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国际联军时期，我同周保中、张寿篯、柴世荣、冯仲云等东北抗日联军的许多战友生活在一个队伍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过了漫长的岁月，当年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在国际联军时期，我同周保中、张寿篯、柴世荣、冯仲云等东北抗日联军的许多战友生活在一个队伍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过了漫长的岁月，当年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在东北抗日联军的指挥员中和我关系最密切的是周保中。我同他的关系是从30年代前半期在间岛地区同救国军做统战工作的时候开始的。我和他一起参加过反日士兵委员会，也一起打过罗子沟战斗。在汪清的时候我们两次远征北满，每次都与周保中一起进行联合作战。到30年代后半期，我们把活动舞台移到长白山地区和西间岛一带后就再也没有见到周保中。
“路有千条，门有一扇”这是周保中每当和我分手时说的一句格言。意思是活动舞台和斗争道路虽不相同，但只要共同抗日终能再度相会。
哈巴罗夫斯克会议前夕，他见到我就大声笑着说：“瞧，金司令，“路有千条，门有一扇’，对吧？”我们分别多年，这次相逢禁不住有一股热流涌上心头。
周保中真诚地说：“自从杨司令牺牲以后我一直担心南满同志们的安全。听说了日本鬼子为了捉拿金司令出了一笔惊人的赏金。闯过这个难关真不容易呀。东南满有多大危险，我很清楚。
在哈巴罗夫斯克能见到你这么健康，我真高兴啊。我在这儿等你等的好苦啊！”
他比过去衰老多了。在他的脸上清晰可见在林海雪原艰苦奋战，饱经风霜的痕迹。
我跟他打招呼说，你辛苦了。他回答说，我们受苦，那不算什么，不能和你们受的苦相比。你们受那么大的苦，毫无屈服，还连打胜仗，我们十分佩服。共产国际的干部和苏军指挥员也都赞叹不已。
我和周保中再度见面，是共产国际正加紧准备召开抗联干部和苏联远东军代表会议的时候，所以，我和周保中交谈的话题自然侧重于有关这次会议的问题。
周保中想如何把革命的民族任务与国际任务，革命斗争中的独立自主与国际团结结合起来。他渴望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但始终无法实现而十分着急。他是中共党员，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努力争取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开展东北革命是理所当然的。他始终想方设法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同时也努力同苏联取得联系。这是当时奋战在东北地区的中国同志普遍的想法。
共产国际和苏军曾经试图把东北抗日联军置于苏联的指挥之下。因此，周保中担心再度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
那天，我和周保中经过讨论统一了见解：鉴于当前的形势，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同苏联进行合作是迫切需要的，但是，合作的具体形式和方法，必须本着把各国革命的利益和国际革命的利益正确结合的原则解决，换句话说，必须本着保持东北抗日联军和朝鲜人民革命军独立自主的原则加以解决。
谈话结束时，周保中热情地对我说：“在这次协商中南满代表的发言很重要。我相信金日成同志。在反日士兵委员会时代也是金司令的发言每次都起了主要作用。我希望我们同过去一样，今后也根据新的情况继续携手共同前进吧。”他对我的信任是真诚的。
他拥护苏联，拥护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苏联人的言行和处事态度中只要有一点点大国主义的表现，他就露出不顺眼。
我对他说，既要坚持原则立场，也要待人宽宏大度，高度发扬同志式的合作精神。只要这样，就可以使对方改正错误态度，也可以解决问题。
周保中点头说：“还是金司令老练有办法。”我对他说：“不是我老练，是周司令缺乏一条经验。你没有像我们那样过过寄人篱下的经验。”他又点头说：“对呀，在东满因为‘民生团’问题，朝鲜同志受了一场大灾难。”
他在吉东活动的时候已经提出批评，说反“民生团”斗争是东满特委的左倾错误引起的恶果。他是从在间岛工作的时候起，对朝鲜革命者进行的斗争持公正的态度。我们建立祖国光复会以后他就积极支持和帮助在他的东北抗联部队中建立祖国光复会支部的工作。这是1936年12月的事情。
这都是周保中对朝鲜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支持和声援。
周保中对朝鲜革命持这么友好的态度，是我们从游击斗争初期起就诚心诚意地支援他，同他进行多次联合作战，给了他积极的影响有关。第一次远征北满的时候从我们的远征队中调出半数以上的队员支援了他，还同他们进行了联合作战。第二次远征北满时第二军和第五军联合组成总指挥部，进行了大规模的联合作战。
周保中任指挥，我任政治委员，平南洋（李荆璞）任副指挥。总指挥部下有六个部队，划分了活动区域。周保中指挥西部的安图部队，我指挥苇河部队。各地分别设了地区指挥部，如西线指挥部、东线指挥部等，下设几支部队。这些部队在抚松至穆棱的广大地区开展了联合作战。
我和周保中的关系如此根深蒂固。
也许是因为有这种缘分，在国际联军时期，周保中也经常和我讨论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有事同苏联人讨论的时候也事前征求我的意见。有一回我问他何必这样，他说从间岛在一起工作的时候起就养成了征求我意见的习惯。
在国际联军时期，周保中不拘任何形式和地位，始终把我尊为朝鲜人民革命军司令员、朝鲜革命的领导者、国际联军的朝方代表。我们就像常见的某些机构的联合主席那样，一贯互相支持、互相合作、共同工作。我和周保中的关系是以真诚的互相尊重、互相信赖为基础的同志关系、兄弟关系。
我对他有好感，主要原因之一是他比任何人都高度赞扬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朝鲜人民为开拓和发展东北革命，起先驱作用的丰功伟绩。
他曾说过，他牢记两件难忘的事，其中之一就是朝鲜人在抗日游击斗争中所起到的先锋作用。
他对待朝鲜革命的观点是很明确的。他认为朝鲜人为朝鲜革命奋斗是应当的；他一直强调，东北的革命离开朝鲜人的贡献是不能设想的。他说第二军既是东北抗日联军，又是朝鲜人民革命军，高度赞扬共同斗争的历程中实现的朝中抗日武装力量的联合。
他在谈到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东北革命中起到的先锋作用时说，1932年建立的精悍有力的东满游击队，1933年建立的磐石游击队、珠河游击队、密山游击队、汤原游击队、饶河游击队，都是朝鲜同志、朝鲜的革命群众建立的，这些队伍壮大成抗日联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军。第五军也有很多优秀的朝鲜同志。抗日联军各军的军长、政委以至排长，干事等各级军政干部都是朝鲜同志。
周保中在致王新林的信中表达了他对金日成同志的尊敬和高度的赞扬。他在信中写道：
“金日成是最优秀的军事干部•••是朝鲜同志中最优秀的干部。他在满洲南部、鸭绿江东部、朝鲜北部地区能够开展极为重要的工作。”（搞自周保中于1941年7月1日致王新林的信）
“现在，金日成是南满第一路军惟一的重要干部。杨靖宇、魏拯民二同志牺牲后只有金日成仍负责南满游击队的领导和有关整个南满问题的事宜。”（摘自周保中于1941年9月15 日致王新林的信）
周保中的另一个优点是他坚持革命斗争的原则立场和一贯积极维护本国革命的崇高精神。他绝不容忍试图使中国革命服从于苏联革命或变为苏联革命的附庸。他主张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拥护苏联，加强同苏联革命的联系，同时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革命的独立自主和独立发展。
周保中对待革命的原则立场和我们的立场有共同点。我主张，革命者的权威是同他对革命所持的自主立场的坚定性成正比的。自主立场越坚定，革命者的权威就越高；自主精神越彻底，革命就越能百战百胜。
国际联军时期周保中仍然把我称为金司令。但是解放后来平壤同我会见的时候却一次也没有用过金司令这个称呼，而一直用首相同志这个称呼，而他自己却要求让我和过去一样叫他周司令。
他对我的称呼，我总觉得不顺耳，而且似乎在我们俩之间设置了不必要的障碍，所以我要求他像以前那样叫我金司令。可是他说：“那可不行。”
我和他有时候也发生争论。他一旦有了主张，就不轻易从他那儿得到让步。我也一样，也不轻易作出让步。可是到了最后，我们俩的意见总能相辅相成，取得一致。天长日久，我们之间的了解就进一步加深了，友谊也更加深厚了。
我们有时候也随便聊天。他讲的多半是有关他的家属和同志的事情。他有叫周伟的小女孩，是他到了不惑之年时生的，他特别喜欢她。只要孩子多了一样讨人喜欢的本事，他就大加夸奖。这时候，他的脸上浮现出作为父亲的幸福的微笑。他和他的夫人王一知长期在一个部队里共事，是在北满密林里结婚的。周保中一谈起自己的夫人和孩子特别有精神。
他喜欢聊天。有时讲驻地附近的少数民族那乃人的生活风俗和自己对他们的看法，讲他在哈巴罗夫斯克寄居的一家俄罗斯夫妇的故事，他的观察力和描述让人佩服。
有一回他还讲了云南省自己家乡的斗鸡节。那地方每年农历二月八日人们就穿着节日盛装，给自家的大公鸡脖子里系上红带，抱到斗鸡场与别人家的公鸡斗。鸡是那个地方的人崇拜的对象。
据传，他们的祖先是养鸡发家致富的。周保中说，革命救国当然不能靠养鸡，但他愿意像公鸡一样勇敢地击退敌人。
周保中外表上似乎寡言少语，实际上是感情丰富，恪守情义，有恩必报的人。这一点在他的后半生中有充分的表现。
周保中在国际联军的几年里做了很多工作。他既为中国革命献身工作，也为国际主义忠心耿耿。假如他只顾自己而不顾国际革命任务，或者只喊世界革命万岁而忽视本国革命，那么他是不会成为我花费时间回忆的人物。
我看着他不断地派小部队到中国东北去保证游击斗争前赴后继，延续不断地蓬勃发展，由衷地佩服他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看着他为国际联军各民族部队之间的友谊团结和拥护苏联而不辞劳苦，辛勤努力时赞叹他是忠实的国际主义战士。
在国际联军，他的部队管理和生活安排也很好。国际联军是多民族的集体，生活中常常出现预料之外的难题，从训练计划的制定、训练指导、千部任选直到俱乐部的建设，种种事情层出不穷。
这一切，几乎没有一个周保中不亲自处理的。队伍里出了逃兵，他为之伤心苦恼，汽车出了事故，他满头大汗地跑来跑去处理善后问题。
国际联军组建初期，因为同一些苏联军官合不来，周保中费了不少心。后来苏联统帅部严加控制，才改变了苏联军官的作风。
周保中带领部队一贯是言行一致，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的。
在北野营进行跳伞训练的时候他从头一天起和队员们一起参加训练。在训练中他险些丧生。他跳出飞机，降落伞却没展开，一直朝下坠落，幸亏辅助伞被打开了，他才避免了死亡，但他的肩膀受了伤。
此事之后，中国同志托我劝周保中，让他不要参加跳伞训练。
可是我没有劝他，因为我知道他是劝不住的。
1951年春，任云南省妇联主任的王一知参加赴朝慰问团来平壤时到最高司令部来看我。她一见到我就激动地噙着眼泪说，您肩负指挥战争的重任，过得很艰苦，可身体还这么好，真高兴。那时她还对我说：“保中嘱托您，他请您千万不要到危险的前线去，请您千万保重。”
我非常感谢周保中的嘱托，对王一知说：“请你转达我对周司令的问候。”
王一知说：“这是保中的嘱托，也是我的嘱托。我们中国人现
在都为首相同志的安全不知操多少心啊。”
据她说，在国际联军时期周保中也一直是这样的。我带小部队出去活动，如果没有按预定的时间回来，他就通宵不能人睡，焦灼不安地跑到门外去等我回来。
这是超越国界和国籍的友情。
抗日革命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取得历史转折时期，金日成同志离别了周保中同志。但是，金日成同志和周保中同志之间的交往一直没有间断过。
金日成同志对解放后的关系回忆如下：
解放后，我和周保中见过几次，两次是在朝鲜，最后一次是在北京。
周保中第一次到朝鲜来是1946年早春。我们在南阳见了面。
那时候周保中是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吉辽军区司令，正在同国民党反动派打仗。
蒋 实行反共，调动全部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大陆又被卷入了内战的旋涡。
周保中向我介绍了当时中国东北的危险局势，说明了敌我力量的对比和军事政治形势。
日本投降后，东北一度是个政治空白地区。为了争夺这个地区，国民党和共产党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把东北看做是决定由谁掌握全中国的最关键的战场。
国民党在美国的大力支援下从陆海空输送几十万大军进入东北，刚组建的东北民主联军面对着优势的敌人，不得不展开了极艰苦的战斗。
周保中来见我，就是为了对付这种形势，要求我们给予紧急支援。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的陈云，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受毛 的委派，前来要求过我们的支援。
我欣然答应周保中，凡是与中国战友将在东北进行的战争有关的问题，我们将给予解决，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援。坦率地说，当时我国还没有力量帮助别人。但是我们不能只考虑有没有可能的问题。再说，从我国革命的角度上看，也不允许东北变成蒋介石的天下。
当时，东北有抗日游击队出身的姜健、朴洛权、崔光等优秀的军政干部和大约25万名朝鲜青年直接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
王一知也带着周保中的有关东北解放战争的托付，多次来过朝鲜。第一次是1946年。当时，萧华指挥的辽东军区部队攻打了鞍山和海城，同一时期驻在鞍山、海城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的一部举行了哗变。对此，蒋大惊失色，疯狂地发动强大的攻势，威胁这支部队取消哗变，否则就要消灭掉。这支投诚的部队被迫退到了朝中边界，因鸭绿江所阻，无路可走了。为了设法救出这支部队，周保中接二连三地派代表来要求我们想办法。王一知也作为一个代表来过罗南。我们帮助这支投诚的部队经过我国领土撤到东满去了。
我在平壤再次见到王一知是1947年初。她首先代表周保中向我表示感谢我们从多方面支援了东北解放战争。然后说，现在有两万多名伤病员、家属、后勤人员和两万多吨战略物资需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这就需要再次借朝鲜的通路，希望得到金将军的再次帮助。
我当场答应她的要求，并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王一知一再表示感谢说，东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金将军的恩情。
那天，我还问她，还带不带在苏联远东分手时林春秋送给她作纪念的手表。她笑着回答说送给苏联人了。
当年林春秋送她手表时她说过，这是朝中友谊的象征，永远带在身上，直到老成老太婆。可是不知什么原因送给了苏联人。那只表原是林春秋非常珍惜的。当我们动身离开基地的时候，周保中和王一知依依不舍，不肯我们走。就在这个时候林春秋解下自己的手表送给了王一知。王一知说什么也不肯收。在那个年代手表还是很难得的珍品。我说，你还是收下吧，往后会有用场的，她这才收下了那只手表。
长春解放后她到了广播电台，做广播工作，也不时地做输送武器工作，自然沾了手表的光。据她说，输送武器的时候苏军的一支汽车运输队帮了她很大的忙，她就把那只手表作为纪念送给了那个苏军运输队队长。她说，那只手表最后变成了中、朝、苏三国人民战斗友谊的象征。
那时候我们没有让她回东北去，而在朝鲜休息一些日子，因为她的健康状况很不好。她在朝鲜期间游览了牡丹峰，参观了平壤的不少地方。
王一知此后也为解决战略物资的运输问题来过平壤。王效明和彭施鲁也在那个时候住在平壤。他们三人都与国际联军时期的老战友会晤。
记得好像是1947年夏天，周保中又派王一知来看过我。东北民主联军在50天的战斗中消灭了八万多名敌人，解放了42个城镇的战果，但是前线形势仍然很紧张。民主联军没有鞋穿，光脚奔驰在烂泥滩和砂石地上。王一知来找我就是要解决鞋的问题。我下达紧急命令，所有的鞋厂立即停止其他鞋类的生产，马上专门生产供给中国战友的军鞋。
据中国的有关东北解放战争的文献资料，1947年头七个月期间，我国支援东北民主联军的物资有21万吨，第二年又支援了30.09万吨物资。通过朝鲜领土的人数，1946年下半年为18支部队，1947年九个月里有一万多人，1948年有九千多人经由南阳桥头越过图们江。还有去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许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代表经由朝鲜赴哈尔滨。为工作需要经过朝鲜的中共干部就更不计其数了。
1948年秋，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结束后周保中以吉林省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副司令员的身份，偕同夫人王一知和女儿周伟再度来朝鲜访问。他是专程来感谢我们从精神上和物资上支援东北解放战争。作为酬谢，他还用火车运来了大量的白面。
我把他们送到金刚山去了，还让金策专门陪同他们。他们在金刚山的温泉休养所过了一段休养生活。回来后他们很赞叹金刚山的秀丽风景。他们还和金策一起访问了万景台，参谒了我父母的陵墓。
之后，我和金正淑一起，亲自陪周保中夫妻和女儿，去参谒了安吉同志的陵墓，还一起照了相。
每当回忆周保中的时候，我就不禁想起我国解放战争第二阶段中的一件事。有一天，有两个面生的年轻人来找我，并拿出周保中的信。他们是周保中指挥东北解放战争的时候给他当副官和司机的朝鲜人，一个叫玄周荣，一个叫金吉龙。周保中调任云南省副省长的时候，把他们也带到云南。后来听到朝鲜人民军撤退的消息，周保中就把他们送到朝鲜来了。
周保中在信中说，他虽然身在远方，心却一直在朝鲜的战壤里，现派两个青年到您处，他们机智聪明，工作认真负责，我把他们都委托给您了。
当祖国经受严峻考验的时候，周保中的来信不知给我多么大的力量。
革命同志之间的友谊就是这样。我们在间岛和北满，在远东训练基地，以纯洁的感情凝成的战斗友谊，是终古不息的。战友爱的生命力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是在枪林弹雨中磨炼出来的爱，是因为它是为自己的战友能够牺牲自己的一切的爱。
忠实地恪守情义，这是多么高尚的美德啊！重情义的人，才能成为高尚的人。重情义，人间生活像百花盛开的花园那样美丽。
我和周保中的最后一次见面是1954年12月，应邀访问中国时的会见。
当时，他心脏病很严重，久治不愈，住在颐和园介寿堂疗养。
是周恩来总理安排他到北京来治疗养病的。
他一见到我，就紧紧地拥抱我，泪水湿润了他的两颊。这位刚强铁汉这天老在淌着眼泪。也许是久卧病榻的缘故，他的意志似乎大大减弱了。尽管病得这样，可他还是先问我的健康状况，还说这三年战争中我该受多少苦。
他躺在病榻上仍不休息，继续坚持工作，撰写了题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与抗日联军》的厚厚一本书。
在颐和园会面后的第十年，1964年2月，周保中久治不愈，告别了人世。
我为周保中发唁电的那天，心情沉重，做什么事情都不顺手，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一直缅怀周保中。
来源：江右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