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政府已预先准备好，一俟汪逃到河内，就马上发表总理大臣的声明。开始时接到汪预定于十二月八日逃出重庆的通知以后，近卫首相根据这个通知，计划于十一日在大阪大会堂发表演说，向全国广播，就动身到京都去了。但由于汪延期从重庆逃出，近卫以患病为理由，将演说和广播延期到十

近卫声明和汪的通电

日本政府已预先准备好，一俟汪逃到河内，就马上发表总理大臣的声明。开始时接到汪预定于十二月八日逃出重庆的通知以后，近卫首相根据这个通知，计划于十一日在大阪大会堂发表演说，向全国广播，就动身到京都去了。但由于汪延期从重庆逃出，近卫以患病为理由，将演说和广播延期到十四日，接着他就取消了整个行动计划，最后返回东京去了。

另一方面，重庆的国民政府在汪从重庆逃抵河内后，即命令正在河内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去见汪，另外又特派秘书长陈布雷去劝汪回心转意。但这些都遭到汪的断然拒绝。

当时我在上海等待汪出走的准确消息，但因得不到任何通知，焦虑之下，于七日从上海出发，经过福冈、台北，十二日抵香港。我与高宗武联系之后，才弄清了重庆的情况及汪的预定计划。但是，与此相反的各种情报纷至沓来，不容乐观。事实上，即便在我们已得到汪兆铭于十二月二十日到达河内的准确消息之后，驻香港领事岩井英一则称，根据上海《申报》前主编陈彬龢的说法，汪的逃出，不过是个谎报而已。我们为这些情报所烦恼，弄得我们忧喜交加。

特别是日本政府对于一度中止了的总理声明，无意再予发表，陷入心有余悸的状态，我们对此也感到焦虑。几经电报往返联系的结果，总算于二十二日才发表了政府声明。这就是所谓的近卫第三次声明：

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现已感到，中国各地，复兴的气势澎湃而起，建设的趋势日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以求彻底了解帝国的真意。

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为此，中国方面首先必须清除以往的偏狭观念，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换言之，日本直率地希望中国进而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

其次，因为在东亚之天地，不容有“共产国际”的势力存在，日本认为，根据日、德、意防共协定的精神，签订日华防共协定一事，实为调整日华邦交之急务。鉴于中国现实情况，为充分保证达到防共的目的起见，要求中国承认在防共协定继续有效期间，在特定地区驻扎日军进行防共，并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

在日华经济关系上，日本既不想在中国实行任何经济上的垄断，也不要求中国对理解东亚新形势而相应采取善意行动的第三国的利益加以限制，始终只求通过日华的提携和合作发生实效。即要求在日华平 等的原则上，中国承认帝国臣民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的自由，促进日、华两国国民的经济利益，并且鉴于日华之间历史上、经济上的关系，特别在华北和内蒙地区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

以上是日本对中国所要求的一个大纲。如能彻底了解日本出动大军的真意，就能理解日本在中国所寻求的既不是区区领土，也不是赔偿军费。

实际上，日本只要求中国作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为完成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也愿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

这个“近卫第三次声明”，在战后的今天如果再通读一遍的话，就不免有出自单方面而且是高压的感觉。可是在发表的当时，却有不少人非难为软弱的外交。这种时代的变迁实在应令人加以反省。

然而就在那个时期，恰巧有人提倡东亚各国协同体论，主张解放东亚各国的运动正在开展，因此在启发群众以及将舆论诱导至承认本声明的方向上去是大有帮助的。接着，发表了汪兆铭的艳电，一并在一九三九年元旦的报纸和广播中进行报道，消除了国民的不满情绪并得到了理解。因此，日本国民抱着希望互祝了新年的屠苏酒。

汪兆铭响应近卫声明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出的所谓“艳电”，内容如下：

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四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以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取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自去岁七月卢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

顷读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二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居住、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的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于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的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立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日本政府十一月三日之声明已改变一月十六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

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 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理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

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洋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谨此提议，伏盼采纳。

汪兆铭 二十九日

另一方面，中国的舆论认为汪兆铭身居国民党副总裁要职，竟然对外突然发表和平倡议，是不光明正大的，来自各方的非难，甚嚣尘上。国民政府在一月一日召开的中央执行常务委员会上，罢免了汪的公职，开除了他的国民党党籍。

对此，汪兆铭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八日又发表了第二次声明，公布了〔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给中央执行常务委员会及最高国防会议的通电。响应汪的通电，在香港的汪派林柏生笔战更趋活跃，在上海的中央执行委员褚民谊、大夏大学教授傅式说、暨南大学教授赵正平等，也相继表态，拥护汪兆铭。

注释：

屠苏酒，新年喝的酒，相传饮之可避不正之气。

来源：表里如一大好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