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杨联陞（1914—1990）是20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专长于中国经济史、制度史及社会史研究。他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师从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并在哈佛大学长期任教，成为西方汉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杨联陞的学术贡献广

文 | 彭靖，上海交通大学终身教育学院讲座教授

杨联陞（1914—1990）是20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专长于中国经济史、制度史及社会史研究。他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师从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并在哈佛大学长期任教，成为西方汉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杨联陞的学术贡献广泛，尤其擅长从微观视角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与制度运作，其研究方法融合了传统考据与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影响深远。

许多读者所不知的是，杨联陞还曾经从事过科举学研究，他不仅撰写过科举学子赴考费用问题的论文，还在其它著作与文章中，涉及并研究过科举方面的其他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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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举学研究提供新视角

作为代表作，这篇《科举时代的赴考旅费问题》是杨联陞研究中国科举制度的一篇重要论文，写作并发表于1961年台湾《清华学报》。该文聚焦于科举考试过程中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细节——考生赴考所需的旅费问题。传统史学对科举制度的研究多集中于考试内容、录取标准、社会影响等方面，而杨联陞则从经济学角度切入，探讨科举制度在实际运作中的成本问题，尤其是普通士子如何承担长途赴考的费用。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科举制度史的研究维度，也为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阶层流动与经济负担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这篇论文中，他首先指出：

读书应考，也是一件相当费钱的事。例如在明清时代读书人成了生员，可以得到廪膳，优免差徭，可以算是一种政府奖学金。在末成生员之时，贫苦学生，往往只有仗着书院的月考之类，得些膏火补助。但是生员再考举人进士，要到省城及京城，旅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古代科举时代，无论何人，一旦金榜题名，便成为整个家族的荣耀。士子自身的价值，更是立即起到了由“鱼化成龙”的巨大变化。所以，每一位考生赶考之时，无论其家庭的贫与富，必然会组织起一批族人为其服务。一般来说，一位士子赶考，送考人数少则数人，多则上百人。望族富户一是为考生壮行助威；二是激发家族中其他子弟的学习热情；三是顺便游山、玩水寻欢作乐。

贫穷考生的族人，则会带上家乡的土特产品到当地来变卖，或是至当地打工卖艺赚钱，供考生消费。因此，对于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来说，旅费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杨联陞（右）与友人合影

在这篇论文中，杨联陞在列举大量事例后，他指出：“关于赴考旅费，政府与私人两方面，都有补助。政府方面，明清时代，举人考进士，例有补助，载在会典。……但是，按照这些中央政府的规定，补助限于会试。”会试以下的乡试等阶段是没有赴考旅费，考生则需要自筹经费。

在私人方面，宋代以来，为保家、保族而设立的义庄之类，往往有关于考试费的补助。例如最著名的范氏义庄，在皇祐二年（1050年）所谓“文正公（即范仲淹）初定规矩”之中，虽然没有规定，熙宁六年（1073年）的续定规矩，已经有这样一条：

一、诸位（位就是房）子弟得大比试者，每人支钱一十贯文（七十七陌，下皆准此），再贡者减半。并须实赴大比试乃给。即已给而无故不试者追纳。（四部丛刊《范文正公集》册九“义庄规矩”页三下）

在上述“续定规矩”中明确说明，参加重要的考试（一般应该是在乡试以上），“每人支钱一十贯文”，第二次则要减半。对于无故不参加考试者则要追交这些支付的费用。实际上，对于考生和陪考族人来说，这些费用是远远不够的。

在近代家谱中，关于考试多有类似的规定，往往由生员起就有补助。如《萧山王氏家谱》在1847年规定：“给考费，岁科试文武生童每名一千文，乡试每名二千文，会试每名八千文。”

在《常州张氏宗谱》在1880年规定：“生员乡试给钱三千文，会试二十千文。游庠五千文，登乡榜者十四千文，登会榜者二十千文。”前半是旅费，后半是中试的奖赏。在中国科举制度延绵1300年的历史中，正是这些家族的“义举”之策，才填补政府发放赴考旅费不足的实际情况。

在中国历史的长卷中，科举制度如同一道绵延千年的文化山脉，既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景观，又成为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关键密码。在这一研究领域，杨联陞先生以其融贯中西的学术视野和微观实证的研究方法，开辟了科举学研究的新视角。

02

多学科并举的研究方法

作为20世纪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杨联陞的科举研究不仅突破了传统史学方法的局限，更构建了一种将制度史、社会史、文化史打通的整体性解释框架，使科举制度的研究从简单的制度描述，升华为对中国社会结构与文化心理的深度解读。

杨联陞的科举研究，首要创新在于方法论上的突破。他娴熟运用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研究策略，既能够通过细密的考据还原科举制度的具体运作细节，又善于从这些细节中提炼出关乎中国社会本质的宏观结论。在《科举时代的赴考旅费问题》一文中，他从考生赴考的路费这一微小切入点入手，揭示了家族、宗族组织在科举体系中的支持作用，进而展现了科举如何深度嵌入传统中国的社会网络之中。这种“微观实证与宏观阐释”的研究方法，使他的科举研究既有扎实的史料基础，又具备深刻的理论穿透力。

杨联陞对科举制度的分析超越了单纯制度史的范畴，创造性地将科举视为一种贯穿经济、社会、文化多领域的“总体社会事实”。在《中国制度史研究》（彭刚、程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07年版。）一书中，他精辟地指出科举不仅是一种选拔制度，更是一种资源配置和经济流动的机制。通过计算科举考试的各项成本与收益，他揭示了科举如何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投资行为，塑造了中国人的经济理性与家族策略。这种将经济分析引入制度史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在当时的中国学界堪称开创性的尝试。

尤为重要的是，杨联陞敏锐地捕捉到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塑造作用。他通过分析科举中的“同年”关系、师生纽带以及地域性派系，揭示了科举如何成为一张覆盖全国的社会关系网络生产机制。1973年，在《食货月刊》上发表《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文章中，他精辟地分析了由科举制度衍生出的“报”的文化心理，这种基于恩惠交换的互惠原则，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情感与道德基础。这一研究不仅解释了科举制度能够延续千年的文化逻辑，更为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的关系主义特征提供了钥匙。

杨联陞日记一页

杨联陞的科举研究还特别关注制度与实际运作之间的张力。他通过考察科举中的各种“例外”和“变通”，揭示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实践之间的复杂互动。在《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原载《中国制度史研究》，梁庚尧译，1961年，第18-24页）等文章相关研究中，他注意到科举考试虽然有着严格的规定，但在实际运作中常常因地域、时间、人事等因素而产生各种适应性变通。这种对制度弹性的关注，避免了对科举制度的僵化理解，展现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实用主义智慧。

作为一位身处中西学术交汇点的学者，杨联陞的科举研究具有鲜明的比较视野。他精通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却从不生搬硬套西方概念，而是通过扎实的史料分析，构建基于中国历史经验的理论框架。这种研究姿态使得他的科举研究既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对话，又保持对中国历史独特性的尊重。在《中国制度史研究》书中，他通过中西比较的视角，凸显了科举制度区别于西方官僚选拔制度的特征，尤其是科举如何将文化精英与政治精英的身份合二为一，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士大夫”阶层。

03

对于当代学术研究的启示

杨联陞科举学研究的当代启示是多重而深刻的。首先，在方法论层面，他示范了如何通过细微处见精神的历史写法，使制度研究充满人文温度；其次，在理论层面，他开创的跨学科研究路径，为后来者提供了将经济分析、社会理论、文化研究融入制度史研究的范例。最重要的是，他对科举制度的辩证分析——既看到其促进社会流动的积极功能，也不回避其僵化思维、限制创新的负面作用——为我们今天思考教育公平、人才选拔和文化传承提供了历史镜鉴。

回顾杨联陞的学术遗产，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博学的史学家，更是一位能够穿梭于中西文化、游走于宏观微观之间的思想者。他的科举研究之所以历经岁月而依然熠熠生辉，正因为它不是简单的制度描述，而是透过科举这面多棱镜，折射出中国传统社会的复杂图景。在这个意义上，杨联陞不仅为我们理解科举制度提供了知识基础，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论启示：唯有将制度放回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观察其实际运作与文化逻辑，才能真正把握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在机理。

当今时代，当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思考精英选拔、教育公平与文化认同等议题时，杨联陞的科举学研究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帮助我们理解，任何制度都不是冰冷的机械装置，而是嵌入特定文化土壤中的生命体，有着自己的成长逻辑与适应机制。这种历史洞察力，或许正是杨联陞学术遗产中最珍贵的部分。它让我们避免用简单的善恶二分法评判历史制度，而是理解其内在复杂性及其与整个社会文化的有机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杨联陞的科举学研究不仅是对过去的解读，更是对未来的一种启示。

来源：学人scholar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