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康元年（公元 291 年）暮春，洛阳城柳絮纷飞。夏侯湛独坐书斋，案头摊开陈寿新著《三国志》，烛火在他苍白的面颊上投下阴影。这位年近五旬的文豪颤抖着手指，逐页翻阅陈寿笔下的魏蜀吴风云，忽然抓起案头尚未完成的《魏书》手稿，投入熊熊燃烧的炭盆。

元康元年（公元 291 年）暮春，洛阳城柳絮纷飞。夏侯湛独坐书斋，案头摊开陈寿新著《三国志》，烛火在他苍白的面颊上投下阴影。这位年近五旬的文豪颤抖着手指，逐页翻阅陈寿笔下的魏蜀吴风云，忽然抓起案头尚未完成的《魏书》手稿，投入熊熊燃烧的炭盆。

"公已立言不朽，湛何敢厕身其间！" 夏侯湛对着摇曳的火光喃喃自语，眼中闪过复杂的神色 —— 有钦佩，有不甘，更有释然。当最后一页手稿化为灰烬时，窗外惊雷乍起，暴雨倾盆而下。

这一幕被《晋书・夏侯湛传》记载为 "见寿所作《三国志》，便坏己书而罢"。夏侯湛为何要亲手毁掉耗费多年心血的著作？陈寿的《三国志》究竟有何魔力，竟让这位名动京华的才子甘拜下风？

夏侯湛出身谯郡夏侯氏，是曹魏名将夏侯渊的曾孙，自幼便以文采斐然闻名。他与潘岳并称 "连璧"，每当二人乘车出行，洛阳百姓争相围观，其风头之盛可见一斑。

泰始年间（公元 265-274 年），夏侯湛被推举为贤良，却因官场倾轧 "累年不调"。失意之际，他萌生了撰写《魏书》的念头："吾祖夏侯威佐命曹魏，岂可令青史无名？"

在野王令任上，夏侯湛利用政务闲暇，遍访曹魏故老，搜集大量一手资料。他模仿《史记》笔法，为曹操、曹丕等帝王立传，更以华丽辞藻描绘官渡之战、赤壁烽火等重大战役。

"湛之《魏书》，当与班马比肩！" 夏侯湛曾自信满满地对友人说。他哪里想到，命运会让他与另一位史学巨匠狭路相逢。

咸宁六年（公元 280 年），西晋灭吴，天下一统。此时的陈寿已完成《三国志》初稿，这部凝聚他十年心血的著作，即将掀起史学界的惊涛骇浪。

陈寿出身蜀汉，父亲曾为马谡参军，因街亭之败受髡刑。蜀汉灭亡后，他忍辱负重，在西晋担任著作郎，立志撰写一部跨越三国的信史。

与夏侯湛不同，陈寿摒弃了华丽的文学修饰，坚持 "实录" 原则。他广泛参考王沈《魏书》、韦昭《吴书》等官方史料，更深入民间采集蜀汉遗闻，甚至亲自踏查古战场遗址。

"寿虽蜀人，然其书体例严谨，直追《史记》。" 张华初见《三国志》便惊叹不已，力排众议向晋武帝推荐："若得此人修《晋书》，吾无忧矣！"

当夏侯湛读到陈寿的《三国志》时，仿佛被兜头浇下一盆冰水。两部史书的差异，远超他的想象：

陈寿首创纪传体断代国别史体例，将魏蜀吴三国并立叙述，既凸显魏国正统地位，又完整呈现三国鼎立格局。而夏侯湛的《魏书》仍沿用东汉以来的单一王朝叙事模式，视角局限。

"陈寿以一国之史统摄三国，此等胸襟，吾不及也！" 夏侯湛抚卷长叹。他意识到，自己的著作在宏观视野上已输一筹。

陈寿秉持 "考而后信" 原则，对荒诞不经的传说一概不取。例如，他删去了王沈《魏书》中关于曹操 "望梅止渴" 的神化记载，仅保留《武帝纪》中 "军皆渴，乃令曰：' 前有大梅林...'" 的平实记录。

反观夏侯湛，为追求文采，在《魏书・武帝纪》中加入大量想象性描写："操横槊赋诗，星月为之失色；东临碣石，江海为之扬波。" 这种文学化叙事虽华丽，却偏离了史书的本质。

作为曹魏后裔，夏侯湛在书中难免流露对故国家园的情感倾向，对司马氏代魏多有隐晦批评。而陈寿作为蜀汉遗民，却能以超然态度书写三国历史，既肯定诸葛亮的治国才能，也直言其 "连年动众，未能成功" 的失误。

"寿以亡国之臣修史，尚能如此公允；湛忝为魏胄，反失之偏颇。" 夏侯湛越读越觉汗颜，手中的《魏书》手稿仿佛变得千斤重。

夏侯湛销毁《魏书》的消息不胫而走，在洛阳文坛掀起轩然大波。

"文人相轻，自古皆然。然湛能毁己书以让贤，真丈夫也！" 张华对夏侯湛的气量赞不绝口。而荀勖等保守派却不以为然："陈寿不过益州寒士，湛乃名门之后，何至于此？"

西晋承魏统，急需一部官方认可的三国史来确立合法性。陈寿的《三国志》尊魏为正统，同时为蜀吴立传，巧妙平衡了政治需求与历史真实。夏侯湛的《魏书》因过度强调曹魏正统，反而显得不合时宜。

汉代以来，史书往往兼具文学性与史料性。但陈寿开创的 "实录" 传统，使史学逐渐从文学中独立出来。夏侯湛的文学化书写，在新的学术标准下显得格格不入。

陈寿出身寒门，其成功标志着庶族文人在史学领域的崛起。而夏侯湛代表的士族文人，仍沉浸在 "以文载道" 的传统中。这场修史之争，实则是两种文化势力的碰撞。

夏侯湛销毁《魏书》的行为，历来众说纷纭。综合史料与时代背景，可归纳为三大动因：

陈寿的史学成就堪称划时代。他以 65 卷篇幅浓缩近百年历史，人物传记 "文质辨洽"，评论 "简而有要"，连张华都认为 "班固、司马迁不能过也"。夏侯湛的《魏书》在结构、史料、史识等方面全面落后，继续撰写已无意义。

西晋初年，朝廷对曹魏旧族仍存戒心。夏侯湛若坚持以曹魏为正统撰写史书，可能招致司马氏猜忌。销毁《魏书》，实为一种政治妥协，避免因 "史笔犯禁" 而惹祸上身。

夏侯湛在《抵疑》中曾写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他销毁著作，绝非简单的认输，而是以文人特有的方式维护学术尊严 —— 与其留下一部二流作品，不如成就对手的千古之名。

这种 "让贤" 精神，在 "文人相轻" 的古代文坛尤为可贵。唐代刘知幾在《史通》中评价："夏侯湛毁书，乃史坛之美谈也。"

陈寿的《三国志》在晋惠帝时被官方抄录，迅速流传天下，成为研究三国历史的权威典籍。而夏侯湛的《魏书》，除了《晋书》中零星记载外，全部散佚失传，只留下 "坏己书而罢" 的传奇故事。

两书的不同命运，揭示了史学发展的深层规律：真正伟大的史书，必须超越个人立场与时代局限，以客观笔触记录历史真相。陈寿做到了这一点，而夏侯湛的失败，恰恰在于他未能挣脱家族与时代的枷锁。

今天，当我们翻开《三国志》，仍能感受到陈寿那支如椽大笔的分量；而夏侯湛的焚稿之举，则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缕青烟，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思与叹息。

来源：酥糖去探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