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先有这一声追问，后有千年骂名。二十四史里，几乎没有哪一部像《魏书》这样，从问世那天起就卷入漩涡：秽史、谤史、党史，各色标签贴满封面。可若细看史实，它的成书逻辑、材料扎实程度并不逊于任何同类著作，反倒在文体与体例上另辟蹊径。问题就出在“谁来写、为谁写、写给谁看”

“天保七年冬夜，你们谁能给我说说，究竟为何《魏书》人人痛骂？”酒盏微晃，高洋半是调侃半是真问。

先有这一声追问，后有千年骂名。二十四史里，几乎没有哪一部像《魏书》这样，从问世那天起就卷入漩涡：秽史、谤史、党史，各色标签贴满封面。可若细看史实，它的成书逻辑、材料扎实程度并不逊于任何同类著作，反倒在文体与体例上另辟蹊径。问题就出在“谁来写、为谁写、写给谁看”这三件事。

魏收并非等闲之辈。507年生于钜鹿，年少时想舞刀弄戟，结果被嘲笑姿势别扭，他才死心转向经史。头脑快、记忆准，下笔如飞，二十六岁写《封禅书》一千余字，一气呵成，这种“无稿速写”在当时极为罕见。如此锋利的笔，是武人政权最需要也最忌惮的工具。

534年北魏分裂，东魏高欢与西魏宇文泰对峙。魏收看透孝武帝翻盘无望，装病辞官，顺势投到高欢帐下。这一路转身，被后世视为趋炎附势，却恰恰证明他对政治风向的精准判断。高欢家大业大，能写诏能写策的人一车一马，魏收反而不得要领。直到高澄去世，高洋继位，终于舍得放手让他做“独家作者”——修国史。

材料不是问题。北魏自拓跋珪算起，历代重视史官，崔浩案虽血腥，却也说明皇帝怕史馆。前有《国记》《起居注》《孝庄纪》等海量卷帙，魏收只需整合、剪裁、点评。东魏、北齐又专门设史馆，把征集原始档案当头等大事。正因资料过于丰富，他才敢采取“合族列传”这一新写法：同一家族同一传记，祖孙一起写，好处是脉络清晰，坏处是容易碰痛脚。

痛脚在哪里？门第利益。南北朝选官看出身，看得比才华还重。魏收把几个世族的先祖、官爵、功劳捆在一处，真假便被“当事人”一目了然。有的世家本就虚报爵位，被他拆穿；有的人嫌自家位置靠后，冲去尚书省拍桌子。史学争论摇身变成资源争夺，便再也讲不清是非。

口水战中最出名的例子是阳固和尔朱荣。阳固被指贪虐，魏收却写“甚有惠政”，看似颠倒黑白。可比对《北史》，发现阳固当年被弹劾多半出于私怨，并无确凿罪名。再说尔朱荣，河阴之难的血债魏收写得丝毫不讳，只在结尾随口“若能修德义，伊霍不足道”——是假设语气，却被抓住不放，说他收了贿。很多口诛笔伐，就因一句修辞。

当皇帝也扛不住骂声时，只能搞公开论辩。尚书省里坐了一百多名“投诉代表”，或辩或骂，连杨愔、高德正这样的重量级人物都在列。魏收对答如流，可两腿难敌四拳，最后干脆撂挑子：要么治他们之罪，要么别再开会。高洋杀气重，却也担心一场文案纠纷演成政治清算，只好把辩论按下去。事得平息，史书却被贴上“秽史”封条，从此甩不掉。

北齐亡后，《魏书》的麻烦换了赛道。隋、唐需要一条合法的政权传承链：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偏偏魏收站在东魏—北齐阵营，说西魏僭伪。这等于否定唐朝祖宗的正统，尴尬不？隋文帝索性令魏澹再写一部“正宗版”，把东西魏正朔左右互换。唐初想重修，又发现两部《魏书》材料都详，便不了了之。于是原本的政治立场问题，被后世打成史德问题。

唐人李百药编《北齐书》，没细审材料，把北齐时期的漫骂全抄进《魏收传》；刘知几《史通》转引，进一步坐实；宋、清史家继承成说，“秽史”三字越磨越亮，却鲜有人回头核对卷内细节。骂名就这样层层放大。

必须承认，魏收对高欢、高洋父子写得客气，是有“立场歪”。但“立场歪”等于“秽史”吗？若以材料实伪为尺度，他的曲笔远不如《汉书》中的外戚粉饰，也不如《明史》里刻意贬魏忠贤。真要下定义，顶多算“有政治倾向”，并不构成“秽”。

《魏书》留给后世的最大贡献，倒在于它保全了北魏门阀体制、民族政策、土地制度的第一手记录。正因为采用“合族列传”，才能看到拓跋鲜卑与中原世家融合的全过程，这对研究中华多民族国家成形尤为重要。若仅凭魏澹或唐修本，许多细节就要断档。

骂声是一回事，学术是另一回事。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寿、清代考据家王鸣盛都公开称赞“资料之丰，文气之雄”。连想推倒它的隋唐官方最终也承认：改不了，只能并列。事实说明，《魏书》并未因声名狼藉而失传，反倒凭内容自带免疫力。

不难发现，历代针对《魏书》的批评常常跳过文本，只盯作者是非、政权倾向、门第得失。等这些外部矛盾随时势消散，书还在，批评理由却一次次改换。如此循环千年，真正被保留下来的，是书中那些扎在史料里的细节，而不是骂名本身。

对于研究者来说，《魏书》仍是一座矿藏：北魏的府兵制、均田制、孝文改制，以及鲜卑族群心理，都能在本纪、志、列传里找到原始数据。即便视角偏颇，原始数据依旧可用。换言之，骂得越凶，越提醒后人——这部书有人在意，有料可挖。

来源：一道知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