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3年的文坛，因为一部小说而掀起轩然大波，这部小说，便是陈忠实耗费四年心血创作的《白鹿原》。
1993年的文坛，因为一部小说而掀起轩然大波，这部小说，便是陈忠实耗费四年心血创作的《白鹿原》。
作为一部饱含关中风土人情、深刻揭示历史变迁的作品，《白鹿原》无疑是一座文学高峰。
但在1995年，当它入围茅盾文学奖时，却遭遇了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为了阻止这部作品最终获奖，作协副主席故意“使绊子”。
《白鹿原》为何为何会引起风波？最终这场风波又是怎么平息的？
1988年的夏天，陈忠实与好友李东济围坐在一张简陋的木桌前，畅谈人生，酒劲上头，他语气坚定地说道：
“我要写一部能流传后世的小说。”
好友听罢，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半是鼓励，半是怀疑——陈忠实笔耕多年，虽在陕西文坛小有名气，但始终未有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力作。
酒过三巡，陈忠实倏地放下酒杯，眼中燃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定，他知道，如果不趁此刻动笔，恐怕这一生都无法再有勇气去书写属于自己的史诗。
告别了热闹的城市，陈忠实回到了故乡白鹿原，他的书房极为简陋，仅有一张老旧的圆桌、一盏昏黄的台灯，墙角堆满了厚厚的书籍与地方志。
白日里，他翻阅地方志，细细考据关中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夜幕降临时，他伏案疾书，笔尖在纸张上沙沙作响。
“我要把白鹿原写出来，把那些埋在黄土地里的秘密挖掘出来。” 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创作《白鹿原》的四年，是他人生中最孤独却也最充实的时光，他几乎与外界隔绝。
妻子偶尔会从镇上带来新鲜的食材，他却顾不上享用，总是胡乱吃上几口便又投入到书稿的世界中。
他几乎成了书中的人物，他在白嘉轩的倔强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鹿子霖的世故里读出了人情冷暖，在田小娥的挣扎中感受到时代的残酷。
但写作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有一次，他在某个章节中写到人物的生死抉择，却迟迟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
他在书房里踱步一整夜，最终在天蒙蒙亮时才伏案疾书，写下满意的段落。
而有时，他又会陷入自我怀疑，觉得自己笔下的文字不足以承载他想要表达的厚重历史，夜深人静时，他常常自问：
“我的《白鹿原》，真的能被世人认可吗？”
这种挣扎，持续了四年，终于，1992年的一个清晨，陈忠实放下手中的最后一页稿纸，长舒了一口气，《白鹿原》的初稿，终于完成了。
这一刻，他并未有太多狂喜，反而是一种如释重负的平静，他知道，这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带着这份厚重的手稿，他给编辑何启治写了一封信，简短而恳切：
“《白鹿原》已成，愿君一阅。”
数日后，出版社派来两位编辑，亲自从西安赶到他家取走手稿。
1993年6月，《白鹿原》正式出版，印量1.5万册，对一本长篇小说来说，这个数字算不上惊人。
但谁也未曾料到，这部小说竟会在短短几个月内迅速走红，甚至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从陕西的乡间小镇，到北京的文化圈，再到南方的文学论坛，关于《白鹿原》的话题热度不断攀升，这部作品和陈忠实都在一夜之间火了。
《白鹿原》的走红不仅限于读者群体，文学界对它的讨论更是热火朝天。
陕西本地的作家和评论家对这部小说几乎是一边倒的赞美，认为它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关中史诗，超越了以往所有的乡土文学作品。
陕西省委宣传部更是为这部小说专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几乎所有发言者都对《白鹿原》给予了极高评价。
但在全国范围内，《白鹿原》并非只有掌声，也伴随着质疑和争议，广州《羊城晚报》上刊登了一篇批评文章，直指《白鹿原》的某些内容“不宜推广”。
文章中提到：
“小说过多地描写了原始欲望，甚至带有某种露骨的倾向，这样的作品是否适合作为文学经典？”
北京的一位文化领导更是在公开场合表示：
“《白鹿原》和《废都》一样，在某些方面的描写上并不妥当，我们不应过度宣传。”
面对这些批评，陈忠实并没有急于反驳，而是陷入了沉思，他知道自己写作时从未刻意迎合市场，也从未想过要通过所谓的“噱头”博取眼球。
但现实却告诉他，他的作品已经被放在了显微镜下，任何细节都会被放大、解读、审视。
尽管争议不断，《白鹿原》的销量却持续增长，从最初的1.5万册，到后来的数十万册，这部小说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品之一。
但《白鹿原》的成功只是开始，真正的挑战，还在后头等着他。
1995年初夏，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初审工作已经悄然展开，众多优秀的长篇小说进入了最终的候选名单，其中最受瞩目的，便是陈忠实的《白鹿原》。
这部小说自1993年出版以来，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收获了大量读者的追捧与评论界的认可。
其独特的叙事风格、深厚的历史厚重感以及对人性幽微之处的深刻挖掘，都让它在众多参评作品中脱颖而出，被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候选者之一。
但就在所有人一位这部作品肯定会通过初审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却让《白鹿原》的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当时的作协副主席翟泰丰对《白鹿原》并不看好，他和许多批评这部作品的人一样，认为其中的一些描写过于露骨，不适合获奖。
因此，在初审环节，他就希望《白鹿原》不要通过，但结果让他很失望，这部作品竟然全票通过。
初审通过的作品还需要进行终评，为了阻止《白鹿原》获奖，他就一直压着这部作品不评。在后来不得不评选时，他又故意请了他认为可能会反对这部作品的文学评论家参与评选，但令他意外的是，这些专家也一直认为《白鹿原》应该获奖。
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声音认为，《白鹿原》要是想获奖，就要删改其中一些露骨的内容。
一天清晨，陈忠实正在陕西老家伏案改稿，电话铃声突然响起，他拿起听筒，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是作协的一位领导。
对方并未寒暄太久，开门见山地说道：
“老陈，茅盾文学奖的事情……你这书，得改一改。”
“改？”陈忠实皱了皱眉，心里隐隐有些不安。
“是的，上面有意见，认为某些内容不太合适，如果不做删改，可能过不了审。”对方的语气虽然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
陈忠实沉默了，几秒钟后，他终于开口：
“我想知道，究竟是哪些内容？”
电话那头沉吟片刻，然后说道：
“主要是涉及性描写的部分，尤其是开篇白嘉轩娶七房妻子的情节，还有田小娥的某些段落。”
听到这里，陈忠实的脸色变了，他当然清楚，《白鹿原》中的性描写一直是个争议点，但他从未觉得这些内容是低俗或者哗众取宠的。
相反，他认为这是小说整体叙事的一部分，是刻画人物命运与社会风貌不可或缺的元素。
“这些内容，删了还能叫《白鹿原》吗？”他低声反问，语气里透着一丝倔强。
电话那头的领导似乎早有预料，语重心长地劝说道：
“老陈，你要明白，有时候作家和作品的命运，并不仅仅由文学本身决定，这个奖对你来说，是个机会，别让它白白溜走。”
话虽如此，但陈忠实的心情却复杂极了，他用整整四年时间打磨出的作品，如今竟然要被人为地“阉割”才能获得认可？他感到愤怒，也感到无奈。
消息传开后，文坛内部迅速分化出不同的声音，一部分人认为，陈忠实应该顺应大局，接受删改：
“毕竟，能够拿到茅盾文学奖，比坚持几段描写更重要。”
但也有人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这是一种变相的打压，文学创作不应该被这样干涉。”
陈忠实并未立即回应外界的议论，他只是静静地坐在书房里，反复翻阅着自己的书稿。
相比北京文坛的喧嚣，陕西本地的文学界则是一片惋惜与愤怒，许多当地作家和文化界人士纷纷为陈忠实鸣不平。
他们认为，《白鹿原》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部关中大地的文化史，它用最真实的笔触展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存状态。
“如果删掉那些所谓‘不妥’的部分，这部作品还能完整吗？”有人在研讨会上发言道，“难道我们要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正确观念’，而把一部经典作品变成一个温吞水的故事吗？”
面对这样的支持，陈忠实心里感到欣慰，但与此同时，他也明白自己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
坚持原稿，可能意味着失去茅盾文学奖；而做出妥协，则意味着他必须亲手删去自己精心雕琢的部分。
在长达数周的思想斗争后，陈忠实终于做出了决定——删改部分内容，以换取小说得以顺利获奖的机会。
1995年秋天，陈忠实交出了修改后的版本，这一次，小说中某些直白的性描写被删去，一些“敏感”的段落被润色或省略。
几个月后，获奖名单正式公布，《白鹿原》，成功摘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站在颁奖典礼的舞台上，陈忠实的表情有些复杂，《白鹿原》的获奖之路，既是一场荣誉之战，也是一场妥协与坚持的拉锯。
陈忠实最终拿到了茅盾文学奖，这是对他写作生涯的最高肯定，也是对《白鹿原》文学价值的最好证明。
但与此同时，这本书也经历了删改的阵痛，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它最初的锋利与野性。
这场风波的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一个作家的艰难选择，更是文学与现实、创作与审查之间的长期较量。
所幸，历史已经证明，《白鹿原》依然是一部伟大的作品，而陈忠实，也依然是那个用文字记录时代、敢于直面争议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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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与时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