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用不了几天,书桌上总会有一堆书和笔记本需要整理归位。这次,准备顺道把书柜清理了,腾出一些地方摆放新买的书籍。这一沾手,就没法轻松收工,特别是整理剪贴本和采访本,每一本都得好好看看,看有无留下的价值。这一看还看入迷了,透过纸页的文字,时不时与过去的自己相遇,那感
文学中的西藏·新作·散文
尼玛潘多,藏族,中国作协会员、西藏作协副主席。作品散见于《长篇小说选刊》《中国作家》《民族文学》《青年文学》等刊。出版长篇小说《在高原》《紫青稞》,中短篇小说集《透进病房的阳光》。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西藏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奖等。
纸上岁月
◎尼玛潘多(藏族)
用不了几天,书桌上总会有一堆书和笔记本需要整理归位。这次,准备顺道把书柜清理了,腾出一些地方摆放新买的书籍。这一沾手,就没法轻松收工,特别是整理剪贴本和采访本,每一本都得好好看看,看有无留下的价值。这一看还看入迷了,透过纸页的文字,时不时与过去的自己相遇,那感觉不是“亲切”二字所能涵盖。
采访本上的字通常长着翅膀,似乎要飞出小小的笔记本,特别是遇上健谈的采访对象,笔速赶不上语速,每个字都写出展翅飞翔的感觉。初入新闻行业的我,是不善采访的,采访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采访对象,偶然性很强。再看看剪贴本,那是用看过的杂志做的,把发表在报纸上的豆腐块剪下来贴在上面,附上刊发日期,形成了个人写作史。那些稚嫩的千字文,文笔相对粗糙,但想法质朴真诚,到今天仍然令人感动,每一篇都有自己一路走来的身影,它们中有一部分还属于铅印时代的产物,到现在俨然古董级别,从另一个方面也记录了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
第一次接触铅印时的震撼至今犹在。1994年,因为兴趣爱好使然,我从一家机关单位调入日喀则报社,开始了我的采编生涯。之前没学过怎么采访,但大体知道怎么回事,大学写作课专门有一节讲新闻写作,作为通讯员也写过不少。编辑工作,相对陌生,但有老同志带着,入门不算太难。但下厂交稿可把我给惊住了。在上一家机关单位,有一间专门的打字复印室,偶尔进去办事,办公室窗明几净,两位美女打字员特别有生活情趣,窗台上养着鲜花,显得特别温馨,以致在我的认知中,印刷厂就是这个样子。没想到真正的印刷厂是20世纪50年代的大厂房,排字车间和印刷车间门对门,机器轰鸣,油墨味很重,让我想起初中时学过的课文《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窗边是一条高高的桌子,配有高高的木凳,像我等坐上去,脚必然是悬着的,可以晃来荡去很久。这个“古老”的厂房里拣字的都是年轻人,一人系一条油乎乎的围裙,捧一个木盒子在手上,在一排排放着铅字的木架前游移,不一会儿就能拣出一篇小文章。文章与文章之间的线条是一截截钢条。排一块版面,既是技术也是艺术,更像某种游戏,在刷墨油印之前,你永远猜不出排出来是什么模样。老编辑都有定力,坐等清样出来,唯有我好奇地跟在后面,看着排字工人火眼金睛地把倒着的字一个个拣出来,惊讶于他们的眼力。最考验功夫的就是把一个三审过的版面放到印刷机上。铅字和线条要用线绑起来安全平移到机器上,力气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要靠技巧和经验,稍有不慎,就会打翻或者局部打乱,只能从头再来,我就亲眼见过所有工序结束后,一个不小心打翻在地,所有的辛苦付诸东流,就像寺院里的沙画坛城,在大家的啧啧叹息中,又得重复一道道工序。
如今,信息技术的发展,完全改变了新闻传播的手段与方法。想来,其间的距离也不过三十年,但说出来都像是远古的传说,当然这也是纸媒发展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过程,而我亲历了这些。
新闻工作者的幸运也在于亲历,见证一些重要的场景,并记述下来,让这些记述具有社会发展史的意义。1998年6月,我采写了一篇文章《电,我终于等到了你》。说的是距离日喀则市区35公里处的东嘎乡铜热村和晓村迎来了历史性时刻,随着新落成的江思幸福电站的启动,这两个村庄终于用上了电。如今再回头看这桩新闻,它已经不单是两座村庄的历史性事件,而是整个农牧区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我的采访本上记录着当时的江思村村主任洛桑扎西的感慨:“以前晚上在煤油灯下做活,不仅费眼睛,而且费灯油,为了节省一些油,很多人天一黑就睡觉了,如今有电了,灯下织氆氇、捻毛线的大有人在,可以白天干农活儿,晚上搞副业增加收入。”
如今,日喀则郊区农民的富裕程度已今非昔比。哪怕是在十年前的2015年,我陪同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征教授在桑珠孜区的地纳村和边雄乡两处地方做课题调研。当时的地纳村已是年均收入超过万元的村庄,这个村庄以运输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特别是客运业,县际客运路线基本被这个村庄所垄断。我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拉妥切,地纳》,“拉妥切”在日喀则方言中是感谢的意思。在那里的几天时光里,我们处处被这里的村民所感动,感动于他们的勤劳与智慧,也感动于他们的淳朴与善良。作为产粮大村,他们既守着土地,又舍得土地,给了我最真切的感动。
一说到记者这个职业,就会有人将它与行万里路等同起来,觉得只要是个记者,就有了自由行走、四处采风的职业特性。我在从事这个行当前,也有这样的认识。干起来才发现远非如此,编辑岗像一根长长的拴绳,让你有一定的自由度,但总归要牵制你,但你渴望记述渴望更多了解的心是那么强烈。这么些年来,也走过一些地方,难忘的采访对象也有几个,但最难忘的总是第一个。那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天。报社的次央副总编对我说,有没有兴趣到附近的村庄走一走,看看能否采到一些好新闻。对这个提议,我是期待已久的,自由策划出行,与跟着领导下乡采访相比,车辆方便主题突出,自由度较高。这一次我们策划的就是到市郊的聂日雄乡采访。作为土生土长的日喀则人,这个离市区也就20公里的地方,我是听说过但没有去过。依现在的交通状况,用不了半个小时,但在当时也算是出一趟远门,单位那辆北京吉普安排上,已算是列入重大采访任务。从市区到聂日雄乡都是土路,年久失修的车子经不起如此颠簸,眼看着村口就在前方,车子就那么毫无预兆地熄火了,无论司机师傅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四个小时,要是换到现在,从日喀则到拉萨的铁路也不过两个半小时。走路去吧,看着也不远,说着丢下司机一人,我俩抄近路穿过庄稼地走到村庄,正好赶上一家正乔迁新居。我们跟在搬家的人后面,女主人极其热情,原来,她是村里的贫困户,丈夫去世,自己拉扯4个孩子长大。村委会出资村民出劳力为她建了两间新房,房子不大,却足够抵挡风雨。这则新闻是赶上的新闻,这则带着温度与伤痕的故事,使文字变得滚烫。回来的路上,车子依然没有修好,我在一个山坡上望着即将开镰收割的庄稼,想起了《寡妇次仁玉珍喜迁新居》这则新闻稿的标题。前面加不加上“寡妇”二字,我想了很久,从新闻角度讲,从致贫的因素看,这个必须是加上的,但我的内心深处又是极度抗拒。后来这篇小通讯获得了中国地市报女新闻工作者协会评出的好新闻二等奖。如今,读着发黄纸片上的文字,记忆慢慢唤醒,并一点点清晰起来。一个家庭最重要的时刻被我记录了下来,但这件事没有因此在我的心里结束,这个故事一直在生长,有句话说“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再出发”,她在我的心里扎下根来,不断地生发出新的形象,后来,我的长篇小说《紫青稞》里就有她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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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民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