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领袖可谓一波三折，从成立之初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到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上台的王明、博古，再到后期因为党内组织路线出现问题而上台的向忠发，这些人都未能带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领袖可谓一波三折，从成立之初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到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上台的王明、博古，再到后期因为党内组织路线出现问题而上台的向忠发，这些人都未能带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
为什么毛主席就可以呢？相较于陈独秀、瞿秋白等人，毛主席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他们早，所读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也没有他们多，学历和文化素养与他们相比也稍逊一筹，革命经历也没他们长，在志向理想、个人情感、求知学习、意志品质等方面大家也都平分秋色。
可为何毛主席能能将众人团结在一起，先打败日本侵略者，又杀得蒋介石片甲不留，而后又在朝鲜战场上给美国人立下规矩，带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为我们创造出70年的和平发展机遇，与这些人相比，毛主席究竟有何特质？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文章。
深究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你会发现凡是一个政党或者政治力量可以在推动社会历史进程中起到作用，无一例外地都具有一个优秀的领导集体和一个卓越的领袖人物。
而毛泽东个人杰出的特质，领袖才能，远见卓识正是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发展进程中孕育，契合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客观需要，历史地、必然地走向了中国共产党这个优秀领导集体的领袖地位。
我们开头提到过，不论是学历、文化素养，以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程度相比，毛主席都要略逊于党内初期的几位领导人。
但是，毛主席却比这些人观察的更入微，认知的更透彻，行动的更果断。在这其中，我们寻得了关键因素，即谁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谁就可以获得全党的簇拥，就可以成为革命的领头人，这就是人们总提及的，所谓的历史的选择。
毛主席之所以能在众人中脱颖而出，核心在于毛主席掌握了一套科学合理的思想方法，那边是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
我们总讲，思路不对，怎么努力都白费，思路一通，路路畅通。在当时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圣神化的的背景下，“城市中心论”是党内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主流。然而，这一方法与中国当时的国情，以及自身的革命规律并不相符。
而要找到适合中国革命的方法和规律，实事求是的方法是唯一有利的武器，能够深刻认识到这一点的，唯有毛主席一人。
毛主席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并将其确立为全党的思想路线，才使得中国共产党可以有效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详细情况高度结合，高度创新，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预言，突破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模式，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之路。
这和毛主席酷爱读书，每日书不离手，从书中获得知识，增长才干是息息相关的。
毛主席并非出生于书香门第，读书更不是毛家人的传统，他小时候甚至因为读书，做学问的问题与父亲发生过严重的分歧。
但他终其一生，始终没有离开过书，不论是战火纷飞的革命时期，还是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建设时期，他一直书不离手。直到临去世前的几个小时依然在读书。
毛主席自己曾讲过:“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能一日不读。”毛主席的一生读了多少书，读过哪些书，是如何读的，到现在都是未解之谜。但读书确实是毛主席掌握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有力武器。
书每个人都读，可关键就在于如何去读，从中汲取到了什么。尤其是对政治家、革命家而言，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问题。
我们以王明为例，他读的书不比毛主席少，甚至对马列的书达到了如痴如醉、倒背如流的地步。延安时期的王明在延安各个机关做报告，总可以引经据典，张嘴就是马克思怎么说，列宁如何如何，共产国际怎样怎样，但这有什么用呢？“尽信书，不如无书。”这有利的表明，书是不会说话的，能不能发挥作用，重点在于读书的人如何去理解，也就是抱着什么样的学风去读书。
王明
毛主席读书是有着科学合理的学风的，那便是理论联系实际。在长期的读书求学和革命斗争中，毛主席形成了理论结合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和思想方法，并事必躬亲，贯彻到自己的思想理论和行为实践中。
而且湖湘本土中的经世致用文化也对毛主席的影响颇深，培养了他务实的精神。
湖南是一个经世致用学风盛行之地，毛主席深受其影响。早年间在长沙求学，毛主席曾在岳麓书院求学、住宿一年，而岳麓书院恰恰是湘风土气的集散地，是湖南经世致用地发源地。
这种湘风土气的特点就是以推崇理性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一代一代学子们经久流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这种湘风之气愈发不可收拾。
如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王夫之就曾在岳麓书院求学，崇尚实学，主张“理依于气”，强调“行”在认知过程里的作用，开一代风气先河。
在这种风气的熏陶下，湖南学士多数都关心实事，热衷于投身政治运动，涌现了一大批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革命家，这就致使湖南成为了近代以来最具活力、人才辈出的省份之一。
鸦片战争前后，湖南有贺长岭、陶澍、魏源等人，不论是学术还是政治是都推崇变革；在维新运动里涌现出了谭词同、唐才常、熊希龄等仁人志士；辛亥革命时期，涌现出了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等人更是走在前列。
这一批又一批的人物，多数都就读于岳麓书院。除此以外，还有以曾国藩和他为代表的“中兴将相”集团，包括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曾国荃等，他们也都曾在岳麓书院求学。一方面执守理学，同时又师承王船山的实学，糅合理学与实学，贯通内圣和外王。
一心寻找大本源的毛泽东，自然被这一浓厚的文化氛围所感染。他刚一走进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大门，就深深沉浸在这种学风中。
重视经世致用的学风，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实事求是。这个命题出自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本意做学问要尊崇实事依据，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1916年岳麓书院的一位校长把这4个字写成硕大的牌匾挂在了讲堂正门。经杨昌济推荐，毛主席曾先后两次进入岳麓书院求学，这块“实事求是”的牌匾自然深入他心。20年后，毛主席对这4个字又有了更深的理解，并把这4个字写下来镶嵌在延安中央党校的门口。
毛主席读书总是能与自己的理想相结合，他18岁到省城求学，恰好赶上辛亥革命，于是弃笔从戎，在军营历练了半年，辛亥革命之后，他开始苦苦找寻与自己志向相投的学校，先后考入了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公立高级学校，可是都与自己的志趣不符。最后，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但是他在上课过程里发现学校的课程太过死板，远远不及他的预期。他果断的选择退学，每天早上徒步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
1913年，他以优异成绩进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这一阶段的学习对他此后的人生产生了至关重要地影响。学校所规定的《教养学生之要旨》里，有这样一则规定: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
遵循这一校训，毛主席不仅要刻苦读“有字之书”，更要在“无字之书”上下功夫。
所谓无字之书，其实就是社会的方方面面。清代唯物主义思想家顾炎武以“实学”代替“理学”的主张，王夫之的“行先知后”的学说，颜元的“心中思想，口中讨论，尽有千万义，不如身行一理之事”的观点，都对毛主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在《讲堂录》里抄写了很多这样的理论，如“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耳濡目染，手写心记间，让毛主席充分认识到了注重社会实践，实事求是的重要性。
根据实事求是的读书选择，毛主席尤为重视对社会现实的调查，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把书读活。
1917年暑假，他同自己的一位小伙伴，已经从一师毕业，在小学任教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拿了一些换喜衣服和文房四宝，便开始了“打秋风”之旅。
所谓“打秋风”就是“穷游，游学”的意思，特指知识分子靠做诗、写词，送给乡绅，换几个辛苦钱，和乞丐无两样。他们不带一分钱，历时一个月，走了900多里路，足迹遍布湘北，湘中大地，走过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个县的多数乡镇。
在这期间，拜访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等方方面面的人物，记录下了许多笔记。
回到一师，众人看过毛主席的游学笔记后，都说他是“身无分文，却心系苍生”。诸如此类的游学，毛主席还和他的另一位蔡和森实践过一次。他们从洞庭湖的南岸和东南开始，游历了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地，历史半个月。
这样的游学不仅深入实地解社会，克服了“闭门做学问”的弊端，又锻炼了自己调查、交际的能力，同时也将调查研究的作风刻在了骨髓里，为毛主席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扎根一线调查，把脉实际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而恰恰是因为这种“实事求是”作风的养成，让毛主席能够准确无误的号准中国革命的脉。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里，毛主席从一而终的贯彻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堪称全党楷模。
他的决策都是来源于对实际情况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的。以毛主席对农村、农民的了解为例，毛主席生于农村，三代贫农，很早他便下地割草，收麦，13岁就被当成一个整劳力干活。所以他熟悉农村，了解农民，毛主席这个身世与经历在党的历届主要领导人中是独一无二的。
这与当时全部以主要生活在城市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共党内高层，几乎全部都围绕着城市工人为中心的情形而言实在难得，毛主席也利用回乡调理身体的机会，深入韶山展开农民运动，历时一个月，先后在长沙、湘潭、衡山等地进行实地调查，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报告》，这些都为他之后果敢转兵农村，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出独具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和实践基础。
在率队上井冈山以后，毛主席更是将实事求是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1930年5月，针对党内存在的“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情况，他深入江西寻乌做了20天的调查，并将调查的笔记整理成册，从哲学的高度入手写下了《调查工作》，后收录《毛泽东选集》改为《反对本本主义》。
当时，这篇文章在红四军和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影响甚远，文中充分反映了毛主席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方法和认识论路线——“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歌德有这样一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是常青的。”这正如毛主席在1930年10月在兴国调查后的总结所言:“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是天差地别的。”
毛主席这位地地道道的农民领袖，被王明等人嘲讽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却是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领袖，总结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崭新经验，埋头苦思中国国情，一直坚守于革命斗争一线，成为最具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革命领袖，这是令人为之醍醐灌顶的，也是使命使然的。
我觉得有两点，首先是和毛主席善于思考，敢于付诸行动有关。这一点从他的理论创新和实际创新中都能够看出一丝丝端倪。
我们以毛主席参加中共一大为例，那时的他除了担任记录任务外，仅有过一次发言，介绍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就在众人吵得不可开交时，毛主席则在深入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一个人在屋子里来回踱步，眉头紧锁，又时而自言自语，以至于有人路过他的窗边和他打招呼使，他都毫无察觉，有些同志不明所以，埋怨他是“书呆子”不懂礼貌。
然而事实上是他在思考大会结束后，回到湖南该怎样集结队伍，付诸行动。
在之后的革命岁月里，每当遇到革命的危机关头，毛主席总是先于其他领导人好几步，所提出的思想指南总能成为全党的行动指南。
再有就是他善于总结，1965年7月26日下午，毛主席在接见李宗仁夫妇以及他的秘书程思远时问道:“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程思远回答道:“不知道。”
毛主席义正言辞地对他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深入调查，总结经验，是做工作的必要阶段，二者缺一不可，调查始于足下，总结始于身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综合、研判，总结出经验，这就是毛主席特点鲜明的方法。
毛主席的许多经典的，令人醍醐灌顶的著作，都是在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写出来。
1962年1月，他在扩大会议上就讲到:“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对比，我们才了解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替中央起草了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期才能应用而生，放在以前是断然不能的，因为都没经过惊涛骇浪和失败的洗礼，缺少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对比，缺少充分的经验，还无法更进一步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规律。
“靠总结经验吃饭”，幽默而通俗易懂，毛主席一语击中要害，揭示了自己统率数以万计的子弟兵征战疆场，搞建设的最有效，最直观的领导方法。
来源：食味四季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