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十多年前，考古和文物，几乎出不了专业圈，进不了社会话语体系。在当年那样的环境下，自己突如其来地想到要将青铜重器当成写作对象。就像一排排不会言语的古代器物展览大厅中冒出来的轻声细语，无论说话内容是什么，都会使人身心一震。知识不等于文学，文学必须有知识涵养，这个
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
在辉煌灿烂的年代，青铜重器会让这个年代显得更加灿烂辉煌。在腐朽没落的朝代，青铜重器会使这个朝代变得更加腐朽没落。
翻看自己近年来的文字，这是最有心得的几句话。
二十多年前，考古和文物，几乎出不了专业圈，进不了社会话语体系。在当年那样的环境下，自己突如其来地想到要将青铜重器当成写作对象。就像一排排不会言语的古代器物展览大厅中冒出来的轻声细语，无论说话内容是什么，都会使人身心一震。知识不等于文学，文学必须有知识涵养，这个问题是一切文学作品必须面对的。写青铜重器的小说，也属于文学范畴，那么就无法例外。写作也有临时抱佛脚照抄资料的，但要抱出温度、抱出感情，用温度和感情来融化这些知识，让之前不曾掌握的知识，与自己的写作融为一体，看似容易，实则相当有难度。
曾侯乙尊盘 湖北省博物馆藏
2002年8月，在许多次踏入湖北省博物馆大门后，又一次进入用两千年前的青铜重器堆积起来的展厅时，既往的熟悉被一张热情的陌生面孔所替代。那一刻，文学的我以及我的文学，忽然生发出一番新的境界。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曾经以为，那一天，与曾侯乙尊盘的千年一遇，是栽在荒原上的梧桐树引来天上凤凰，是茫茫大海捞得一枚绣花针，是三千年经典文化对一个乡村中学生的无限垂青。以至于，再去省博物馆，再次与曾侯乙尊盘面对面时，从内心到面颊都感觉到一种天恩浩荡。
时光来到2021年，说神不知鬼不觉也好，说是从梦中惊醒也好，说是冥冥之中某种指引也好，一个春暖花开的普通日子，乘车行驶在一向没有青铜重器现身的大别山中，忽然看见山坡上竖着一块“金家墩村由此进”的指示牌，我心里一动，下意识地让司机一打方向盘，急急忙忙地拐上一条蜿蜒曲折的乡村小路。
这毫无预兆的一个拐弯，事后思索起来，感觉到人的一生，凡是关乎安身立命的事情，都是那根比乡村小路还要细小的丝丝线线一路牵引的结果。
《蟠虺》，刘醒龙著
实际上，少年时就曾初识青铜。很多年后，虽然忘了这番初识，仍出乎意料地写了一部《蟠虺》，便是一种证明。自己出乎意料地回到属于少年的有青铜一闪而逝的名叫金家墩的小小山村，也是如此。
家人们在一起回忆旧事，曾经异口同声地表示，不想再去金家墩。虽然内心免不了怀有对童年的纪念，可那地方实在太偏僻了。
母亲去世时，全家人在一起怀想，许多年里，我们家总在不停地搬家，爷爷在世时曾经感叹地说，我们家就像那在一个地方停不了几天的鸭棚，三天两头就要挪窝。只要父亲或者母亲的工作有所调动，所谓的家就要跟着从还没有摆脱陌生感的地方去到更陌生的地方。如此居无定所，待过的地方越多，记下来的东西越少，对少年时代的记忆无异于杀敌三千，自损八百。这也是我们长大后，对一些相同事物的记忆很难形成一致的根本原因。在金家墩时，爷爷用隔着罗田和浠水两个县的老家方言，在煤油灯下教我读《三字经》，惹得满塆人都用古里古怪的模仿来取笑我家。对此，兄弟姐妹全无印象，我却如刀子般深深地刻在脑海里。当然，总还有极少数能形成一致的。比如，在金家墩的两三年，差不多就是母亲年轻形象的全部。在金家墩之前，母亲的孩子们不是太小，就是还没出生，不是记不住，就是没办法记。后来，当我对家人们说，自己去了一趟金家墩，在那里待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家人中也没有人表示出某种特别的惊讶。
说不去又去了的我也没有惊讶，这么做既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转世换胎，活成第二世，重新获得的记忆还是记忆，连久别重逢的初恋都不是。
曾侯乙编钟 湖北省博物馆藏
重回金家墩，从记忆中搜索出来的东西实在有限。
在望见名叫金家墩的小山包的那一刻，内心深处突然迸出少年时惊心动魄的一幕。为了证明这突然浮现的记忆的真实性，我拉着同行的名叫余元兵的朋友，预先说这山坡下有一口水井。走过荒草，走过菜地，走过小溪，记忆中的水井果然还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下，长长的青石，还垒砌在四周，沿着不到十级的石阶走下去，就能像几十年前那样双手掬起清亮的泉水。
那时候，自己正在上小学二年级，母亲上班的供销社房屋梁柱被白蚁蛀了。请来专门防治白蚁的几个人，在屋后的溪边找到一条蚁路，用剥去皮的柳条插进USB插口一样的蚁路中，再像挖战壕那样，顺藤摸瓜，一路掘进了十几米后，在小山包的正中央挖出一座从地表上看不出任何痕迹的古墓，巨大的蚁穴就建在古墓中。挖白蚁的人从蚁穴中找出那只蚁王，又拎来十几斤煤油浇在古墓里，大火燃烧了几个小时，连同棺木一起烧得干干净净。接下来的清理，发生了最可怕的一幕。因为围观的人太多，特别是像我这样年纪的男孩们，不听大人们的话，拼命地在人缝中钻来钻去，总想看那最最热闹的部分，同时也在关心会不会挖出富人们陪葬的金子和银子，想抢先看看真金白银长什么样。挖白蚁的人也不知是怎么想的，其中一位突然抓起死人头骨，直接朝人群挥舞起来。孩子们就不用说了，连那些敢上庙里砸菩萨像的胆大男人也都吓得连连后退。在随后的日子里，常听大人们冲着挖出一处深坑的小山包公开议论，并一声声地叹息，这么多人盯着，还是中了人家的诡计，挖白蚁的人故意捣鬼，用骷髅头吓唬围观的人，趁着调虎离山之际，将古墓中陪葬的金子和银子藏进了自己的荷包。
曾侯乙尊盘 湖北省博物馆藏
重回金家墩时，我已经对青铜重器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并且已经弄清楚当年观看挖白蚁的男女老少将古墓称为“国”的本义。一位同样是来看热闹的小学老师，曾在现场挺有学问地答疑说，表示墓葬的“国”，左边要加上土字旁。金家墩人所说的“国”，其实是“椁”，在当地方言中二字同音，才产生误会。1963年前后，考古与文物之学说还没有在山里萌芽，反而是迷信风俗对人们的影响极大。挖白蚁挖出来的那些坛罐碗碟，被人们用锄头一顿乱敲乱打，碎片铺了半个山坡。只有一只铜做的灯盏一样的器物，被人拿到母亲所在的供销社售卖。母亲那时还很年轻，不想接这件活，故意慢吞吞地与一个要买花布的女子说话。那人站在柜台外，将卖废铜的话说了好几遍。买花布的女子姓王，是我的语文老师的女儿，在县城里上过初中，她看明白了母亲的嫌弃，便拿起柜台上的秤杆递了过去，让对方拿着秤自己称重，再将称过重的秤拿给母亲看了一眼，看清楚斤两后，母亲用算盘噼噼啪啪地算过，递上了几毛钱，还要那人将所谓的废铜自己拿到后院，放进装废品的篓子里。
在此后的时光里，但凡遇到疑似出自古墓的器物，自己虽然没有像母亲当年那样不肯接受，至少是引不起任何好感的。中学毕业后，在县城工厂待上十年，才到县文化馆做了一名文化人。受条件所限，大家都是居家上班，唯有负责文物保护与普查工作的那位例外。文化馆另外腾出一间屋子，存放收集到的各类文物。那间屋子就在我的居室隔壁。屋子里连普通货架都没有，被戏称为捡来的“破烂”全部铺陈在地板上。大约是太不重要了，加上那个年代的民风淳朴，那扇门时常敞开着，管理人员也不知去了哪里，谁想进去看，迈迈腿就行。事实上，哪怕一天24小时开着门，也没有人进去过。因为是唯一的近邻，好几次夜深了，那门还明明白白地敞开着，自己不得不动手将其锁上。印象中那间屋子里，除了“破铜烂铁”，只有一方据说是某位前朝进士传下来的砚台值得一说。前两年，县里专门成立了博物馆，一帮人花了很多力气，想在境内的山山水水中，找到一件像模像样的青铜器，哪怕不是实用器而是明器也行。几年时间忙下来，仍然一无所获。
“秦王卑命”铜甬钟 刘醒龙 摄 宜昌博物馆藏
在大别山腹地，汉唐以前的文物极其罕见，偶有发现，也入不了考古专家的法眼。2014年夏天，作为评委参加中国电影金鸡奖评选，初选作品中，有南方某地拍摄的一部关于铜鼓的纪录片，很不科学地将那里的一面铜鼓称为“世界上最早的铜鼓”。因为《蟠虺》的写作，我用十年时间积累了一些关于两周时期青铜文物方面的知识，准确地记得，世界上最早的青铜鼓出土于湖北崇阳境内莽莽苍苍的幕阜山中。1977年6月，长江中下游地区如期进入雨季，14日那天，天气好不容易放晴，崇阳当地的一位男子急着上山砍了一担柴，回来时路过一处山溪，便停下来洗洗手脚，不经意间发现被山洪冲塌的泥土中，躺着一只后经考证是三千多年前商代饕餮纹青铜鼓，与早年流失到日本、现藏于京都泉屋博物馆的夔神鼓并称为“商代双璧”。消息传开，一拨拨考古队员前来，不说别的什么青铜器，就连稍稍有点意思的古代物什也没有半点发现。分析起来，只能解释为，不知猴年马月姓甚名谁之人，出于某种原因将青铜鼓暂时掩埋于此，不料竟一去不返。大别山中，或许也存在这种小概率的青铜事件，只不过暂时没有被发现。比如，金家墩这地方，很容易引起考古界和盗墓贼的特别关注。在考古与盗墓通用的常识中，凡是地名后面缀有“冢”和“墩”的，一般来说都与古代墓葬有关。金家墩古墓，是用青砖砌成的，按照古代葬俗，其断代时间到不了两周时期，更不可能抵达殷商时代，应当在西汉至明朝之间。如果不是挖白蚁，再晚二十年发掘，那些被当成废物的随葬品，谁晓得有多少价值？！
再次想到被卖到金家墩供销社的那只灯盏样的器物，依着后来考古知识的积累进行推断，极有可能是一只青铜鬲。遗憾的是，重回金家墩，找回被遗忘的记忆时，母亲已与世长辞，否则我一定要问问，在供销社工作的几十年中，有没有收购到别的青铜器？如果有收购，那些青铜器都长着什么模样？
刘醒龙在宜城市博物馆青铜修复中心
一般来说，只要真是青铜器，过目了就会留下深刻印象，就像四川三星堆的青铜神树、湖南宁乡的四羊方尊、河南安阳的司母戊鼎、安徽寿县的铸客大鼎、湖北京山的九鼎七簋、湖北随州的九鼎八簋和曾侯乙编钟等，全部自带令人过目不忘的能量，真正是“一念青铜，一生重器”。
在县文化馆与文物保管室做了几年邻居。接下来到黄冈地区群艺馆工作，新单位对门就是黄冈地区博物馆，地方变了，与博物馆的邻里关系却没有变。那时参观博物馆需要购票，轻易不让闲人进出。因为是邻居，常常受邀入内观看，很快就记住了许公买青铜簠、三翼龙座九连青铜灯等。因为有国家一级文物的名头，以往有关“破铜烂铁”的念头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肃然起敬，耳听旁人在不断地介绍，有点大气不敢出。那时，还只是以十年工厂生活的经验来判断，如此精美的青铜器物，自己工厂那几位六级钳工和六级铸造工，加在一起也肯定做不出来。
前几年，在一次访谈中曾说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经历与经验，前一茬人通过浩大的文学实践，建立起来的艺术体系，不是用来给后人“冒犯”的，而是作为某种经典给人以路标一样的引领。后来者如果只想着“冒犯”，就像小孩子时常在大人面前玩点小淘气，那是长不大的。就像乡下人说的，总在玩影子的人就不要作指望了。鄙视或打破青铜重器的事，人人都能做到，能够造出青铜重器的人少之又少。嫌弃或糟蹋托尔斯泰的人，男女老幼都有，能够写出史诗巨著的人没有几个。二十来岁的大学生喜欢冒犯还说得过去，都活到五十上下，黄土都埋到胸口了，仍然将“冒犯”挂在两片嘴唇上，只能说明此人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回过头来看，这段话所体现的情愫，当年面对许公买青铜簠、三翼龙座九连青铜灯时，就已经露出苗头。
尊、盘各有34个、45个部件，分别通过55处和64处铸、焊连成一体。节选自《曾侯乙尊盘三维数字化复原》视频。
又过去几年，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变成了武汉。新家离湖北省博物馆仅一站之遥，在千万人口级别的城市中，三站路之内都可能称为街坊，如此又与省博物馆做了近邻。有朋友来，或者闲来无事，便会信步走进去，看越王勾践剑，看郧县人头骨化石，看曾侯乙编钟。直到某一天，既是偶然，又是必然地遇上了曾侯乙尊盘，然后就依着不可遏制的文思，写成一部让同行们惊讶，更让自己惊讶的关于青铜重器的长篇小说《蟠虺》。
《蟠虺》出版后，在华中师范大学举办研讨会。作为嘉宾的贺绍俊从北京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看越王勾践剑，还说之前去过三次，三次都没看成，没想到这一次又没看成，闻名遐迩的世界名剑又一次出门走亲戚，被别的博物馆借去搞专题展览。我听后惊呼，这怎么可能，自己每次去博物馆，只要想看某件器物，那器物肯定就在其应该摆放的位置上，哪怕是最喜欢串门的越王勾践剑也不例外。
《蟠虺》出版的新书发布活动场地就在湖北省博物馆正门大厅。场面布置得很别致，书中的两篇赋体文字《青铜三百字》和《春秋三百字》，自己写成八幅八尺条屏作为现场背景。博物馆的方勤馆长一见，二话不说，就开出收藏证书，变成他们的馆藏文物。最让方勤好奇的是《蟠虺》的出版日期，他再三问过该书责编谢锦后，不无惊讶地说，这也太神了！《蟠虺》的结尾部分，用预言式的文字提出，既然有曾侯乙，就可能还有曾侯甲或曾侯丙。方勤说，恰好在《蟠虺》出版的4月份，省考古队在随州那里挖出一件青铜器，上面的铭文就写着其主人是曾侯丙。几句话，说得我们目瞪口呆。
文学如人生，人生即文学。人生最靠谱的是缘分，缘分对于文学也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考古工作和文学创作，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意味。
每一次考古发掘，毫无例外，都是在普通人的眼皮底下进行。那片土地上，子子孙孙不知繁衍了多少代人，放牧种植，居家生活，从没有人发现自己的脚底下竟然埋藏着一段用金玉、青铜、陶土和漆木做成的辉煌历史，偏偏考古工作者一来就发现了。2017年5月上旬，行走长江至云南元谋，在县博物馆，听人介绍元谋人牙齿化石的发现过程，整个人都痴呆了，感觉真正使世界伟大和不朽的是将白日梦瞬间变成事实的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文学创作也是这样，人生当中，那些人人心中都有、个个笔下全无的状态，在一般人眼里百无一用，却被作家写成令人刻骨铭心的经典。考古工作与文学创作的缘起，在“无中生有”这一点上，实在太像了。
2002年8月对我来说，是一个有着深意的时间节点。之前，无论本人意愿如何，都被同行们定位为“新乡土小说作家”。过了那个时间节点，我突然萌生创作一部关于青铜重器、与“乡土”相去甚远的长篇小说的灵感。长篇小说《蟠虺》真正完成之际，自己曾经当成冥冥之中的艺术恩赐，以为这是某种天选。我及时记起了金家墩的“国”与“椁”，记起那只卖到供销社的不明不白的青铜器，记起成了近邻的与杂物间无异的文物保管室，更记起那使得“破铜烂铁”升华为国家一级文物的许公买青铜簠、三翼龙座九连青铜灯。真正的缘分，合格的天选，原来是多少年来从未触碰到我的笔尖与键盘的默默积累，这也符合所谓从量变到质变的普遍规律。
2002年8月中旬，翻译《秋风醉了》等小说的哥伦比亚大学的贾菲博士来到武汉。谈完专业上的事，便带她就近参观湖北省博物馆。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进到专设的“曾侯乙馆”，我刚一进门，就被一名大概是部门负责人的工作人员认出来。他不容分说地安排别人领着贾菲去看曾侯乙编钟，观看编钟乐舞，并口称要将一件比前者更有意义、堪称“国宝中的国宝”的器物介绍给我。穿过密密麻麻的人群，绕过件件都是国宝的青铜重器，我们停在一处空无一人的角落里，一件名叫“曾侯乙尊盘”的天花板级的青铜重器出现在眼前。我震惊自己之前为何没有发现此物，更震惊于此物气象之磅礴壮阔、内涵之丰饶深幽、工艺制作技术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我还没有弄明如此奇美的来龙去脉时，脑子里猛地冒出一个念头：可以将曾侯乙尊盘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对方进一步介绍说，一起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已经成功复制出好几套，可曾侯乙尊盘是什么方法造出来的还没有弄明白。曾侯乙尊盘制作方法的千古之谜，进一步放大了我以曾侯乙尊盘为小说素材的念头。
不少人喜欢将文学创作说成是一门手艺，浅显说来的确有道理，至少不是重大误判。好的玉雕匠人一眼能看出某块原石蕴藏着巨大的艺术潜能，好的木工师傅一眼能看出眼前的木料有无可能制成上好的家具，靠山吃山的人嗅一下风就晓得哪片林子里长着难得一见的山珍，靠水吃水的人能透过宽阔的水面看清水底藏着的是泥鳅还是金色大鲤鱼。突如其来的艺术灵感，从因到果，看上去与各行各业颇为相似，深究起来差别还是挺大的。菩萨怕因，凡夫怕果。在曾侯乙尊盘面前，考古界有人依着推理，开口臆断在东方大地有着悠久历史的范铸法难以造出如皇冠上明珠一样的青铜重器，便急切地将两千年前只在西方文化中盛行的失蜡法强加于此。文学作品如果也是非左即右、非黑即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的搞法，就会退步变成各种事物的说明文字。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在于文学必须承载绝大部分技术工作与科学工程无法承载的完整的人文空间。
考古工作同样不可以说成是一种手艺。
当然，也有将“考古”当成手艺的人，这种人十有八九是盗墓贼。
众所周知的三星堆，其典型的纵目面具，曾被广泛传说成来自西域，更有传说是未知世界的不速之客。此类说法，多是受着名利驱使，既然是我甲发现的东西，岂能由你乙来作结论并收获成果。几十年后，随着考古发现发现再发现，基本弄明白了，三星堆文化的源头很可能是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和二里头文化。
考古的终极目标指向文化，盗墓的唯一目的才是利益。
假若只盯着某几样器物，丝毫不去顾及其他，仅仅落得一个手艺高超的感觉，如此就站在盗墓贼的立场上了。
在湖北省博物馆，从距今约一百万年前的郧县人头骨化石，到距今约四千二百年的石家河玉人像，从云梦睡虎地秦简，到元青花四爱图梅瓶等，一路看下来，就像在一条文化长河上漂泊，一切金钱美誉等有价之物皆如粪土。
文学这行越琢磨越觉得与考古太相像。在墓葬方面更是如此，那修造大墓的人一门心思只想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不曾想过，将此时人生景象藏于黄土之下，给彼时的后人留下因故失传的文化品相，既升华了历史，也夯实了时下。当然，这些必须经由考古来实现。换成了盗墓，顾不上见风即化的丝绸，顾不上井井有条的规制，顾不上文字符号表达的地理方位，情人眼里出西施，在盗墓贼的眼里，上百米长的甲字形大墓，抵不过一枚指头大小的玉琀；规模堪比地上宫殿的券顶大墓、四周精美绝伦的壁画，比不了一件纯金簪子。
考古同样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同样是由有七情六欲的男男女女来做的事情。看上去所面对的是死去几千年的古人，骨子里还是由正在地上行走的活人来做各种各样的决定。今天的人只能写今人，今天的人即便写的是古人，所言说的也无一不是今人。如果真将这些后来者写的古人当成真正的古人，免不了会成为一种笑谈。
2015年国庆节中午，方勤邀请我同他一道去枣阳郭家庙考古发掘现场，他说可能有重要器物出土。这话引起了我的兴趣，二话没说就上了车。越野车一路狂奔，傍晚时分赶到那里，人还没站稳，一名考古队员就迎上来说，挖到青铜鼎了。第一眼看过去，青铜鼎还只是露出一点鼎耳。天色完全黑下来后，既是为了安全，也为了让我见识见识，考古队员们便将青铜鼎连同大块泥土一起挖起来，抱回附近的实验室。借着电灯光，方勤用竹签一点点剔去泥土后，一脸释然地表示，这是一件实用器。在他的指点下，我凑近一看，青铜鼎的底部，以及从青铜鼎底部剥落下来的泥土黏合面上，有着一层薄薄的烟炱，是青铜鼎的主人在两三千年前用柴火长期烹饪肉食形成的。书本上的历史总显得离我们过于遥远，从书本上了解到的历史，所形成的概念，要么是数字，要么是诗句。在考古队员的手铲与竹签下，历史以一缕烟炱的形式明明白白地升起，让人得以清清楚楚地望见祖先们活生生的烟火。
2022年秋天，武汉市汉南区的一个公开活动上，与方勤偶遇，他送我一只当地发现的天兽御青铜尊仿制品。得知我开始写作以湖北京山苏家垄出土的九鼎七簋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他很好奇，为什么不写曾侯乙大墓中出土的九鼎八簋。我笑称，按两周时期的礼制，九鼎七簋所缺少的一只簋，就好比貌似天衣无缝的历史出现一个破绽，使得后人能够探究那些秘不授人的历史真相。方勤听后，会心一笑。相对唯有面对历史的考古，文学可以做，也应当去做的正是对考古的“考古”。
今人与古人，现实生活的活色生香与青铜器物的无情无感，怎么看过去都是没办法凑到一块的，更别说将其组织到一部具有鲜活趣味的较大作品中。如果说作家身上具备某种常人所没有的超能力，也就体现在将毫无关系的两种事物“打通”，再令人信服地黏合在一起，构成一种方便流传的文本，揭开不曾在社会生活中抛头露面的文化面纱后面的人性隐秘。在这个过程中，难点在于有没有看到考古专家没有看到的。像曾侯乙尊盘、九鼎七簋等国宝级的青铜重器，经过多年研究，考古专家绝对不会留下非专业人员也能看出来的破绽。无论如何，相对于人类强大的想象能力，个人的才华都有局限性。在考古专家的眼里，器物认定的最高标准是时间。在作家这里，认定的是器物存在的空间，是青铜器物所承载的王朝更迭，青史长河。从这个意义上讲，从考古专业里分离出文学元素是最难的。
《听漏》，刘醒龙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2024年7月
2024年夏天，《听漏》作为“青铜重器三部曲”的第二部刚刚出版，我便去了大冶古铜矿冶炼遗址。在一片深褐色的土地上，有一串三十几只的脚印，用极端措施保护起来了。那是四千五百年前的青铜工匠们留下来的，脚印大小不一，杂乱无章，颇似某种灾难来临，猝不及防的人群四下奔走的场景，若说是工匠们普普通通的日常工作状态也基本符合。时间久了，别的猜测已无多少意义，明白青铜文明在史前就已经发端，便足以成为当今文化艺术灵感的宝库。
内容来源：《文艺报》2025年3月10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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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漏》 | 刘醒龙
| 内容简介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刘醒龙继《蟠虺》后又一部以考古和青铜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20世纪60年代出土的青铜重器九鼎七簋，因为缺失一簋而成为考古界的热门课题。“完整的九鼎八簋虽然成了两周时期的文化符号，不完整的九鼎七簋才是两周时期政治文化的集大成者。”如何破解“九鼎七簋”中隐含的先秦文化奥秘，就此成了楚学院同人必须完成的一桩历史使命。围绕这一课题，某省楚学研究院专家学者、民间考古爱好者、听漏工、盗墓贼等各路人马纷纷登场，各显身手，试图揭开这一千古之谜。随着这一谜底的渐渐揭开，往昔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和现今几位人物的传奇神秘身世也展现在读者眼前。历史与当下、世情与人心的真实而复杂的面相也一一呈现。
除了有关“鼎簋”的考古知识性叙事，《听漏》中还讲到了有关“矰矢”“青铜方壶”“竹筒葬”“喝早酒”等多种楚地青铜器具或民情风俗的故事。情节紧张，悬疑感强，也在历史谜底的揭开和情感身世的追溯中，展现了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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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 吴蒙蒙
责任编辑 吴蒙蒙
审 核 阳继波
来源：长江文艺出版社