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朝，一个在中华文明史中如满月般耀眼的时代，像是忽然间撑开了一幅气象万千的画卷。然而，再辉煌的月亮，也终究抵不过一阵凛风。这辉煌的开头，却也埋下了不可逆转的败笔。从李世民到李治，这对被反复提起的父子，固然撑起了早期唐朝的大局，但后来盛唐的真正鼎盛却落在了李隆基
唐朝，一个在中华文明史中如满月般耀眼的时代，像是忽然间撑开了一幅气象万千的画卷。然而，再辉煌的月亮，也终究抵不过一阵凛风。这辉煌的开头，却也埋下了不可逆转的败笔。从李世民到李治，这对被反复提起的父子，固然撑起了早期唐朝的大局，但后来盛唐的真正鼎盛却落在了李隆基的“开元盛世”上。长安城的万家灯火、市井喧嚣，甚至拿到今天来看，好像也没输给多少个现代都市。
可为什么，提到李隆基，总绕不开一个词：安史之乱？谁会想到，撑起盛世光辉的巨人，最后也是刺向自己心脏的那把利刃？藩镇割据的祸胎、权力斗争的烈焰，便是最不可忽视的隐患。
这事儿绕不开边疆节度使的设立。当年的唐朝在扩疆开土的同时，也不断给自己增加防务压力。打过羌人、顶过吐蕃，开局还得劲。但从李隆基后期，唐军的底子明显撑不下去了。兵马老弱不堪，朝廷既无余力，也无资源支持更多的战事。于是一个简单的办法—藩镇，就被李隆基搬上了历史舞台。
它初看并不复杂。把边疆的防务交给一位节度使，由其自行掌握辖区内所有军权。朝廷不必直接耗费人力，节度使既防守边疆，又维护内部安定，这岂不是省心的两全其美？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它发生得悄无声息。节度使的军权从区域稳定逐渐膨胀成一种脱离中央约束的独立力量。别看李隆基也曾有意识限制藩镇的扩张，可每到朝廷略显微弱的时候，这种尝试就显得格外苍白无力。
尤其是安禄山的例子。他在名义上是李隆基的亲信，大臣眼里的宠臣，可有谁真信任安禄山？谁心里不嘀咕，这个人终会变成一个无底的火坑，有一天可能会引燃整个帝国？
安禄山的叛乱，成了那场风暴的导火索。可真的是他主导了这一切吗？多半并不是。他原本更倾向于缓慢图谋，按部就班；甚至如果局面允许，他愿意花更多时间布局。但政治的复杂性让事情加速。杨国忠的崛起，硬生生把安禄山挤到墙角。杨国忠天生擅长树敌，不光内部派系斗得死去活来，对安禄山同样步步紧逼，把一个原本隐忍的人逼得不得不提前行动。
叛乱爆发的真正根源，反倒在唐初的一些治理遗留问题。早年的河北世家，多年被远离核心权力圈，不参与朝廷事务，仅靠地方自保。这股抗拒情绪，早已埋下伏笔；安禄山不过是踩中了地雷，成为了矛盾的集中点。
但安禄山的优势也有天然限制。他固然拉拢了一些北方藩镇和边疆势力，却始终未能得到关陇乃至南方士族的大范围支持。唐初奠基的那些顶层权贵，最终选择了观望。也就是说，这场叛乱，虽席卷大半个北中国，但始终没得到足够的力量去彻底撼动整个帝国。换句话说，就算安禄山赢了长安，也未必能赢得天下。
安禄山的失败，也是唐朝百年政体的一种胜利，但这胜利却代价惨重。长安与洛阳被洗劫得支离破碎，百姓逃亡无数，几代人的积累毁于一旦。更深的伤口是：帝国的“中央权威”成了被拔掉的牙齿。安禄山之后，各地藩镇对朝廷的控制力怀有怎样的不屑，几乎可想而知——他们真正明白了唐朝已无法约束自己。
但奇怪的是，这场危机并未当场摧毁唐朝。江南的富庶留住了最后的希望。北方的破碎与南方的繁荣分裂开来，也许恰恰构成了盛唐续命的关键。郭子仪一代老将扛住了叛军攻势，最终连长安都被他们重新收复。
兴亡依旧是难以掌握的轮回。而那么多人的挣扎扭转，到底拉回了什么？是把风雨里的唐朝挽救回来，还是仅仅延续了一段不可回头的残局？这问题，或许谁也问不出口。
历史的走向，有时就像扑腾的蝴蝶，总在混沌中显露图案。唐朝走到晚期，盛世的残影和碎裂的帝国同时被记录下来。但奇怪的是，终究更多记住的，却是开元的光与辽阔的边疆。
至于安禄山，至于藩镇，至于南北对峙的裂痕，最后都像吹散的沙，归于平静。而唐朝的天空，依旧飘着它最后的一丝斜阳，直到晨钟敲响，迎来宋的潮浪。
来源：琴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