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7年冬，日本军队攻下南京后展开大屠杀，数十万无辜死于非命。这场惨烈事件到底源于什么？野蛮冲动？军事命令？还是系统运作的结果？真相并不简单。

文|云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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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37年冬，日本军队攻下南京后展开大屠杀，数十万无辜死于非命。这场惨烈事件到底源于什么？野蛮冲动？军事命令？还是系统运作的结果？真相并不简单。

南京大屠杀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日本军国主义系统暴戾的爆发。

1937年，中国军队在上海抵抗激烈，日军兵力几经消耗、士气受挫[知乎专栏抗日战争纪念网]。进攻南京之前，就演练过对平民的空袭、炸城。这种攻击不是打击敌军，而是强调恐吓与心理压制。

南京一旦沦陷，军纪全面崩盘。松井石根作为中央中国方面军司令，未能阻止暴行。法庭后来判决，他犯下六项失误，包括未保护战俘、不约束士兵入城数量、忽视安全区设立，形成暴政温床。他的上级将领松井石根虽被定罪，却也成了众多肇事部队的代罪羔羊。

朝香宫鸠彦王在南京守卫时，传言曾颁布“杀光俘虏”的命令。他手下第16师团疯狂屠杀，数量超出其他部队，是最残酷的血案制造者之。在他指挥下，日本士兵开展“百人斩比赛”，将暴行当成战功炫耀。

凡此种种，血腥杀戮不是偶发，而是当时军事体制逻辑的一环。一旦战争进入“镇压与恐吓”的路径，它就变成一种集体暴行。

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有其政治象征与战略意义。

蒋介石强调“宁死守城”，使日方把占领南京当成兵家必争之地。这不仅激化战争，也让日军采取极端方式迅速“夺权立威”：透过屠杀和恐惧，让全国陷入恐惧心理，降低抵抗意志。

东北、上海之后，南京是日军继续扩大战争影响的重要节点。占领后，他们不仅销毁建筑与文化，更希望“彻底摧毁”这座城市的象征价值[抗日战争纪念网。整个大屠杀在逻辑上被看成军事战术，是“以震慑带来整体屈服”的选项。

与此同时，日本官媒体阵地抑制信息传播。中央情报局严格审查日军暴行，公众最初只看到“胜利”的报道，对南京惨剧知之甚少[美国之音。这样的信息封锁，使战争暴行在短期内鲜有人质疑，直到战后才真相浮出水面。

南京大屠杀不是几个士兵失控，也不是几个军官单方面指令。背后，是一种集体心态、军事制度与国家意识形态交织成网，把普通人推进了深渊。

当时的日本军队有一套近乎病态的命令机制。上级命令下达，不容质疑，不执行就可能遭到军法处置。军官往往默许甚至鼓励残暴手段，以维稳战斗状态。这种制度形成了“纵容暴行”的氛围。

日军内部，严苛等级压迫和所谓“尚武精神”交织。新兵训练中包含大量体罚，残酷已内化成服从。南京城陷后，大量士兵释放压抑，以杀戮发泄身心疲惫与战场恐惧。

更深层的是军国主义教育。早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便将“忠君爱国”与“军人神圣”结合推广，学生从小接受民族主义灌输。战争被包装成“正义征伐”。等到进军中国大陆，这种理念演化成“消灭不顺者”的本能。

南京大屠杀的实施，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系统容许、文化推波、战场纵容三者重叠结果。

当军官如朝香宫直接下令“全部击毙战俘”，部队没有反抗，反而争功。百人斩、万人坑，不是秘密，而是“战绩”。

杀人如麻，被视为效率；违命不杀，被斥为软弱。这种病态心理被集体接纳，连战后不少士兵都以“听命行事”辩护。那不是个体判断失误，而是国家机器运转下的集体暴走。

南京大屠杀之后，日本并未主动反省。直到战败投降，真相才被一步步揭开。战后东京审判，松井石根、谷寿夫等高层被定罪伏法，但更多参与基层屠杀的人员未受清算。

有些人战后重返社会，有人继续任职政界或军界。日本国内媒体一度否认大屠杀，称其为“战争夸张宣传”。历史教科书长期淡化南京惨剧，称其为“南京事件”，回避“屠杀”“强奸”等字眼。

中国的受害者没有机会发声，南京幸存者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才逐渐公开口述。

而国际社会对南京惨剧的认知，长期依赖少数证人与外国志愿者的记录。约翰·拉贝、魏特琳、贝德士等人在南京设立“安全区”，拯救了约20万人。他们留下的日记，是最早、最直观的记录材料。

南京大屠杀不是一场孤立屠杀，而是现代战争中最早的大规模非战斗人员屠杀事件之一，超过30万人在城中被杀、奸、焚毁。它不是偶然，更不是夸张。

当下，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每年接待数百万参观者，刻下受难者名单，保留万人坑遗址。这是为防止遗忘，不让历史消散。

它提醒后人：战争中的最大暴行，往往不是突然爆发，而是一步步积累、习惯、默许的结果。

南京大屠杀不是孤立事件。它是日军系统暴行的顶点，是军国主义教育的恶果，是军事命令失控的表现。

它不是“谁发疯”，也不是“谁指使”，而是整个体制把暴力合理化、命令制度化，把人命踩进泥土。

谁都可以在那个制度下变成刽子手。这才是最深的恐怖。

南京没忘，历史不会忘。真正的正义，不是一次审判，而是代代铭记，不让那一夜重演。

来源：底层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