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华侨博物院的展厅里，总有人在那套红木家具前挪不动脚。不是因为它有多华丽，而是讲解员的一句话勾住了魂：“当年陈嘉庚在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就常坐在这把椅子上，跟南洋的侨领们商量怎么为祖国抗战送钱和枪。”

◆年轻时的陈嘉庚。

▲1949年回国前夕，陈嘉庚（站立者）在怡和轩举行的欢送会上致辞。

▲陈嘉庚任怡和轩俱乐部主席时使用过的会客家具。

◆怡和轩俱乐部老照片。

华侨博物院副院长

陈嘉庚族亲

▲陈嘉庚使用过的电话。

◆救国公债。

◆华侨社团汇款票据。

台海网8月5日讯（导报记者 崔晓旭 康泽辉/文沈威/图）华侨博物院的展厅里，总有人在那套红木家具前挪不动脚。不是因为它有多华丽，而是讲解员的一句话勾住了魂：“当年陈嘉庚在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就常坐在这把椅子上，跟南洋的侨领们商量怎么为祖国抗战送钱和枪。”

凑近了看，两把官帽躺椅静静伫立，“身形”不算魁梧，却透着一股子沉稳劲儿，木质纹理像极了老者脸上的皱纹，每一道都藏着故事。旁边两张嵌螺钿花卉四脚方几，大理石桌面光可鉴人，周边螺钿缠枝花卉在光影里流转，仿佛一汪春水里的花瓣，轻轻摇曳。

这套家具自1999年从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来到这里，便成了连接南洋与故土的纽带。它沉默地立在展厅里，却比任何文字都更清晰地诉说着百年来华侨的家国情怀。

家具木纹里的时光密码

这不是普通的老家具，是南洋华侨用热血与赤诚写就的历史注脚。1999年深秋，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的代表将这套家具郑重移交华侨博物院时，特意提到了一个细节：“它们在怡和轩的主楼客厅摆了近七十年，陈嘉庚先生常坐在那把躺椅上议事。”一句话，让这套看似沉静的家具骤然有了温度。

指腹抚过红木表面，能摸到细密的纹路，像触摸着一段被岁月打磨得温润的历史。做家具的匠人，定是个懂木头的人。躺椅的线条简单得很，没有多余的雕饰，靠背微微倾斜，刚好贴合人的脊背。想来，当年坐在上面的人，或许是刚谈完一笔生意的华商，或许是为家国大事操劳的志士，在这椅上稍作休憩，便能攒足精神再出发。

方几的螺钿镶嵌是真见功夫。缠枝花卉纹绕着桌面边缘蔓延，花瓣上的螺钿片薄如蝉翼，在光线下泛着虹彩。菱形纹排列得整整齐齐，像列队的士兵，守着桌面中央那方大理石。大理石上的纹路像幅水墨画，浓淡相宜，不知道当年是谁，曾对着这石面沉思，又在几上写下过怎样的家国策论。

1999年交接那天，木箱打开时，一股淡淡的木香气混着岁月的味道飘出来，在场的人都静了神。“当年在场的人，就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故人。”华侨博物院副院长钟志诚的话里带着感慨。

富翁俱乐部的新风气

怡和轩俱乐部的故事，要从1895年说起。

彼时的新加坡，橡胶园与码头的汽笛声交织，牛车水一带已是商贾云集，怡和轩正式注册成立。最初的日子，这里飘着茶香和雪茄的味道，摆着鸦片烟枪和麻将桌，红木桌椅旁围坐着的，是新加坡华人社会里有头有脸的人物。

穿长衫的华商们，端着盖碗茶，压低声音，谈着船运的价格、橡胶园的收成，偶尔也聊起家乡的旱涝。闽帮富商是这里的常客，门槛高得很，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踏进来的。

1923年，陈嘉庚来了，带着一身正气。这年他50岁，在南洋早就出了名，是声名远播的实业家，办橡胶园成了“橡胶大王”，回厦门盖了厦门大学、集美学校，成为海外华侨的一面旗帜。但一进怡和轩，他却皱起了眉头，因为这地方，乌烟瘴气。“禁抽鸦片，违者逐会；禁聚赌博，违者重罚。”没过几天，怡和轩就变了样，陈嘉庚让人把烟枪、麻将牌全扔了，原来摆赌桌的地方，摆上了这套红木家具。

更让人意外的是，他把闽帮富商的门槛拆了，在红木方几上签下字据：“凡侨界贤达，不分闽粤江浙，皆可入会。”很快，粤籍侨领司徒美堂等相继加入，怡和轩的茶烟里，渐渐多了不同的乡音，广东的、潮汕的、海南的，变成了南腔北调的中国话。各帮名流围坐在一起，谈的也不再只是生意，有人说起家乡的学堂缺师资，有人提到华侨子弟上学难。红木方几上，开始堆起各地寄来的报纸，《申报》《大公报》……侨领们围着看，看到日本侵华的消息，就拍桌子骂。

“怡和轩俱乐部原来是一个富翁活动、消遣的地方。1923年，陈嘉庚被推选为俱乐部的‘总理’（后称‘主席’）。他接任以后，大刀阔斧地改革，制定了规章制度，慢慢将这个俱乐部变成社会活动、政治活动的重要基地。”陈嘉庚族亲陈新杰说。

怡和轩方几上的募捐簿

1928年5月，新加坡的橡胶园刚割完第一茬胶，怡和轩却弥漫着愁云。那天早上，一份加急电报被送到怡和轩。电报上“济南惨案”四个字，让客厅里的空气瞬间凝固——日军在济南屠杀中国军民数千人，国民政府谈判代表蔡公时被割去耳鼻，惨烈程度震惊中外。

怡和轩的空气突然变得凝重。没一会儿，各帮侨领都来了，挤在客厅里，茶碗重重放在桌上的声音，此起彼伏。陈嘉庚当即拍板，山东惨祸筹赈会就在这里挂牌成立。

那些日子，怡和轩的灯光彻夜不灭，各帮侨领围坐在红木家具旁，账房先生的算盘打得噼啪响。陈嘉庚让人在方几上摆了个大账簿，谁捐了多少，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卖鱼丸的阿婆提着竹篮前来，倒出一堆硬币，橡胶厂的工人捐出刚发的工资，连开当铺的老板都把收到的首饰拿出来，说“当了换钱，给祖国买子弹”。筹赈会的告示贴满了新加坡的大街小巷，连拉黄包车的师傅都知道：“去怡和轩，为家乡出力！”

这场筹款让新加坡的华人拧成了一股绳。原本各帮之间的隔阂，在“救家乡”的共同目标面前消融了。怡和轩门前的石阶，被来来往往的人踩得发亮，这里不再只是富商的沙龙，成了华社的“议事中枢”。

而那套红木家具，也从“陈设”变成了“议事台”——方几上的咖啡渍里，藏着侨领们争论的焦灼；躺椅的缝隙中，嵌着深夜办公时掉落的烟丝。渐渐地，染上了家国情怀的底色。

抗战记忆讲述人

南侨总会彻夜不灭的灯光

1930年，怡和轩改总理制为主席制，陈嘉庚坐在主席位上，目光望向窗外。这些年，他在俱乐部推行的改革渐渐显了成效，会员们谈论的不再只是私利，更多的是“教育”“公益”“救国”。

他在怡和轩住了不少年头。房间陈设简单，一张木床，一张书桌，书桌上总堆着各地寄来的信函。有家乡学堂的求助信，有华侨社团的报告书，还有祖国传来的战报。夜深人静时，他就在桌上写信，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和窗外的虫鸣交织在一起。

1938年10月10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大会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大礼堂举行，陈嘉庚被公推为主席，办事处便设于怡和轩。怡和轩的大门被重新漆成朱红色，门楣上挂起新牌匾，就是大家熟知的“南侨总会”。

“抗战一天不停，筹赈一天不止！”南洋华侨吹响了战斗号角，而怡和轩，就是吹响号角的“司令部”。那时的怡和轩，是整个南洋最忙碌的地方，陈嘉庚在这里召集会议，制定筹款计划，协调物资运输，亲自接待来访的爱国志士。电报员每天收发上百封来自重庆、昆明、仰光的电报，堆满了方几；电话铃从早响到晚。“我捐五百大洋！”“我要组织医疗队回国！”“我的船运公司愿意免费运送物资！”消息从这里发往南洋各地，像一道道星火，点燃了千万华侨的救国热情。

陈嘉庚的办公室就在客厅隔壁，他常常工作到凌晨，累了就靠在官帽躺椅上眯一会儿，醒来继续批阅文件。“他也是在这里，办过不少大事，组织华侨机工回国服务，支援滇缅公路，号召华侨认购救国公债，解祖国燃眉之急，他把南洋各地的侨领都吸收凝聚到了怡和轩，再把华侨们的捐款汇总后汇回祖国支援抗战。”陈新杰说。

“1940年，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当时整个抗战的经费大概19亿法币，包括陈嘉庚先生、南侨总会在内的南洋800万华侨，给祖国捐钱、捐物、捐武器，还有外国的侨汇，总计算起来大概11亿法币，占了当时抗战经费的一半多。”钟志诚说，这些数字背后，是怡和轩客厅里无数次的争论、无数次的熬夜、无数次的热泪盈眶，“那套红木家具，默默见证了这一切。”

老家具跨越山海的家国魂

1947年，陈嘉庚卸任怡和轩主席时，窗外的凤凰花开得正艳，他感慨地抚摸着那套红木家具。这些年，他在这椅上接待过无数爱国志士，也在这里做过无数关乎华侨命运的决定。官帽躺椅的扶手上，或许还留着陈嘉庚沉思时按压的指痕；方几的桌面上，或许还能找到当年起草南侨总会章程时滴落的墨渍。它们看着一批批华侨为救国奔走，看着俱乐部从茶烟缭绕变得热血沸腾，看着一个富商沙龙蜕变成民族救亡的阵地。

1999年深秋，当这套家具被装上船，从新加坡运往厦门时，怡和轩的老会员们都来送行。有人摸着躺椅的扶手，眼圈红了：“它们要回家了。”是啊，回家，从南洋到故土，跨越的不仅是山海，更是一段沉甸甸的历史。

如今在华侨博物院的展厅里，常有参观者在这套家具前驻足，有白发苍苍的侨眷，有戴着红领巾的学生，还有从新加坡来的华侨后代。前些年，一位年过八旬南侨机工后代来到展厅，在官帽躺椅前驻足良久。他从包里拿出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年轻的父亲正坐在同款躺椅上，胸前别着南侨总会的徽章。“父亲说，他出发前在这里拍了这张照，说要活着回来再坐一次。”老人哽咽着，“今天，我替他回来了。”“华侨的心，就像这红木，看着硬，里面全是纹路，条条都连着祖国。”钟志诚说。

是啊，你看这红木的纹理，盘根错节，多像华侨在海外的足迹；这螺钿的光，忽明忽暗，多像他们对祖国的思念，从未断绝。

红木会老去，螺钿会褪色，但家具承载的精神永远鲜活。它带着南洋的海风，带着滇缅公路的尘土，带着无数侨胞的心跳，是一段华侨救国的热血历史，是一份跨越山海的家国深情，更是一种代代相传的赤子精神。

来源：台海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