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乾隆年间，云南楚雄知府张允随揣着吏部发来的述职文书，望着漫天风雪长叹一声。从西南边陲到京城万里之遥，这一趟行程的花销，足够他全家半年的嚼用。吏部文书末尾那句轻飘飘的"依例赴京"，背后是无数地方官难以言说的经济重担。
乾隆年间，云南楚雄知府张允随揣着吏部发来的述职文书，望着漫天风雪长叹一声。从西南边陲到京城万里之遥，这一趟行程的花销，足够他全家半年的嚼用。吏部文书末尾那句轻飘飘的"依例赴京"，背后是无数地方官难以言说的经济重担。
清代确有明文规定官员赴京公干的费用补贴制度。核心在于勘合与驿站体系。官员凭兵部颁发的"勘合"（类似公务派遣凭证），可在全国驿站系统内享受免费食宿、车马和人力服务。《大清会典》载："凡官员奉差出京，及赴任、升任，皆给以勘合，夫马车船，悉从官给。"
表面看，朝廷承担了主要差旅成本。驿站提供每日伙食标准（称"廪给"），按品级供应：一品官日支银二钱、米一升，随从亦有定量。交通工具上，陆路配车马或轿夫，水路调官船。理论上，官员无需自掏腰包。
驿站萎缩，名存实亡： 清中期后驿站系统严重衰败。道光朝大臣王庆云在《石渠余纪》中痛陈："驿站之弊，日甚一日...马匹羸弱，额设夫役逃亡殆尽。"许多驿站无力按规定提供足额马匹、合格船只或像样食宿。官员常被迫高价另雇民夫、租用民船民轿，这笔额外支出朝廷不管。
勘核效力有限，自费成常态： 勘合仅覆盖沿途驿站的基本服务，大量必要开支不在其列：
"打点"开销： 过关卡、渡口常需私下塞钱给吏胥才能顺利通行（称"过山礼"、"水脚钱"）。嘉庆朝御史程含章奏折直言："关津隘口，需索陋规，稍不遂意，辄多阻滞。"说白了就是在水陆交通要道的关卡上，强行索要不合理的费用，稍有不顺心，就百般刁难、制造阻碍。
仪仗与排场费： 地方官进京代表着地方体面。雇佣额外轿夫、护卫，制备符合身份的衣物、仪仗，甚至携带地方特产作为"门包"（拜见京官时的见面礼）都是隐形负担。光绪时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记某知府为凑门包，"质裘马以行"。
漫长滞留的开销： 进京后未必能立刻觐见或办完公事。等候吏部安排、等待皇帝召见、拜会各部院衙门长官、接受考核...动辄滞留京城数月。期间房租（京城房价奇高）、仆役雇佣、日常交际应酬必不可少，全需自费。清人笔记《道咸宦海见闻录》载，有县令因候见耗尽盘缠，不得不借债度日。
微薄补贴，杯水车薪： 朝廷偶有发放"路费银"，但数额极低且非常规。雍正朝为体恤边远省份官员，曾谕令对云贵、两广等路途极远者酌给路费，然数额仅数十两。对比实际开销，无异于杯水车薪。更多时候，这笔钱需要官员自行垫付，事后报销？希望渺茫。
面对沉重的进京成本，俸禄微薄的地方官如何应对？无非就是两条路：
盘剥属吏与地方： 摊派、索贿成为潜规则。进京前，向下属官吏"借钱"或要求"资助"；向地方富户"打秋风"（就是所谓的变相索要财物）；甚至挪用部分经手钱粮，待回任后再设法填补或干脆做假账抹平。康熙朝名臣赵申乔就曾揭露："外官之累，莫甚于馈遗...上司过往，属员有站规、门包；其钦差及部院司员出京，有程仪、路费。"
借债度"公"关： 向钱庄、当铺或富商借高利贷。乾隆朝一位四川按察使的奏折道出了苦衷："臣此次进京述职，路途遥远，盘费浩繁，俸薪有限，不得不暂借商银一千两以资用度。"这些债务，往往成为日后贪腐的诱因。
进京述职，这本是朝廷考核官员、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制度。然而，在僵化、衰败的财政与驿站体系拖累下，却异化为压在地方官身上的沉重经济枷锁。
朝廷在纸面上承诺报销，现实中却将庞大的灰色成本转嫁给官员个人。官员为填补亏空，或铤而走险贪墨，或向下层层转嫁负担，最终侵蚀地方吏治，加重百姓负担，形成恶性循环。道光帝曾无奈承认："州县之累，首在摊捐。如官员进京盘费，本省或邻省之摊捐，最为州县之累。"
当张允随这样的知府们，历经数月艰辛跋涉终于跪在紫禁城的金砖上时，他们心中盘算的，恐怕不仅是述职应对，更有如何偿还这一路欠下的"皇差债"。朝廷省下了表面上的白银，却为此付出了吏治腐败、民心离散的更高昂代价。这隐秘的"进京账本"，无声地记录着帝国肌体深处的溃烂。
参考资料来源：
来源：北方笨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