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6年12月12日，西安华清池。我捂着渗血的右胸，看着东北军的刺刀在月光下泛着寒光，身后是翻墙逃走的蒋先生。子弹穿透军装时，我竟想起二十年前东京的樱花——那年孙先生说：“革命者，当有殉道之志。”如今我这算殉了谁的道？

1936年12月12日，西安华清池。我捂着渗血的右胸，看着东北军的刺刀在月光下泛着寒光，身后是翻墙逃走的蒋先生。子弹穿透军装时，我竟想起二十年前东京的樱花——那年孙先生说：“革命者，当有殉道之志。”如今我这算殉了谁的道？

我是钱大钧，蒋中正的“笔杆子”、国府“八大金刚”之一，后人说我“贪财好色却善谋”，笑我“钩大钱”。可谁记得，我曾是孙文麾下的热血少年，是故宫文物的守护者。

1893年，我生于江苏昆山商贾之家。祖父是前清贡生，藏书阁里的《孙子兵法》被我翻得卷了边。十四岁父亡，家道中落，我随兄赴沪经商，却在码头看见洋人的炮舰——那一刻，我撕了账本，投考江苏陆军小学。“慕尹”这个字，是母亲临终前取的：“慕周公之才，效伊尹之忠。”

1914年，我赴日留学。在东京浩然学社，孙先生拍着我的肩说：“中国需要懂炮兵的军人！”我攥紧拳头，加入中华革命党。谁料一战爆发，留日学生集体归国抗日，我却因倒袁被通缉，躲在《时事新报》当翻译，夜里校对日文电讯，满纸皆是家国破碎。

1924年，我以日本士官生身份参与筹建黄埔军校。蒋校长指着沙盘问：“慕尹，克虏伯炮射程几何？”我答：“五千米，但山地作战需仰角修正。”他点头，我从此成了他的“活兵书”。东征时，王柏龄临阵脱逃，我代团长率教导二团血战棉湖，救何应钦于重围。那一仗后，蒋校长赠我怀表，背面刻“中正信赖”，从此，我成了蒋校长的心腹。

1928年，发妻藻丽病危，逼我娶她17岁的妹妹生丽：“让孩子有个亲姨娘当后娘。”我照做了，谁知藻丽奇迹康复，两女共侍一夫的丑闻传遍上海滩。生丽问我：“你是爱我还是可怜我？”我答不上，只将私房钱全交她保管——后来军统查我贪污，生丽变卖首饰填账，竟无人察觉。

同僚都说我“写字比打仗漂亮”。1937年给蒋公的报告，我用蝇头小楷誊写，朱笔圈注重点，连标点都不歪斜。白崇禧曾讥讽：“钱慕尹的文章，能退十万兵！”可他们不知，北伐时我守广州，一夜签发十二道戒严令，枪决三十名劫匪，市井传我“笑面阎罗”。

蒋公信我，因我非黄埔嫡系却无根基；宋子文拉我，因我掌空军实权却不懂敛财。后来蒋公却因我与宋氏过密，将我下狱三年。出狱那日，何应钦送我八字：“慎言慎行，莫沾派系”。

1937年北平沦陷前夜，我带三辆卡车冲进故宫。工作人员哭喊：“宋委员长说文物太重，带不走！”我拔枪抵住司机太阳穴：“搬！一件唐三彩比你我性命值钱！”后来这批文物辗转万里抵渝，途中遭日机轰炸，我护着《快雪时晴帖》跳车，后背灼伤至今留疤。

1939年，航空委员会账目亏空，我被告发“私吞特别费”。军法处抄家时，翻出满箱古玩——那是我为转移故宫文物，自掏腰包买的赝品！蒋公骂我“蠢”，却默许我卸职避风头。

1950年，我随蒋公退守台湾，挂着“战略顾问”虚职，终日临帖练字。

1953年任华航董事长，我又被指“虚报油料费”，这次我认了。乱世为官，清誉岂是白绢？

1982年病榻前，三妹生丽问我：“姐夫，后悔吗？”我摇头，只叹一句：“护住了故宫的文物，没护住自己的清名。”

我不是傅作义，守不住北平；也不是白崇禧，谋不了全局。但侍从室的公文、空军的战报、黄埔的教案——民国军政齿轮的咬合处，都有我的指纹。

后人若评我，且看两面：一面是淞沪警备司令的贪腐案卷，一面是故宫文物南迁的清单；一面是姐妹共夫的荒唐，一面是西安事变的忠勇。这时代，本就不容非黑即白之人。

1982年台北病房，我颤巍巍写下最后一行日记：“此生憾事，未见海峡通航。若魂魄有知，愿化信鸽，衔一枚昆山菱角，落于故宅庭前——” 窗外骤雨，墨迹晕染，像极了少年时打翻的砚台。

来源：趣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