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多次游历铜陵，留下诸多诗篇，其中《铜官山醉后绝句》“我爱铜官乐，千年为拟还。要须回舞袖，拂尽五松山”多次被用来为地理志载铜官山作注解。铜陵被誉为“中国古铜都”，采冶铜历史上溯商周，绵延三千余年，自汉设“铜官”，时至今日，铜陵主城区仍名为“铜官”
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多次游历铜陵，留下诸多诗篇，其中《铜官山醉后绝句》“我爱铜官乐，千年为拟还。要须回舞袖，拂尽五松山”多次被用来为地理志载铜官山作注解。铜陵被誉为“中国古铜都”，采冶铜历史上溯商周，绵延三千余年，自汉设“铜官”，时至今日，铜陵主城区仍名为“铜官”，有山称“铜官山”。铜官之名两千载，名官，名冶，名场，名山，名渚，名镇，名县，名区，如炉火不熄，见证着铜陵悠久灿烂的铜文化、铜产业。
西汉时期，铜陵江南地区（今铜官区、义安区、郊区江南区域）属于丹阳郡，班固《汉书》（又称《前汉书》）地理志记载丹阳郡“有铜官”。西汉在丹阳郡设置铜官管理机构当属史实。
《汉书》关于“铜官”的记载
铜官何时设置。现有人著书说，铜官是西汉元封二年设置。其实，《汉书》地理志只是记载丹阳郡更名时间，曰“故鄣郡，属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阳，属扬州”，以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作为汉置铜官的时间，并不充分。从目前史料记载看，汉置铜官未精确到某帝年号的具体时间，学界推测可能在汉武帝时期，因其推行盐铁官营制度，广设铁官盐官等。
《史记》八书之《平准书》篇，就详细记录了政策推行的背景、动因、决策过程、实施方式（任用盐铁商为官、设置盐铁官机构）以及实施效果。之所以要推进盐铁官营制度，主要是连年对匈奴用兵，耗费巨大，加上治理水患、灾荒等，导致国库空虚，而富商大贾（尤其是盐铁商）利用资源牟取暴利，却“不佐国家之急”，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加强中央集权，抑制豪强势力，汉武帝决定将关系国计民生和战略资源的重要产业收归国有。《史记》载“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又载“其明年（元狩四年，即公元前119年），大将军、骠骑大出击胡，得首虏八九万级，……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于是“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
《汉书》食货志下篇中，继承了《史记》的内容，并且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其中还详细记载实施盐铁官营制度后规范铸钱之事，曰“郡国铸钱，民多奸铸（掺杂掺假）”“专令上林三官（钟官、辨铜、技巧）铸钱”“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根据《史记》《汉书》这些记载，在全国广设盐官、铁官应该是在元狩四年到元狩五年间，而非元封二年。铜官直接监管铜的采、冶之事，直接关系铸钱，当更在此时设立。
《史记》关于设置盐官铁官的记载
铜官设在哪里。《汉书》地理志记载铁官、盐官等，有在郡国下，有在县邑下，有像弘农郡明确指出“有铁官在渑池”，更多则未注明设在哪。丹阳郡“有铜官”，就未明确交代。今有人认为，铜官应在丹阳郡治所宛陵（今宣城）。这是否符合当时设置的实际？根据《史记》和《汉书》记载，东郭咸阳、孔仅向朝廷提的建议是：在产盐、产铁地区设立盐官、铁官，不产铁的县设“小铁官”。唐颜师古在《汉书》食货志下篇对盐官铁官注为“主鬻铸及出纳之处也”。
《续汉书志》补记“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而且，据《史记》《汉书》记载，刚开始盐官铁官都是“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任命的正是当地经营盐铁致富的商人。铜陵地区，是汉丹阳郡主要产铜区，又临长江交通便捷（古代以水运为主），铜官设在铜陵应该无误。若设在今宣城，远离铜矿开采区，以那时的交通、通讯条件，如何做到有效监管，显然不符合事实逻辑，也与当初朝廷设置铜官、任用“家富者为吏”、监管私采滥铸的初衷不符。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就明确记载“汉有铜官。《舆地志》云：定陵县（东晋时侨置，铜陵属定陵县）铜山者，汉采铜所治也”。
《汉书》中关于设置盐官铁官的记载及颜师古的注解
《续汉书志》关于盐官铁官的记载
唐《元和郡县图志》关于“铜官”的记载
铜官是否唯一。有人对《汉书》地理志记载郡县设有盐官铁官作过统计，全国共设有盐官36个、铁官48个。我未统计，但确实设置盐官、铁官较多，但发现有3个类似专职官员只出现过一次，即丹阳郡有铜官、桂阳郡有金官、蜀郡严道县有木官。是否以此能够判定丹阳郡“有铜官”是全国唯一？其他产铜地区是否也设有铜官？
仔细阅读《汉书》，其地理志记载还有其他地方产金、银、铜，如犍为郡朱提县（今云南昭通）“山出银”、越嶲郡邛都县（今四川西昌）“南山出铜”、豫章郡鄱阳县（今江西鄱阳）“武阳乡右十余里有黄金”等，这些地方虽产金属矿，但并未置金官、铜官、银官；今主要铜矿产区如湖北大冶（西汉属江夏郡）、江西德兴（西汉属豫章郡）等，《汉书》均无记载“有铜官”。由此可见，铜陵地区（原丹阳郡属地）确系西汉时期设置了唯一的铜官，铜陵被誉为“中国古铜都”当之无愧，“铜官”从此与铜陵紧密相连。
《汉书》关于朱提出银、邛都出铜的记载
明嘉靖《铜陵县志》载“东汉置宣城郡，铜地，为南陵县之铜官镇”，明万历《铜陵县志》也如是说。果真东汉设“铜官镇”？谷金琳、朱光中考证编辑的《李白铜官冶五松山》一书中，谷老认为“‘东汉在铜陵县城关镇设置铜官镇’为无稽之谈”。判断为“无稽之谈”，是否有依据？文中没有阐述。此事，真的需要求真溯源，不可有错，以致以讹传讹，贻笑大方。
明嘉靖《铜陵县志》关于“铜官镇”的记载
首先，“东汉置宣城郡，铜地，为南陵县之铜官镇”这句话中郡县设置就错了两处。宣城郡，最早设于晋，而非东汉，东汉时属丹阳郡；南陵县，最早设于南北朝时梁，东汉时属春谷县地。所谓“铜官镇”，其属于的郡县皆错。清乾隆《铜陵县志》就已经指出“晋武帝太康二年始置宣城郡，以石城、临阳、临城属之，宣城郡非汉所设明矣。前志乃云‘东汉置宣城郡，铜地，为南陵县之铜官镇’误矣。且梁分宣城置南陵，唐析南陵地置今铜陵之旧义安，汉时又安得有南陵县耶，亟宜订正”。
清乾隆《铜陵县志》关于东汉设“铜官镇”的辨析
其次，要考察东汉有没有“镇”这一行政区划设置。实际上，东汉时期的行政区划基本沿袭秦与西汉制度，实行郡国并行制，并在后期逐渐形成了三级制：州、郡（国/属国）、县（邑/道/侯国）；县以下，有乡、亭（里）、什伍等非完全行政区划性质的基层组织。翻阅《汉书》《后汉书》等古籍，东汉时期确实只有州、郡、县这三级，如《后汉书》载“右荆州刺史部郡七、县邑侯国百一十七”，并没有“镇”这一级行政单位。即使到南北朝时期，也基本沿袭秦制，《宋书》记载刘宋官职设置，县以下也是乡、亭（里）、什伍。“镇”，最初是军事驻防单位。南北朝时期，北魏在北部边境设立军镇（如著名的六镇：沃野镇、怀朔镇等），兼管军民事务，但仍是军事主导，非普遍民政区划。
中晚唐时期，部分内地军镇因驻军形成稳定人口聚集，加之交通便利，逐渐发展出商业集市功能，但此时“镇”还不是标准化的行政区划，如《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仅有州、县、乡，而无“镇”。五代十国时，战乱频繁，地方割据势力强化了对重要据点的控制，一些“镇”的行政职能（户籍、民政）有所增强。但直到北宋初年，国家稳定，经济繁荣，市镇大量涌现，“镇”才被明确置于县之下、乡之上（或与乡平级但功能不同），成为管理特定区域（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基层行政单位。因而，东汉置“铜官镇”显然不可能，是谬误。
《后汉书》关于东汉设县及乡、亭官职的记载
《后汉书》关于东汉行政区划的记载
《元和郡县图志》关于唐行政区划的记载
其三，到底历史上有无“铜官镇”，又何时设立，因何而设。明嘉靖《铜陵县志》云“南唐保太（大）九年，改义安县为铜陵县，移于今江浒即古之铜官镇也”。明朝称“古之铜官镇”，到底年代多久远？翻阅古籍，知名地理志如唐《元和郡县图志》、北宋《太平寰宇记》、南宋《舆地纪胜》等均没有县治移于铜官镇的记载。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载铜陵乡镇设置“五乡，大通、顺安二镇”，并无“铜官镇”，至少在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有行政管理职能的铜官镇并没有设立。明万历《池州府志》载“唐末分南陵工山、安定、凤台、丰资、归化置义安县于顺安镇，咸通五年置鹊头镇，南唐保大九年改义安为铜陵县徙铜官镇”。这里面讲了三个“镇”，顺安镇、鹊头镇、铜官镇。“顺安镇”应指府志编撰当时当地的称谓。
府志提到“鹊头镇”，就很有意思了。咸通五年，即公元864年，为晚唐唐懿宗时期，鄙人《春秋鹊岸今何在》一文中曾就铜陵鹊头山为古代南北争战之战略要地进行过阐述，晚唐设鹊头镇，实为军事性质的“镇”。南唐为五代十国战乱频繁时期，其时之“镇”，当也主要属军事性质。有没有一种可能，五代十国时期废鹊头镇而设“铜官镇”（鹊头镇与铜官镇近在咫尺，按理不可能设两个镇），仍属军事意义上的“镇”，但又同时监管重要战略物资铜矿的开采和冶炼，故名“铜官镇”？此地临江，交通便捷，又近铜官山等铜矿产区，极有可能就是西汉铜官及后世铜官冶的监所之所在，鹊头镇兵、铜官监冶，合署而建铜官镇，后又进一步加强管理，南唐而移县治于铜官镇，或比较符合当时实际。惜古时方志对乡镇一级的记载太过匮乏，以致今人多此困惑。
《元丰九域志》关于铜陵县区划设置的记载
明万历《池州府志》关于铜陵县的记载
综上分析，难怪谷金琳老先生说东汉置铜官镇是“无稽之谈”，史实果真如此，望今人不再以讹传讹，“东汉置铜官镇”可以休矣。
铜官山，是否因汉设“铜官”而得名，又是何时称为“铜官山”？《汉书》《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唐书》《南唐书》《宋史》《元史》等均无记载。唐《元和郡县图志》、北宋《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南宋《舆地纪胜》《舆地广记》等唐宋地理志均记载为利国山，而未称“铜官山”。
元朝志书多散失，唯一留下完整的地理总志《圣朝混一方舆胜览》与南宋《方舆胜览》同，只有“五松山”而无“铜官山”的记载。明朝天顺五年，即1461年，官修《大明一统志》已有铜官山的记载，“铜官山在铜陵县南一十里，又名利国山，有泉源，冬夏不竭，可以浸铁烹铜，旧尝于此置铜官场。李白诗，我爱铜官乐，千年未拟还”。明正德《池州府志》载“铜官山在县南十里，旧名利国山，有泉，冬夏不竭，可以浸铁烹铜，因改为铜官山，尝于此置场。李白诗：我爱铜官乐，千年未拟还”。明嘉靖、万历《铜陵县志》均云“铜官山在五松南，昔取铜赋，南唐封利国山，置监于下，后改为铜官场，岁久乏铜，场废”。从明朝各志书看，利国山已改称“铜官山”。
自汉以来的史书、志书考证，唐以前不知其名，唐、五代十国、两宋时期皆称“利国山”，明朝方称“铜官山”。清乾隆《铜陵县志》判曰“铜官山在县南十里，即唐利国山”。
《大明一统志》关于铜官山的记载
明正德《池州府志》关于铜官山的记载
再从唐宋时期的文学作品考证一下。或许有人会说，李白不是有诗名为《铜官山醉后绝句》吗？唐朝应该有“铜官山”这个名称啊！然而，明嘉靖《铜陵县志》艺文志载此诗归于“题咏”类诗篇，诗名为《题五松山》；清乾隆《铜陵县志》艺文志载此诗，诗名又为《五松山》。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元朝《圣朝混一方舆胜览》均是在“五松山”下注录李白这首诗，并无诗名。但，南宋史容《山谷外集诗注》收录黄庭坚的诗作《阻水泊舟竹山下》注为“五松山在铜陵西五里，太白铜官山诗：我爱铜官乐，千年未拟还。要须回袖舞，拂尽五松山”；元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收录此诗，即名《铜官山醉后绝句》；此后，明版《李翰林集》、清乾隆王琦校注的《李太白全集》均收录此诗，诗名均为《铜官山醉后绝句》。
为何明、清《铜陵县志》要改名为《题五松山》《五松山》，恐编者认为诗中仅有“五松山”，而未见“铜官山”，不能把诗中的“铜官”等同于“铜官山”。到底李白此诗的诗名是什么？收录李白诗作的最早文集唐魏颢的《李翰林集》和李阳冰的《草堂集》均已散失，已无从见原貌。从后世宋、元、明、清出版的文集看，多认可《铜官山醉后绝句》这一诗名，也从中窥见“铜官山”之名早已有之。
（另：元代贡奎诗作《铜官山》，直接以“铜官山”为诗名，收录在其文集《贡文靖云林集》中。而北宋梅尧臣诗作《铜官山》，诗名应为清乾隆《铜陵县志》艺文志收录时编者改的，实际诗名为《铜坑》，收录在其文集《宛陵先生文集》中）
南宋《山谷外集诗注》关于李白铜官山诗的记载
元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收录《铜官山醉后绝句》
综上史书、志书和文集看：唐宋时期，官方称“利国山”，民间还称“铜官山”。至于何时始名“铜官山”，史料记载不详，只能推测，按理应在汉置铜官之后，或民间就有了这个称谓。古以“铜官”名山，今又曾以山名市、区。“铜官山市”，1956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准设置，存续时间较短，于1958年9月5日即被废，更名为铜陵市；“铜官山区”，最早设置于1954年3月，几经设废，最终于2015年10月与狮子山区合并而废，更名为铜官区。
“冶”“场”何时设置。西汉置“铜官”，到东汉就发生了变化，据《后汉书》记载，已改设“金曹掾史”主管货币盐铁之事。据《三国志》记载，三国时曹魏设“监冶谒者”专门执掌冶铁事务；又据《宋书》记载“江南诸郡县有铁者或置冶令，或置丞，多是吴所置”，说明东吴实际已置“冶”掌管冶铁事务。由此可见，“冶”作为管冶铸事务的管理机构从三国时期的东吴就已开始设置。此后，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均设“冶”管理冶铸之事。晋朝，《晋书》记载“卫尉统武库、公车、卫士、诸冶等”，后世《宋书》更为详细记载“卫尉，晋，江右掌冶铸，领冶令三十九户，五千三百五十冶皆在江北，而江南唯有梅根及冶塘二冶，皆属扬州，不属卫尉”，不仅记载晋朝设“冶”，更明确记载“江南唯有梅根及冶塘二冶”。
南北朝时期，《宋书》《南齐书》都记载设“东冶令、南冶令”。隋朝，《隋书》记载由太府寺统管诸冶，并在少府监下设“掌冶署令”。唐朝，《唐书》百官志记载在少府监下分设“掌冶署令”“诸冶监”“诸铸钱监”，“掌冶署令”掌熔铸铜铁器物、“诸冶监”掌铸铜铁之事、“诸铸钱监”掌铸钱；《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陕、宣、润、饶、衢、信六州，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五代十国时期，两部《南唐书》均无百官志，无确切记载设冶、监机构，但人物传记中有记载冶炼铸钱之事。
宋代，《宋史》职官志记载在诸州设“铸钱监”监管铸钱，并设“提举坑冶司”统管江淮以南诸路的矿冶铸钱事务；其食货志还载宋初“坑冶凡金银铜铁铅锡监冶场务二百有一”，其中“铜产三十五场、一务”，又载“诸州坑冶二百七十一”，其中“铜之冶四十六”，并载到北宋钦宗继位铜冶已达一百零九所。由此，到宋代，明确出现了“场”作为矿产开采场地的记载。
《后汉书》关于金曹掾史的记载
《宋书》关于晋置冶的记载
《唐书》关于掌冶署令、诸冶监、诸铸钱监的记载
《新唐书》关于诸冶设置数的记载
《宋史》关于坑冶监冶场务数的记载
“铜官冶”“铜官场”的设置。明嘉靖《铜陵县志》载“南朝，铜地具属宣城郡南陵县，齐梁时置冶炼铜，立场于铜官山下，去镇十里”。据这段县志记载，南北朝时期就置冶设场炼铜。此时，是否冶为“铜官冶”、场为“铜官场”？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载“铜陵县自齐梁之代，为梅根冶烹铜铁”，《宋书》则明确记载“江南唯梅根及冶塘二冶”，可见，南北朝时，刘宋就已经置冶炼铜，不过此时并非“铜官冶”，而是“梅根冶”。《太平寰宇记》又载“《庚子山▪枯树赋》云：东南以梅根作冶。地元管石埭（碌）、法门两场，隋升法门为义安县”，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认为“《寰宇记》梅根监领法门、石埭二场，此即法门场，后为铜官镇”，据此，此时“场”应为“法门场”，而非“铜官场”。
“铜官冶”“铜官场”何时设置？首先，看“铜官冶”。据北宋欧阳修撰《新唐书》载南陵县“后析置义安县，又废义安为铜官冶”，“铜官冶”应该是唐朝后期所置。其次，看“铜官场”。《大明一统志》记载铜官山“旧尝于此置铜官场”。明嘉靖《铜陵县志》记载“铜官山，在五松南，昔取铜赋，南唐封利国山，置监于下，后改为铜官场，岁久乏铜，场废”，以此记载，“铜官场”当在南唐时设置。但此县志明显有误，“利国山”早在唐朝就封为此名，而非到南唐，唐朝是否置“铜官场”冶铜？唐《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利国山在县（南陵）西一百十里出铜供梅根监。梅根并宛陵监每岁共铸钱五万贯”，北宋《太平寰宇记》也载“在县（铜陵）南十里出铜以供梅根监”，《新唐书》记载“南陵有梅根、宛陵二监”，虽都未明确说设“铜官场”，但确定在铜官山采冶铜以供梅根监铸钱。《宋史》始有明确记载设坑冶之“场”，记载饶州等八州设有坑冶铜产三十五场，但未见记载池州设坑冶铜场，诚如县志记载南唐时因乏铜而场废，宋初很可能也未有“铜官场”。宋后期，因发现新矿坑再设场或有可能，因池州设有“永丰监”铸铜钱，而铜陵地区是池州府管辖区域内的主要产铜地。
（另：清乾隆《江南通志》载“在铜陵县铜官山，唐置铜官场，宋置利国监，后以铜乏废”有误。宋置“利国监”乃在徐州，并非在铜陵。《宋史》明确记载：徐州“监二，宝丰铸铜钱，利国主铁冶”，而铜陵所在池州“监一，永丰铸铜钱”。）
《太平寰宇记》关于铜官冶的记载
《新唐书》关于铜官冶的记载
《大明一统志》关于铜官山设铜官场的记载
明嘉靖《铜陵县志》关于铜官山设铜官场的记载
《资治通鉴》记载，唐文德元年（888年），杨行密欲攻打占据宣州的赵锽，袁袭向杨行密建议：“公宜卑辞厚币，说和州孙端、上元张雄，使自采石济江侵其境，彼必来逆战，公自铜官济江会之，破锽必矣。”元胡三省注“今池州东北一百四十里，铜陵县有铜官渚”。以胡三省注，元朝临铜陵县江中有一小洲，名曰“铜官渚”。然而，后世地理志均无铜陵有“铜官渚”的记载，恐因长江江洲的变化而变迁、消失。
《资治通鉴》关于铜官渚的记载
铜官县？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载“隋升法门为义安县，又废，入铜官冶，后改为铜官县，属宣州”，此记载中有“铜官县”。又，北宋黄庭坚有诗《铜官县望五松山集句》，诗名中有“铜官县”；其另一首《阻水泊舟竹山下》诗句“北风几日铜官县，欲过五松无主人”中，也有“铜官县”。然而，查阅其他史书、志书，均无记载曾有过“铜官县”的县名，仅有唐置“义安县”，五代南唐改置“铜陵县”。北宋乐史、黄庭坚何以称铜陵县为“铜官县”？笔者认为，铜陵县与“铜官县”的关联源于县治铜官镇的历史地位，而非县名变更。南唐时期设立铜陵县时，县治迁至铜官镇，使二者在地理与经济上深度绑定，但县名始终未改。“铜官县”应该是民间的口头称谓，而非官方县名，但也足见“铜官”之深入人心，嵌入铜陵人的情感记忆。
黄庭坚《铜官县望五松山集句》
铜官区。2015年10月，因区划调整，原铜官山区与狮子山区合并，设置铜官区。今铜官区，是铜陵的主城区。
综上所述，自西汉设铜官以来，两千多年，“铜官”之名延续至今，深深根植于铜陵江南地区这片热土，也奠定了铜陵“中国古铜都”的历史地位。特色鲜明的铜文化滋养着这片土地。传承弘扬好铜文化是我们应有的担当和使命，我们应以更大的作为推动铜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打造更加靓丽的铜文化城市名片。
来源：大美安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