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窗外，风声呼啸，夹杂着玻璃碎裂的尖锐声响。一阵令人不安的沉寂后，他目光深邃而专注地凝视着我，眼神中渐渐流露出一丝迷离。他身材魁梧，肩背宽阔，头发略显稀疏，两鬓已然斑白。尽管已年过六旬，眉眼中仍透着一股英气。

窗外，风声呼啸，夹杂着玻璃碎裂的尖锐声响。一阵令人不安的沉寂后，他目光深邃而专注地凝视着我，眼神中渐渐流露出一丝迷离。他身材魁梧，肩背宽阔，头发略显稀疏，两鬓已然斑白。尽管已年过六旬，眉眼中仍透着一股英气。

不难想象，他年轻时必定风度翩翩。他是一位在社会科学领域颇有建树的研究人员。业余生活中，他兴趣广泛：集邮、习剑、石刻、冬泳、藏书；更有一项令人费解的癖好——在狂风骤雨的天气里，他常身着背心，在雨幕中狂奔。

了解他的人说，他喜静，偏好独处，从不主动结交朋友，却拥有众多挚友。他为人随和，但也有不少人对他心怀敬畏。

我曾读过他的文章，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段历史，他并不认同如今流行的“无怨无悔”的论调。

他提出，我们应当站在更高的视角，对背后的文化和历史内涵进行深刻反思，从而为当下和未来提供真正有价值的启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坦然地说“无怨无悔”。

受此启发，我产生了采访他的想法，经过多方辗转，终于找到了他。

以下是由这位老知青亲口讲述的他与她的故事。

我是北大荒的北京知青。

我的初恋，至今仍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我和她是中学同学，她比我小两岁。我们的友谊，始于一场打架事件。

那个年代，她是资本家的女儿，家中多次被抄砸，父亲不堪其辱，自殉离世。她的母亲是位教师，气质端庄，谈吐优雅，容貌出众，宛若电影明星。

然而，那些人对她母亲也毫不留情，剃了光头，还在脸上和手上涂满油漆。她本人虽体态纤弱，却继承了母亲的美丽。

当时，她总是低着头，不敢与人对视，说话声音微弱，仿佛天生背负着罪孽，永远无法摆脱厄运。在上学的路上，她常常被人拦住，小孩子往她头发里撒沙子，经常骂她，大一点的则向她脸上吐唾沫。

我和她住得很近，但在路上相遇时，彼此却形同陌路。

有一次，我在胡同口看到她被两个年轻男子拦住，他们嬉皮笑脸地想要“搭讪”。那两人看起来不过十六七岁，其中一个脸色苍白，个子比我高出许多。另一个满脸痘痘，头发硬得像猪鬃，肌肉发达，把衣服都撑得紧绷绷的。

她被他们纠缠不休，眼神中满是惊慌，像一只无助的小羊羔。

当她看到我时，仿佛见到了救星。我本不想多管闲事，但她那充满信赖和哀求的眼神让我无法置之不理。于是，我冲上前去，将她护在身后。

“她是你婆子呀？管什么闲事！”

“是我婆子！”我被打了。

那时，我长得像豆芽，很快被他们揍倒在地，浑身是土。

矮个子扒下我的上衣，用脚乱踢、乱踩，一脸狂笑，问我还管不管闲事。

我就是不改嘴。

矮个子戳我的牙缝：“还挺横！让你说！再说呀，再说呀……”

我满嘴鲜血，却依然不改口：“她就是我的婆子！”

若非街道的红袖章大妈及时出面解围，真不知道事情会演变成什么样子。

后来，我试图找他们报仇，却每次都被打得双眼肿胀，几乎无法视物。

我毫不气馁，一次又一次地找上门去，每次都带着自制的家伙，结果每次都被打得遍体鳞伤。然而，一旦伤势稍有缓解，我又会毫不犹豫地再次前往。

最后一次，我拎着一个空酒瓶，闯进了矮个子的家。我猛地将瓶底磕碎，举着满是玻璃碴的瓶子，摆出一副拼命的架势。

那人被吓呆了，最终服软，表示再也受不了了。

我让他当场写下悔过书，他乖乖照办。

这件事很快传开了，大家都在议论：“块头大的怕不要命的。”其实，我不过是咽不下被人打得那么惨这口气。

后来在路上遇见她，我礼貌地点了点头。

她也回以点头，眼神中流露出感激，还有一丝少女的羞涩。

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谁也没想到，她竟如此积极，是他们年级第一个报名的。

说来也巧，不知是命运的安排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和她搭乘同一列火车到了北大荒，又被分配到了同一个连队。

我暗自庆幸，至于庆幸什么，当时自己也说不清楚。

由于出身不好，她起初甚至无法成为一名兵团战士。我曾为她暗自难过。然而，她既不争辩也不抱怨，只是默默地拼命干活。

养猪、种地、伐木、打石、修水利……她展现出超乎常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完全不像人们印象中资本家的“千金小姐”。

有一次，连队干部在大会上讲述“龙口夺粮”的事迹，提到了一个女知青在例假期间依然跳入冰冷的水中，水面上甚至泛起了红色。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人就是她。

她热爱读书。在那个书籍匮乏的年代，她能接触到的只有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她甚至能大段背诵《资本论》，这让人们开始对她刮目相看。渐渐地，她成为了兵团战士，还当上了班长，并被评为典型，人也变得更加开朗了。

不知从何时起，我的目光越来越多地追随着她。无论是开会、劳动还是吃饭，只要看不见她，我心里就会感到不踏实，空落落的。

有时收工后，我故意在村子里徘徊，只为能遇见她，哪怕只是听到她的声音。她的声音已不再像过去那般柔弱，变得清脆而圆润，仿佛每个字都在欢快地歌唱。

我是知青中首批入党的成员之一。她得知后，送了我一把镰刀，刀柄上刻着斯大林的名言，还成了我那段时间的座右铭。

为了磨炼意志，我故意冲进瓢泼大雨中，甚至在三九寒冬也坚持洗冷水浴。

1971年冬天，她和两个班的知青前往大甸里割苇子。那地方距离我们连队有一二百里。

夏天，无边无际的泥水上漂浮着一片片“漂垈甸子”，人走在上面，随时可能遭遇没顶之灾。芦苇长得比人还高，茂密得难以穿行。

每到冰封的季节，我们连队都会派人去割苇子，以增加副业收入。帐篷就搭建在冰雪覆盖的沼泽地上，一住就是几个月。

那次，她们已经离开两个多月了。为了能见她一面，我自告奋勇去给她们送粮食。在见不到她的日子里，我才深切体会到思念竟是如此煎熬。

我独自一人拉着爬犁，在那广袤无垠的冰天雪地中艰难前行。前方是一二百里的路程，然而，途中突如其来的“大烟泡”让气温骤降至近零下40℃。

漫天的大雪迷迷蒙蒙，肆意飞舞，天地仿佛融为一体。才刚走过的路，身后留下的脚印和车辙瞬间就被风雪掩埋，茫茫雪原中不见一个人影。

我全身冻得僵硬，仍拼命地拉着爬犁艰难挪动。狂风呼啸，几乎让人无法呼吸，我不得不将嘴唇贴在树干上，趁机换一口气。

一些冻干的大树也被狂风刮断了。我实在筋疲力尽，却不敢停下歇息，因为我知道，一旦坐下，就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

没有经历过这种困境的人，绝对无法想象当时的情景，听起来是不是像天方夜谭般不可思议？

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问问北大荒的知青们。

那次，我能活着找到她们，简直是万幸。

当我走进帐篷的那一刻，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认出我：满脸冻伤，黄水直淌，眉毛、睫毛和下巴上都结着厚厚的冰霜，白茫茫一片。我想开口说话，却张不开嘴，因为下巴早已冻僵了。

后来，她偶然和我提起，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如果迷路了该怎么办？言语间流露出担忧和不安。

我半开玩笑地对她说：“战士心中有朝阳，怎么会迷路呢？朝阳就是你呀！”

我看到她羞红了脸。

不是我自作多情，我总觉得，她看我的眼神和看别人不一样。那种目光，或许只有心心相印的男女才能读懂。

1972年夏天，我被推荐回北京上大学。然而，就在这时，一位干部找我谈话，说中苏边境正在组建一支武装团，急需党员和骨干力量，动员我做出新的人生选择，并郑重地告诉我，这是党考验我的时刻。

我毅然决然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决心奔赴乌苏里江畔。临行前，我多么想单独约她谈谈，但最终还是拼命抑制住了这份冲动。

终于到了启程的时刻。大家为我送行，场面热烈而感人。然而，人群中却不见她的身影！我心绪不宁，强颜欢笑，却又不好意思主动提起她。就在车子即将开动时，我看到她最要好的朋友挤进人群，递给我一个小布包。

我像珍藏宝物一样将它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

一路上，我都在猜测，她送给我的是什么？但在人前，我始终不敢打开它。紧张与期待如同烈火般在我心中燃烧，煎熬着我的思绪。

抵达宿营地后，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找个僻静的角落，小心翼翼地打开她赠予我的布包：里面没有信件，只有一块洁白如雪的绸缎，上面精心绣着红字，正是她送我的镰刀上刻着的那段斯大林的名言。

热血瞬间涌上心头。就在那一刻，我真正坚定了自己的人生选择。无论她出身如何，我已不再在意。

当晚，我给她写了一封长信，第一次明确表达了我的心意。

信寄出去的那一刻，仿佛我的心也随之交了出去。

此后的日子，我活在无尽的期待中。

从那时起，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痛苦与折磨。

人，可以忍受饥饿、贫困、劳役，甚至监禁，但最难忍受的却是情感的煎熬。

情感越是真挚，便越难以忍受，那是一种远比死亡更难以摆脱的痛苦。从那以后，我学会了尊重一切深刻而真挚的情感，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所有痛苦。

这是人类永恒的精神财富。

我们武装团的营地位于乌苏里江畔的完达山深处。

这是一片广袤的原始森林，方圆数百公里人迹罕至。

蚊虫漫天飞舞，蝮蛇遍地横行，常常在床下就能轻易捉到一两条。这里也是熊、狼、虎等猛兽频繁出没的地方。有时走进马圈，会发现有几只梅花鹿跑进来，正和马争抢食物，一抓一个准。

生活异常艰苦。

夏天尚能勉强应付，但一入秋情况就变得更糟。没有蔬菜，也弄不到盐。冬天用水只能到山下砸冰块，再费力运上山，按班、排分配，然后用大锅煮成饮用水。

洗了脸、脚的水，过滤后，再一次用来洗脸洗脚，如此循环往复，乃至无穷。

那一冬，大雪封山后，整整四个月，我们没有吃过一片蔬菜叶子或一粒盐。

后来，上级下达了明确规定，武装团的人不许返城、上大学、参军、回原生产连队，30岁以后才可以予以考虑。

那一年，我21到30岁，还要熬多少年呢？当时，我们连队一百多人，都是男青年。

而且多半是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温州的知青，大家看不到前途，众人都变得颓废。

当时，连队发生了几次令人震惊的事情。

我明白，眼前的这一切让大家感到绝望，仿佛失去了前途和信念，甚至觉得自己被骗了。是的，我们的确被骗了——

我曾收到一位友人的来信，信中提到那位曾找我谈话、动员我参加武装团的干部，他的孩子顶替了我的名额，去了城里上大学。

那一刻，我突然感觉自己在一夜之间长大了，明白了许多道理。

然而，我并没有因此垮掉，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的性格使然。

每当我感到迷茫时，总觉得她那清澈而秀丽的大眼睛在注视着我，永远那么明亮，充满了希望。

我深知，她与我一样，钟情于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怎么办》。保尔、牛虻、拉赫美托夫，这些人物曾给予我们无尽的精神力量。

我们共同向往着像他们一样生活，坚韧不拔地走下去，活出真正的人生。尽管我们相隔数百里，我却感觉她仿佛时刻在我身边，从未远离。

然而，奇怪的是，从夏到冬，又从冬到春，我始终没有收到她的回信。山中交通不便，邮路不畅，报纸往往几个月后才能看到。

她的信是否在路上耽搁了，甚至遗失了？或许她已经调离，没有收到我的信？又或者，她出了什么事？种种可能性，我都在脑海中反复思量。

我每天坚持给她写信，向她倾诉心声，与她交流情感。

写信给她，已然成为我心灵的寄托。

后来，我再次寄出两封信，而未曾寄出的信件，大约有上百封。我期盼着有一天能与她重逢，亲手将这些信交给她。

如今的年轻人，或许难以理解我们那个年代的情感世界。在那个时代，一方面，人们常以美为丑，爱情被视为滔天大罪；另一方面，又有人以欲望代替爱情，活得如同野兽。也正是在那样的岁月里，生活与书本教会了我，真正的爱情远比宗教更为神圣，而真正沉浸其中的人，往往无法自知。

为了等待她的回信，我曾冒着倾盆大雨在路边守候通讯员。为了取到她的信，我自告奋勇，代替通讯员翻山越岭。

我在山谷中大声呼喊她的名字。痛苦难耐时，我曾割伤了自己的手指，用肉体的痛苦来缓解思念她的煎熬。

我将她给的刺绣作品，将其缝在了背心上。为了排解思念，我独自一人在野兽出没的森林中游荡。我坐在草丛里，痴痴地想着她，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甚至有蛇爬到身上都浑然不觉。在那些日子里，等她的信，成了我精神生活的全部。

爱到如此境地，还能称之为爱吗？或许，它早已演变成一种病痛。病痛！我时常近乎疯狂地想：无论是福是祸，快点降临吧！

终于，她的信姗姗来迟。信封很薄，薄得让人不禁心生不祥的预感。

尽管时光荏苒，信中的内容至今仍深深印刻在我的记忆中。

——信的起始，她首先抄录了一段语录，正是那段关于青年人如同八九点钟太阳的经典论述。随后，她郑重地写道：伟人对我们这一代青年寄予了厚望，我们正值青春年华，未来的几十年任重而道远……真没想到你会提出那种事！你不仅辜负了伟人的教诲，也辜负了我和大家对你的信任。希望你能摒弃那些不洁的念头，为屯垦戍边事业做出更多贡献。

字字句句犹如晴天霹雳，令我五雷轰顶。我读得大汗淋漓，内心如焚。怔怔地握着她的信，我竟不敢再看第二遍。

数百日的漫长等待，最终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结果。我不愿相信这是她写给我的信，但信上却明明白白地署着她的名字。

我病倒了，整整一周时间，不吃不喝。有生以来，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精神崩溃的滋味。

我仿佛经历了一场死亡。

那些日子里，我胸闷气短，脱发腹泻，呕吐不止，视力模糊……身体像打摆子一样，忽冷忽热，难以自持。

我咬住枕头和手指，拼命克制自己。可我又能怎样？只能自责吧！

我实在想不明白，她为何会给我写那样一封信？

凭直觉，她似乎也是喜欢我的。是因她年纪尚轻、过于单纯幼稚？还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进步与革命决心？百思不得其解后，我决定不再执着于寻求答案。

我同样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既然事已至此，我强迫自己给她写了封诀别信。

信很短：“谢谢你，毕竟给了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各自踏上新的旅程吧。”

可以说，我真正的人生正是从这封信开始的。

后来，武装团莫名其妙地解散了。我们集体转到一个新地方参与水利建设，那里距离原来的生产连队不过几十里地。其他知青回去过几次，都说连队里的人还在念叨我。

我始终没有回去。

那个夏天，我即将返回北京上大学。

朋友们纷纷前来告别。就在那时，我再次见到了她。

她依旧美丽，甚至比以往更多了几分古典的韵味。她看到我时，目光闪烁，显得有些慌乱。而我，却异常平静，连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

晚上，大家聚在一起吃了顿饭。酒过三巡，话题聊到了近两年的情况。大家提到知青中恋爱成风，人人都在追求“一帮一，一对红”，唯独她似乎没有这个打算。听说，她准备在边疆扎根，那思想境界……

说这话的人，语气中带着几分讥讽。我没有回应。人各有志，只要彼此真诚，又何必勉强对方呢？

那天晚上她没有参加聚餐，她最要好的女友却向我频频敬酒。后来，她把我拉到一旁，悄声告诉我，当年收到我的信后，她内心经历了极为激烈的思想斗争。

她其实早就对我心生好感，但当时知青是不允许谈恋爱的。我们连里就有一对上海知青，因为恋爱问题，在各种会议上多次遭到批判。

她出身不好，又非常渴望表现优异，甚至被评为师一级的先进分子。正因如此，她犹豫再三，最终还是给我回了那样一封信。

她的女友说，她想约我晚上见面，因为她一直为伤害了我而感到愧疚不安……

我难以言喻当时的心情，只是淡淡地说：“一切都已成为过去，覆水难收，何必再提呢。”

如果换作今天，我还会这样说、这样做吗？或许不会。然而在当时，我却留下这两句话，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当年太过年轻气盛？还是因为曾经受到的伤害太深，让我心如死灰？又或是因为我那倔强的个性和强烈的自尊心……

但有一点我非常清楚：在那之后的许多年里，我几乎无法以一颗平常心去恋爱了。

在回京的列车上，我把她那封令我心碎的信撕得粉碎，然后撒向窗外。

后来我听说，我离开后，她大病了一场，持续了一个多月。再后来，她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神经症，甚至有时和别人交谈后，都记不清自己说过些什么。

许多男知青曾追求她，但都被她一一拒绝了。她几乎是最后一批返回城市的知青。

当年人满为患、热热闹闹的知青宿舍，如今已人去楼空。

这些年来，当年的兵团战友常常聚会，但她从未出席。前几年，我在路上偶然遇见她。

那的确是她，我怎么会认不出她呢？我坐在车上，而她在车下。一个男孩搀扶着她，艰难地挤上车。

人潮涌动，她一边退让一边躲避，眼神怔怔地望着车门。她已不再年轻漂亮，容颜苍老了许多，鬓角添了白发，整个人也显得憔悴，但相比过去，却多了一份干练和从容的风度。

几十年未见，我依然一眼就认出了她。

初恋，总是令人刻骨铭心啊！

她并没有注意到我。我心中涌起一阵冲动，想要喊住她，但最终还是忍住了……

什么？你说我心肠太硬？

他凝视着我良久，随后似乎无奈地摇了摇头，叹息道：“我早就说过，你不太懂，你果然还是不太懂。你知道吗，我没有勇气再去面对我心灵深处最真挚、最珍贵——也是我最神圣的领域所经历过的最残酷的破碎。无情的未必是真正的强者，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深知自己的脆弱。说实话，几十年来，我对她一直念念不忘，也曾痛苦不堪，但正如常言道，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有人说，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对此，我深表赞同。

纵观中外历史，你不难发现，从未有人像我们这一代人那样，拥有如此独特、丰富且深刻的人生经历。这种经历既是属于个人的，也是属于集体的。

初恋也是如此，几乎无不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既纯真无邪，又不失本真……

来源：鸣金不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