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特殊的“叛逆者”，日本反战同盟在广西昆仑关

摘要：1939年末至1940年初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昆仑关战役激战正酣。日本反战同盟西南支部负责人鹿地亘，以亲身经历写下《叛逆者之歌》，他用日记体的形式，为我们还原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第一工作队，在桂南前线开展抗战、反战宣传的真实历程。

一群特殊的“叛逆者”，日本反战同盟在广西昆仑关——评《叛逆者之歌》

◎思恩编辑部（阿素喇）

1939年末至1940年初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昆仑关战役激战正酣。日本反战同盟西南支部负责人鹿地亘，以亲身经历写下《叛逆者之歌》，他用日记体的形式，为我们还原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第一工作队，在桂南前线开展抗战、反战宣传的真实历程。

桂林启程

1939年12月25日，圣诞节的上午9时，桂林的空袭警报刺耳地响起。就在这样紧张的氛围中，反战同盟桂林支部（西南支部）在作家书屋——也就是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的所在地，举行了成立大会。成立大会结束后，支部长鹿地亘便率领第一工作队奉命开赴前线。

▲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会西南支部在桂林成立

▲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会西南支部在桂成立

这支工作队的队员可不一般，队长是著名的日本左翼作家、日共成员鹿地亘，而队员坂本秀夫、南部实吉、鲇川诚二、樱井胜、佐佐木正夫等，他们大多是被俘后觉醒的前日军士兵，其中坂本是主动投诚的士兵，南部则是上海战役老兵，后来浅野公子等留守人员也加入进来。反战同盟队员选拔极为严格，就像南部，即便患上疟疾，却依然坚决请战，最终获得批准。行营参谋处组长廖济寰作为工作队中方联络人，全程参与其中，为工作队提供协助，并与中国同志一同为工作队提供武装护送。

出发之时，办公室的林上校（林柏森），尽管脚伤还未痊愈，却拄着拐杖，和留守队员如源（因患脚气病未能随行）、浅野公子，还有作家书屋的同仁们一同来到桂林郊外公路，热烈欢送工作队。众人在作家书屋门前合影留念，气氛既紧张又充满使命感与同志情谊。林上校满脸遗憾地表达了自己未能同行的惋惜，同时也送上了对工作队此行成功的美好祝福。队员们怀着激动与期待的心情登上卡车，踏上征程，他们在车内相互介绍背景，谈论着反战宣传的策略、对前线日军的心理推测以及对月夜下宣传效果的期待。

▲扫荡报（桂林） 1939-12-24：打倒军事冒险主义在华日本人民扩大反战运动成立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宣誓共同援助中国抗战

▲东南日报（杭州）1939-12-25：日在华反战同盟西南支部成立发表宣言阐述六项方针反战宣传品遍布各战场

▲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会西南支部在桂成立（左为鹿地亘）

穿越广西腹地

车队一路南下驶离桂林，沿着公路途经阳朔、榴江，最终前往柳州，窗外是广西独特的喀斯特地貌，那些石笋般的岩山虽别具特色，可脚下的土地却十分贫瘠，沿途百姓的生活也尽显艰难。队员们没有被眼前的景象冲淡前行的热情，反而兴致勃勃地讨论着前线工作策略和宣传内容，还首次试验了新购置的便携式播音机，经测试，这台播音机的有效距离约1500-2000米。

路途并不平静，他们频繁遭遇空袭警报，每一次警报响起，都让众人的心弦紧绷，需停车躲避敌机。车队在阳朔短暂停留并享用午餐，之后继续前行。抵达柳州加油时，工作队成员的帽章引起当地军民的好奇与初步认同，汽车兵团的丁团长热情欢迎他们，并设茶会款待。

12月27日，工作队抵达迁江——行营参谋处所在地，邓先生等人早已在此等候，热情迎接他们的到来。在这里，工作队成员探望了刚被俘的日军第五师团士兵小山胜之介。小山的手腕和大腿都受了伤，情绪低落到了极点，甚至产生了自杀的念头。队员们见状，立刻以同胞的身份上前亲切安抚。他们向小山讲述自己的经历，揭露战争的种种谎言，比如宇品港那场虚假的“凯旋”之后，士兵们便被调往诺门坎、华南等地参与残酷战斗的事实；还向小山介绍反战同盟的宗旨和中国军队的优待政策。队员们贴心地赠予小山香烟和零钱，并留下了桂林同志的地址。工作队还目睹了中国军医为小山手术，切实感受到中方对日俘人道的救治态度。在交谈中，小山透露自己的战友永沼三郎或许也已负伤，还向队员们提供了不少前线日军情报：大约有一联队的日军被困，实际兵力可能不足一个大队，缺乏重武器和弹药，士兵们士气低落，并且刚刚经历了昆仑关的激烈争夺战。

随后，鹿地亘与廖济寰一同拜会了吴参谋处长（吴石）和林参谋长（林蔚）。吴参谋处长是反战同盟的支持者。工作队还在此再次成功测试了播音机，分别进行日间和夜间测试，确认其有效传播距离（约1500米），确保其能在前线正常使用，为后续前线工作做好准备。考虑到小山的伤势，工作队安排他在当晚被转送桂林后方医院接受治疗。

▲反战同盟在前线

初抵前线

12月28日，车队继续南行，经过已成废墟的宾阳县城（白天遭轰炸），最终抵达前线区域（靠近昆仑关）。接近前线，气氛愈发紧张，路上遇到大量中国军队开赴前线增援。

抵达第X军司令部后，军司令部的戴参谋（戴仲明）——他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向工作队详细介绍了昆仑关的战局。当时，日军第五师团的一部分兵力，大约一个大队，被压缩在东西仅2000米、南北6000米的狭长地带，这片区域就在公路两侧的丘陵地带，据点主要在六五高地、六〇高地等几个丘陵上，但已被压缩，中国军队占据高地，对日军形成了居高临下的包围之势，日军缺乏重武器和弹药，补给困难，处境十分危急。工作队还在司令部领取了准备撒发的反战宣传单。了解完战局后，工作队决定在12月28日傍晚5时出发，前往昆仑关前线。

12月28日夜，在戴参谋和第X军林参谋的引导下，工作队乘坐卡车，在夜色的掩护下驶向昆仑关。沿途，他们经过了临时野战医院，医院里伤兵们痛苦的模样触目惊心，每一个场景都让队员们对战争的残酷有了更直观的感受。途中，还遭遇了日军零星的炮击，炮弹爆炸的轰鸣声在夜空中回荡，增添了几分紧张与危险。

抵达XX师团部附近后，队员们下车，步行穿过警戒线和战场。脚下的土地上，散落着中日两军士兵的尸体，空气中弥漫着血腥气，四周一片死寂，唯有偶尔传来的几声枪响打破沉寂，这样的场景让所有人都心情沉重。之后，他们登上了新近攻克的六〇高地附近的观测点。林参谋和团长向队员们介绍了战场态势：中国军队已经控制了六五高地、六〇高地等重要制高点，而日军则被压缩在公路两侧以及六五高地下方的几个低矮丘陵据点，比如四四一高地，此时的日军如同“袋中之鼠”，陷入了困境，但激烈的战斗仍在持续进行。

当晚，工作队选择在一处战略位置关键的地点架设播音机——这里是中国军队刚夺下的丘陵，紧邻六五高地，既能俯瞰日军阵地，与日军阵地的距离也仅约300米。为确保广播顺利进行、避免不必要的误会，首先由廖济寰向中国军队说明此次广播的意图，请求部队配合以减少射击干扰。在得到配合后，鹿地亘、鲇川、佐佐木、坂本、樱井、南部便依次用日语展开广播：

鹿地亘以同胞身份向日军士兵致以问候，详细介绍反战同盟的使命，揭露战争的真实面貌，批判日本军部对士兵的欺骗行为（如宇品港“假凯旋”事件），并号召他们不要做无谓牺牲，多为家乡亲人考虑；鲇川则播报了日本国内的困境，包括议会拨付巨额军费、民生凋敝、物价飞涨以及自杀事件频发等情况；佐佐木以工人的身份，揭露了日本军需工业压榨工人、技术兵被廉价征用的现实；坂本专门介绍了反战同盟的性质与目标；樱井分享了自己被俘后的经历与觉醒过程，呼吁日军士兵不要相信“俘虏会被杀”的谎言，还演唱了《父子之春》等日本流行歌曲，以此唤起他们的思乡之情；最后，南部以老兵的身份，再次呼吁日军士兵觉醒。

广播期间，日军曾用重机枪扫射进行干扰，子弹呼啸而过，情况十分危急，但队员们没有退缩，坚持完成广播。令人意外的是，扫射过后，日军阵地陷入了沉寂，工作队推测日军在震惊、困惑和严厉压制下收听，这样强烈的反应让队员们看到了广播可能产生的效果，不过第一次广播并未获得日军的直接回应。广播结束后，工作队在阵地上发现日军士兵刻在壕壁上的字句（如“俺们直到死都是他们的牺牲品”、“俺们的耳目是被遮蔽着的”），这些文字如同一剂强心针，成为日军士兵内心苦闷的无声印证，证明之前的广播已经深入日军士兵的内心，令工作队深受鼓舞。

▲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工作队在前方

克复昆仑关

12月29日白天，工作队在军司令部附近的山中休整，躲避空袭。利用这段时间，队员们整理分析了缴获的日军文件和日记。从这些资料中，他们了解到了诺门坎战役惨败的真相，感受到了日军士兵浓烈的思乡厌战情绪，也知晓了日军军队内部存在的压迫，比如老兵欺压新兵，还有士兵们被反复欺骗调动所承受的痛苦。队员们还在这些资料中发现了一首讽刺军队生活的长诗（打油诗），字里行间满是日军士兵对军队生活的不满。此外，队员们还参观了缴获的日军战车炮，近距离观察日军的武器装备。

12月30日，工作队依旧在营地休整、分析大量缴获的日军日记和文件。这些文献（如记录诺门坎战役惨状、思念家乡、军队严酷生活、厌战歌谣）提供了宝贵的情报，也印证了日军士兵的痛苦心境，加深了工作队的使命感。期间，工作队听闻昆仑关被中国军队收复的捷报。

12月30日夜，工作队再次出动，在更靠近前线、更靠近日军新阵地（四四一高地）的六五高地附近的另一处阵地进行广播。这次广播的内容比第一次更为强硬，鹿地亘的广播更加激昂，结合前一天发现的壕壁文字，痛斥日军士兵的“软弱”，质问他们“枪口应对准谁”，甚至用激将法要求日军向广播方向射击以表明态度，然而日军依旧没有射击，只是在短暂射击后陷入沉寂，广播的效果在持续发酵。

途中，工作队听闻有大约十名日军，其中可能还包括军官，被围困在一个山洞里。这个消息让队员们兴奋不已，他们迫切希望能借此机会劝降这些日军，但后续关于这个山洞小队的消息却不明了，这些日军士兵可能被杀害，也可能逃脱了。

到了1940年1月1日，元旦当天，工作队在战地度过，众人在营地讨论工作，还听闻日军飞机在柳州上空被击落的消息。在杜军长（杜聿明）主持的庆祝宴会上，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昆仑关已完全克复！随后，戴参谋又带来消息，日军重要据点九塘已被中国军队攻占。日军在战败后狼狈溃退，仓皇之下抛弃了大量武器辎重，其中包括野炮、战车炮、弹药以及马匹。

工作队并未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停滞不前，而是继续整理缴获的日军文件资料，深入剖析日军士兵的心态和日军面临的困境。期间，工作队还与活跃在前线的广西学生军进行了互动。这些学生军大多是男女青年，他们充满热情，对工作队的反战宣传工作十分感兴趣，甚至主动要求随工作队一同行动，展现出了年轻人的热血与担当。

1月1日夜，在庆祝昆仑关光复的热烈气氛中，工作队再次进行广播。这次广播在戴参谋安排下进行，内容有所转变，一方面慰劳英勇作战的中国将士，对前线中国军队进行广播，除反战同盟成员讲话外，还邀请广西学生军女学生合唱抗日歌曲，慰劳和激励浴血奋战的中国将士；另一方面则继续对残余的日军进行喊话，希望能进一步瓦解日军的斗志。

▲反战同盟在前线

最后的追击

1月2日，戴参谋带来了九塘陷落的捷报，这意味着日军在战败后，继续向南宁方向溃退。对于工作队的队员们来说，没能及时“接收”之前传说中被围困在山洞里的日军小队，心中难免有些失望，但他们也清楚战场形势瞬息万变，难以完全掌控，很快便释然了。

工作队乘车继续向南，意图追上前撤的日军残部进行宣传。途中经过已成焦土的昆仑关，目睹惨烈战斗遗迹（炸断的松树、弹痕累累的阵地），还在迁江营地继续整理分析缴获文献。

此时，鹿地亘因为需要前往重庆筹建反战同盟本部，决定在九塘光复后就带领工作队返回桂林。吴参谋处长十分认可工作队的工作，极力挽留鹿地亘，希望他能继续在前线工作数日，但鹿地亘因重任在身，还是婉拒了挽留。

1月3日，应中央社记者的要求，工作队成员在驻地模拟战场广播场景拍照留念，用镜头记录下这段特殊的经历。工作队计划深入九塘及其以南前线，途中遭遇日军炮火袭扰（可能是掩护撤退），气氛紧张，在接近前线的路上，目睹更多死尸。

当晚，工作队进行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广播行动，目标直指九塘外围四四一高地的残敌。在引导下，工作队穿越复杂地形（小溪、荆棘丛、松林），到达新的前线阵地（某团团部在四一五高地附近）。在四一五高地附近的团部，队员们了解到最新的战况：日军主力已经撤退，仅留下小股部队进行掩护，其中疑有伪满军。由于目标日军已经远撤，广播条件不佳（距离过远，目标不明确），加之日军快速后撤，广播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工作队在尝试寻找更合适地点未果后，决定放弃此次追击行动，返回驻地。

返程途中，队员们目睹了中国军队持续追击日军的场景，甚至看到了中国军队的战车部队轰鸣向前，还见到了缴获的日军马匹，这些都让队员们感受到了中国军队的英勇与顽强。鹿地亘在途中也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深刻反思战争的本质、士兵们在战争中的复杂心态、两个民族在战争中所承受的苦难与展现出的坚韧，以及反战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在九塘附近的公路上，队员们还目睹了疑似伪满军士兵的尸体。

1月4日，随着最后一次前线行动的结束，鹿地亘踏上了返回桂林的旅程，之后他还将前往重庆筹建反战同盟本部，而第一工作队的其他成员也将继续在前线或后方为反战事业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