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2年秋天，27岁的章伯钧踏上了前往德国的邮轮，船舱里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乘客，而他与朱德、孙炳文被安排在同一个舱室。这趟旅程从中国到欧洲耗时数周，船上条件简陋，舱室里只有几张硬板床和一张小桌，行李堆在角落，三人轮流睡靠窗的位置。海上颠簸时，桌上的茶杯常被晃得
从德国邮轮到南昌硝烟
1922年秋天，27岁的章伯钧踏上了前往德国的邮轮，船舱里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乘客，而他与朱德、孙炳文被安排在同一个舱室。这趟旅程从中国到欧洲耗时数周，船上条件简陋，舱室里只有几张硬板床和一张小桌，行李堆在角落，三人轮流睡靠窗的位置。海上颠簸时，桌上的茶杯常被晃得叮当作响，但这并未打断他们对未来的讨论。
抵达德国后，章伯钧进入了柏林大学，开始专攻哲学。那是20世纪初的柏林，街道上马车和汽车混行，大学校园里弥漫着浓厚的学术气息。哲学课上，教授站在讲台上，手拿粉笔在黑板上写下黑格尔的辩证法公式，声音洪亮地讲解“矛盾的对立统一”。
章伯钧坐在前排，手里握着钢笔，笔记本摊开在桌上，字迹工整地记录着要点。黑板上密密麻麻的德文术语旁，他还用中文标注自己的理解。课间休息时，教室里烟雾缭绕，学生们围成小圈讨论，章伯钧常加入其中，用略带生硬的德语阐述观点，有时还拿出一本马克思的书翻给同学看。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与黑格尔的哲学在他脑海中交织碰撞，他开始把这些抽象概念与中国的情况联系起来。这段求学时光，教室里的板书、课后的争论，甚至街头咖啡馆里翻开的书页，都成了他思想转变的关键一环，为他之后的政治抉择铺下了基石。
在柏林的日子过得并不平静。朱德作为老朋友，时常带着章伯钧参加一些隐秘的集会。那些集会多在昏暗的地下室举行，灯光昏黄，桌子上散落着传单和地图，墙角堆着几摞德文报纸。朱德穿着一件旧大衣，低声介绍章伯钧认识其他同志，大家围坐一圈，用德语或中文交谈，讨论着国内的局势。
章伯钧正式在朱德的引荐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五年后的1927年，国内的局势彻底改变了这一切。南昌起义爆发时，章伯钧已回国，满腔热血地投身其中。起义失利后，他流亡香港与党组织脱离关系，成为他作为独立政治人物崭露头角的开端。
上海法租界里的反蒋火种
1930年代，章伯钧踏进了上海法租界这片充满复杂气息的地方。他跟邓演达一起，悄悄干了件大事——创建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这可不是个小打小闹的组织，后来它摇身一变成了农工民主党，成了章伯钧手里对抗蒋介石的一张王牌。
那时候，上海法租界是个各方势力交织的舞台，国民党、共产党，还有各种小派系，都在这块外国管辖的地盘上较劲。章伯钧和邓演达从一开始就定下了基调，要搞出一个跟蒋介石对着干的组织，目标明确，就是要挑战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蒋介石坐不住了，他派了个说客上门，带着一份挺诱人的条件：“除了外交部长，其他部长职位随便你挑。”那会儿章伯钧正埋头写《政治主张》，说客把话说完，章伯钧停下笔，手里的稿子往桌上一拍，声音不大却很干脆：“就算让我当外交部长也不干！”说客没辙，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这事儿传开后，章伯钧“反蒋斗士”的名号算是彻底坐实了。不过，这份硬气也给他招来了麻烦，蒋介石的特务开始盯上他，行动得更小心翼翼。章伯钧和邓演达没被吓住，他们继续在租界里活动，招募成员，扩大影响。临时行动委员会刚起步时，成员不多，但章伯钧靠着他在政界的名声和人脉，拉来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
他们开会时讨论的不光是反蒋策略，还有怎么让国家走上民主的路。章伯钧还亲自写了不少文章，宣传他们的主张，稿子一篇接一篇，有的登在报纸上，有的印成传单发出去。这些努力慢慢有了回报，组织的影响力一点点扩大，吸引了更多反蒋人士加入。那段时间，蒋介石的特务也没闲着，经常在租界里搜查，章伯钧好几次不得不临时换地方开会，甚至改换身份掩人耳目。可他始终没退缩，反倒越挫越勇，把这个组织经营得越来越有声色。
重庆特园里的彻夜长谈
到了1945年，重庆谈判成了全国瞩目的大事，章伯钧那时候已经是民主同盟的核心人物。这是个由多个民主派系联合起来的组织，专门在国共两党之间找平衡，章伯钧凭着多年的政治经验，自然成了其中的关键角色。谈判期间，他在特园跟周恩来碰了面，两人聊了一整夜，用的是宣城方言。
这种家乡话让交流多了几分亲切，他们聊的不是随便什么话题，而是“两党制衡”这么个大主意。章伯钧觉得国共两党要是能互相制约，国家或许能少点乱子，多点稳定。这想法可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他这些年琢磨出来的结论。
几年后，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章伯钧被任命为交通部长，上任没多久就盯上了被战争炸得稀烂的津浦铁路。这条铁路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修好它对新国家的经济复苏太重要了。他跑去现场视察，带着工程师反复研究方案，硬是把这条线在1950年给修通了。通车那天，火车从北到南跑了一趟，沿线的老百姓都出来看热闹，这事儿成了他任上的一个大功绩。
可章伯钧没就此歇着，他在政务院会议上又抛出了“专家治路”的说法，反对一味照搬苏联的计划模式。那时候，苏联经验在国内被捧得挺高，很多事都得按他们的路子来，可章伯钧不买账。他觉得交通这种技术活儿，得靠专业人士管，不能光听政治指令。他在会上讲得头头是道，说铁路建设是科学，得讲效率和安全，不能瞎指挥。
这话一出，支持的人有，反对的人也不少，有人觉得他这是在搞特殊化，跟主流思路对着干。章伯钧没管这些，他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拿数据和案例跟人辩。津浦铁路修好后，他还推动了其他几条线的维护工作，忙得连轴转。
“政治设计院”引发的风波
1957年春天，统战部开了一场座谈会，本来是让大家聊聊政策、提提建议的事儿，结果章伯钧一开口，就把整个会场给炸开了锅。他站起身，提出了一个“政治设计院”的想法，说得挺正式，还特意拿英国议会的传统举例子，讲了个“平起平坐”的参政机制出来。
话刚说完，会场里安静得不得了，连有人不小心掉钢笔的声音都能听见。章伯钧倒挺淡定，继续把他的设想讲下去，说这么搞能让各方都有发言的机会，政策也能做得更科学。散会后，这番话没过多久就上了报纸，标题直接提炼出“轮流坐庄”四个字，登上头条后立马成了街头巷尾热议的大新闻。
这可不是他随口一说，章伯钧早年留学德国时就研究过西方的政治制度，尤其是议会制的那一套，他一直琢磨着怎么把这些经验搬到中国来用。他之前反过蒋介石，后来共产党上台，他又觉得不能一党独大，得有个制衡的法子，所以才有了这个“政治设计院”的点子。他管这叫“第三条道路”，意思是既不完全跟着国民党，也不彻底靠着共产党，想走一条中间的路子。
这想法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简直是大胆得有点离谱。他讲完这番话没几天，风声就变了，反右运动的苗头越来越明显。报纸上开始拿他的发言大做文章，各种评论铺天盖地，说他这是要搞乱新中国的秩序。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一下子成了靶子，批判的声音越来越多，他的名字也频繁出现在各种文章里，被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
反右风暴中的落幕
1957年6月8日，事情来得太快，局势一下子就变了天。中共中央发了份文件，标题是《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一天《人民日报》登了篇社论，叫《这是为什么》，反右运动就这么正式开场了。章伯钧的名字被点了出来，直接被定为“右派之首”，他的“政治设计院”跟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一块儿被列为三大右派言论，成了运动里重点批判的对象。
文件和社论一出，全国上下都动了起来，报纸、广播天天讲这些言论怎么“反动”，章伯钧的名声一下就从之前的“民主人士”变成了“反党分子”。到了1958年，他的所有职务都被撤了，行政级别从三级——跟共和国元帅一个级别——直接降到了七级，虽然还留了个部长级的待遇，可政治舞台上再也看不到他的影子了。
各种批判会接连不断，他的名字一次次被提起，连带着他过去反蒋、搞民主的经历都被重新翻出来解读，说他早就有“反动思想”。章伯钧从一个活跃的政治人物，变成了被监控的对象，后来被安排到政协文史馆工作，名义上是研究历史资料，实际上就是把他晾在一边。他每天按时去办公室，翻翻书、写写东西，但这辈子再也没机会回到从前的位置了。
时间到了1969年，章伯钧的身体也撑不住了，越来越差。1972年，他因病去世，活了77岁。过了几年，1978年党中央决定给右派分子摘帽子，章伯钧的右派帽子也摘了，可“第一大右派”的原案没平反，还是维持原来的结论。1982年11月15日，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算是给这段起伏人生画了个句号。
参考资料：[1]张意愿.章伯钧与中共领导人交往的故事[J].前进论坛,2011(12):41-42
来源：作家杨文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