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心电监护仪上的波形依旧顽强地起伏，医生却明白，这位83岁的老兵正一步步逼近生理极限。秘书刘沛守在床头，忆起将军几小时前仍在纸上写下“面向西”三个字，额角渗出薄汗。

2000年3月9日22点45分，“首长，您还疼吗？”护士俯身贴近耳边，声音几乎被呼吸机的噪声吞没。郑维山没回答，只用力眨了下眼，像在示意“别废话”。

心电监护仪上的波形依旧顽强地起伏，医生却明白，这位83岁的老兵正一步步逼近生理极限。秘书刘沛守在床头，忆起将军几小时前仍在纸上写下“面向西”三个字，额角渗出薄汗。

没人想到他会如此固执。原本医院安排了转入ICU的预案，可郑维山执拗地要求先回家，再把遗嘱宣读给亲人听。他说：“治我一身病，不如造一条舰，有用。”所有劝说在他一句“我这条命早在祁连山丢过一次”面前哑火。

遗嘱只两页，却字字都是命令：不进八宝山；火化后，将骨灰撒在大别山、祁连山与河西走廊；若条件许可，遗体供医学解剖。家人泣不成声，他却只说：“别浪费我的身体。”

祁连山三个字，对郑维山是伤痕，也是路标。1936年冬，他跟随徐向前的西路军渡黄河，只十五条木船，风沙刻在脸上像刀割。半年拉锯后，西征部队弹尽粮绝，他率两个营突围，被弹片削去头皮，昏死前仍嚷：“再向西二十里，就是出口！”

战线断裂，他与警卫、秘书逃出重围，再沿着干涸的古河道东返。几个月后他抵延安，留下三句话：“我没死；枪丢了；还得回去。”此后十多年，他反复在日记里写“西”字，像给自己钉下一枚提醒。

1949年攻兰州，郑维山终于把“西”字翻成战果。黄河铁桥是要害，他带炮兵压上岸滩，只一句命令：“给我打！”敌军炮楼在晨雾里散架，马步芳主力脱逃不及，被截于城外。战后，他骑马登小山，向河西走廊方向三鞠躬，声音沙哑：“弟兄们，账结了。”

退役后，郑维山先后两次回到西北。1985年，他在山口蹲了整整半小时，风吹得军帽扣带拍打面颊。他没流泪，只捡了一把碎石放进口袋，说是“替牺牲的老伙计带回家的路费”。

1998年查出肺部肿瘤，医生担心他受刺激，他却反问：“全麻会不会让脑子迟钝？”手术后，他拒绝止痛针，靠咬牙硬扛。第五天便在走廊练步，被护士拉回；半月后能走一公里，两月后能走十公里，“准备去兰州转转”成了他挂嘴边的玩笑。

可笑声没维持多久。1999年底复查，病灶转移。他仍惦记西北，对秘书说：“你替我先去一趟，告诉祁连山我晚点就到。”秘书明白那不是调侃，于是买了张硬座票，带回一包山口的尘土。老将军接过，用手指轻轻抹开，长叹一声。

回到2000年3月9日，监护仪突然拉响。刘沛低头一看，心率却比几分钟前还高。他猛地想起那份嘱托，立即摇高床头，将军头部朝向病房西墙。“首长，您现在正对祁连山！”话音甫落，仪器上的波形迅速走平，仿佛一颗执拗的心终于到站。

不久，骨灰随三位子女分赴三地。他们在大别山松林间、祁连山大山口、兰州以西的戈壁各撒一把。微尘混进风沙，没有碑，没有名字。了解郑维山的人都明白，这是他选定的归队方式。

来源：人文历史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