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回是第几本了？我记不太清，反正村里人都习惯了他这个”怪癖”。自打五年前从村支书的位置上退下来，张友明每天雷打不动地带着他那个旧书包，里面塞着几本发黄的诗集和一大摞稿纸，准时出现在村口的老槐树下。

村口那棵老槐树下，张老支书又在那写他的诗。

这回是第几本了？我记不太清，反正村里人都习惯了他这个”怪癖”。自打五年前从村支书的位置上退下来，张友明每天雷打不动地带着他那个旧书包，里面塞着几本发黄的诗集和一大摞稿纸，准时出现在村口的老槐树下。

“老张，今天又写啥呢？”我骑着电动车经过，顺口问了一句。

张友明抬起头，老花镜歪歪斜斜地挂在鼻梁上。他的脸上有道伤疤，据说是年轻时下煤窑留下的。“哎呀，老王啊，没啥，就是写写我们村的春天。”

我凑过去看，只见他那字写得倒是端正，就是纸张都有些发黄了，好像是从旧日历背面撕下来的。上面写着：

“三月的张村，豌豆花开了
老陈家的狗又在追赶
邻居家新买的摩托车”

我不懂诗，只是笑着点点头。“行啊，老张，现在都成诗人了。”

他不好意思地摆摆手，“瞎写瞎写，解闷。”

这事要从八年前说起。那年张友明刚退休，整个人一下子没了精神头。在村里当了三十多年的干部，突然闲下来，像是被抽走了魂儿似的。

那段时间，他老伴儿李秀兰没少为他操心。

“你看看你，天天闷在家里看电视，人都傻了！”李秀兰一边收拾炕桌上的花生皮，一边数落他，“你不是以前总念叨没时间看书吗？这不正好？”

张友明摇摇头，指着电视上正在放的相亲节目，说：“我看这比书有意思多了。”

李秀兰叹了口气，转身出去了。

张友明没说实话。其实他拿起书就头疼，年轻时没少读书学习，但眼睛不知从何时开始不行了，文字看着看着就模糊成一团。去镇上配了老花镜，也不大管用。他怕被村里人笑话，就没告诉任何人。

转折出现在一个下雨天。

那天雨大得很，村里的泥路都被冲出了沟。张友明家的老房子漏了雨，他搬来脸盆接水，突然从柜子顶上掉下来一个发黄的本子。

那是他们儿子小时候学校发的作业本，上面有几首童谣和他自己写的小诗。那字迹歪歪扭扭的，笔画时而重时而轻，看得出是个孩子的手笔。

“小院的花开了，妈妈的花布衣服也晒上了，好像又一朵花。”

张友明看着这句稚嫩的话，突然觉得眼眶发热。那是他儿子十岁那年写的，那时候家里穷，李秀兰只有一件花布衣服，洗了晾在院子里，确实像一朵大花。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翻箱倒柜找出一个旧皮箱，里面是他年轻时的日记本和一些手写的诗。那时候他刚从部队转业回来，满腔热情地回到村里工作，晚上常常写下一天的见闻和想法。

“今天修好了西边的水渠，看着清水流过村庄，心里像有十五个太阳一样亮。”

张友明看着这些文字，感觉那个年轻气盛的自己就在眼前。他拿起笔，试着在本子的空白处写下：

“老了，腿脚不利索了
但村头的柳树还认得我
它抽出新芽向我点头”

写完这几行字，他站起来，竟感觉腰不那么疼了。

从那天起，张友明每天都写诗。刚开始写得磕磕绊绊，有时一整天也写不出几句像样的。但他不急，就当是记日记，把看到的、想到的都写下来。

李秀兰起初挺担心他，怕他钻牛角尖。但看他精神好了，反而支持起来。她帮他收集各种纸张——旧日历、过期报纸的空白处、孙子不要的作业本。

“咱家存了半辈子的废纸终于派上用场了，”李秀兰笑着说，“就是怕村里人说闲话。”

果然，村里的闲话很快就传开了。

“听说了吗？老张头退休了整天写诗，装什么文化人呢？”

“他一个初中毕业的，能写出什么来？”

“我看是闲得发慌，找事做呗。”

张友明听见这些话，只是笑笑，继续写他的诗。

有一次，村里办丧事，请他写副挽联。张友明提笔就写，竟然写得大家都说好。从那以后，村里有红白喜事的，都会找他帮忙写对联、挽词。

慢慢地，村里人对他的”诗癖”也就习以为常了。

张友明最喜欢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写诗。那里可以看到整个村子的景象：东边是一排排的新房子，西边还留着几间土坯房，南边是新修的水泥路，北边是一片片的麦田。

他写村里的一切：春天的麦苗，夏天的知了，秋天的高粱，冬天的炊烟。也写村里的人：赶集的老人，上学的孩子，田间劳作的妇女，打牌消遣的汉子。

有时候，村里的孩子们会围着他，好奇地看他写字。

“张爷爷，你写的啥呀？”

“写咱们村今天的天气，你看，天上的云多像一条龙啊。”

孩子们抬头看看天，又看看他的字，嘻嘻哈哈地跑开了。

张友明的诗，渐渐在周围几个村子也有了些名气。隔壁李家庄的李队长，特意来他家喝酒，请他给村里的文化广场写个横幅。

“老张啊，你这字写得不错，诗也有些意思。”李队长喝了两杯酒，脸上泛起红晕，“不过你这么写，有啥用啊？”

张友明给他倒上酒，“没啥用，就是自己高兴。”

李队长摇摇头，“你说你，当了一辈子村干部，退休了不好好享福，整天写这没用的。”

张友明不说话，只是笑。

后来，镇上办了个农民书画展，张友明被邀请去展出他的诗。李秀兰把他的诗抄在红纸上，贴在展板上。没想到引来不少人驻足观看。

“这诗写得真有生活气息啊。”

“看着朴实，却有股子韧劲。”

有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特意找到张友明，说是市里文化馆的工作人员，问他能不能收集一些作品，想在市里的农民文化展上展出。

张友明受宠若惊，回家后翻出八年来写的所有诗稿，挑了一些他觉得还像样的，让村里开复印店的小李帮他复印了一份。

“老张头，你这是要出名了啊？”小李笑着说。

张友明摆摆手，“瞎说什么呢，就是闲着没事写着玩儿的。”

小李翻看着那些诗稿，突然认真起来，“老张，这些真不错，写的都是咱们老百姓的事，通俗易懂，又有意思。”

张友明听了，心里美滋滋的，但嘴上还是谦虚，“哪里哪里，瞎写的。”

就这样，张友明的诗被送到了市里的展览。

谁也没想到，这一下竟然真的引起了轰动。

市文化馆的负责人专门打电话到镇政府，询问这位”民间诗人”的情况。镇长亲自带人来到张村，找到了正在槐树下写诗的张友明。

“张老师，您的诗在市里引起了很大反响啊！”镇长满脸笑容地说。

张友明被这称呼弄得不好意思了，“别别别，叫我老张就行，什么老师不老师的。”

“不，您就是老师！市文化馆的专家都说了，您的诗虽然不讲究什么格律，但非常真实，反映了农村生活的变迁和农民的心声，很有价值。”

张友明摸着后脑勺，不知道说什么好。

一个月后，市里的一家文化杂志刊登了张友明的几首诗，还配了他坐在槐树下写诗的照片。这下可让村里人震惊了。

“老张头的诗还真能登杂志啊？”

“我早就说他写得不错，你们还笑话人家呢！”

李秀兰在村里昂首挺胸，逢人就说：“我家老头子有文化，你们不知道吧？”

张友明却依然每天坐在槐树下，写他的诗。对于突如其来的”名气”，他倒显得很淡然。

“就是写着玩儿的，没想到还有人爱看。”他常这么说。

但村里人都看得出，他的腰板挺得更直了，说话声音也洪亮了许多。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张友明的诗集攒了厚厚几本，都是李秀兰帮他订起来的。他写的内容也越来越广，不仅是村里的事，还有电视上看到的新闻、报纸上读到的故事，甚至孙子从城里带回来的见闻。

“爷爷，你的诗能不能写到网上去啊？这样全国人民都能看到了。”他上小学的孙子有一次问他。

张友明哈哈大笑，“爷爷这些土话，谁爱看啊？”

“我爱看！”孙子认真地说，“老师说了，真实的就是美的。爷爷的诗就很真实。”

张友明摸摸孙子的头，心里暖暖的。

就在张友明开始写诗的第八个年头，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找到了他。

那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自称是省城一家出版社的编辑。他手里拿着张友明发表在杂志上的诗和一些从市文化馆收集到的作品。

“张老师，我们出版社想出版您的诗集，不知您意下如何？”

张友明愣住了，他看看李秀兰，又看看眼前的陌生人，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出版社？就是印书的那个？”李秀兰反应过来，激动地问。

“是的，我们想出版一本《张村诗记》，收录张老师这些年写的反映农村变迁的诗作。”编辑认真地说，“这些作品虽然不是专业诗人写的，但真实记录了乡村的点滴变化，很有历史和文学价值。”

张友明摇摇头，“不行不行，我这哪算什么诗啊，就是乱写的，登不得大雅之堂。”

编辑笑了，“张老师过谦了。正是因为您不受文学理论束缚，才写出了这么多朴实无华又直击人心的作品。现在很多读者厌倦了那些辞藻华丽却空洞的诗歌，反而喜欢像您这样真实记录生活的作品。”

张友明还是不敢相信，“真的假的？我这些东西谁会买来看啊？”

“您别小看自己的作品。我们社做过市场调研，像您这样的’新农村诗人’作品，在城市读者中很有市场。而且，这也是对乡村文化的一种记录和传承。”

李秀兰在一旁急了，“老张，人家专门从省城来找你，你就别犹豫了！咱孙子不是说了吗，你的诗写得好！”

最终，在妻子和编辑的双重劝说下，张友明同意了出版诗集的提议。

接下来的日子，他开始整理自己这八年来写的诗。有些字迹模糊的，李秀兰帮他重新誊抄；有些内容重复的，就挑选更好的那一首；有些他自己都忘了写过的，重读时竟然也能勾起当时的回忆。

村里人知道这事后，又是一阵哗然。

“老张头真要出书了？”

“不会是骗子吧？现在骗子可多了。”

“听说真的，镇上的人都知道这事了。”

张友明不理会这些闲言碎语，专心整理他的诗稿。编辑陆续来了几次，帮他挑选作品，商量书的排版和装帧。

“张老师，我们想请您写一个序言，讲讲您为什么要写这些诗，以及这八年来的感受。”编辑说。

张友明挠挠头，“我哪会写那个啊。”

“就像聊天一样，说说心里话就行。”

张友明想了想，提笔写下：

“我叫张友明，今年七十三岁，张村人。当了三十多年村支书，退休后没事做，就开始写诗。不是因为我懂诗，而是因为我想记住我们村的每一天。

村子变了，人也变了。老房子拆了，新房子盖起来了；泥巴路没了，水泥路铺上了；年轻人走了，又回来了。我想把这些都记下来，给孙子看，也给自己留个念想。

没想到还能出书，挺不好意思的。但如果这些话能让城里人了解咱农村，也是好事。

写诗这八年，是我最快活的八年。感谢我老伴儿的支持，感谢村里人的包容，也感谢出版社的厚爱。”

编辑看了，连连点头，“就这样，很好，很真实！”

三个月后，《张村诗记——一个老支书的乡村观察》正式出版了。张友明拿到样书那天，手都在发抖。

厚厚的一本书，封面是他坐在槐树下写诗的照片，背景是村子的全景。他翻开书，看到自己写的那些字变成了整齐的印刷体，还配了一些村里的照片，有些是他儿子专门回来拍的。

“老伴儿，你看，咱也出书了。”张友明声音哽咽。

李秀兰接过书，翻了翻就放下了，转身擦眼泪。

出版社送了二十本样书给张友明，他留了两本，其余的都送给了村里人和镇上的领导。

“老张，没想到你还真有两下子啊！”村里人拿着书，又是羡慕又是佩服。

张友明只是笑，“都是咱村的事，你们看看，有没有写得不对的地方，下次我改。”

令人意外的是，这本诗集在省城卖得不错。出版社又加印了两千册，还邀请张友明去省城参加一个读者见面会。

张友明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去了，还带上了李秀兰。这是他们第一次去省城。

在读者见面会上，张友明紧张得手心冒汗。面对那么多陌生的城里人，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当一位读者问他：“张老师，您为什么要坚持每天写诗？”时，他突然放松了下来。

“因为好玩儿啊，”他朴实地回答，“退休了没事干，写写诗，记记事，日子就过得快。再说了，咱们村这些年变化大，我怕忘了，就都写下来。”

读者们笑了，掌声热烈。

一位大学教授评价说：“张老师的诗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乡村的深厚感情和敏锐观察。这些作品是当代乡村变迁的珍贵记录，具有很高的文学和社会学价值。”

张友明听不太懂这些专业评价，但他能感受到人们是真心喜欢他的诗。

回到村里后，张友明依然每天坐在槐树下写诗。只是现在，偶尔会有外地人专程来找他，有学生、记者，甚至还有其他省份的文化工作者。

“不就是写几首打油诗吗，至于吗？”他常这么说。

但李秀兰知道，他心里是高兴的。每次有人来，他都会穿上那件深蓝色的新衬衫，还会提前准备好茶水。

有一次，一位年轻记者问他：“张老师，您觉得自己算是成功了吗？”

张友明想了想，说：“我这辈子种过地，当过兵，做过村干部，现在写写诗。每一样我都认真做了，问心无愧，这就是成功吧。”

记者又问：“那您有什么遗憾吗？”

张友明笑了，“遗憾啊，那就是当初没多读点书。要是多读点，说不定写出来的诗能更好一些。”

如今，《张村诗记》已经再版了两次，还被翻译成了英文和日文。张友明的故事也被拍成了一部纪录片，在省级电视台播出。

但对张友明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每天在槐树下写的那首诗。

“只要还能动笔，我就要把村里的每一天都记下来。”他常这么说。

今年春天，张村修了一个小广场，村委会特意在广场边上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张友明的一首诗：

“张村的春天
麦苗绿了又黄
孩子们长大成人
老人们看云卷云舒
我们的故事
就写在这片土地上”

而张友明，依然每天带着他那个旧书包，准时出现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写下他眼中的张村。

只是现在，常常有人跟他打招呼：

“张老师，今天又写啥呢？”

来源：白开水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