊晚了些，就在家门口被日军莫名其妙枪杀了。”

良民证规定南京市民们的活动范围，应该保持在居住地的二公里半径范围之内，如果需要跨越界限，需要日军的特别通行证，借此控制南京市民们的活动范围。

日军也经常以良民证办理的问题，无辜屠杀南京市民。在南京档案馆藏资料显示，需要章盖在照片的右下角，一旦偏差超过3毫米即视为无效。盖章的印章颜色，必需使用特定深红色油墨，一旦出现褪色或者变浅，就被日军怀疑伪造，持有者就被枪毙。

在良民证的文字，必需是毛笔正楷书写，稍有潦草即被认定为"“有意隐瞒”，必然枪毙持有者。

如1938年1月15日，《纽约时报》记者德丁报道的案例，就非常具有代表性：

“那名男子只是证件上的钢印略显模糊，日本兵就认定他伪造证件。尽管他跪地求饶，出示所有能证明身份的物品，还是被刺刀捅死。这种随意性的暴力使所谓‘良民证’的保护作用形同虚设。”

美国记者德丁指出，日军就是借助办理良民证模棱两可的规则，使每个中国人都处在日军营造的恐惧氛围中，在心理上令中国人臣服。

一旦有人举报良民证的持有者是“可疑人员”，持有者就会被枪毙。因此，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钱家福回忆：

“邻居之间不敢往来，人人都可能成为眼线，亲情友情都受到了考验。”

许多南京市民们虽然办理了良民证，很多难民在登记之后，却经常受到日军士兵的骚扰，人身也不安全。

如在《南京安全区档案》记载：

“（1938 年）1 月 14 日，一家难民从大学附中回到自己住处。途中他们办理了登记证件，将它们贴在自己大门上，据说可免受日本士兵的骚扰。然而他们到家才 1 个小时，5 个日本士兵就闯入他们的住房，逐出所有男子，对数名妇女进行了强奸。”

这一切说明，在日军的残暴统治下，“良民证” 根本无法保障百姓的安全。普通市民们的生命、尊严随时都可能被无情践踏。

如根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研究统计：

1938年1-3月，因证件问题被处决者达3,500余人。证件相关死刑中，73%源于随意性的"违规"认定，平均每天有38人因证件问题遭到处决。南京虽然大约有25万人领取了证件，未能通过审查或未及时登记而被杀害的人数超过5000人。

因此，“良民证”乃是日军借助于一张卡片，奴役和压迫南京市民们的工具。2025年上映的电影《南京照相馆》，乃是把日军发放良民证这一段历史再现了。导演也表示：

“我们希望通过镜头展现那张小纸片如何成为悬在人们头上的利剑。在极端环境下，生存与尊严往往难以两全。”

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就是借助于良民证这小小的卡片，对南京平民进行严密的控制，以及残酷的杀戮。

良民证这一张纸片虽小，背后却是无数家庭的破碎，更是数十万中国同胞的鲜血和生命。为了铭记教训，我们应勿忘国耻，铭记日军的暴行，珍惜和平，防止类似的悲剧发生！

来源：柳州阿妹侃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