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口的那棵老槐树又换新皮了。我歇在树下的石凳上，看着校车把最后一批孩子送回家。天边的晚霞像被人泼了一勺辣椒油，红得扎眼。

村口的那棵老槐树又换新皮了。我歇在树下的石凳上，看着校车把最后一批孩子送回家。天边的晚霞像被人泼了一勺辣椒油，红得扎眼。

这条回家的路，我已经走了二十多年。从前是背着锄头，如今是提着公文包。人生这出戏，变化得让人猝不及防。

一

我和老刘结婚那年，正赶上村里办喜事的高峰期。我家里排不上酒席，只能借用了生产队的打谷场。席开三十桌，吃的是拼凑的家什，桌上铺的是褪了色的塑料布，但喜气是真的。

婚礼前一天下了雨，打谷场泥泞不堪。老刘找来几车麦秸铺在地上，我穿着红色的嫁衣，踩在麦秸上，走得小心翼翼。鞋子还是沾了泥，婆婆看见后，嘴角抽了一下，没说话。

结婚那天收了三千八百块钱礼金，老刘笑得见牙不见眼。他偷偷塞给我两百块，说：“藏好，这是咱俩的私房钱。”那天晚上，村里停电了，我们点着蜡烛数钱，影子在墙上晃来晃去，像两个贼。

婚后的日子像老牛拉磨，转着圈重复。清早起来烧火做饭，送老刘去砖厂上班，然后下地干活。我们那一片地在村西头，紧挨着小河沟，夏天蚊子多得能把人叮出血泡。

婆婆不爱说话，吃饭时总是自己盛一碗，坐在屋外的石阶上，看着远处的山发呆。我端茶递水，她也只是”嗯”一声，有时连这一声都懒得应。

家里唯一的文化产物是一台十四寸的彩电，还是老刘结婚前买的。天气好的晚上，隔壁的老张常带着蒲扇来看，一边看一边拍蚊子，“啪啪”作响。

“你看这个懂不？”老张有一次指着新闻里的字幕问我。

我摇摇头。我只上到小学四年级，认识的字不超过八百个。写信都得翻着《新华字典》慢慢查。

“可惜了，”老张叹了口气，“以后孩子的作业都不能辅导。”

那句话像根刺，轻轻地扎进了心里。

二

变故发生在结婚第二年的秋天。

那天我下地回来晚了，手里提着刚挖的几个红薯。婆婆正在院子里摘豆角，见我回来，放下了盆子，进了堂屋。

屋里传来压低的说话声，断断续续的，像是在争执什么。我蹲在门外洗红薯，竖着耳朵听。

“…没文化…以后怎么教育孩子…”

“…日子过得去就行…”

“…你看看杨家的儿媳妇，人家可是高中毕业…”

“…不能离…”

最后一句是老刘说的，声音忽然高了起来。接着是一阵沉默，然后是婆婆的声音：“你自己看着办吧，反正我说不动你。”

晚饭没有往日的安静，老刘破天荒地喝了酒，婆婆早早回了自己的屋。我收拾完碗筷，见老刘坐在院子里抽烟，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灭。

那天晚上，老刘久久不能入睡，在床上翻来覆去。我假装睡着，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第二天太阳刚出来，老刘就起床了，说要去找村长借自行车。我问他干什么，他只说有事，便匆匆出门了。

那一整天他都没回来，婆婆脸色阴沉，连午饭都没吃。我在灶房捣鼓了半天，做了她爱吃的卤肉，热腾腾地端过去，婆婆看了一眼，说：“我牙疼，吃不下。”

肉最后放坏了，我埋在了后院的梨树下。那棵梨树去年才结了第一次果，酸得难以下咽。

老刘回来是在傍晚时分，衣服上沾满了灰尘，像是赶了很远的路。他手里拿着几张纸，进门就喊我：“英子，英子！”

我正在井边洗衣服，闻声跑过去。老刘把那几张纸递给我：“这是县上教师进修学校的招生简章，女子师范班，学两年，出来就能当代课老师。”

我愣住了，纸上密密麻麻的字像一群蚂蚁，在我眼前爬来爬去。

“可是…这得多少钱啊？”我问。

“三千六，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老刘说，“我跟他们打听过了，这个班主要是培养农村小学代课老师的，不难，你肯定能行。”

三千六！那可是我们一年的收入啊。我连忙摇头：“不行不行，太贵了。”

老刘拉着我的手，眼睛亮亮的：“我已经跟赵叔说好了，把西边那三亩地卖给他。正好他家盖新房，那块地位置好。”

那三亩地是老刘爷爷留下来的，是我们家最好的田。每年光这三亩地的收成，就够我们吃大半年的粮食。

“你疯了吗？卖了地，咱们吃什么？”我惊得声音都变了调。

老刘笑了，露出一口黄牙：“我在砖厂加班，多干两年，总能把地买回来的。再说了，你要是能当上老师，一个月也有工资拿，比种地强多了。”

那天晚上，老刘喝得烂醉，躺在床上呼呼大睡。我却彻夜未眠，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回想着这些年的点点滴滴。

婆婆知道这事后，有一个星期没和我们说话。直到我收拾行李的那天，她才站在门口，递给我一个布包。

“里面是两身换洗的衣服，还有五十块钱，”她说，声音干巴巴的，“你… 你好好学。”

我鼻子一酸，正要说话，婆婆却转身进屋了，带上了门。

三

县城的教师进修学校在一座旧工厂改建的院子里，教室是水泥地面，窗户纸糊着，冬天冷得手脚发麻。但我却感觉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第一天上课，老师让每个人做自我介绍。轮到我时，我紧张得手心冒汗：“我叫李英子，今年二十二岁，小学四年级文化，想当一名老师。”

教室里有人笑了一声。坐在我旁边的女孩悄悄拉了拉我的衣角：“别怕，我们一起努力。”

她叫白芳，比我小三岁，初中毕业，是镇上供销社主任的女儿。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她教我普通话，我教她怎么做农家菜。

学习并不容易。有时候一个生字要反复写几十遍才能记住，晚上做噩梦都是密密麻麻的方块字在眼前飘。老刘每个月都会骑车来看我一次，带来自家种的蔬菜和鸡蛋。他的手越来越粗糙，指甲缝里的泥土怎么也洗不干净。

“地的事你别担心，”他总是这么说，“我在砖厂加班，工资涨了，一个月能拿到一百八了。”

我知道他在说谎。砖厂的工资从来没涨过，他一定是在外面又找了活儿干。我心疼得不行，但又能怎样呢？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不辜负他的心血。

学校的宿舍是上下铺，我和白芳住在一个寝室。夜深人静的时候，有时会听到她翻身的声音，然后是轻轻的抽泣。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想家。

“我家离这儿才十几里地，回家一趟都哭，”她擦着眼泪笑，“你家那么远，怎么不见你哭？”

我想了想：“可能是因为我把这里当成家了吧。”

其实我也想家，特别是下雨的夜晚，想起那个漏雨的小屋，想起老刘蹲在屋檐下抽烟的背影。但我不敢哭，怕一哭就坚持不下去了。

第一年的期末考试，我竟然考了全班第三。白芳给我买了一支钢笔作为奖励，说是她爸从省城带回来的，可值钱了。我珍藏着没舍得用，直到多年后那支笔被我们家的小石头不小心摔断了笔尖。

暑假回家，发现婆婆的态度变了许多。她给我留饭，会问我在学校学了些什么，还给我看她腿上的一块淤青，问这是不是要紧。

后来我才知道，老刘私底下经常在人前夸我，说他媳妇在县城读书，以后要当老师呢。村里人都笑他傻，卖了地让媳妇读书，万一人家读出去就不回来了怎么办？老刘总是咧着嘴笑：“我信她。”

第二年的学习更加紧张，要实习教课了。我被分到县城小学，教二年级的语文。第一天上课，紧张得手发抖，把粉笔掉在地上，摔成了两截。全班哄堂大笑，我的脸烧得厉害。

回到宿舍，我哭了一场，觉得自己太没用了。白芳安慰我：“第一次都这样，熟了就好了。”

她说得对。到第十次上课时，我已经能够从容地站在讲台上，和孩子们一起朗读《小池》了。

1994年的夏天特别热，教室里没有电扇，孩子们的脸上都是汗。我买了一大包水果糖，奖励给认真听讲的学生。那天放学后，有个小女孩偷偷塞给我一张纸条：“李老师，你是我见过最好的老师。”

我把那张纸条夹在了日记本里，一直保存到现在。

四

毕业那天，学校领导念出了分配名单。我被分到了离家十里地的一所村小学，白芳去了镇中心小学。

我们抱头痛哭，不是因为分配结果，而是因为两年的同窗之情要暂时分别了。白芳说：“你放心，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

回家的路上，我忐忑不安。老刘和婆婆会不会嫌我分配得太偏僻了？两年的投资值不值？

老刘骑着自行车来接我，车后座绑着一个大红花，远远就能看见。他见到我，笑得嘴都合不拢：“我媳妇当老师啦！”

婆婆在家杀了一只老母鸡，炖得烂烂的，还特意去集市上买了一瓶汾酒。她倒了一小杯给我：“喝吧，这是庆功酒。”

我一口干了，辣得直咳嗽。婆婆和老刘都笑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婆婆这么开心地笑。

入职的第一天，我穿着唯一一条像样的裙子，挎着白芳送的布包，走进了那所简陋的村小学。校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说话带着浓重的乡音：“李老师是吧？听说你在县城教过书，那经验比我们都足。以后多指教啊。”

我连忙摆手：“那只是实习，不算数的。”

校长笑眯眯地拍拍我的肩膀：“有这份谦虚就好。来，我带你去看看你的教室。”

我被分配教一二年级合班，一共二十八个学生，年龄从六岁到十一岁不等。教室是土坯房，阳光从破损的窗户纸照进来，地面上有斑驳的光影。

第一天课间，一个小男孩怯生生地凑过来：“老师，这个字怎么读？”他指着课本上的”鹅”字。

“鹅，像大白鸭子，但是脖子长，会叫’嘎嘎’的那种。”我蹲下身子，耐心地解释。

小男孩恍然大悟：“哦，就是俺家养的那种啊！”

我笑了：“对，就是那种。”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老刘为什么要卖掉三亩地送我读书。不是为了什么面子，也不是为了向婆婆证明什么，而是为了让我找到自己的价值。在这个偏远的村庄，我能够教会孩子们认字读书，这比什么都重要。

五

一转眼，三年过去了。我从代课老师转为了正式教师，工资也从最初的七十八元涨到了一百二十元。老刘还在砖厂干活，偶尔接点小工程。我们省吃俭用，终于在第四年的时候，凑够了钱，把卖掉的三亩地又买了回来。

那天老刘拿着土地证回来，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翻来覆去地看那张纸。婆婆默默地煮了一锅饺子，说是庆祝。

我的教学越来越得心应手，村里人也越来越尊重我。有时候走在乡间小路上，会有人喊一声”李老师好”，听得我心里美滋滋的。

最让我高兴的是，有几个学生在我的鼓励下，考上了县里的重点中学。他们放假回来，还特意到我家拜访，带来城里的点心和水果。婆婆见了，眼睛里闪着光，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你看，他们多懂事，”她悄悄对我说，“这就是你的功劳啊。”

那句话比任何表扬都让我感动。

1999年，我被评为县级优秀教师，奖金五百元。老刘骑着自行车带我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我穿着新买的蓝色连衣裙，手里拿着奖状，脸上的笑容灿烂得有些夸张。

这张照片一直挂在我们家的正墙上，旁边是老刘的砖厂先进工作者奖状。每次来客人，婆婆总要指着照片说上几句。

2002年，我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是白芳打来的，她说县教育局要在我们这一片选拔骨干教师，推荐去省里进修。她已经帮我报了名。

“这次机会难得，英子，你一定要争取啊，”白芳在电话那头说，“你知道吗，有些人比你教学年限长多了，教学水平也不如你。”

我心里忐忑不安，对老刘说起这事。他二话不说，从枕头底下掏出一个布包，里面是这几年攒下的钱：“你去，我支持你！”

那次选拔，我胆战心惊地去了。考官问我对农村教育的看法，我想了想，说：“我觉得农村娃和城里娃一样聪明，他们缺的只是机会。如果能给他们更好的老师，更多的关注，他们一定能飞得更高更远。”

没想到，我真的被选上了。

省城的进修班为期半年，课程安排得很紧凑。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的教学方法和理念，晚上经常学到凌晨。室友笑我：“李老师，你这么拼命，是要当校长啊？”

我摇摇头：“我只想当个好老师。”

其实，我心里有个小小的梦想：如果有一天，能在村里办一所真正好的学校，让孩子们不用再走很远的路去县城，那该多好啊。

进修结束后，我回到了原来的学校，但教学方式已经完全不同了。我开始尝试新的教学方法，组织学生辩论，带他们去田野观察植物，用身边的事物教他们理解课本上的知识。

校长对我的改变既惊讶又欣赏：“李老师，你这样教，孩子们会不会跟不上啊？”

我笑着回答：“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得多。”

果然，那一届的学生，升学率比往年高了一大截。县教育局的领导来视察，专门表扬了我们学校。

2008年的冬天，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县教育局要在我们镇上建一所新的中心小学，需要一名有经验的校长。教育局长亲自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接这个担子。

我惊得说不出话来。我？当校长？这不是开玩笑吗？

老刘听说后，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英子，你要是当上校长，那咱们卖地的事，就更值了！”

婆婆也罕见地表达了兴奋：“我就知道你有出息！当年要不是我逼着老刘，他哪会想到送你去读书啊！”

我望着婆婆那布满皱纹却掩不住得意的脸，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有时候，一个人的成长，需要各种各样的力量推动。婆婆当年的嫌弃，老刘的支持，甚至是我自己的不甘心，都是我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部分。

六

如今，我已经当了十多年的校长。新建的中心小学有了两层楼的教学楼，有了电脑室，有了篮球场。我们学校的升学率在全县名列前茅，每年都有学生考进省重点中学。

老刘早就不在砖厂干活了，他在学校当了校工，负责修修补补的杂活。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放学的时候站在校门口，听学生们喊他”刘师傅好”。

婆婆去年走了，走得很安详。弥留之际，她拉着我的手，声音很轻：“英子啊，当年是我不对，好在老天开眼，让我看到了你有出息的一天。”

我哭着说：“妈，都是您教导得好。”

她笑了，露出已经所剩无几的牙齿：“你呀，就是嘴甜。”

那天晚上，我翻出了结婚时穿的那双沾了泥的红鞋子。二十多年过去了，鞋子早已褪色，但那些泥渍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我把它们小心地放回木箱，和那张县级优秀教师的奖状放在一起。

今年开学第一天，我站在升旗台上，看着下面一张张青涩的脸庞。他们当中，有多少人会像当年的我一样，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呢？

我不知道答案，但我知道，我会尽我所能，为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

下课铃响了，我收拾好办公桌上的文件，准备回家。路过操场的时候，看见几个孩子在追逐打闹，阳光洒在他们身上，像洒了一层金粉。

我忽然想起了那三亩地。它已经不再属于我们了，老刘在我当上校长那年，把它卖了，换了县城的一套小房子。他说：“咱不种地了，以后就安心教书育人。”

“舍不得吗？”我问他。

老刘摇摇头：“那三亩地，换来了你，换来了这么多孩子的前程，值！”

我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坐了一会儿，看着夕阳慢慢西沉。生活就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转弯会遇到什么。二十多年前，我是一个只认识几百个字的农村媳妇；如今，我是一所学校的校长，是几百个孩子的引路人。

这一切的变化，缘起于婆婆的一句嫌弃，和老刘卖掉的那三亩地。

人生啊，真是奇妙得很。

来源：白开水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