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董宇辉多次公开强调，若自己离开，“与辉同行”项目可能无法维持，300名员工将面临生计问题。他将这一压力视为职业选择的核心考量，并坦言“感性上不想干，但理性必须留下”‌。

董宇辉多次公开强调，若自己离开，“与辉同行”项目可能无法维持，300名员工将面临生计问题。他将这一压力视为职业选择的核心考量，并坦言“感性上不想干，但理性必须留下”‌。

从英语教师转型为头部主播后，董宇辉在东方甄选初创期被视为“火苗”，其个人IP直接关联公司存续‌。2024年离职风波期间，他仍以“公司需要时间独立”为由暂留，直至团队稳定后才正式创业‌。

董宇辉将“责任感”上升至价值观层面，认为“集体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最大化”。他拒绝2亿年薪的邀约，称“价值观不允许为了高薪抛弃团队”‌。他将“坚持直播”类比为“不想上学但必须上学”，引发舆论质疑。批评者认为这种表述混淆了法律义务与职业选择的本质，实为“责任包装下的道德绑架”‌。

尽管董宇辉强调责任，但批评者指出其个人收益丰厚（如收购“与辉同行”公司获利超1.4亿元‌），质疑其回避自身利益动机‌。部分观点认为，过度强调个人对团队的决定性作用，暴露了企业管理结构脆弱性，可能阻碍团队长期独立发展‌。

董宇辉自述长期依赖安眠药助眠，父母因供货商骚扰闭门不出，侧面印证其承担的压力‌。支持者将其选择视为“理想主义者的生存法则”，认为他架起了“城乡对话的桥梁”，并在争议中展现知识型主播的担当‌。

来源：清华之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